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仁山：讓文學溫暖我們的世界

——訪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關仁山

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關仁山先生近照

關仁山主席(左2)在長篇小說《日頭》新書發布會上

關仁山主席揮毫題寫書法

　　編者按：2015年11月21日晚20:00，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協主席關仁山先生走進了團中央分類引導青年工作活動案例《身影》節目在線訪談群，和主持人王會琴女士以QQ聊天的形式，與廣大網友分享了他的創作經歷和文學創作中焦點難點話題。據悉，關仁山主席是第376位《身影》節目訪談嘉賓，也是繼中國散文學會常務副會長紅孩、河南省作家協會副主席王劍冰、河北省散文學會副會長梁劍章、張華北，山東省作家協會副主席許晨，寧夏作家協會副主席火仲舫、馬金蓮，原內蒙古作家協會副主席、秘書長田彬之后，走進《身影》節目的第9位省級作家協會、文學組織負責人。

　　訪談期間，關仁山主席的精彩回答幾度被贏得持久的掌聲、鮮花、贊語。關仁山主席感嘆的說：“大家太熱情了。”

　　訪談結束時，主持人王會琴女士請關仁山主席談談對《身影》節目的看法，并希望給廣大青年說兩句話。

　　關仁山主席說：“一、這節目非常好，是正能量的，對青年人幫助很大。二、閱讀會影響青年人的一生，閱讀會讓你更美麗，精神更富有。”

　　群內再次出現了接連不斷的掌聲、鮮花、贊語....。.

　　訪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關仁山

　　主 持：王會琴

　　嘉 賓：關仁山

　　時  間：2015年11月21日晚20:00-22:00

　　地  址：團中央分類引導青年工作活動案例《身影》訪談群

　　【嘉賓簡介】

　　關仁山，1963年2月出生于河北唐山。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

　　主要作品：長篇小說《日頭》《天高地厚》《麥河》《白紙門》《唐山大地震》，長篇報告文學《感天動地——從唐山到汶川》《執政基石》，中篇小說《大雪無鄉》《九月還鄉》《落魂天》，短篇小說《苦雪》《醉鼓》《鏡子里的打碗花》等。

　　成績獎勵：作品曾獲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一屆全國“五個一工程”獎、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第九屆莊重文文學獎，及香港《亞洲周刊》華人小說比賽冠軍等。長篇小說《麥河》入選2010年中國小說學會年度排行榜，《日頭》入選中國小說學會2014年小說排行榜。部分作品譯成英、法、韓、日等文字，多部作品改編拍攝成電影、電視劇、話劇、舞臺劇上映。

　　主持人：身影人物，榜樣力量。這里是團中央分類引導青年工作活動案例《身影》在線訪談節目。我是主持人王會琴，今天我們請到的嘉賓是中國作家協會全委會委員、河北省作家協會主席關仁山老師。有請關仁山老師——

　　關仁山：主持人好！大家好！

　　主持人：關老師您好，感謝您接受我們團中央分類引導青年工作活動案例《身影》在線訪談節目。《身影》節目是檔榜樣典型激勵節目。主持關老師的這期訪談，讓我想起您曾經也做過榜樣訪談。而且是一個深入基層，通過無數次走訪交流，最后寫成長篇報告文學的榜樣訪談。關老師，能否請您和我們分享下您的長篇報告文學《執政基石》的創作過程和感想？

　　關仁山：那一年，李家庚的故事引起《河北日報》的重視，然后有個女記者寫成內參報告中央，當時胡錦濤總書記批示，李家庚是千千萬萬村支書的優秀代表。河北作協領導交給我這個任務，寫一本李家庚故事的報告文學。我懷著一種敬仰的心情，走進李家庚的英武村采訪他的故事。

