鄧一光:寫作是建構“我的城市”

　　《文化廣場》對話鄧一光

　　寫作是建構“我的城市”

    鄧一光的三部“深圳人系列小說”，包括《深圳在北緯22°27’-22°52’》《你可以讓百合生長》和新作《深圳藍》。 (資料圖片)

　　人物名片 鄧一光，當代作家，1956年出生于重慶，蒙古族，現居深圳。上世紀80年代開始小說創作，出版長篇小說《我是太陽》《想起草原》《親愛的敵人》《我是我的神》等9部、中短篇小說集《遠離稼穡》《狼行成雙》等30余種、《鄧一光文集》(14卷)。最新作品是“深圳人系列小說”三部，包括《深圳在北緯22°27’-22°52’》《你可以讓百合生長》《深圳藍》。作品被各種選�

　　鄧一光曾說過，年輕的時候他是一個遠方主義者，出生地不是故鄉，血緣上的故鄉從來沒有去過，“任何地方，只要它能容納我，都可能成為我的家鄉。”而深圳，被他當成“一座森林”�！拔也豢赡茏弑檫@座森林，甚至連了解它都是困難的。好在我是這樣一個生命，具有想象能力，以及講故事的欲望”，也因此，他通過不斷的寫作完成一次次對“我的深圳”的建構。

　　此外，小說之外的鄧一光還是一位編劇，在深圳成立“鄧一光文學藝術工作室”，帶領由一幫年輕作家組成的團隊陸續推出電視劇和電影作品。同時，他也積極介入參與一些公共文化活動，策劃或主編一些叢書，讓人不得不敬佩他澎湃的生命熱情。

　　“深圳書寫”帶有粗略的普遍性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作為您遷居深圳后出版的第三部小說集，《深圳藍》這本新集子反映了您對深圳哪些新的觀察和思考？

　　鄧一光：蘇珊·桑塔格在《反對闡釋》中說，藝術作品的所作所為是讓人們看到或理解獨一無二之物，而不是判斷或概括，這是藝術作品惟一可取的目標和惟一充足的理由。通常情況下，文本比闡釋寬廣和復雜，即使學者也做不到用概括和歸納代替無限的闡釋，對作品的闡釋權利還是交給讀者吧，這是作品與讀者相遇的最好方式。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深圳藍》依舊帶有一個重要符號，就是“深圳書寫”，幾乎可以從中感受到我們在深圳的生活氣味，某種意義上也可以稱是這個時代的深圳“紀實小說”，您同意這個說法嗎？

　　鄧一光：不清楚你說的“紀實小說”指什么，所以沒法同意。如果你提到的“生活氣味”指人們生活的現象，或者別的概念信息或知識，我的回答是，小說在情感世界中與故事的主人公遭遇，提供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無法實現的審美經驗，這個工作恐怕和記錄式的傳媒人工作相去甚遠。

　　“深圳書寫”這個說法帶有粗略的普遍性，你在這里提到的“深圳書寫”，或者別的什么人提到的“深圳書寫”，和我認知上的“深圳書寫”未必一樣。人們習慣于從外部看待事物，以水濟水，附影附聲，試圖使用流行于世的社會學、人類學、歷史學或者精神分析找到一條公共標識指導下的通道，以便解釋事物的全部面貌，卻疏離了自身經驗在閱讀作品中的自主闡釋，而后者才是創造和解讀藝術作品最重要的手段。

　　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在小說中鑲嵌了不同的深圳地名，這些地名卻不僅僅只是一種擺飾，而是各有用心，比如住在西鄉和住在華僑城的人物設置特點就很不一樣。那么，當初您是怎么想著把它們運用到小說里？

　　鄧一光：地名包含地理、歷史、民俗、語言等文化學概念，在文學作品中反映以人為主體與地域有關的社會生活。但這不夠，好故事不會被動地呈現地名，而是會對包括地名在內的故事元素做拆分和重構，生出新的意義，以表現人的復雜的精神面貌和受其支配的生活。比如這部集子中的《別把愛你的人送去香港》，周思愛殺了人，準備逃往香港避風頭，她的前愛梁鼎和梁鼎的現女友包愛君為到底要不要送她去香港展開了一場爭論�！跋愀邸边@個地名作為主人公的預設目的地在故事中反復出現，隨著故事的發展，預設目的地開始由庇護轉化為危險，然后是拒絕，在這個過程中，“香港”作為地名的本源意義消失，不再是地圖上的地理符號和歷史教科書中的文化符號，延宕為主人公的生活被碾碎后，逃亡之地永遠不存在，拒絕之地卻無所不在的新的意義，于是讀者恍然大悟，故事中反復出現的“香港”，作為實體它自始至終沒有現身。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當然，您的初衷并不是要做“城市地理學”的探索�？墒侵两窬嚯x您來深居住不過6年，我在小說里卻看到您像是一個深圳土著，對這座城市的脈動和氣息非常熟悉。平時在這方面是否有做特意的觀察和記錄？

