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純:不能錯過難得的機遇

　　《一座營盤》陶純 著 人民文學出版社

　　陶純，1964年出生于山東西部的東阿縣陳店村。1980年入伍，先后畢業于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魯迅文學院首屆中青年作家高級研討班，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總裝備部創作員，中國作家協會會員。著有長篇小說《陽光下的故鄉》《芳香彌漫》《像紙片一樣飛》，中短篇小說集《戀愛季節》《子彈穿過頭顱》《雨中玫瑰》《坐到天亮》等。另外創作電影劇本《錢學森》，電視劇劇本《紅領章》《雄關漫道》《國家命運》《刑警隊長》等7部。

　　軍隊反腐題材長篇小說《一座營盤》，以我軍某個軍級建制的基地為背景，展示了三十多年來老中青三代官兵走過的歷程，被認為是“所有營盤的縮影”。小說涉及的人物之重，級別之高，問題之大，前所未有。著名評論家朱向前評價說，從題材上講，《一座營盤》是當代軍隊反腐題材文學的開山之作。日前，本報記者赴京采訪了山東籍作家陶純。

　　為什么突然回頭寫小說？

　　聽說陶純寫了《一座營盤》，好多人都感到驚訝。他放棄小說寫作而改行當編劇，已經十余年了。寫劇本來錢快，出名快。為什么突然又回頭寫小說？

　　甫一落座，我先試探問詢“一二三”，后到小店把酒再敘“四五六”。陶純始而拘謹，繼而坦然。我一點點摳他寫作的緣起與創作中的障礙。共鳴的話題，共同的秉性，使得采訪變成了聊天。

　　對我的疑問，陶純回答得干脆：機遇來了，你不抓住，行嗎？什么機遇，簡單說來是“兩個空前”，一個中央反腐力度，特別是軍隊反腐力度前所未有，是空前的；一個是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對文學的重視程度，這是空前的。他說：“文藝是時代前進的號角，最能代表一個時代的風貌，最能引領一個時代的風氣。”習總書記在講話中還提出了文藝創作存在有數量缺質量、有“高原”缺“高峰”的現象。這些話，值得我們深思。

　　“放棄小說，是因為當時看到寫小說沒有希望，作為軍隊作家，好多題材不能碰，螺螄殼里做道場，作品不痛不癢，讀者不關心你，自己寫得也不過癮。”陶純說，“這次寫小說，一開始是想寫一部反映后勤某個業務部門工作情況的具有紀實色彩的作品。可是寫著寫著就有一發而不可收之感，一下子把自己三十幾年軍旅生涯的感受給激發起來，越寫越投入，越寫越寬廣，把人生積淀都用上了。最后，不得不一再調整寫作計劃，使得這個小說的骨架越來越大，歷史內容越來越厚。我明白了，這才是我真正想寫的東西，像一個選手那樣，經過漫長的等待，終于可以上場了，自然寫作過程是愉快的，酣暢淋漓的，最多的一天，寫了八千字。我寫作有一個習慣，越是寫得快，說明寫得順，質量也好，越是寫得慢，寫不動，硬往外擠，拿出的東西自己越是不滿意。”

　　1993年夏，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舉辦的第四屆學員畢業作品討論會上，“軍藝”老師、著名評論家朱向前說過，陶純的中篇小說《坐到天亮》，代表了他們這一屆學員的最高水平。“當時，我對他寄予了厚望，也因此對他后來涉足影視遠離小說頗感失望。好在他突破了‘一旦觸電、武功就廢’的魔咒，以《一座營盤》完成了一次精彩的轉身。”朱向前不久前這樣說。

　　“無膽則筆墨畏縮”

　　小說的開頭非常關鍵，第一句話是定調子。路遙寫《平凡的世界》，開頭開了三天，最終憋了出來：“一九七五年二三月間，一個平平常常的日子，細濛濛的雨絲夾著一星半點的雪花，正紛紛淋淋地向大地飄灑著……”而陶純寫《一座營盤》，開頭開得卻異常順利：“傍晚時分，空中飄起了雪花。天氣冷寒，路上幾乎沒有行人……”，路遙和陶純開頭的意象都是“雪花”。陶純說：“我憋得太久了，起筆就找到了感覺。”

