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衛平：培養相對純正的兒童文學藝術趣味

　　培養相對純正的兒童文學藝術趣味

　　——訪復旦版《兒童文學教程》作者方衛平

　　復旦版《兒童文學教程》作者方衛平教授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提到自己近年專心于三項工作：《兒童文學教程》的寫作，兒童文學讀本的選評，以及紅樓系列研討會的舉辦。他說，這三項工作包含同一個目標，也是他這些年來一直在努力追尋的理想，即讓“什么是好的兒童文學”的觀念在原創兒童文學的藝術話域中得到樹立和傳播。

　　我國兒童文學教育研究理論發展至今已有近百年的歷史。在不同的歷史發展進程中，兒童文學領域的概念、方法包括創作現狀都會有沿襲和創新。而進入21世紀的中國兒童文學已經發生革命性變化，單一紙質媒體傳播途徑轉變為多媒體時代，兒童文學的創作和閱讀現場也發生了劇烈的變化。與此同時，除了高校相關專業的學習者和研究者外，兒童教育、童書出版等領域的相關群體，比如小學教師、童書編輯，乃至對兒童文學有興趣的知識階層父母等，也有著了解兒童文學知識的需求和渴望。兒童文學的基礎教育理論如何體現時代的變化，為兒童文學的創作與閱讀提供理論的支撐與引導，又該如何適應新興人群的需求？這都對兒童文學教育理論研究者提出的新要求。

　　近日，復旦大學出版社與合肥幼兒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聯合在合肥舉行“首屆全國兒童文學教學研討會”，邀請浙江師范大學教授方衛平在會議上做題為《重新發現兒童文學———兼談復旦版〈兒童文學教程〉的寫作》的主題報告。在過去的一年里，這部由方衛平教授獨立撰著的兒童文學教程獲得了專家和普通讀者的好評，“有用”是他們對這本教程的評價。

　　“我們今天可能生活在一個各方面變化都空前迅速的時代，這其中也包括兒童文學與童年文化。兒童文學理論當然需要對這些變化做出及時的回應，在理想的境況下，它還應該以理論特有的前瞻和洞見，對這個時代兒童文學的發展現狀、機遇、問題和未來，提出有價值的判斷和建議。”在接受記者采訪時，方衛平表示。

　　“希望教程不但幫助讀者明白什么是兒童文學，也懂得分辨什么是優秀的兒童文學。”

　　記者：在兒童文學領域，普通讀者更多關注兒童文學的創作與傳播，很少關注兒童文學的理論體系建構和學科體系建構，這與理論的專業性不無關系。但好的理論和體系可以有效指導文學創作和文學傳播，亦可幫讀者與作者更好地厘清兒童文學傳播中的問題。在整個兒童文學的創作、傳播、教育等等環節中，你覺得《兒童文學教程》可以起到什么作用？在你的設想中，好的兒童文學教材應該具有什么樣的品質？

　　方衛平：《兒童文學教程》 作為教材，屬于兒童文學理論學習的啟蒙類讀物。它一方面必需兒童文學專業理論知識的扎實支撐，也是對這一知識體系的一種介紹和呈現；另一方面，它又要充分考慮其讀者對象———也就是作為“教程”主要受眾的兒童文學理論入門者———的學習需要，在內容與編排上突出基礎性和啟蒙性的特點，以達到理論知識及其應用啟蒙的目的。這意味著，兒童文學教程的寫作應恰當把握專業性與大眾性、理論性與應用性的平衡。一本理想的兒童文學教程，應該能夠以全面、準確、前沿同時又深入淺出的方式，幫助讀者把握兒童文學的基礎理論知識，培養兒童文學的基本鑒賞能力。

　　在兒童文學的創作、出版、閱讀和教學越來越受到重視的今天，不只是兒童文學的研究者，許多對兒童文學感興趣的教師、編輯、作家乃至父母都有著兒童文學理論學習的迫切需求。這一需求不是僅以理論的學習為終點，而是更希望理論能夠切實、有效地指導兒童文學的閱讀、欣賞、教學等實踐活動。因此，我在《兒童文學教程》 的寫作過程中抱有一個很樸素的想法，希望這本教程既能幫助讀者認識、把握兒童文學的文類特征與藝術特性，也能幫助他們將此認識應用于兒童文學閱讀欣賞與審美判斷的實踐。希望這本教程不但幫助讀者明白什么是兒童文學，也懂得分辨什么是優秀的兒童文學———在與兒童文學有關的各類實踐活動中，后者的意義尤其重大。教程出版后，我得到了來自一些編輯朋友和小學語文教師的反饋，大家覺得這本教程很“有用”。我的初衷多少有所落實，這讓我也感到很高興。

