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鴻：我并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

　　“梁莊”之名太盛，以至于在公開活動上，梁鴻常常會被介紹為鄉土作家。實際上，任職于中國人民大學文學院的梁鴻，在學術研究之余還寫小說。日前由中信出版社推出的《神圣家族》就是這樣一部作品。再加上前后腳推出的文學評論集《外省筆記：20世紀河南文學》《“靈光”的消逝：當代文學敘事美學的嬗變》，讀者面前的梁鴻，不再只貼有“鄉土”一個標簽。值得一提的是，《外省筆記》是梁鴻本人的博士論文，也即其學術專著的起點。借此次新版推出之機，我們或許可以重新發現一個不同的梁鴻。

　　此“外省”非彼“外省”

　　騰訊文化：《外省筆記》是你12年前的博士論文，這次重新出版，回首自己的學術起點，有怎樣的感慨？

　　梁鴻：肯定很感慨，重新反觀自己生長的土地和土地里生長的精神，特別有意味。隔了十多年再看這本書，有些地方失之于輕淺，也有些觀點看起來還挺新鮮，到現在還有啟發。

　　騰訊文化：以批評家和作家視角來看故鄉，有怎樣的不同？

　　梁鴻：本質上有非常大的不同。在學術領域，“故鄉”是一個可研究的課題，其中包含了人類的普遍情感。你會把它放置在一個語境里，在具體的政治、社會、文化、時代精神狀態下去研究、去思考。我們對故鄉的情感是外在的，當你研究時要有冷靜的狀態。當然冷靜并不排斥情感。冷靜、理性和情感，在“故鄉”這個課題里其實是并置存在的。

　　騰訊文化：現在有人認為，年輕人對故鄉的情感越來越淡漠了，你覺得這是怎樣一種趨勢？

　　梁鴻：我覺得這個問題應該更細化一下。故鄉是有多個層面的，每個人都有故鄉，不管你是居住在城市還是鄉鎮。今天我們常常說到的故鄉，實際有某種特指，就是鄉村。所以在研究中，談到故鄉的時候，一定要有具體的情境，而不能籠統化之。即使今天的小孩，將來也會有故鄉，只不過可能比我們現在理解的故鄉會差一點。

　　騰訊文化：你在書中用到“外省”這個概念，我們經常能夠在談論中國臺灣的文章中看到。“外省”在大陸和臺灣的語境中，有怎樣的不同？

　　梁鴻：臺灣的“外省”有具體的所指和政治語境，說的是1949年以后從大陸去臺灣的人。我論文里的“外省”沒那么大的政治情景，泛指的是生活在北京、上海這些中心文化圈之外，又想涌進去的人。我說的“外省”，也指的是現代文學時期北京、上海兩大文化圈之外，跟原來的中原文化、鄉土文化都不一樣。

　　故鄉隱藏在每個人的情感內部

　　騰訊文化：盡管你曾經說過，自己并不是一個鄉土作家。但是在很多關于鄉土研究、創作的場合，還是會給你貼上類似的標簽。你會覺得難以接受嗎？

　　梁鴻：一個作家很容易被安上這種那種的名頭。我確實真的沒有對鄉土、對那種風俗化的描寫去作地域性處理。所以我并不是一個完全的鄉土作家，只不過關注鄉村或者城鎮生活更多一點，就像有些作家更關注城市生活一樣。如果讓我介紹自己，我覺得“作家”就可以了。

　　騰訊文化：有人認為現在已經沒有純粹的鄉土文學了，你認同這個觀點嗎？

　　梁鴻：像上世紀八九十年代那種純粹的鄉土作家確實少了，但如果一個作家想寫大的、宏觀的作品，還是要關注鄉土、鄉村。因為中國社會的矛盾還是糾結在這個地方，很多人性的形成也與此相關。

　　騰訊文化：寫鄉村的文學作品還是挺多的，為什么不如春節期間《一個農村兒媳眼中的鄉村圖景》那篇文章引發那么大的社會關注？

　　梁鴻：可能還是因為那篇的話題性比較強吧，能引起普遍的思考，剛好又是春節。去年是博士回鄉手記，那個爆發點引發了大家心里藏了很久的情緒。這也說明鄉村的問題，還隱藏在每個人的情感內部。

　　騰訊文化：你的文章里也分析了“河南人被妖魔化”的問題。我想問的是，媒體在其中推波助瀾的作用真的那么大么？

　　梁鴻：媒體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但我這里說的媒體包含很多層面。“河南人”為什么會被妖魔化？我覺得非常重要的一點是，一種恒定的農業文明，有其內在的穩定性、保守性。當這種農業文明突然遭遇現代文明，它里面種種的文化基因，比如愛面子、虛榮等等，都可能在河南人身上被夸大突出出來。所以最根本的原因還是兩種文明的沖突，并不只是媒體的推波助瀾。

　　我本人不會對“河南人”輕易做描述，每個人都是個體的，而不是群體的人。但當你在外部的時候又很容易說“河南人”怎樣怎樣，這種文化的總結性是大家常用的。實際上在這本書里，我最想做的，就是把這種集體性的稱呼重新打散，讓每個人回到每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