　　鄧一光：小說創作、解讀和欣賞的困難，在于人們生活在現實世界里，對多數人來說，大部分經驗來自對現實生活的指涉，所以，主體意識不自覺的小說家，會下意識地守護住與現實生活相連的那根臍帶，忽略文學的自覺主張，而與世俯仰的讀者，會習慣性地放棄對文學作品豐富性的要求，只關注作品對現實生活的還原度。但小說之小，不妨礙它在整體性上的表達野心，其基礎是小說家對表達條件，以及這些條件之于文化價值體系構成的稔熟，你可以把它看成是小說家的本能——小說家像一條魚游進新的水域，他會熟悉這片水域：水的來源、流向、成分、密度、膨脹度、熱容、蒸發量、結冰期，以及水中的生物和食物鏈構成，灘涂和周遭的生活圈情況，本能決定他會這么做，不然他很可能會在下一分鐘丟掉小命，不配做一條魚。我不是任何地方的土著，我一生都在遷徙，帶著我的家人，這使我不得不平添一份小心和責任，我對生活地的觀察和融入企圖，與其說是好奇，不如說是警惕。

　　“他生命”是我小說的重要角色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在小說中也插置了近年來一些我們非常熟悉的社會焦點和新聞，比如會以深圳居民赴港限行政策收緊、深圳高房價等為背景。在您看來，這種敘事快感與深層思考如何獲得有機的融合？

　　鄧一光：前面已經部分回答了你的問題。一切人類活動都是文學創作素材的來源，這其中包涵哲學、宗教、美學、社會學、民俗和時事事件等等諸多文化，它們是文學價值屬性的重要構成，是文學的DNA，其生發出的精神創造是人類創造性活動中最重要的自由創造部分。社會焦點和新聞本身不是小說家最重要的敘事快感源頭，通常它只是故事的借口，小說家要在其中尋找到被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歷史學和新聞事件遮蔽甚至取代的那些內容，惟其如此，敘事才得以建立。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我從您的小說里發現您似乎很喜歡深圳的花草昆蟲。

　　鄧一光：不是深圳，也不是花草昆蟲，我能接觸到，聯想到，或者想象到的一切“他生命”，都是我故事中的重要角色。蘇格拉底說，田野和樹木沒有給我一點教益，而城市里的人們給了我這一切。我和他的回答不同，人們給了我教益，但人們之外的那些生命，它們給我的教益更多。

　　在想象中解析和重建城市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拜讀您的小說最深刻的一個感受是：您總是在克制冷靜地呈現人生活于深圳這座城市里的精神掙扎困境。但“深圳”最后又不能單純視為現實的“深圳”，您希望為讀者提供一個更復雜多義、深沉遼闊的想象空間。不知這種理解對嗎？

　　鄧一光：卡洛爾·奧茨分析過小說的寫作動因，她認為，小說是對現實世界問題無能為力，對此又深抱懷疑的人們的一種優越感所為，他們用想象力來完成自己的生命。她說出了小說這一體裁的兩個特點，人們對現實世界問題的不滿足，以及想象力的主宰。從這個意義上講，小說有著現實與現實之外兩個層面，通過小說，人們能對現實世界豐富性內部的意義進行前所未有的梳理，這是別的手段沒有辦法完成的。

　　我們習慣說城市，城市是什么？建筑、交通、工業商業住宅區、行政管理機制？不，沒有人，它什么都不是，它連文化都沒有。城市的存在以人的存在為前提，你提到的精神掙扎困境，指的也是人的精神困境和掙扎。我們不妨把深圳是什么這個問題放在一邊，想想另一個問題：對于生活在這座城市里的人，我們知道一些什么？他們的肉身生活、精神生活和心理活動，他們崇尚自然神論、泛神論、一神論還是無神論，對這些，我們知道一些什么？這些內容才構成城市的有機活力，是城市故事的真實內容，最終演化成文化，再形成城市歷史。至于小說，在小說家的敘事之后，故事會產生全新的想象空間和情感能量，它不再等同于現實生活。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盡管您平時處事低調，可讀過您作品的人都會被您作為作家的責任感所嘆服。以超越現實的態度描寫現實，這體現出您對當下深圳怎樣的思考？或者說，激蕩您的是怎樣的城市內核？

