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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臺灣知名作家張大春在上海授課《盛唐詩人的經濟生活》。
他興致勃勃地扮演著導游角色,帶領一眾現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宮、酒肆和山水之間。李白和唐朝,似乎就在眼前。
為什么對唐朝情有獨鐘?千年前的盛世繁華又能給今天的我們帶來哪些啟示?在接受《解放周末》獨家專訪時,張大春一一道來。
“太白,我們聊聊天吧”,這種感覺很美妙
提到李白,我們自然會想到“詩仙”、“浪漫主義大詩人”這樣的描述,連幼兒園小朋友都不會對這個名字陌生。
但突然有一個人跳出來說:“李白完全不是你們想象的那樣。你們啊,根本不了解李白!闭f這話的臺灣作家張大春,寫了一部洋洋灑灑的《大唐李白》,他要來揭一揭李白的“底”——
李白是商人之子,在唐代,商人是賤民,因此李白連參加科舉考試的資格都沒有。李白一點也不浪漫,“為達天聽”,他把自己的詩當禮物送人,經營著自己的名望與影響力。李白的婚姻也是一場政治交易,但他并非“倒插門”,也不是外國人……
關于李白,你所知道的很多可能都是錯的。
解放周末:您手頭正在寫《大唐李白》的第四部《卓越歌》,這樣加上已出版的《少年游》《鳳凰臺》《將進酒》,總共達百萬字之巨。請問在您的日常生活中,書寫李白占據了多大比重?
張大春:我在電臺還有一檔說書節目,每天講一個小時。今年春節前,我的說書內容都是《大唐李白》。目前我在講《三國演義》,主要想換一下內容,因為對李白,我已經講了整整3年。
為了保證《大唐李白》的故事每天都能往下講,我一般上午查閱資料,寫一段文字,大約2700字到3500字,這樣說書的內容基本就有了保證。因為這是一部大長篇,不是一般的小說,所以我幾乎把全部的時間都用在了其中。
每天早上孩子們出門上學以后,我就在書桌前坐定,感覺自己對面還有一把椅子,上面坐著李白。“太白,我們聊聊天吧!边@感覺很美妙,就像迎接一位每天都來的老朋友。
解放周末:有人說您寫《大唐李白》是因為太太的一句話,也有人說您為這本書準備了30年。為什么對李白這么感興趣?
張大春:寫書的起念確實是因為我太太的一句話。有一天,太太突然問我:“你要不要寫一本關于詩人和詩的書?”我腦子里突然就想到了李白。
李白對我來說始終不是一個符號,比如代表著浪漫、隨性等等。我在大學一年級的時候,第一本讀到的關于李白的書,是李長之的《道教徒的詩人李白及其痛苦》,其中寫了李白處于儒和道之間的矛盾。我當時就覺得不服氣,對書中的很多觀點提出了質疑。
從那以后,每次碰到有關李白的資料我都會翻閱,不是特地為了寫作而去找資料,而純粹是出于我的興趣,我想解開李白身上的謎。
解放周末:您覺得自己解開了李白身上的哪些謎?在《大唐李白》的寫作中,又是怎么做到“句句有來歷”,同時又像您說的“句句是‘瞎編’”呢?
張大春:比如,我覺得李白的婚姻是受盡委屈的。他的第一任妻子是“故相之女”,也就是一位已故宰相的女兒,他們之間門不當戶不對。他的妻子極可能是再嫁的,或者是位“老”小姐。因為據我的考證,他從來沒有一首詩是寫給他的第一任妻子的,有一兩首可疑的詩,也都不是寫自己怎么想念妻子,而是假借妻子的名義來寫一個女人對丈夫的思念。根據這些,我推測李白的婚姻并不幸福。
再比如,你只要去讀李白那些有關煉丹的詩,那些描寫道教儀式的詩,就會讓你聯想起制作蒸餾酒的過程。李白愛喝酒,留存了很多喝酒的詩,其實可能和道教的煉丹有關。
解放周末:之前有人這樣猜測過嗎?