　　李家庚拖著病體，當了村支書，在非常艱難的環境下起步，為了村民的利益，他犧牲自己的利益，將溫暖送到了各家各戶。我聽到這樣一個故事，村民王新是個盲人，家里窮得買不起豬崽兒，李家庚就自己掏錢買來送到他家。王新的老娘非常感激，王新很激動，可自己看不見，就提出：“您讓俺摸摸您的臉吧”。李家庚答應了，可王新的這個舉動，使他感動得淚流滿面。李家庚給因為貧窮付不起電費就常年不開燈的王寶芝家出電費，還親手給他接上人為扯斷的燈繩。原本怕修路占地、拆遷會遇到麻煩，因為李家庚的行動，結果人們通情達理，矛盾迎刃而解。李家庚是一個坦蕩的人，他律己嚴，待人寬。為了修好路，他向王濱道歉，請他出來做質檢員；他主動化解了和王滿的矛盾。結果王滿說：“服了他”，成了他的好幫手。他一時性起，吼了一位做錯事還撒潑的村婦，叫警察將其拘留，很快就覺得過分，并立即讓警察放人，還向那婦女道歉，使之十分愧悔和感動。前村支書李國金和他有“過結”，積怨長久，但當李國金家的小尾寒羊病危的時候，他跑到秦皇島為其找來獸醫，救活了羊群，免去了大損失。李國金愧悔不已，表示要協同他做好村里的事情。李家庚和韓繼濤千辛萬苦地運回一批優質樹苗，可沒有想到一個小伙子正趕上氣頭不順，分配村苗時和韓繼濤發生了沖突。小伙子的老爹在知道了情由之后，硬是追著打著讓小伙子給李家庚當面跪了下來！李家庚就是這樣像春雨一樣滋潤著人們的心田，像陽光一樣光照和溫暖著人們的身心，為自己的執政打牢了堅實的基礎。

　　《執政基石》出版后，很快有了反響，在北京召開了研討會。河北話劇團將其改編拍攝成話劇《春打六九頭》。河北電影電視劇制作中心與八一電影制片廠合作將其改編拍攝電影《親兄弟》，感動了無數觀眾，電影還獲得全國第十一屆五個一工程獎。

　　李家庚達到了一種忘我的境界，是一種孺子牛的精神。某些位高權重的人對于李家庚在英武山村干的這些事情，也許會不屑一顧，可是，農民不在乎你說啥，更看重你咋干。對于英武山村的老百姓來說，李家庚的所作所為是事事及時，件件重大。對于執政黨和國家政府來說，李家庚更是用最具體實際和顯著的精神和行為贏得了老百姓對黨、對政府的信任和擁護，夯實了執政的基礎。李家庚是深深扎根在泥土的一棵茁壯的樹，他的花開放在田野，果實結在老百姓的心上。我們弘揚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就是要用有筋骨、有溫度的作品謳歌時代英雄，用時代英雄的精神推動我們的事業，為實現中國夢而奮斗，這是很有意義的事情。

　　主持人：有些作家不想涉及政治，因為他們認為涉及政治有兩種結果，要么被封殺，要么很容易讓自己的創作成為沒有藝術性的政治附屬品，而您的作品不但敢于談政治，而且在探究著政治歷史中的人和事，您怎么看文學和政治這個問題？可以接合您的作品探討報告文學寫作和輿論導向的關系嗎？

　　關仁山：我始終認為，我們的社會生活中，文學要描寫現實生活，是不好避開政治生活的，關鍵是作家要有將政治話題轉化為文學話題的能力。從傳統文學角度看，文學反應政治生活，但不能成為政治附庸，或是傳聲筒。文學在政治生活中需要一種藝術表達。

　　《官員生活》是作家社多年前出版的一部政治小說，描寫一位年輕市委書記在重工業城市搞轉型的悲壯故事。當現實主義遭遇官場題材，折射出的注定不是一般的現實。《官員生活》以我國北方某鋼鐵城市市委書記為主人公，展開了一段曲折動人的故事。評論家認為這部長篇小說寫出了一位政界新星面對嚴峻的經濟形勢，面對復雜的官場風云，經歷著一種滄桑多變的政治生活和私人生活，充滿理想主義激情。是一部現實主義色彩鮮明的官場政治小說。這區別一些權謀小說，著重寫的是公務員這個群體的日常生活，我感覺，文學應該關注這個特殊群體。