　　記者：在當下的圖書市場，尤其是進入新世紀后的這十多年，兒童文學的閱讀和傳播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關注。市場和創作的繁榮同時帶來理論研究的繁榮。就像你在前言中所說，兒童文學教程的出版也步入了“快車道”，但快速發展同時也使得創作和理論建設中都出現許多來不及梳理的問題。在多年的觀察、實踐和研究中，你覺得當下的兒童文學教材編寫整體情況如何？這部由你個人撰寫的《兒童文學教程》與之前你主編的《兒童文學教程》相比，又有哪些新特點？

　　方衛平：隨著近年兒童文學教材種類的增加，其體例的多樣性和理論的前沿性也在不斷增強。一些編撰者除繼承傳統兒童文學的原理內容之外，更將當代兒童文學的新知識融入教材，充分體現了兒童文學教材編撰的與時俱進性質。

　　近年來，國外引進的優秀兒童文學教材也為國內教材編撰提供了一定的借鑒參考。比如我主編的“浙江師范大學大紅樓書系”第二輯“當代兒童文學理論譯叢”中收入的加拿大學者佩里·諾德曼的 《兒童文學的樂趣》一書，即是北美高校知名的一部兒童文學教材。這本教材理論前沿，體式活潑，語言生動而通俗，受到了國內不少讀者的青睞。

　　我這本教程因是個人獨立撰寫，也得以更多地體現我自己的一些趣味和想法。教程主體內容包括三個部分，一是基礎理論，二是藝術論，三是文體論。以藝術論部分為例，這是我多年來在自己的兒童文學課堂上設計講授的內容，關于韻律、游戲、幽默、荒誕等藝術范疇的分析和解說，也較多地體現了我個人的兒童文學藝術趣味和審美思考。

　　實際上，我曾一度不滿于傳統教材主要由文體論構成、而藝術理論支撐極為羸弱的狀況，考慮是否要在這部教材中將文體部分縮為一章，而進一步增加藝術論的內容。不過，考慮到對初學者而言，他們也需要借助文體分類學習的初級平臺，逐漸過渡到打通不同文體的藝術范疇知識的學習，我最后仍選擇保留文體論的正常篇幅。

　　“在兒童文學的理論和創作之間，最好的關系模式是一種雙向的‘引領’。”

　　記者：兒童文學市場在最近十年里已經有翻天覆地的變化。面對各種隨著時代和創作而興起的新事物，兒童文學理論研究和建設可以采取什么樣的研究手段和積極措施，來保持與兒童文學創作的同步？或者，它是不是應該不僅僅限于總結、而是可以對兒童文學的創作有引領作用？

　　方衛平：你說得對。我們今天可能生活在一個各方面變化都空前迅速的時代，這其中也包括兒童文學與童年文化。兒童文學理論當然需要對這些變化做出及時的回應，在理想的境況下，它還應該以理論特有的前瞻和洞見，對這個時代兒童文學的發展現狀、機遇、問題和未來，提出有價值的判斷和建議。

　　在今天日益龐大的童書市場需求的推動下，兒童文學創作的良莠不齊現象特別突出，也因此特別需要理論工作的有效介入，來恰當、深入地審視、探討當前兒童文學發展的現狀、問題與未來的方向。在兒童文學的理論和創作之間，我想最好的關系模式是一種雙向的“引領”：來自創作的“引領”促使理論工作始終保持對具體的創作現實及其藝術動向等的關注和敏感，避免蹈空的理論化；來自理論的“引領”則有助于人們準確判斷創作的狀況，及時發現創作的問題，從而辨清和把握創作的方向。兩者的良性互動，會使創作和理論同時受益。

　　記者：閱讀這本教程時，比較強烈的一點感受是，你比較強調兒童文學的“當代”概念。包括書中有提及的“兒童文學的當代概念”，“后現代語境中的兒童與兒童文學”，“兒童文學與兒童文化產業”，“兒童文學的另類敘事”等話題，都與當代有關。這些新內容的加入，體現了怎樣的考慮？