　　小說的開頭出人意料。主人公布小朋當兵，靠的是姐姐布花的被動“獻身”(招兵軍官康文定酒后和布花發生了性關系)。這樣處理一個軍人形象，與過去勇敢、正義的“解放軍”形象反差太大。

　　陶純說，作品開頭，靠姐姐布花的“獻身”，才使主人公布小朋的命運有了重大轉機。生活中這樣的事情不能說沒有，但絕對沒人敢寫，寫了怕被扣上“自毀長城”的大帽子。構思時我作了一些弱化處理，比如是在康文定醉酒的情況下，稀里糊涂和布花發生的關系；布花當時的反抗并不激烈，為了弟弟，她可能也豁出去了，她甚至還有一點迎合的成分等等。對于一個處于社會最下層的農村女孩子來說，生命中能有這樣一次體驗，到底是她的幸，還是不幸？這很復雜，很難說清。布花臨終之前，對布小朋敞開了心扉，說她并不后悔，她并不怪那個康文定，并且還說他是個好人。有一個證據：她一直舍不得丟棄那一晚他給她擦眼淚用的一塊手帕，囑咐弟弟在她死后放在她的棺材里……這讓布小朋心如刀絞，他終于明白，自己是怎么有了今天的。陶純有些動情地說：“這一段，我是流著淚寫的，書出來之后，每逢翻到姐姐臨終這段，我都忍不住要流淚。復雜的感情，復雜的心態，復雜的行動，往往是作品最難把握，也最有藝術價值的部分。”

　　在兩性關系的處理上，陶純處理得還算巧妙，并不顯“臟”，文字比較內斂。幸運的是，出版時保住了這一段。如果換一種開頭，可能就沒有現在這樣的沖擊力。出版之后，也沒有人指出不可以這樣寫。

　　陶純在解放軍藝術學院和魯迅文學院的同學、著名作家柳建偉認為，陶純這樣寫，可謂“膽大包天，大筆如椽，破了天荒，開了先河。著實讓人捏一把汗”。

　　與陶純對話，我想起清初詩論家葉燮《原詩》中的話“無膽則筆墨畏縮”“惟膽能生才”。

　　“寫到中間，

　　也曾有過一絲猶豫”

　　陶純坦言：“寫作過程中，我一直有一個擔心，怕別人對號入座，當然不怕谷俊山這樣的原型對號入座，他進去了，想打擊報復也沒可能了。”陶純是擔心身邊熟悉的人、曾經認識的人，尤其是一些領導從中照見自己的影子。“但好在我筆下的一些負面內容，在全軍普遍存在，大家都心照不宣，見怪不怪。”

　　最后，陶純把碎片化的東西、星星點點的細節，捏合、塑造成另外的樣子，讓別人覺得不是自己。為了防止有人對號入座，陶純還有意作了一些處理，比如作品中故事的主要發生地——A基地的建制是個軍級單位，下面有師、旅、團。像這樣的編制，全軍是沒有的，一般集團軍下面才有師、旅、團建制。

　　寫到中間，陶純也曾有過一絲猶豫，想放一放，觀察一下形勢再寫。“但當我看到新一屆中央領導集體對腐敗零容忍，提出反腐全覆蓋，反腐不留死角，反腐無禁區，不封頂設限，正著力營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政治氛圍；反腐永遠在路上，反腐沒有退路，是一場輸不起的戰役等等；還有，軍隊決不能成為腐敗分子的藏身之地。你聽這些話，多提氣呀！那還怕什么呢？就這么寫下來了，越寫越感到過癮。”

