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專訪資深出版人李昕

　　在李昕看來，做書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會擔當。本報記者 海沙爾 攝

　　李昕的大半輩子只從事了一種職業，那就是編輯。

　　33年的時光里，他經手編輯了兩三千本書，他也因此被稱為編輯行業的一本“活字典”。許多文人、大家，從李昕的作者成了他的摯友。

　　李昕說，做編輯靠的是眼光，而比眼光更重要的是品格。做文化的堅守者，做社會發展的推動者，是他和他的前輩們所追求的理想，也是他眼中那些“大家”們的共同堅守。

　　不為“成功”著述，只為“品格”立傳

　　解放周末：編輯是個有故事的職業，您做了33年的圖書編輯，與您合作過的許多作者都成了您的朋友，您與他們的故事應該特別多吧？

　　李昕：對，這些年我所接觸的人、所經歷的事，回想起來經常令我生出感慨。去年我從三聯書店退休之后，終于有時間把這些故事寫下來，加上過去陸續寫過的一些文章，就在上海三聯書店出版社出版了一本散文集，叫《清華園里的人生詠嘆調》。

　　解放周末：那么多作家書里書外的故事，一本書肯定是寫不完的，您的選擇標準是什么？

　　李昕：當了一輩子編輯，也做了不少回憶錄和人物傳記的選題。我一直有一個比較固執的觀點，就是傳記要為人格而立，而不是為所謂的“成功”而立。

　　所以當我自己下筆寫一些名流作家、學者的相關文章時，所關注的重點不是他們的學術或成就，也不是他們的經歷和遭遇，更不是他們的逸聞趣事，而是他們的品格。我認為，只有選擇這樣的角度，我的寫作才是有意義的，我想把他們的品格呈獻給我的讀者。

　　解放周末：您所熟識的名家學者中，哪些人曾經深深打動、影響過您？

　　李昕：先講一講楊絳先生的故事吧。我先后在人民文學出版社、香港三聯書店和北京三聯書店工作，恰巧楊絳先生是這三家出版社的老作者。上世紀90年代后期，我在香港工作時與她相識。她過去曾在清華大學外文系任教，與我父親是同事，由于這一層關系，她老人家對我也便多了幾分親切。

　　這些年來，每逢春節或楊先生過生日，我總要代表出版社問候老人家，有時也會登門拜訪請教。2011年7月17日，是楊絳先生百歲誕辰。提前兩三個月，我們就在編輯部里商量，應該怎樣表達對老人家的祝福。這其實是一件頗費心思的事，因為老人家既不喜請客送禮，又不講繁文縟節。往年過生日時，我們要給她送禮，她總是說她什么都不需要。送花，家里沒有地方擺；送蛋糕，家里沒有人吃；若是送別的東西，她當時收下，心里記得是你送的，等你下一次再去，她便說你上次送來的東西已經在我這里放了很久，我也用不上，你還是帶回去吧。

　　后來，中央電視臺的《讀書》欄目找到我，說要做一期為楊先生祝壽的專題節目，就在7月17日播出，希望我能參與。我覺得這節目正是給楊先生的最好的百歲生日賀禮，便欣然答應了。節目播出后，楊先生請學生吳學昭給我打來電話，告訴我這期節目做得不錯，她看了很高興。但是，她發現我有個地方講錯了。我聽了心里一驚。原來錢、楊二老在清華大學設立的是“好讀書獎學金”，但是被我說成了“好讀書基金會”了。楊先生說，設立獎學金比較簡單，但是建立基金會就不同了。她叮囑我，今后若是再提到此事，一定要把說法改過來，不能一錯再錯，免得以訛傳訛。

　　雖然這件事所涉及的事情不大，但是楊先生嚴謹和認真的做人態度，令我受教。

　　她希望我們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編輯當成一生的事業

　　解放周末：一位作者選擇哪家出版社出版自己的書籍，是否有很大一部分原因來自于和出版社的編輯氣息相投？

　　李昕：是的。做書33年來，我覺得嚴謹和認真，是能否吸引好的作者、做出好書的一個最重要、最基本的品格。這種品格既來自身為從業者的自律和責任感，也來自于像楊絳那樣許許多多大家身上一種相通的精神。

　　記得我在工作之初，編輯了王蒙先生的文學評論集《創作是一種燃燒》。當我把改好的稿子送到王蒙家時，沒想到他當場挑出了書稿中一處關于“的、地、得”的使用錯誤，這讓原本對書稿編輯質量很有信心的我很臉紅。此后，我對書稿的細節格外重視。

　　我剛進人民文學出版社工作那會兒，不僅面對的作者大多是文壇耆宿、名家大師，編輯部里也是名流云集，嚴文井、韋君宜、屠岸、牛漢、綠原、樓適夷等“一代名編”都還沒有退休。作為一個年輕晚輩，見到這么多自己仰望和崇拜的人物，著實令我欣喜。

