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韻：憑吊的何止是一個傳奇

《晚禱》，蔣韻著，作家出版社2016年1月出版，35.00元

　　記得我在小說題記中這樣寫：憑吊一個傳奇。其實，憑吊的何止是一個傳奇，還有生長那個傳奇的時代，還有，我們正在失去的與美、與善、與悲憫仁厚的亙古之愛有關的一切。

　　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教授王德威曾對蔣韻《行走的年代》有過精準的評價：“蔣韻關心的是詩，寫的卻是小說。如何處理抒情和敘事之間的張力是她著墨最深的地方……她自己何嘗不就是一個詩的地下工作者，就著寫小說的掩護，發送訊號，找尋當年失散的同路人。”

　　蔣韻認同這個評價：一個寫小說的詩的地下工作者。可能正是這樣一種矛盾的奇特的關系，使她的小說成為與別人不同的分水嶺。

　　初識蔣韻緣自《隱秘盛開》。還記得當年閱讀時的感覺，那種無望、孤獨，痛入骨髓，卻深深地打動了我。后來發現，“愛，也許從來都和被愛無關，愛永遠是一個人的事”這句話，不止感動了我，也感動了無數讀者。從此記住蔣韻。然而將近兩年的時間，因為丈夫李銳生病，蔣韻的生活和外面的世界完全絕緣。在親人的病床邊，文學太輕。

　　作家出版社剛剛推出的《晚禱》，收集了蔣韻近幾年的中篇小說。借此便有了采訪蔣韻的由頭，希望接近她內心的“隱秘”故事。

　　讀書報：您寫《隱秘盛開》緣自什么，還記得當時的寫作狀況嗎？我想，這樣一部引發無數讀者共鳴的作品，一定首先感動了您自己。

　　蔣韻：應該說，寫《隱秘盛開》之前，我其實沒有真正描寫過愛情。寫它，源自一種沖動，是對當時頗為流行的小說模式的反感，那種模式，我把它總結為“零度敘述＋性”。不知你是否記得，有相當長一段時間，我們的小說中，一涉及到現代人的兩性關系，似乎，只有肉體和性欲別無其他。“肉體”似乎是一面最理直氣壯最飛揚跋扈最反叛最高調的旗幟，它幾乎變成了“人性”的代名詞，并以時代代言人的身份宣告著古典愛情的死亡，而且，是以一種冷漠和蔑視的姿態。于是，人類兩性關系中詩性的、浪漫的、星河般神秘的情愫，被剔除凈盡，完全簡化成了“上床”和“上床速度”的歸宿與過程。這樣的小說見多了，突然有一天覺得不想再沉默，于是，我想，那就讓我這個時代的落伍者來寫一個另類的“陳舊”的故事吧，讓我來寫寫古老的愛情。讓我來寫寫和靈魂有關的、詩意的愛情。或者說，讓我來向這永生不死的愛致敬。

　　動筆時有一種不管不顧、不計后果的暢快，一種明知是南墻卻偏偏要撞上去的任性，還有一點讓我自己感動的悲壯——因為我認定這樣的小說是沒人看的。就算發表出來，也無非是自生自滅，無聲無息，頂多被人評價一句“老掉牙的濫情之作”。認定了這樣的結局之后，寫起來，反而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解放和自由，一種奇妙的沉浸。當然，截稿后，把稿子發出去后，我開始忐忑，開始為它的命運擔心，直到有一天，我的責編周曉楓打來電話，她在電話中哽咽，她說，“我覺得我好像能夠平靜下來和你說話了，可是還不行……”那一刻，我突然非常感動，我知道，我的潘紅霞，在這個人世間，有了第一個朋友。

　　我一點也沒想到，喜歡這個故事的人，居然不算少——我是說和我自己的小說比——而且，有不少是年輕的讀者，這讓我頗為意外。如果說《隱秘盛開》曾經感動了這樣的人群，而他們其實在某種意義上也溫暖、拯救了我。

　　讀書報：《隱秘盛開》是“一部關于愛與死的小說。一種走在刀刃上的愛情，疼痛，始終不訴說。主人公潘紅霞，像一個傳說，一種星光，當我們仰望星空時才能看見，而我們永遠不能在人群中看見她。”這種愛情，也許只有那個年代才有。所以，從某種意義上，您對于愛情的書寫，其實也是對抒寫一個時代的挽歌。您覺得呢？