　　有膽量，還必須保持清醒。作為一個有責任的軍隊作家，要處理好“維護形象”和“揭黑”的平衡。陶純說：“寫作時我始終把握一個重要的支點，那就是塑造好布小朋這個形象，他立得住，這部作品就立得住。今年兩會期間，總后勤部政委劉源對采訪他的媒體說，古今中外，各個國家的政府和軍隊都有腐敗，關鍵看如何反腐。軍隊是要完成急難險重多樣化任務、需要出生入死的武裝集團，必須有嚴密的組織、嚴格的紀律和嚴厲的軍法。腐敗讓軍隊背負恥辱，讓軍人臉上無光。我們軍隊的反腐是嚴格在體制內進行的。抓出徐才厚、谷俊山這樣的大貪巨奸，體現了黨中央和中央軍委的魄力、膽識和擔當精神，要不，軍隊可真沒救了！你看，我在這種情況下，寫出這樣一部作品，所有的擔心都是多余的。”

　　揭開營盤里的神秘面紗

　　《一座營盤》中營盤的“大門”很有意思。小說是這樣寫的：“大院的北門，也有人提出要重修……馬司令堅決反對，找個機會狠狠訓了一頓營房處長，說是只要他在，誰也不要提修北門的事。北門對著天安門，哪能隨便動啊？一動肯定出問題。馬司令當然不便說，以前基地人才頻出，不少人到北京當官，傳說就與北門朝向有關，這樣好的風水，你敢動，簡直無法無天了。”

　　在讀者眼中，營盤是神圣之地，神秘之地，夢幻之地。陶純的素描勾勒，讓人感到驚訝，司令員居然也相信風水，難道打仗前，也要算卦嗎？

　　陶純說：“以往的軍旅小說，寫到營盤，光明面比較多，我這次呢，直面了現實，寫到軍中的腐敗，內心有撕裂般的痛苦。軍中那些‘老虎’,臺上講得神圣莊嚴，臺下干著齷齪勾當，主要是理想信念崩塌了，于是就有了迷信風水等匪夷所思的觀念。軍隊是人民的軍隊呀，他們忘記了自己的身份。”

　　但是，陶純又不太同意將《一座營盤》簡單地歸為反腐小說，作品里面你見不到一個完整的腐敗案件，也沒有偵查與反偵查的過程，他只是寫了改革開放之后幾茬軍人的成長，寫到了他們成長過程所遇到的坎坷、磨難、榮辱。

　　陶純熱愛營盤。他16歲帶著對軍營的美好向往，從東阿縣姜樓鄉陳店村入伍，軍齡已有35年。知徒莫若師，朱向前說：“陶純人生經歷恰與改革開放幾十年歷程同步，對部隊的變遷了如指掌，其生活閱歷也達到了相當的厚度，以文學的眼光觀察人，觀察生活的能力也已成熟，此時，應當說萬事俱備，只差一個契機，一個突破口，來把這些東西表達出來。所以，它雖然寫反腐，看似應景之作，但是又很自然，可以說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

　　聚焦營盤，但沒有拘泥于營盤，小說的觸角，還涉及到了軍隊的現代化問題，視野較為開闊。比如書中涉及到有關我國外交事件的，有臺海危機、我駐南聯盟使館被炸、南海撞機事件，還有體現世界軍事變革的，如海灣戰爭、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等等。這些事件對中國軍人來說，絕對不是可有可無，而是痛徹心扉的。軍人生來是為保家衛國的，而這個職責都履行不了，那屈辱和疼痛可想而知。“從一系列重要國際國內事件來理解歷史，就有了穿透力，如果往歷史更遠追溯，百年前還有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抗日戰爭，中國軍人的屈辱感真是太強了。《一座營盤》對這種情緒進行了表達，使得這部作品有了超越生活化層面的思想意義。”評論家西元這樣解讀。

