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璞：即使像螞蟻在爬，也要繼續寫下去

《南渡記》《東藏記》《西征記》，宗璞著，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94.00元

《心的囑托》，宗璞著，浙江文藝出版社出版，20.00元

　　我現在是老弱病殘都占全了，可若是只看書，我相信你想不到是我這樣一個老人寫的。我為此自豪。也有讀者告訴我，《西征記》有一種俠氣。我十分同意這個看法。

　　“我最想做的事情是周游世界。可是如今我只能臥游！”88歲的宗璞說話間朗聲大笑，看不出絲毫倦意。她想到唐河父親的紀念館去看看。2011年就建造的馮友蘭紀念館，參觀的人很多，可她一直沒有去過；世界上許多地方她都想去，桂林、希臘……她笑著說，自己只能夢游世界。

　　實際上，她因去年有過一次中風，今年春天也因病剛剛出院不久。為了防止身體再出問題，稍有恢復，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先把未竟的小說結尾寫好。

　　近年來，她的各種作品集源源不斷，北京大學出版社推出她的《風廬散記》，浙江文藝出版社推出《心的囑托》，海豚出版社出版了她的童話。她在《關于琴譜的懸賞》《尋月記》《花的話》《總鰭魚的故事》等作品中，細膩生動地為讀者展現了孩子純潔天真的內心世界。她說，自己很喜歡寫童話，寫的時候覺得自由，不為現實生活拘泥，全憑想象。

　　曾經有人問她，為什么寫小說？她說，不寫對不起在身邊凝固的歷史；為什么寫散文？不寫對不起胸中的感受；為什么要寫童話？不寫對不起腦子里的夢；為什么要寫詩，不寫對不起耳邊歌唱的音符。

　　現在聊可告慰的是，她寫了自己想要寫的長篇小說。“看我和它誰先到終點吧。生命剩下的已經不多了。”語氣既風趣灑脫，又有些許悲涼。

　　少年時，宗璞讀到東坡一首《行香子》，最后一句是“幾時歸去，做個閑人，對一張琴一壺酒一席云”，她覺得這正是自己理想的生活。可是現實生活的紛擾，讓她永遠也過不上那樣的日子。現在的宗璞，雖然寫作“像螞蟻在爬”，仍每天堅持一個小時坐在電腦前，繼續寫作。

　　讀書報：您的作品一向追求“誠”和“雅”的品質。

　　宗璞：“誠乃詩之本，雅為詩之品”是金代詩人元好問的詩句，后來郭紹虞先生將之總結為“誠”和“雅”，沒有真性情，就寫不出好文章。但要做到“誠”，就要能夠正視生活的很多問題。“雅”便是文章的藝術性，這只能靠改，不厭其煩地改。

　　讀書報：您的長篇小說《野葫蘆引》是在寫作之初就擬定四卷嗎？在《東藏記》《南渡記》《西征記》《北歸記》這四卷的創作過程中，您經歷了什么？

　　宗璞：從寫《東藏記》開始，我視網膜脫落，頭暈頻頻發作，半邊身子麻痹，在助手的幫助下口述成文，7年才寫完。

　　《南渡記》寫完，我父親去世了。《東藏記》寫完，我先生去世了。對人生，我覺得自己好像懂得越來越多了。一個小說寫這么長時間，我覺得對小說是一件好事，因為作者經歷更多了。在最初兩年寫的時候，情調是較明朗的，后來經歷越來越多，對人生的態度也有一些變化。現在我設計的《北歸記》的結尾，和我最初想的略有不同，不過總的來說，基本設計改動不大。在經歷了“文革”以后，對世界的總的看法已經定了。不過，經歷了更多死別，又經歷了一些大事件，對人生的看法更沉重了一些，對小說結局的設計也更現實，更富于悲劇色彩。

　　讀書報：這么多年過去，小說的人物也都有了變化。回顧這些作品的創作，您是一種什么樣的心情？

　　宗璞：我寫得很苦，實在很不瀟灑。但即使寫得淚流滿面，內心總有一種創造的快樂。小說里的人物都慢慢長大，孟靈己出場的時候10歲，回去的時候19歲了，而且經歷了西征的戰爭、李家大女兒的死、凌雪妍的死，尤其是瑋瑋的死，這都影響她成長的過程。有人說我每本書要死一個人，我想生活就是這樣，一面向前走一面就要消失，舊的消失然后又有新的。