　　方衛平：在兒童文學理論知識的解釋中，既注重理論的基礎性、系統性，也注重理論的當代性、前沿性，是我在教程寫作中的基本考慮之一。新世紀以來，由于兒童生存現實、童年文化環境、兒童文學創作與出版語境等的急速變遷，我們對于兒童文學的文類概念及其文化身份、美學面貌等的理解也在不斷接受新的拓展。你提到的這些章節，都是與當前童年的文化現實和兒童文學的藝術現實密切相關的“當代”話題。在教程中關注和呈現這些當下和前沿的趨向，可以幫助讀者從一個更加開闊、豐富、也更貼近現實的角度，來看待和解讀今天的兒童文學創作現象與問題。

　　記者：在教程中，你提到商業文化語境、消費文化語境以及新媒介語境下的兒童文學，提到“兒童文學產業化”這個話題，并以西方較為成熟的《哈利·波特》為例來進行闡釋。在中國，兒童文學產業化應該會成為趨勢。但是，當文學與產業、商業聯系在一起的時候，我們難免會有所顧慮。你如何看待這個問題？商業化和消費文化給兒童文學帶來的必然會是傷害嗎？

　　方衛平：如果說二十多年前，兒童文學界對于“商業文化”“消費文化”“文化產業”等詞更多地持有一種保守的抗拒情緒，那么今天，隨著這些當代文化語境與兒童文學日益緊密的結合，我們已經能夠更坦然地接受它們帶給兒童文學的諸種變化，也更理性地看待它們帶給兒童文學的雙面影響。

　　實事求是地講，近一二十年間興起的、被一些業界人士稱為“黃金時代”的兒童文學繁榮期，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得益于當代童書迅猛的商業化進程，在這一進程中，兒童文學的文化地位得到了更普遍的認可，兒童文學的藝術創作也得到了更多元的發展。在承認這一現實的前提下，我們來反觀和反思商業時代兒童文學發展面臨的挑戰和問題，可能會有一些更成熟的見解。商業時代既導致了唯市場、唯盈利的童書創作和出版亂象，同時，也有一大批兒童文學作家、出版人等越來越不滿足于龐大的銷售數字本身，而是借此平臺實踐著更為自由、大膽、深入的藝術追求。我們不能要求商業時代的兒童文學告別商業運作的邏輯，這既是不現實的，也是不合理的，但對那些有抱負的人們來說，對于一種有抱負的文化而言，如何在借力商業平臺的同時走出商業化的迷思，走向更遠大的文化創造實踐，既意味著難得的機遇，也充滿了新的挑戰。

　　記者：如果沒有文學實踐的支持，理論闡釋難免會陷入空洞的尷尬。在編輯教材的同時，你在前幾年選編出版了《最佳兒童文學讀本》系列。包括你近些年策劃、組織的紅樓系列兒童文學新作研討會，無疑是理論與創作、教學與實踐相互促進的一種方式。

　　方衛平：你提到了近年我專心在做的三件事情，一是這本《兒童文學教程》的寫作，二是兒童文學讀本的選評，包括你提到的《最佳兒童文學讀本》系列，三是紅樓系列研討會的舉辦。這三項工作其實包含同一個目標，也是我這些年來一直在努力追尋的一個理想，即讓“什么是好的兒童文學”的觀念在原創兒童文學的藝術話域中得到樹立和傳播。《兒童文學教程》是以基礎性的知識講授的方式，“最佳”讀本系列是以最具體的文本閱讀的方式，紅樓系列研討則是以專業化的理論探討的方式。我的這個觀念在這三項工作中都有體現。

　　比如撰寫《兒童文學教程》時，我的一個基本想法是，這本教材除了提供中性的理論知識介紹，還應該能幫助讀者從藝術判斷而不只是知識學習的角度，來領會兒童文學的藝術魅力，展開兒童文學的藝術辨析。出于這一目的的考慮，我給自己設定了一個要求，即在教程中用作舉例賞析的文本，必須是我閱讀視野中位居經典和優秀之列的中外兒童文學作品。

　　事實上，通過教程的寫作，我也把自己多年來積累的一份兒童文學佳作清單呈獻給了我的讀者朋友們。我相信，對于許多兒童文學的入門者來說，在佳作的閱讀和鑒賞中培養一種相對純正的兒童文學藝術趣味，是一個特別重要和“有用”的基礎。在我看來，這種純正的藝術觀既是包括作家、研究者、編輯、出版人、教師、父母等不同人群與兒童文學打交道時用作識真辨偽的利器，也是在一個市場化時代保持對于原創兒童文學藝術現狀及其方向的準確判斷的重要依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