　　孟廣俊的原型是谷俊山嗎？

　　書中一號人物布小朋是正面形象，而二號人物孟廣俊則最后墮落成“老虎”。看著孟廣俊的人生軌跡，很容易讓人聯想到谷俊山。孟廣俊的原型就是谷俊山嗎？

　　陶純說：“應該說，孟廣俊和谷俊山有很多相似之處，我在構思孟廣俊這個人物時，是受到了谷俊山影響的。在孟廣俊身上，不僅有谷俊山的影子，可以說還有其他軍中‘大老虎’的影子，以及那些職位雖不起眼但稱得上‘虎蠅’的影子。生活中，我也認識一些類似孟廣俊這樣的人，他們人緣好，出手大方，左右逢源，呼風喚雨，朋友很多，自然活得很滋潤。如果搞民主測評，沒準得票高的也是一幫這樣的人。在部隊里面，像布小朋這樣的人或許不太受歡迎，因為你什么事也不能幫人家辦，什么都按紀律和規定來，原則性太強，缺少靈活性，油鹽不進，自然也就缺少朋友，所以這類人應該是很孤獨的。”

　　陶純不是簡單地概念化地塑造孟廣俊，他首先把孟廣俊當成一個普通人來塑造，他有憨厚、樸實的一面，有改變自己的命運的訴求，這無可厚非。但是最后走向正義的反面，是讓人鄙視的。陶純說：“一個人成敗與否，主客觀原因都會起到重要作用。但不管怎么說，主觀因素更是起主要作用，這是辯證法，個人當然要負主要責任，孟廣俊有很多路可以走，他可以走布小朋的路，為什么要走現在這條沒有底線的貪腐之路呢？當然這里面有社會、環境和體制的問題，但是個人是可以做到潔身自好的，是可以堂堂正正走大道的。”

　　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參與《一座營盤》出版的青年評論家王蔚說：“無休止的欲望，幾十年來，讓A基地的這個生態系統蓬勃生長。在這個生態系統里，除了主動或者被動依附在同一利益鏈條上，似乎沒有其他生存空間可言。《一座營盤》里，年輕的孟廣俊認同甚至是信仰這個系統的強大，他在基地上通下達，如魚得水，真實得像是我們身邊某個讓人愛恨交加的活躍分子。當一個人完美地融入環境時，他已經變得和環境一樣合理了。很大程度上，孟廣俊這個人物就是在人情社會中脫穎而出的典范。而無處不在的欲望，讓‘逾越規矩的邊界’在這里成為一種日常性行為。從熱水器到特供酒，從一碗臊子面到名人字畫，總有些東西悄無痕跡地填充著人們的各種欲望，‘總有一款適合你’,進而讓它從半推半就的縫隙中漸漸蔓延，壯大，形成裹挾人的力量。”

　　“一頓飯能改變人的世界觀”

　　通讀全書，我發現有一個隱形線索，那就是接待上級領導，大領導下基層視察，基層領導真是煞費苦心，不惜血本，飯菜要做到領導心里去，酒水要備到領導胃口里去。陶純展現了獨特而豐富的“接待文化”，營盤就是一個大圓桌，桌上的山珍海味，湯、面、地瓜，都是那樣的考究，都被賦予了不一樣的內容。

　　陶純說：“寫的時候，沒有考慮設計這條線索，你這樣一說，還真有點兒呢，小說涉及接待好多次，孟廣俊是接待一次，提拔一次，伺候好了領導，就留下好印象了，領導就覺得你有能力，有才干。久而久之，就形成一種接待文化，這種文化害人不淺，削弱軍隊的戰斗力，消磨軍人的意志。你想，整天琢磨這個，誰還琢磨打仗呢。把酒場當成戰場，把接待領導當成頭等大事。這還了得？當然，大領導可能本意不是想吃喝，但是面對一片盛情，怎么能不笑納呢。”

　　作家王蒙在自傳《半生多事》中談道：“我曾經諷刺父親說；‘餐館里的一頓飯，似乎能夠改變您的世界觀，能使您從悲觀主義變成樂觀主義。父親對此并無異議，并且引用天知道的馬克思語錄說：‘這是物質的微笑啊！’”我曾經采訪過王蒙，就這個問題，請教他：“一頓飯能改變人的世界觀？”他說：“吃著舒服，就對世界的看法好一些吧。不是有一種說法嗎，(女人)要抓住男人的心，先抓住男人的胃。”。