　　鄧一光：城市是文明的集中體現，但它的輝煌史是靠著野蠻建筑起來的，你無法做到完全依靠抒情來完成對它的講述，而簡單的懷舊和憂傷更無法讓你得以釋放。如此，對城市的想象力就成了小說家必須面對的考驗，小說家會在自己的作品中對現實中的城市進行拆分、解析，然后重新敘述和建構，使其成為個人意識中的這一座城市。

　　寫作本身就是寓言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筆下的人物或直接參與或見證了深圳的發展，而您的描述視角卻是日常的，針腳非常細密。在您看來，有沒有可能用一種全景式的寫法去描寫深圳的城市生活？對于您來講，又是否有這種野心？

　　鄧一光：小說家對如下內容確信不疑：一整座海洋是海洋，一滴海水也是；海面上風浪大作時，海底水靜無波。我現在從事著收集海水的工作，然后研究它們。這項工作讓我所獲匪淺，它幾乎與我的現實生活并行。我喜歡這種日常的、需要耐心陪伴的工作，不排除有一天——也許明天早上，也許一百年后——我會對自己說，好了，為什么我不去遭遇那座海洋？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2011年法國作家勒·克萊齊奧在上海作了一場題為《都市中的作家》的主題演講，他講到“文學對于都市生活方式在過去看來都表現了一種癡迷，因為在文學身上具有屬于一種未來的效果，這一點尤其在小說當中可以感受出來，也許未來就是一種主要的構成成分之一，一部分是真實，大概有60%—70%，一部分是回憶，大概15%，還有一部分欲望，14%左右，剩下的部分我們可以大膽預測那就是寓言�！蹦�認為自己的深圳寫作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寓言的力量？

　　鄧一光：克萊齊奧表現了一位概率論者的“癡迷”，用統計學分析文學要素顯然是件蠢事。15%的回憶和14%的欲望是怎么測算出的？決定論、量子論和混沌理論是否更有用武之地？寓言作為文體學或風格學實踐，起始于人類早期的敘事經驗，在缺乏對外部世界和精神無限性了解的前提下，通過寓言，人神共處的現實秩序和精神世界更容易被幼年階段的智人理解和接受，西方對荷馬史詩的解讀，東方對《詩經》的解讀，都是這一經驗的運用。在現代語境下，寓言的使用更為自覺，也更為多變，借寓、隱寓和暗寓手段還在，卻往往打破索緒爾結構主義經驗，通過怯魅和重構，讓所指和能指出現裂痕，使認知和救贖成為可能，這在現代小說中已經成為普遍現象。我認為寫作行為本身就是寓言，至少在現實存在與特殊性的關系上它是。至于我的寫作在多大程度上發揮了寓言力量，我已經舉過克萊齊奧的例子，就不把自己裝進去了。

　　提供人們肉體和靈魂生活的秘密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這些年一直流行在全球化背景下講“中國故事”，深圳作家就要用“深圳故事”為“中國故事”提供重要的書寫經驗。而前陣子作家陳希我指出“講故事，描摹生活，是文學的最低層面”，“我們不應該遷就這種趣味，不能再滿足于講什么中國故事，使中國文學繼續處在低端”。不知您對此怎么看？

　　鄧一光：我了解到的情況和你有所不同，“中國故事”只是一種理論提法，很大程度上這個提法緣于母語話語權焦慮，這在任何歷史時代的文學中都存在，這也是作家敘事行為的驅動之一。問題是，如果把“中國故事”建立在政治學、社會學和歷史學的表述上，在這一立場上完成大部分甚至全部的文學實踐，這會使文學不堪重負，很少有作家會欣然領受如此宏觀架構下的個人寫作工作，除非他們找到了那條通道。所以，我寧愿把它看做多元文化構成下主流文學講述的吁請和例證期待，并等待視野中出現令人信服的文本。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隨著“深圳書寫”繼續下去，您會否感覺到敘事難度也在增加？在自己想象力的固有邊界上，突然蹦出缺口？如果有，您又是如何處理這種焦慮？

