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兼《外國文藝》雜志主編吳洪

　　中文素養是翻譯的一道坎

　　——訪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兼《外國文藝》雜志主編吳洪

　　“閱讀即是解讀，因為世上沒有兩個人的經歷完全相同。糟糕的讀者就像糟糕的譯者：在該按大意譯時卻摳字面，該摳字面時卻按大意譯。在學習如何閱讀時，學識固然寶貴，但不及本能重要。有些飽學之士偏偏是蹩腳的譯者。”英國著名詩人、評論家W·H·奧登的這段話談論的是閱讀，卻也折射出翻譯的諸多問題。

　　這段話出自奧登散文集《染匠之手》的序章“閱讀”，此次CASIO杯翻譯競賽的英文原文即選自“閱讀”的第一段落。奧登用隱約相連的警句雋語描摹閱讀的方方面面，輕盈、清澈、親切，完全體現他作為二十世紀最受推崇詩人之一的無往不利的文思和爐火純青的文字功夫。與之相應的，本次競賽的俄語翻譯，原文選自俄羅斯作家葉爾馬科夫·德米特里·阿納多利耶維奇刊登于《我們現代人》雜志的短篇小說，作者現為俄羅斯作家協會成員，曾獲“В·舒克申”文學獎。小說述說了季莫費耶夫卡的村民們以自己的方式表達著對鄉村入侵者的反抗，對舊日生活的緬懷，以及深藏于心底的對美好家園的捍衛的故事。

　　由于與滬江網聯合進行預熱，本屆競賽所收到的稿件創歷屆之最，達到了一千零二十九份。其中，英語組八百三十八份，俄語組一百九十一份。然而，一等獎仍是空缺，無論是英語組還是俄語組，評委都沒有找到非常滿意的譯作。這至少說明，數量的增多并沒有帶來質量的提高，翻譯人才的緊缺、譯著水平的下滑似乎已經成了不爭的事實，社會上對“爛譯”的吐槽也不絕于耳。

　　那么，作為旨在培養翻譯興趣、發掘翻譯人才、已經舉辦了十二年的CASIO杯翻譯競賽的主辦方，對此現狀又是怎么看的呢？日前，記者采訪了CASIO杯翻譯競賽的資深評委、上海譯文出版社副總編兼《外國文藝》雜志的主編吳洪。

　　中文能力決定譯文的高下

　　讀書：從人數上說，這次翻譯競賽是創了新高；但從質量上說，這次一等獎又是空缺，這已經是連續兩屆一等獎空缺，您能分析一下這一狀況嗎？

　　吳洪：一等獎的空缺實際上已經成了“常態”。十二屆的賽事，產生一等獎的次數屈指可數。有一屆的一等獎還是在評委們“憐憫心”的驅使下硬給的。究其原因，一是參賽的選手在原文的理解和中文的運用上多多少少有些欠缺。理解到位的中文功底差，中文老到的理解又有失偏頗，顧此失彼，離完美總是差口氣。但從現狀看，似乎中文水平的不盡如人意顯得更突出一點。作為全國性的翻譯賽事，我們認為還是應該堅持寧缺毋濫的原則。其次，大部分選手都是初涉譯壇的新手，缺乏經驗。相信經過不斷地磨練和學習，翻譯水平會有長足的進步。

　　讀書：說到中文水平，您在評點這次參賽作品時也指出，很多譯文不對照原文，會看得云里霧里，不知所云。對于這點，我特別贊同。近些年看的很多翻譯著作，書本身非常好，但譯文實在有些莫名其妙，讓人讀不下去。這又牽涉到翻譯“信達雅”的問題，前一陣又老調重彈地掀起了對這一問題的討論，不同意見的爭論還蠻激烈的。對此，您怎么看？

　　吳洪：我個人認為，譯文的不知所云根本還是兩個問題：一是對原文沒有理解，只好照字面來譯；估計連自己也一頭霧水。再一個就是忽略了中文的功能，或者說缺乏貼切地使用中文的能力。前一種關系到“信”，后一種涉及到“雅”。現在有些涉及翻譯理論的討論，“信達雅”是一個，“直譯意譯”也算一個。其實，翻譯是語言的轉換，其首要目標是讓不懂外語的讀者能理解原作。如果讀者看不懂你的譯文，那么，談什么“直譯”的理論也好，“信達雅”的標準也罷，還有什么意義呢？就像這次譯文點評里舉出的例子那樣：MYGOD！MYGREAT -GRANDFATHER！MYUNCLE！MYENEMY！MYBROTHER！MYIMBECILE BROTHER！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照直譯成：“我的上帝！我的曾祖父！我的叔叔！我的敵人！我的兄弟！我的傻瓜兄弟！”對照英文看譯文，似乎都譯對了；但離開原文后，讀者看到這樣的譯文又怎么能夠理解？其實，這些感嘆語是表達作家們把自己的作品與別人的作品做比較時的某種心情或感受，也許是驚奇，也許是贊嘆，也許是鄙視，也許是忿怒，等等。我們是否可以選擇對應這些意思的中文來譯呢？比如：“頂禮膜拜！祖師爺級！棋逢對手！不分伯仲！低能庸才！”——兩種譯法孰優孰劣，頓分經緯。

　　對翻譯理論的討論涉及到學術問題，這里不便展開。但千萬不要把它當作是糟糕翻譯的托詞。

　　讀書：所以說，中文水平的下滑是導致當下外語水平越來越高，但翻譯質量卻每況愈下這一現象的主要原因嗎？

　　吳洪：中文水平是原因之一，還有其他的因素，比如文學素養(對文學翻譯而言)，翻譯經驗，翻譯態度等等。所謂外語水平高和優秀的翻譯是不能畫等號的。一個好的譯者需具備以下幾個素質：良好的外語水平和中文功底，較高的文學素養，一定的翻譯經驗和技巧，認真的治學態度，還有就是耐得住寂寞的定力。所以，在當下這個比較浮躁的社會，缺少這樣“面面俱到”的翻譯人才也就不足為怪了。

