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怎么看“寫上海”

竹林

　　問/徐芳 答/竹林

　　“寫上海”的兩個誤區

　　朝花周刊：很熟悉您的文字，但仍然覺得奇怪，為什么您不是一個寫上海主題的上海作家？這是因為您在寫作之初就成為了知青寫作第一人嗎？最初出現的一個萌芽或者一個因素，會影響寫作的最終走向嗎？

　　竹林：回答這個問題，我覺得有必要先厘清一個概念：什么叫“寫上海”？

　　無論媒體、評論家，甚至還包括許多讀者，似乎都認為，只有寫住在上海市區的市民階層生活，才算是寫上海——看來“寫上海”的概念還停留在上世紀三十年代的張愛玲時代。也因此，許多“寫上海”的作品內容也近乎張愛玲時代的市井生活，比如家長里短、尋歡作樂、偷雞摸狗、打情罵俏、爾虞我詐等一地雞毛的市民生活，似乎這才是“正宗”的上海生活。

　　然而時代畢竟前進到21世紀了。上海已經與張愛玲時代不能同日而語了。現在電視里經常聽到的關于上海的廣告詞怎么說來著：“海納百川，大氣謙和。”縱觀大家眾口一詞公認的“寫上海”的作品，似乎很難從里面尋覓到這樣的氣韻。因此，被評價為“缺乏與上海大城市地位相應的作品”，也就不難理解了。

　　這是誤區之一，縱向的誤區。

　　之二是橫向的誤區。想想看，當今數千萬生活在上海的人口中，真正戶口在上海的有多少？郊區農村人口有多少？外來的建設者、打工者有多少？滬郊農村人口有多少？從地域來講，我們的習慣思維只把市區稱為上海，而廣大的郊區農村、城中村里的打工者們，都被排除在外了。而改革開放給郊區農村、農民生活帶來的變化，外來打工者的追求和困境，那里面產生的思想激蕩和矛盾沖突，其激烈程度，恐怕會超出城內市民的生活。這些生活內容，也是我們的文學創作不能忽視的。

　　包括現在大家十分關心的住房問題等，難道我們的“上海文學”可以對這些問題視而不見，將它們排除在外嗎？記得十多年前有位很權威的文學評論家就下過“現今農村題材已經過時”的結論，對此我始終不以為然。我為我能下到農村，來寫這一部分上海人的生活而感到欣慰。

　　作家不能在自娛自樂中洋洋自得

　　朝花周刊：對當下的城市生活，我們都有一種悖論性的感受：一方面，城市化進程空前加快，城市地域急遽膨脹；另一方面，我們并沒有整合出當下的城市文化經驗，不知道該如何面對和書寫？您的寫作有地域性嗎？上海確實值得被書寫嗎？

　　竹林：面對當下日新月異的大城市生活，我們的確難以把握它的脈搏和律動。但文學創作是時代的弄潮兒，它應該首先感應時代的脈搏。正是從這個意義上說，上海的文學創作的確是落后于時代了。也因此，我們恐怕不能滿足于這個城市過去生活的經驗，在自娛自樂中洋洋自得了。

　　上面說的是我對上海文學的總體感覺。但這種感覺恐怕不只是我一個人的另類苛求。不過對于每一位作家來說，他只能從自己生活的一個視角來觀察書寫。恐怕這就是你所說的地域性。但不管從哪個角度出發，都應該直面生活，認真深入地分析思考生活，而不是躲避閃爍、玩世不恭，或者為了某種迎合某種訴求，睜眼說瞎話。

　　其實，之所以能形成一座城市的文化，是由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以作者自己所在的生活層面上反映出來的。只要這些作者有起碼的良知和藝術智慧，這種局面遲早會出現的。我們不妨拭目以待。

　　朝花周刊：說說您如何從寫作中獲得與增益生活的深度和廣度？從中能否發掘時代的新經驗、新感受？

　　竹林：寫作是尋找和挖掘生活本質、發現真理，而不是逃避現實，規避思考。沒有思想的作品最終一定沒有生命力，不管一時會被吹捧到怎樣的高度。可以說，我在自己的創作中，是一直不敢忘記這一點的。我的每一部作品都是對生活有了新的認識后想要表達才寫的。我不寫無病呻吟的作品，也不想讓自己的作品在同一個認識層面上重復踏步。文學創作貴在創新。

　　要創新就要對生活進行獨立深入的觀察、思考、分析——這種分析是要深入到社會和人的靈魂層面的，只有這樣，才能激發靈感、開闊視野、放飛思想，追逐人類的文明潮流和價值取向。當然，我不是說我已經在這點上做得很好了。但是我一直把它作為自己努力的方向。

　　人物介紹：竹林，1979年出版全國第一部真實反映知青生活的長篇小說《生活的路》，開知青文學之先河。上世紀八十年代即赴滬郊農村深入生活和寫作。創作有 《生活的路》《苦楝樹》《嗚咽的瀾滄江》《女巫》等十余部長篇小說及各種文學體裁等近千萬字。《生活的路》被人民文學出版社列為“中國當代名家長篇小說代表作”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