張大春:我沒有看到過,這也需要想象力。對我來說,陌生地看世界,這是一種能力。如果你始終保持好奇心,那么你就永遠都會有新的角度來看待這個世界。
解放周末:您如何評價李白的一生?
張大春:李白很努力地想融入大唐盛世,但始終融入不了,這里面有他自己的問題,也有那個時代的問題。
唐朝的寬容精神,值得我們今人學習
從2012年10月開始有了寫 《大唐李白》 的念頭至今,張大春一直神游在大唐的世界里。
除了還原李白,張大春也將李白所處的“盛唐時代”勾勒得越來越清晰。
近日,在上海中歐國際工商學院,張大春講起了《盛唐詩人的經濟生活》。他興致勃勃地扮演著導游角色,帶領一眾現代人穿越在唐朝的街市、皇宮、酒肆和山水之間。
在張大春眼中,所謂的“大唐盛世”本身也有諸多可疑之處。比如整個社會極度重“名”,極度強調門第、階級出身。比如,國富民窮,朝廷是很有錢,但人民的生活其實依然很艱苦!暗珶o論如何,盛唐對于今天仍有不少啟悟。”他如是說。
解放周末:如果穿越到唐朝,您覺得自己會以什么謀生?
張大春:我的工作是說書和寫作,每天都穿越在各個朝代,這倒讓我反而無暇思考這個問題。
唐代是一個士大夫社會,假如我生在唐朝,可能我會有考進士或秀才的資格?荚嚰暗诤,過了3年再經過吏部的考試,看自己身體如何,語言表達如何,書法如何,通過這個考試才能當官。一般來說,開始的官職是地方官,從秘書類文職做起,然后再一步步到朝廷里當官。這個過程一點也不浪漫,非常無趣。我認為唐朝的士大夫階層其實是比較可憐而卑微的,所以我絕不會穿越到唐朝去做官。
解放周末:您這一次來上海講唐朝的經濟生活,其中有哪些可能是出乎我們意料的?
張大春:我在讀史料時,覺得有一個細節非常有趣。唐朝經濟有段時間遭遇通貨緊縮,東西賣不出去,老百姓不愿意拿錢出來買東西。在這種情況下,朝廷采取了一個措施,讓老百姓把家里的“不售之物”,比如衣物、靴子,祖上留下來的官袍、朝服、官帽等拿出來,由政府出錢收購,這樣通貨一多,錢就會流通。那么政府收購來的這些舊衣物怎么辦呢?發給各級官員穿。所以你想象一下,唐朝的官員其實穿得很狼狽,官服各式各樣,而且也不合身,甚至有點像乞丐,這個場景多么滑稽!
解放周末:我們今天回望大唐,能從唐朝得到哪些比較有意義的啟示?
張大春:首先,大唐和四夷各邦的關系處理得非常好。這個關系不同于我們今天的國際關系,它既是一種國際關系,也是一種國內關系。當時,唐朝皇帝被尊稱為“天可汗”。大唐皇室從李世民往上數五代都是鮮卑人,每一代娶的也都是鮮卑人,他們不是純正的漢人。所以,大唐就是一個融合各種種族而形成的國度。
大唐雖然從權力、文化優勢、軍事和國防力量上來說都很強大,但是這些并不是唐朝皇帝能夠久居“天可汗”之位的主要原因。我認為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為大唐和各個異族之間長期保持經濟來往、貿易來往,而這個經濟貿易的來往一定是互惠互利的。當時的朝貢也和我們今天想象的不一樣,很多使節團都是借著朝貢的名義來到長安,其實他們都是商人,是來做生意的。
解放周末:歷史是最好的教科書,我們可以向這段歷史學習什么,借鑒什么?