　　對《一座營盤》中的孟廣俊來說，是不是可以這樣表述：“要抓住領導的心，先抓住領導的胃。抓住領導的胃，先得抓住領導身邊人的胃。”

　　陶純說：“哈哈，是啊。現在中央狠剎公款吃喝風，看似小問題，其實是關系我們黨的生死存亡，也關系軍隊的生死存亡。遠的不說，解放戰爭后期，一些國民黨大官看到大勢已去，不是整天沉湎于燈紅酒綠醉生夢死嗎？”

　　不知從何時起，出席各種飯局成了許多領導干部的基本生活方式。如果一個干部沒有人請吃飯，那就很沒面子。如果他晚餐時間要跑場子才能應付得過來，那足以讓人羨慕。這種公款接待被接待的生活方式，危害很大。無聊、空虛的奢侈風氣彌漫，不扭轉，怎么行？

　　深深的憂患，呼喚軍中熱血男兒。陶純的每一筆，都有這樣的指向。

　　不能忽略布小朋的光澤

　　書中塑造的正面人物布小朋，是個理想化的軍人。但也有人說，布小朋的刻畫，過于理想化。對此，陶純有自己的看法。

　　“布小朋畢竟是一個虛構的作品人物，和現實生活是難以畫等號的，作品源于生活，而又高于生活，這是創作的基本規律。書中我把他處理得稍微簡單了一點，給予他的坎坷不夠，這或許是一個缺憾。說到底，布小朋是我理想中的當代軍人，他身上充滿了浩然正氣，他傳遞著正能量；他更多的是代表我的期望。有人認為孟廣俊這個人物寫得好，更真實可信，布小朋卻有點不可信，人為拔高了。但是如果不這樣寫布小朋，如果布小朋不是一號主人公，那么整座營盤不就一團漆黑了？這也太悲觀了吧？沒有布小朋，也許就不會有孟廣俊。正反雙方，相輔相成，缺一不可。生活中也是這樣。慶幸的是，不少評論家和讀者認為，布小朋這個人物是有血有肉的，他的所謂‘高大’,是接地氣的，他不是一個片面的符號，而是一個感情豐沛的人。”

　　陶純還特別指出，我們必須正視一個現實，就是這些年部隊加大投入，官兵的物質生活有了很大改善，這是任何人都看在眼里的。走正道的人，畢竟是大多數。現實中，雖然像孟廣俊這種人坐上高位不鮮見，但像布小朋這樣的人，我認為還是主流，國家和軍隊的快速發展，也證明了有一大批為國家為民族敢于擔當的人。但“營盤”里精神上、靈魂上不滿足的地方肯定有不少。每個年輕人到部隊去，應該都懷有一種理想，但是理想跟現實往往會有較大的反差。部隊能夠給予他的東西，他看到的東西和他想象中的部隊，以及他個人的期望，會有較大的差距，這種落差會讓他們感到苦悶。官兵的內心世界其實很豐富，寫出來也會很生動，很深刻，但是你如果真實地寫出來，別人也許就會認為比較灰暗，背離了“主旋律”。布小朋這個形象，有個底色，那就是目光里的憂郁，精神上的憂思。

　　陶純說，還有晉升問題，其實一個人不論做什么，他追求自我價值的實現，這是無可厚非的。文藝作品中的人物有兩項重要任務，一是自我價值的實現，二是尋找情感的歸宿。關鍵在于，最終你要呼喚真善美，摒棄假惡丑。這是作家的責任，也是一個社會上的正常人所應該盡力擔負的責任。如果做不到，就是有問題。有問題，把它寫出來，出發點如果是為了懲惡揚善，那就應該提倡，而不應該壓制。

　　仔細讀罷《一座營盤》，能感受到小說傳遞的是正能量，其著力點在呼喚強軍，呼喚座座營盤要有正氣，祛除妖氣，打擊邪氣。時代需要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一代革命軍人，也需要有靈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