　　蔣韻：確實，潘紅霞沒有原型，有的只是現實生活中的蛛絲馬跡。小時侯，我家鄰居有個朋友，常來他們家做客。那是一個中年女性，年紀看上去和我母親相仿甚至還要大幾歲。她沒有明艷的美貌，卻有一種難以言說的沉靜的風韻。從大人們的嘴里，隱約聽說了她是一個獨身的女人，隱約聽說了她的獨身是為了一個她喜歡卻不能相戀的男人。其他的，一概不知，她有著怎樣的結局，也一點不知道。只是，當我起意想寫一個純愛的故事時，我首先想起的，就是這個遙遠而沉靜的女人。還聽說過另一個故事，是我朋友的一個朋友，七七級大學生，讀大學期間，一直暗戀一個男同學，卻始終沒有表白，為此，她在心里默默想念了他半生……總之，這些屬于那個年代的往事，這些人，陌生的或相識的，我的同齡人我的長輩，他們如同沃野，滋養出了我的潘紅霞，滋養出了一個遺世獨立的愛的天才，她身上，有著那個時代極其鮮明的印跡。記得我在小說題記中這樣寫：憑吊一個傳奇。其實，憑吊的何止是一個傳奇，還有生長那個傳奇的時代，還有，我們正在失去的與美、與善、與悲憫仁厚的亙古之愛有關的一切。

　　讀書報：但是到了后來的作品，比如《琉璃》中海棠為了尋找心中隱秘的愛情，執意來到南方；《心愛的樹》里的梅巧，在生育了四個子女之后和丈夫的學生私奔……故事里的女人開始尋找愛情，并付諸勇敢的行動。但是這種行動在作為讀者的我看來，未免是自私的。對于愛情書寫的變化，也許并非您刻意為之，但是，是否也算是一些“隱秘”的變化？

　　蔣韻：我這樣認為，在我的創作中，真正以“愛情”為主題的小說，也許只有《隱秘盛開》，我試圖在這部小說中探尋愛是什么，愛可以造就什么樣的生命。而《琉璃》和《心愛的樹》則不然。以《琉璃》為例，《琉璃》我寫的其實是“抵抗”。其實我并不滿意這篇小說的名字，它完全沒有必要如此直白。可自始至終，在我寫這個故事的時候，“琉璃”這兩個字，總在我眼前出現，熠熠生輝，美麗而易碎，就像我們珍惜的、珍視的一些東西。應該說，我對這個人物的態度是復雜的。同情、批判、還有我以往小說中一直擁有的某種反諷。

　　讀書報：為什么一直如此熱衷于中篇創作？在您的創作中，似乎長篇算不得多。

　　蔣韻：我不是一個高產的作家，作品本就不多，但確實是三、四萬字左右的中篇小說寫起來似乎更得心應手。我寫小說，從來沒有擬過提綱，也從來沒有把一篇小說徹底想清楚、想清晰再動筆的習慣。在我小說開頭的時候，往往不知道它的結局是什么。我常常是和我的主人公們一起開始，一起出發，他們最終會走向何方會擁有怎樣的命運，不是我能夠預設的。就算我預設了他們也常常不服從我的掌控。這也是“寫作”這件事最魅惑我的地方。李銳插隊時他的房東大姐，一個不識字的農婦常說一句話，“人這一輩子就是走黑路的”。我覺得這話也特別適合我小說中的人物。他們在黑暗中各自走向自己的命運是我創造他們的激情所在，是我寫作的鮮活動力。這樣的寫作方式，暴露出的最明顯的缺陷，大概是“結構”問題。而一部長篇小說，“結構”的方式尤其重要。我想，這可能是我長篇寫得不多，就是寫也寫不長的一個重要原因吧？

　　讀書報：您的作品中，關于愛情，總是流淌著淡淡的憂傷。《心愛的樹》《春生萬物》《水仙眼》……很想知道，這樣的情結來自什么？您對耳聞目睹的現實生活中的婚姻和愛情是否有些悲觀？

　　蔣韻：我的許多小說，在生活中都可以找到線索，有些可說是有原型存在，但最終當然是虛構的產物。我想你說對了，我確實是一個悲觀主義者。至少，我看待世界的方式是悲觀的，但我不呼天搶地，所以我的小說中才總是彌漫著淡薄的、卻永不消散的悲涼之霧，所以潘紅霞才至死也不吐露她愛的秘密，因為她太明白愛情本質上的虛幻，太知道塵世間的“愛情”背負不動她如此重的愛——她了解人性的弱點。我亦如此。我并非不信任愛情和婚姻，我是不信任人性。最近陳忠實先生去世，看到許多有關他的評論，有一句話，說，陳先生是一個絕望的現實主義者。這句話，一下子，讓我淚崩。我想，在某種意義上，我也是。

　　讀書報：您筆下的女性形象，隱忍、堅強、執著，是否也有您個人的影子？您心目中的理想女性是怎樣的？

　　蔣韻：隱忍、堅強、執著，這一切，都不屬于我。我是一個敏感、脆弱甚至懦弱的人。我筆下的那些女性，應該說正是我對自己的期望，也是我所缺失的。在我心目中理想的女性，應該是善良、悲憫、浪漫，活得美麗，死得尊嚴。不一定多么鮮艷奪目，但，一定要有無限的風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