　　要強調文學社會功能，就要學會認知社會的能力。我認為，不管城市化進程多么飛快，認識中國必須認識鄉村社會。創作考驗著一個作家的認知能力。作家要清醒、冷靜的面對當下現實。今天是一個什么樣的時代呢？我們可以給出無數說法和理由，來詮釋這個世界。物化、繁榮、喧囂、激情、焦灼、幻滅、迷惘，種種必然與偶然、有限與無限、平凡與奇跡，等等。拋開物質狂歡，有時會在精神層面上悲觀地思索：我們是不是陷入了某種無法擺脫的精神困境？然后就想，我們作家的職責呢，是不是應該用作品喚起潛伏在生命軀體里的神圣情感？

　　如何認知今天激越而復雜的中國？自然離不開我們常說中國經驗，一個好的作品要有中國經驗的書寫。有評論家說，中國經驗包含這樣幾個維度：一是，傳統性，作品表現出的文化經驗有中華民族傳統意味；二是，本土性的具體闡釋。即地方性和地域色彩，方言、民俗等等；三是屬于中國的美學神韻。傳統的意蘊和神韻，多源于我們傳統文化；四是巨變中的中國的文化經驗，這是一個新課題。我們如何面對飛速變化的世界？大到世界格局和國內形勢，小到我們日常生活，當年處于劇烈變化中。往往超出我們的想象，我們身在中國，卻感覺眼前的中國是陌生的，城鄉差距、貧富分化、環境污染、食品安全，工業怎樣轉型？現代農業朝哪里去？制造業遭遇民工荒。有專家預計，2016不是兩億農民進城，而是兩億農民自愿返鄉等等，都是新的課題。比如鄉村，說農村富裕，的確有華西村等富裕典型，說窮，的確有貴州貧困山村，就是在一個村莊里，有萬元戶、億元戶，還有打工族，更有赤貧者，怎樣認知它？概括它？這是挑戰。

　　從歷史看，土改、文革時期對于鄉村傳統文化的毀滅性暴力破壞，以及傳統被破壞過程中烙刻在農民精神上的創傷，改革開放、資本入侵中國鄉村社會生活后，延續了幾千年的鄉村倫理道德的淪喪，失范的鄉村秩序、遺落的家園、失去寄宿的漂泊靈魂，以及農民在權利與外來資本強勢侵入自己生存空間后產生的身份認同焦慮……在這里，作家提出問題后，關注、思考的，除了農民現實物質生活、外在生存形式的艱辛與變革外，更為深入關注、思考的是資本入侵后，鄉村精神圖騰的崩潰與重建。作家更為焦慮的，是宗法制鄉村社會在被傳統鄉村政治學統治了幾千年后，在現代化改革進程中剝離土地與傳統的鄉村社會及農民，從生存形態到精神向度的走向；傳統而貧瘠的鄉村，在驟然之間被權力與金錢雙重席卷、裹挾時，鄉村精神文化傳統與鄉村精神秩序被打亂之后的惶恐以及重建與傳統堅守之間的兩難窘境，同時這也是巨變。

　　文學應該把這大變局揭示出來，中國的政治中人的精神困境、內心沖突、撕裂、疼痛、變異是什么？過去我們的創作，太過于看重具體條件下的黨派和集團的復仇與勝負之爭，很少升華到人類人文關懷層面。很難寫出讓人類共同感動的大作品，像《百年孤獨》《日瓦戈醫生》《鐵皮鼓》《午夜的孩子》等作品，讓人類的每個成員都息息相關。

　　主持人：唐山大地震對于每個人來說都是刻骨銘心的和震撼心靈的。但很多作家停留在被感動的角色，而您卻通過大量的走訪事實和資料搜集整理工作，將唐山大地震寫成了一部紀實小說。為什么？您的創作目的是什么？您想通過這部作品告訴讀者什么？