張大春:在這種盛世繁榮的背后,我們可以看到唐朝超乎尋常的包容精神。唐朝到底算不算是一個開放的社會?當然算不上,開放社會的標準太高了,但唐朝的寬容精神仍然值得我們今人學習。
它甚至可以讓商當時這樣地位比較低的階級,讓他們的價值理念上升到“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層面。儒家提倡什么概念?是四海統一,甚至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概念,但是商人不一樣,商人以賺錢為目的,做生意就是要變通,從根本上說它和這個帝國的軸心價值是相矛盾的。但即便如此,唐代還是容許商業活動,容許貿易活動,并且不只是鼓勵,還去保護,保護的還不只是漢人。我認為,這是一種非常誠懇的包容四夷各邦的大國風范。
我不贊成用玩的態度來做事
張大春每天早上6點半起床,在家里寫作、查資料,午飯后趕到臺北News98電臺,從下午1點到3點主持廣播節目,完了回家買菜做飯。這樣的生活節奏已經持續了整整17年。
他的大部分小說,都是抓緊零敲碎打的時間寫成的。
一本理論著作《小說稗類》,雖不是鴻篇巨制,但小說家講小說,尤其將天下小說用東西經緯捋成幾條辮子,掰開揉碎,一一道來,“西語教養”著實不一般。
《聆聽父親》是一本傳記式小說,他把六大爺留下的70頁《家史漫談》,慢慢鋪陳開來,把家族故事推演得撲朔迷離,同時又顯出很深的“中文教養”。
《大唐李白》更是一部不像小說的小說。它讀起來像是在客觀敘述,又像是在說書,就是沒有撲鼻而來的“小說氣”。它到底是一本什么書?有人說,它是融合了野史、傳記、小說、詩論等體裁的“四不像”。
哈佛大學教授王德威如是評價,“張大春是目前中文小說界中,最富有創作活力的作者之一!
解放周末:為什么您的每一部作品都不一樣?是刻意而為還是性格使然?
張大春:一個作品的題材或主旨,有時候會決定表現形式。你要表達的主題和所選擇的形式之間,一定是有關系的,是互相之間比較吻合的,或者說是獨一無二的選擇。有些作品只能用愛情故事來包裝,非得用愛情作為線索才能展開情節?傊,怎么說故事,多半取決于故事是什么。
解放周末:但是您似乎也不愿意重復?
張大春:因為每一個故事都是獨特的,就像你沒辦法讓所有人穿統一的制服一樣。
解放周末:您說過,“小說家不是一輩子就寫故事給人看”,您希望通過寫小說最終帶給讀者什么?
張大春:我一般在開始寫作時,會先設定好一些問題,也就是讀者可能想知道的問題。比如,李白說的一句話,我會想,讀者想知道李白這句話背后的邏輯嗎?我在電腦上寫的每一個字,都在隨時隨地回答問題。因為需要解決的問題有很多,我會選擇讀者最想知道答案的問題來解答。
至于我的小說會帶給讀者一些什么,我不會去想這樣的問題。就像《大唐李白》,歷史材料的蛛絲馬跡、草蛇灰線帶我們進入1300年前的世界,體會到數十代以前之人與今日之我何其相異,又何其相似?玩味之余,我相信對于每個當下的讀者來說,追思過往,所收獲的一定會遠遠超過“小說會帶給我什么”的界定。
解放周末:莫言曾經說過,在臺灣作家中,您“最有天分、最不馴,好玩得不得了”。“好玩”是您在寫作中的一種有意而為嗎?
張大春:事實上,我不大喜歡“好玩”這個詞。上世紀80年代,臺灣處于一種極度甚至是過度繁榮的境況,當時在臺北,幾乎所有人都帶著一種張狂的、戲謔的、昂揚的情緒,甚至還有一點輕慢。我那時才二三十歲,聽到耳邊我的朋友們最常講的一句口頭禪就是“好好玩,我們來玩這個吧”。其實他們指的不是娛樂,而是創作、寫作或別的工作,他們一律都說成“好玩”。我當時聽了反感極了!