　　解放周末：老一輩的名編輯們對您有哪些影響？

　　李昕：老前輩們告訴我，做書最重要的有兩條：一是編什么，你就要關注什么，要鉆進去；二是做什么書，就得像什么書，既要符合規范，又要符合讀者期待。

　　在他們的影響下，我編輯了唐弢主編的高校文科教材《中國現代文學史簡編》，為了和唐弢先生探討書稿中的遺留問題，我找來了國內出版的四五種版本的現代文學史著作，以及海外學者夏志清和司馬長風的著作，進行對比閱讀，試圖發現問題，這種做法很快得到了屠岸先生的肯定。

　　解放周末：您在《清華園里的人生詠嘆調》中寫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知名編輯韋君宜的故事，她那句“當編輯不要想當官”，讓人印象深刻，她是否也影響了您的從業之路？

　　李昕：我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后聽的第一堂編輯課就是韋君宜親自講授的。她開宗明義就講：當編輯不要想當官。這句話是她當小編輯時，胡喬木總編輯對她講的：如果你想當官，可以先當編輯部主任，然后當總編輯，這就算到頭了，再想當官就不是編輯了。韋君宜說，她這輩子，就是聽了胡喬木這句話，她如果早早選擇當官，也許今天不是這個樣子，但是她不后悔。她希望我們都是一些不后悔的人，把編輯當成一生的事業。

　　我這幾十年中有過多次重新選擇人生道路的機會，但是每到關口，只要想起這句話，就會排除雜念。無論是留學的機會，還是“下海”的機會，我都婉拒了。1994年，人民文學出版社有位副社長退休，當時我是社長助理兼編輯部主任，社長把我視為接班人，想讓我做副社長主管發行。我回答他說，我不想脫離編輯崗位，還是希望以編輯為主業，我就這樣放棄了一個提拔的機會。

　　我就想一輩子做編輯，一輩子做書。為了做編輯，無論是當官的角度，還是發財的角度，我都放棄了一些機會，但是我并不后悔。這樣堅持下來，也頗有收獲，自覺并未虛度此生。

　　做書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會擔當

　　解放周末：您的話讓我想到日語中的一個詞，翻譯過來叫“一生懸命”，日本一些街鎮上的小雜貨店里會掛著這樣的招牌，意思是說家里世代認真經營著的就是這家小店。您說的“一輩子做編輯”，耐住一種寂寞，堅守一種情懷，詮釋了“一生懸命”四個字。

　　李昕：這份匠人之心是相通的。要做好編輯還有一件特別難的事，在于他不僅要用一生去堅守，還要一生葆有激情。

　　激情是由愛而生的。愛編輯這個職業，就要愛書，愛讀書。好編輯百分之百都是愛書之人。因為愛書，所以一心要編好書，發現好書就會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有時候甚至會進入癡迷狀態，不吃飯、不睡覺也要把書編好。激情也在引導和鼓勵編輯發現好書，一個好的編輯會把激情都投入于怎么去發現作者，怎么去發現好作品，怎么把書做好。

　　解放周末：說到發現好作品的激情，讓我想到《鄧小平時代》 一書，聽說您為了爭取這本書的出版權，打了好幾“仗”，最終使三聯從30多家出版社中脫穎而出。

　　李昕：之所以要爭取這本書的出版權，是因為傅高義先生的這本書深深打動了我，點燃了我心里發現好書的那種激情。你可能不知道，傅高義先生為了寫這本書花了整整11年。這11年來，他每天工作不少于10個小時，我一算，他為了這本書竟用了4萬個小時。除了搜集浩瀚的史料，他還進行了大量的獨家采訪，他在前言中列出的受訪者總數超過300人。

　　傅高義能寫出像《鄧小平時代》那樣的著作，除了有賴于他深厚的學養、嚴謹的治學、獨有的駕馭重大題材的能力之外，還得益于他的品格。你剛才問我，認識的學者中，有哪些品格會打動我，我要說，傅高義的篤實、敬業和善良，就深深打動了我。

　　我和他在一起時，發現他喜歡利用一切機會和他所接觸的人交流。多年來，他認識很多中國學者，有些與他同輩，有些比他年輕，但他一律稱之為“老師”。即使有人批評他的《鄧小平時代》，他也不生氣，還把文章找來研究，這種大度令人敬佩。他善意的態度也塑造著他的作品。他對自己所研究的那些重要歷史人物，都報以一種善意的心態，“以善意預設他人”讓他的書呈現出一種難能可貴的客觀和公允。

　　解放周末：《鄧小平時代》在中國的出版非常成功，獲得了包括“中國文化特殊貢獻獎”在內的十余項大獎。您覺得當初最終打動傅高義，讓他愿意把這本書交給三聯出版的原因是什么？

　　李昕：我告訴傅高義先生，這本書在中國大陸出版對中國讀者有著特殊的價值。我作為出版人心目中一直堅持一個理想，就是希望用書來參與、推動歷史的進步。傅高義說，如果這本書真的能達到我所期望的效果，正是他所期盼的。