　　讀書報：《野葫蘆引》中，知識分子在面對抗戰與投身抗戰的過程中，在羈絆中成長、在實踐中不斷地摸索前行，最終完成了自身的蛻變。《野葫蘆引》中出現了幾代知識分子也各有不同。您愿意怎么評價知識分子在中國歷史中的地位和影響？

　　宗璞：我寫《南渡記》《東藏記》，還是把知識分子看作中華民族的脊梁，必須有這樣的知識分子，這個民族才有希望。那些讀書人不可能都是骨子里很不好的人，不然怎么來支撐和創造這個民族的文化！

　　有評論者認為我書中的知識分子形象，體現了“漂泊與堅守”，很多知識分子的人生似乎都與這個主題相關吧。那時人的精神境界和現在距離很大，以致有人認為我寫的人不夠真實。他們很難想象，會有人像書中人物那樣，毀家紓難，先公后私。其實，對于那一代人的品格，我寫得還不夠。我寫這部書，是要尋找一種擔當的精神，任何事情要有人做，要有人擔當，也就是責任感。在擔當起責任的時候，是不能只考慮個人得失的，這是很自然而然的事情。

　　讀書報：您的小說一般都充滿詩意，但是《西征記》中寫到了遠征軍、美軍飛行員、游擊隊、老百姓、土司，國民黨軍中的腐敗等，有一股俠氣，不像出自女作家之手。

　　宗璞：我現在是老弱病殘都占全了，可若是只看書，我相信你想不到是我這樣一個老人寫的。我為此自豪。也有讀者告訴我，《西征記》有一種俠氣。我十分同意這個看法。

　　讀書報：您說過，“我一貫認為，我國的外國文學研究應帶有中國個性”，怎么理解中國個性？您的翻譯以及對外國文學作品的理解秉持怎樣的原則？

　　宗璞：我不記得當時是怎么想的了，我現在頭腦退化了，照我現在的想法，研究外國文學要時時關心中國文學，尤其是現在的創作。和馮至先生在一起談過，馮至先生也是這樣認為的。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所是注意到這一點的，這是一個自然的事實，就是當時外文所的老一輩先生們，許多位都是曾經從事創作的。我說我們的外國文學研究，應該帶有中國特色，不是應該有，應該是自然就有。并不是說研究外國文學的人必須也要創作，只是說要關心中國文學。

　　關于翻譯，一般說要做到信、達、雅，當然，那也不是容易做到的。至于文學翻譯，那就應該是一種再創造，而且最好是適合原作風格的再創造。讀者從翻譯中要感受到原作的全部是不可能的。文學是語言的藝術，讀者不能看到原作語言的美。要靠翻譯的文字來代替，可以感受到與原作相等的各方面的價值。

　　我曾想，一個人有三個頭，一個搞創作，一個搞研究，一個搞翻譯。但是，人只有一個頭。我現在聊可告慰的就是我寫了我要寫的長篇小說，看我和它誰先到終點吧。而生命剩下的已經不多了。和前輩們談到“幾個頭”的問題，馮至先生說：不止一個人想同時進行創作和研究，都覺得是不可能的，只能是有所側重。因為，一個是形象思維多，一個是邏輯思維多。

　　讀書報：您現在的狀態如何？

　　宗璞：我就是一只螞蟻，像螞蟻在爬。寫一天病兩天。如果不寫完很不甘心。2015年5月中風后，很怕自己再發生意外，就把小說后面該怎么結局寫好了。現在每天臥床，有一個鐘頭坐在電腦前，繼續寫幾句。

　　讀書報：您所做的很多事情，都是為了真善美。

　　宗璞：我這一生，一個求真一個求美。我一直在想，在民國時候常常提的真善美，現在好像不大提了。我希望歷史能夠真實，不要瞎編亂造；希望藝術創作能夠真的像個藝術品，不是很粗糙的一堆。大家應該研究研究，尤其是年輕人可以談一談。

　　我想表達我這個時代。尋求美是很重要的。另一方面，我父親在他的一生里，遭受過很多不公正，人們對他認識不夠，我也做了一些事情，常常在說話。我是在求真。求歷史本來的面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