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訪問者:姜紅偉(詩歌史研究者,詩歌資料收藏家,八十年代詩歌紀念館館長)
受訪人:向以鮮(原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79級學生,詩人、學者,四川大學國際儒學研究院研究員)
問:請您簡要介紹一下您投身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的經歷。
答:我1979年考入重慶北碚西南師范大學中文系。在鄭思虞、秦效侃、荀運昌、曹慕樊等名師的引導下,開始系統學習古代文學與詩歌。酷愛《詩經》和杜詩,最瘋狂的時候,我幾乎能全部背誦出杜甫的一千四百多首詩作。其間嘗試古典詩詞和現代詩歌的寫作,喜歡西師的老校長兼詩人何其芳的早期詩作,并對詩人馮至和廢名(馮文炳)的杜甫研究推崇備至。初次接觸到民間詩刊如《次生林》、《日日新》等。
1983年秋天,我考入天津南開大學中文系,師從王達津先生攻讀中國古典文學。1984年夏天,回到重慶北碚與戀人可可團聚。1986年,研究生畢業后,我被分配至四川大學工作。
縱覽整個八十年代中國詩壇,其詩運核心不出北京、成都等二三城市,而成都似乎尤為各地詩人所垂青。一時之間,舉凡先鋒詩人者必游成都,游成都者必游川大校園。成都遂成為中國詩壇之重鎮,川大則順理成章成為成都詩壇橋頭堡,在此所識詩人甚眾。
此時期較重要的詩歌事件是:我與詩歌同仁創辦民間詩歌刊物。1987年秋天,我在一個明凈的黃昏,于廢舊信封的空白處,寫下《割玻璃的人》。該詩于次年六月,獲取《詩歌報》首屆探索詩大賽特等獎,得獎金一千元人民幣——這估計是整個八十年代稿費最為昂貴的一首詩作。1989年3月下旬,詩人海子(查海生)于山海關離我們而去。一周后的4月初,我與詩人潘家柱、龔青森、楊政等共同發起,在成都科大舉行海子紀念會,并為出版海子詩集募集善款。數月后,詩人何春(四川師大東方詩社社長)遠奔新疆,寫來長信,那一刻,我真想去美麗的龜茲啊于闐啊。
1989年底至1990年初,我與同仁(鐘鳴、趙野、鄧翔等)創立另一影響頗為深遠的民間詩刊《象罔》,這個名字是我偶然想到的,來源于莊子那個著名的象罔求珠故事。象罔就是虛無的人,這十分接近詩歌的本質。《象罔》最為成功的事件,當是首次推出攝影家肖全的人像專集《我們這一代》,其中云集了當時最為著名的先鋒詩人和藝術家。我的那幅手扶牦牛頭骨、臉戴寬邊眼鏡、脖系方格圍巾的半身照,迄今看來還是很潮的。之后,與川大詩社楊政等人,創辦《王朝》詩報,與教數學的詩人啞石和從事媒體工作的盧澤明亦過從甚密。
問:回顧20世紀80年代大學生詩歌運動,您最大的收獲是什么?最美好的回憶是什么?
答:最大的收獲是:我有幸見證和參與那個風云際會的詩歌時代,同時,以足夠的清醒和獨立,保持了自我存在的意義和價值。最美好的回憶是:經常半夜三更有人敲門,不用問,那不是魔鬼,一定是詩人兄弟提著半瓶酒或一疊詩稿來了。當然,晨昏之中,有時也會出現一些為詩歌而活著的美人們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