因為“好玩”從本質上說,總是缺少一種專注或專業精神。而我認為,對于寫作而言,創作者的嚴肅之心是理所當然的,根本不必刻意以“好玩”來掩飾。我不贊成用玩的態度來做事,因為玩太容易被誤會成輕佻和怠慢。所以,我的每一部小說,我的每一次說書,都不是玩出來的,而是精心準備而成的。
人的大腦失去思考能力,這才是更可怕的
張大春當年以第一名的成績從臺灣輔仁大學中文系畢業,他從未想過把中文作為自己的終生職業。但兜兜轉轉,怎么也沒轉過命運的安排,最后選擇了在“古典”二字上安身立命。
他好寫舊體詩。幾乎每天都寫幾首,還寫詩論。他說,“舊體詩是我生活中很大的一部分,雖然它并沒有‘產值’。”
他還寫書法。每年春節一到,辦公室里幾乎所有的門,都會貼上他親手書寫的春聯。
因為寫書和說書的需要,他讀的大量書籍都是沒有標點符號的文言文。他的《大唐李白》,就讓很多讀者覺得不是在讀小說,而是在補唐史課、詩論課、古漢語文學課。甚至有人說,看此書手頭得備一部古漢語辭典。
在傳統文化的浸潤中,張大春獨有一片自己的天地。他說,自己的日子正越來越接近“涼快舒服”的愜意狀態。
解放周末:除了李白,對您影響較大的歷史人物還有哪些?
張大春:我不能說他們是對我影響最大的人,但是有三個人的作品,只要我眼睛看到就會停留下來,肯定不會錯過。一個是莊子,一個是杜甫,一個是蘇東坡。
莊子是我讀研究生時曾經研究的課題對象。蘇東坡對我來說有一種非常奇特的親近感,他一輩子被貶官,但越被貶,文章就寫得越好。我自己寫詩,則嚴格按照格律來寫,因為固守格律是我們這一代寫詩的人不能回避的基本鍛煉,哪怕到100歲,我還是會嚴格按照格律來寫詩。這就是我推崇杜甫的理由,因為他是格律詩寫得最好的詩人。
解放周末:有這樣一種現象,一些人在年輕時對中國傳統文化非常反叛,對西方文化非常推崇,可是到了中年以后又會不自覺地回到傳統中去。
張大春:是的,我也有這樣的經歷。1975年9月我考進大學,從1976年到1986年10年左右的時間里,也就是在我滿30歲之前,我讀了大量西方最新的語言學、文學方面的書籍。我因為是在一家天主教學校念小學,所以英語很好,畢業后又在大學里待了8年,去圖書館非常方便,所以那時瘋狂地吸收各種西方流行思潮。
后來人到中年,回過頭來想想,發現原先讀的西方理論大多是一時的,并不是長久的,是屬于道空高論。你再思考一遍,會覺得很多內容不過如此,泛泛而已。而這時候才會發現,我們自己的傳統文化有太多值得深掘、品味的東西。
解放周末:您的孩子喜歡格律詩嗎?
張大春:我兒子7歲的時候,我說你要上小學了,我教你一點古詩好不好?很有趣的。他說,爸爸,現在好玩的東西很多,我不需要學古詩。
我女兒也是如此。她讀小學四五年級時,有一天,我正在給周華健寫歌詞。她說,你寫的都是別人看不懂的文言文,你不要害人家了好不好?
今年,我的兒子17歲、女兒15歲了,他們仍然沒有興趣去讀文言文。我想,他們這個年齡在唐代已經是大人了,杜甫16歲出門游歷,白居易15歲也出門去了。所以,如果他們對我從事的事情有點興趣,愿意聽我說說古人的故事,我就告訴他們一些,除此之外不必強求。
解放周末:那您擔心現在的年輕人在中文素養方面會變得越來越弱嗎?
張大春:這是不可避免的,年輕人的中文能力和教養正在急速墜落,我所能做的頂多是在10樓拉起一張安全網,拉住一些人,讓墜落的速度不要再加快而已。
但是,我更擔心的是現在每個人都有手機,技術的進步使得人的生存環境發生了改變,資訊的取得、需求和滿足都變得容易,比如現在要找一句杜甫的詩,馬上就可以在手機上百度找到。這樣,你的知識就變得碎片化了,你也不用再去背詩。失去了記憶的訓練,人的大腦就會失去思考的能力,這才是更可怕的。
人物小傳
張大春
臺灣作家,祖籍山東,臺灣輔仁大學中國文學碩士。好故事、會說書、擅書法、愛賦詩。作品以小說為主,著有《公寓導游》《四喜憂國》《小說稗類》《城邦暴力團》《聆聽父親》《認得幾個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