　　這件事也讓我深刻意識到，作為一名出版人，最重要的還是要有文化理想和社會擔當，只有理念對了，才能堅持做好書、出精品；反之，僅僅靠雕蟲小技出書，雖然也能掙一陣子錢，但不可能獲得真正的成功。簡而言之，做書如做人，要有文化理想和社會擔當。

　　好書難覓的背后，是“滯漲”帶來的惡性循環

　　解放周末：作為編輯和出版人，您所堅持的文化理想和社會責任感，會不會遇到與市場、經營相矛盾的時候？

　　李昕：我的這個出版理念，恰恰是我在香港三聯書店擔任總編輯時期，也就是經營壓力最大的時候形成的。

　　我曾經把我在香港的那段日子比喻為“深井里游泳”，井很深，水又冷。香港的圖書市場很小，競爭很激烈，出版社都是自負盈虧，書賣得不好，出版社就過不下去了。我剛到香港的時候是1996年，正處在香港回歸前夕。許多香港人對“一國兩制”還不太了解，我感到我們三聯書店作為一家中資出版社，有責任告訴大家什么是“一國兩制”，于是就策劃出版了《“一國兩制”知多少》《基本法知多少》等一批書。這是我在人民文學出版社時根本想不到要出版的書。可那時候，到了香港就覺得自己有一種責任，要幫助香港人了解新政策，順利完成過渡。

　　解放周末：那些書的銷量怎么樣？

　　李昕：銷量非常好，幾乎都成了當時的暢銷書。這就給了我一種觸動，承擔社會責任和滿足市場需要，其實并不矛盾。

　　到香港之后，對我影響最深的，是香港三聯書店的藍真先生，他代表了三聯人的品格和風骨，是他讓我懂得了一個出版人要“以圖書參與現實”。藍真先生對于“做書就要做好書”的要求很高，好書的標準，就是當年鄒韜奮先生在開辦三聯之初所設定的宗旨：“暗示人生修養，喚起服務精神，力謀社會改造。”

　　可以說，雖然我過去在北京已經做了十幾年出版工作，自認為是個訓練有素的編輯，也懂得要出好書、出精品，但我的出版理念以及對圖書市場的觀察思考，很多都是在香港的時候形成的，讓我一生受益。

　　解放周末：在33年的編輯生涯，您經手過幾千本書，在您眼中，什么樣的書才算好書？

　　李昕：好書肯定是有品位、有品質、有質量的書。對于這個“好”字，當然各人有各人的理解，但這其中肯定有這么一條，就是必須與庸俗和粗制濫造劃清界限。

　　解放周末：這些年我國的圖書出版總量每年都在不斷增長，但讓愛書人感到無奈的是，精品書并不多，有時候甚至覺得無書可讀。作為一位資深出版人，您覺得問題出在哪兒？

　　李昕：我也有同感，現在的書雖然多了，但是好書不多，有的選題重復，內容粗制濫造，有的甚至是彼此模仿拼湊而成的，還有一些書則為了賺錢而嘩眾取寵。此外，出版社也趨于同質化，越來越難保持原有的品牌風格和傳統特點。

　　這背后的深層原因其實是中國圖書出版的“滯漲”問題，就是圖書出版的總量雖然在增長，但靠的是提高定價和增加品種，表面上看起來是“繁榮”了，其實并不能在實質上幫助人們提高文化生活水準，加大全民閱讀的總量。2011年我就提出了這個問題，但這幾年來，這個問題非但沒有解決，反而是越來越嚴重了。

　　解放周末：“滯脹”的后果是什么？

　　李昕：它容易把出版社逼上一條不歸路。由于單品種效益降低，出版社便要靠多出書來補足效益；但因為書多了，品種泛濫，質量不免降低，重復出版和粗制濫造的現象嚴重。這樣的書更難保證單品種效益，于是造成惡性循環：書越出越多，但每一本的效益越來越低，結果更要多出書。

　　解放周末：除了“滯脹”的危害，紙質書還面臨著電子書的沖擊，您認為紙質書將來會被取代嗎？

　　李昕：我依然看好紙質書的將來，在美國等一些西方國家，電子書發展得比我國早，所占市場份額也比在我國大，但2015年的最新數據表明，電子書和紙質書的銷量增長相當。依我看來，紙質書仍然擁有長期的價值，它不會被電子書取代。

　　解放周末：紙質書雖然不會消亡，但讀者對紙質書的訴求和過去不太一樣了，可以說是要求更高了。

　　李昕：在這個電子閱讀沖擊紙質書的時代，怎樣把一本書做出“書感”很重要。“書感”就是要給書找到更符合讀者期待的形式。什么內容采用什么樣的形式，最能讓讀者滿意，要用一種最佳的方式結合好內容與形式。目前來看，紙質書的“書感”恐怕是電子書一時無法取代的，這也是紙質書會繼續存在的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