　　讀書：CASIO杯翻譯競賽已經舉辦了十二屆了，你們出版社會不會有意識地培養得獎者成為你們的譯者？有成功的例子嗎？

　　吳洪：會。有很多歷屆的得獎者后來成長為我們出版社的譯者。比如，翻譯了《十一種孤獨》《年輕的人在哭泣》《閃亮的日子》《金錢：絕命書》的陳新宇是第三屆優勝獎獲得者，翻譯了《尋找莎士比亞》的韋春曉是第五屆優勝獎獲得者，翻譯了《哈里發的神殿：卡薩布蘭卡的365天》的步朝霞是第七屆優勝獎、第八屆三等獎獲得者，翻譯了《記憶殘留》《骰子人生》的陳正宇是第七屆優勝獎獲得者，翻譯了《魂斷阿寒》《秒數五厘米》的季麗曄是第七屆日語二等獎獲得者。

　　不能把翻譯稿酬低的責任一味推給企業

　　讀書：還有一個不斷提起、從未解決的問題，就是翻譯稿酬的問題。翻譯稿酬低一直被詬病，現在有所提高嗎？你們一般是給譯者稿費還是版稅？如果書的銷量好，出版社會獎勵譯者嗎？

　　吳洪：翻譯稿酬偏低的問題已經討論了很長時間，病癥找到，但是無解。這是一個系統工程問題，稿費的標準設置和書價、出版社的成本構成等一系列因素是有關聯的，大幅度提高的話就會引起書價的上漲、出版企業難以為繼等情況。目前普遍的標準大約在每千字七十至八十元，比十年前提高了約百分之五十，也在國家新出臺的稿酬標準指導意見范圍內；當然離“意見”的上限有距離。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光靠市場機制、光向出版社喊話是不行的，需要來自行政的政策支持。比如說，稿費八百元以上就要征百分之十四的稅，這個于情于理都說不通的政策一直沒有調整。是不是國家層面也應該想些具體的扶持辦法，而不是一味地把責任推給企業？畢竟這也是提升全民文化的大事。

　　另外，不管是作者還是譯者，都可以選擇兩種報酬形式：按字數的稿費制或按銷售數的版稅制。一個例外是，如果原作是有版權的(還未進入公共領域)，那么出版社會只簽稿費制的翻譯合同。兩種形式各有利弊，譯者會根據自身的需求作選擇。不少譯者考慮到印量低、銷售數據難以掌控的因素，往往會選擇稿費制。我個人傾向于版稅，它能比較公平地體現譯者和出版社風險共擔、利益均享的原則。另外，稿費標準里還附有一個印數稿酬，即每有重印，譯者就可以享有一定比例的印數稿酬。這個比例是：每十萬冊的印數稿酬等于再拿一筆稿費。

　　讀書：其實說到翻譯稿酬，如今還有一個有趣的現象：一方面，很多譯者抱怨翻譯稿酬太低而不愿意翻譯圖書；另一方面，有很多翻譯愛好者志愿加入字幕組翻譯國外影視劇，或者在網上曬自己翻譯的作品，這好像跟錢又沒關系。對此，您怎么看？

　　吳洪：那是一些文學青年的興趣愛好，互聯網又為他們提供了一個平臺。今年翻譯比賽的二等獎獲得者在發言時也有提及。會后我特意表揚她有譯者的潛質，但她回答說，隨心而起的興趣是有，但正兒八經地譯一本書卻不愿意。也許這就是現在年輕人的一種“玩心態”吧。

　　讀書：在發掘培養年輕譯者的同時，翻譯還是要靠穩定的中堅力量的。據我所知，以前大學教授是翻譯的主力軍，但如今，很多教授寧愿做項目也不愿翻譯書，或者直接把書扔給自己的研究生翻譯，自己署個名。你們碰到過這樣的情況嗎？

　　吳洪：我們的譯者中不少是大學老師。這種情況是有的。原因是，翻譯既和大學教師的學術考核沒有關系(學校只認論文，不認翻譯成果)，也與稻粱謀的需要于事無補(稿費低)。所以，還愿意搞翻譯的老師主要還是興趣、專業使然吧。

　　經典重譯必須嚴禁抄襲、炒作和溢美

　　讀書：最后想談一下經典重譯的問題，從《老人與海》到《小王子》，再到前不久鬧得沸沸揚揚的馮唐重譯泰戈爾的《飛鳥集》，經典著作似乎成為眾人垂涎的翻譯目標。但與此同時，這些新的譯作卻遭到激烈的吐槽甚至抨擊，網上類似“被翻譯糟蹋的名著”這樣的帖子不計其數。我們姑且不去評論這些重譯作品的優劣，想請您談談隨著時代的進步，語境和審美的不同，翻譯是否應該與時俱進的問題。

　　吳洪：這個問題不能一概而論。從必要性來講，一種情況是不得不為。尤其是進入公版的經典作品，許多出版社都一哄而起。如果原有的譯本有獨家版權的限制，其他出版社就必須出新的譯本，這也是有些作品為什么會有二三十個譯本的原因。另一種情況是，原有的譯本年代久遠，正像你說的，在語境和審美標準上確實不符合時代的需要了；又或者原有的譯本多有謬誤，這些都是有必要重譯的。但重譯必須嚴禁兩種做法：一是拼拼湊湊，甚至做些抄襲；再一種便是借重譯之名，沽名釣譽，大肆炒作，標榜自己是最最權威、最最準確的譯本。呼吁讀者千萬不要上當受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