　　鄧一光：如果小說家作為知道分子而存在，把寫作建立在生活到底發生了什么之上，那與想象力無關，你的擔憂會發生；如果小說家把寫作當成一件諸如打井這樣的工作，一條道走到黑，你的擔憂也會發生，但這都是拙劣的小說家的結局�？�爾維諾說，城市猶如夢境，凡可想象的都可夢見，盡管二者之間只有秘密的交流、荒謬的規律和虛假的比例。寫作的難度不在時間的推移和故事的積累，而在你能不能持續尋找到隱藏在事物背后的那個事物。小說家提供的不是現實生活的事實，而是人們肉體和靈魂生活的秘密，縱深不是在道路的前端出現的，而是在每一次上路的時候都會出現，在你周遭的每一個角落、你靈魂的每一個角落出現，從這個意義上講，想象沒有邊界，想象力也不該有。

　　喜歡這座城市才來這里生活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現在的您是如何看待自己與深圳的關系？您是以一種怎樣的方式生活于城市之中？

　　鄧一光：深圳是我和家人現在的居住地，我是兩千萬居民中的一個，現實生活和人們沒有什么太多不同，與社會的直接聯系也算不上密切。我是因為喜歡這座城市才來到這座城市生活，我希望它美麗而不冷漠，熱情而不瘋狂，智慧而不算計，富裕而不貪婪，公正而不平庸。這當然只是我的理想，但我不會等待，在回南天開足抽濕器抽去滿屋潮氣的時候，在告誡家人管住嘴少吃金槍魚和牡蠣防止嘌呤的時候，在等待臺風“茉莉”或者“韋森特”經過頭頂的時候，我開始為自己建構一座城市。我猜在我之外，這座城市有兩千萬個理想，如果它們一起升上天空，這座城市會有多么豐饒。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從武漢來到深圳寫作，對您來說究竟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

　　鄧一光：離開武漢我失去過去，來到深圳我得到現在。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您在書中后記提到今年到南歐旅行，介紹了在意大利一個中部城市盧卡的游蕩見聞，平時您是否喜歡到世界各地走走看看，并以此幫助建構自己的城市詩學理念？

　　鄧一光：我的確經常外出，但沒有數據幫助，所以很難證明旅行與我的寫作之間存在什么關系。在這本書的寫作過程中，我去了波蘭、捷克、匈牙利、意大利，然后是南歐。比較麻煩的是，每次都要辦理手續繁復的出境簽證，我是不是能成行，和城市詩學沒有半點關系，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簽證官那一刻的情緒是否正常，以及我是否要臨時動用旅行資費去填補突然發生的家庭開支。我不知道別人的理由是什么，我旅行的目的并不來自任何形而上理念的驅使，我只是有一種行走的欲望，然后開始收拾行囊，就是說，我的行動來自生物采集、狩獵、逃亡本能，我很慶幸這個欲望沖動沒有退化。

　　參與公共事務全憑個人旨趣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很多人都非常好奇，與作家一般只關心自身寫作不同，您在深圳平時積極參與了諸多公共事務，提攜青年作家，給予幫忙讓他們的創作之路走得平坦一些，低調主編或主持策劃了不少文學圖書。我非常喜歡張執浩對您的一句評價：“像一塊磁石，迅速吸附四周散佚的鐵片。”可以請您具體談談這些事情的原因嗎？

　　鄧一光：我參加公共事務不多，介入了一些公共文化活動、幫助過一些文化和文學機構，這些事情本不在我的工作計劃里，實際上我一直在回避這類事。策劃或主編的幾套書，主要是觀察了幾年，覺得這座城市的文學在整體提供和有效梳理方面做得不夠，可以說沒有什么想法，外界對這座城市的文學缺乏整體了解，評價完全建立在經驗主義認知上，而這座城市又習慣性地依賴外界言說，挺荒誕的，這樣就開始策劃選題，和朋友一起做了上述事情，但總的來說，這個工作做得很不夠，需要其他專業人士來做。

　　深圳商報《文化廣場》：事實上一個作家參與公共事務，也面臨不少挑戰。如果按照“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的說法，作家在當中可能難免陷入“圓滑”、“老到”的危險。您曾經有過這樣的擔憂嗎？在這種情況下又如何讓自己的寫作保持純粹性？

　　鄧一光：我在政府相關部門、組織和社會經濟機構中沒有任何職務，無職務動機、職能考核和收益，不拿干股，不參與分紅，不買股票和石油基金，在社會上不進圈子，用不著顧忌集團利益，平衡關系，委屈自己去討好誰，參與公共事務全憑個人旨趣，所以談不上挑戰，也用不著麻煩圓滑和老到二位仁兄來幫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