　　關仁山：我是唐山大地震的幸存者。那一年，我13歲。地震的前一天，我們學校放假，那一天，我在曠野上奔跑，而今發亮的曠野，永遠屬于夢中的仙境。災難到來之前，據說有一道藍色的地光，后半夜三點多種，母親剛剛從外面看雞回來，說看見地光，雷鳴電閃的樣子，以為要下雨了，就趕緊進屋。還用毛巾擦我額頭上的汗珠，我沒有醒，是地震給我搖醒的。大地處于一種強烈的痙攣中，先是猛猛地跳幾下，然后又左右搖晃著，我聽到一種從沒有聽到過的撕裂聲。“哐哐”，時間很短，只見墻上的水泥片生硬地砸在我的身上，臉上。母親和姑姑喊著：“壞啦！”母親護著我的身子，有一塊鋼磚砸在母親的右眼旁，馬上就流了血。母親不顧自己，使勁兒護著我，把我摟在懷里。只聽姑姑說：“往外跑啊！”姑姑和表姐就跑出窗前，母親也拽著我來到窗前，窗子搖晃得厲害，一下子把我甩了出去。我們再爬起來，我正要跑的時候，母親忽然一把拽住我，窗前的院墻就轟地倒下來。我多虧沒跳，否則會被厚厚的院墻埋住。

　　我沒跳，災難也沒輕易放過我們。轟隆一聲，房頂的檀木和磚塊就砸了下來。房頂落下的一剎那，我們都被震到了，多虧有一只箱子放在土炕的東頭兒，房頂直接砸在箱子上。我們被埋住了，但有一個小小的空間。地震，就是地震！這魔鬼，無情無義的魔鬼！這時我對地震有了最刻骨銘心的仇恨。我還能活嗎？媽媽在里面鼓勵我，讓我堅持，然后自己喊著：“救人啊！”我也想喊，母親不讓我喊，怕我消耗精力。呼救聲不斷，我請求母親讓我到別的人家里救人。母親摸摸我的頭和身子，見到我身上真的沒傷，就點頭答應了。我走前，母親從黃瓜架上摘下一根黃瓜，讓我吃了，管餓又解渴，救人好有勁兒。我大口大口地吃完黃瓜，就飛快地跑了出去，跑過默默的不平的廢墟，加入救人的行列。我跟著大人們救活了十幾個人，也幫著大人拖出十幾具尸體。我的手指流著血，但是自己已經沒感覺了。到處是死尸，到處是哭聲。我看著破爛的世界，感覺換了一個天地。累得不行了，就軟軟地跪倒在地上，身邊就是一個死人的腿……

　　因為親歷，寫《唐山大地震》對于我來說更是一種情結，我是唐山人，親身經歷過唐山大地震。我覺得有責任和義務創作出一部描寫唐山大地震的小說，以祈禱和平，歌頌唐山人民的生活。當初《唐山大地震》制片方在籌集劇本時，還同時邀請了香港的編劇寫這個劇本，讓我們相互競爭。我和合作者王家惠都是唐山人，我們一直覺得要是我這個唐山人拿不出劇本，就對不起在地震中死去的唐山人民，更對不起生我養我的這片土地。這個劇本是從1999年開始寫的，到現在為止已經經過16次修改了。為了駕馭好這樣一個宏大題材的作品，我不僅到唐山各地進行實地采訪，還查閱了報告文學《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百人親歷記》等上百部文獻資料。后來，在馮小剛電影上映時，我們出版了這部長篇小說《唐山大地震》，獲得很好的銷量。

　　地震災難，讓我們引發環境與人的無限思考。地震怎樣形成的？我們該以怎樣的姿態面對突如其來的災難？

　　后來，汶川地震，我們唐山人感恩行動，引起世人關注贊賞。我到汶川采訪創作了長篇報告文學《感天動地》，這是從未有過的歷史時刻。我們為汶川地震的死難者哭泣，同時以這個形式流淚。這不是脆弱，而是另外一種形式的堅強。在心靈的顫抖和眼淚的噴涌中，我們親切地觸摸到生命的高貴和人性的光芒。珍惜自己，敬畏自然。我們所有的人，都感受到了“生命至上”和“以人為本”的價值觀，豎起了一個國家文明進步的里程碑。

　　對于災難，我們要有民族深刻的記憶，我們需要心靈的凈化和道德的反思。道德不是孤立的，必須融入廣泛的社會范疇，才能獲得永久的生命力。災難襲來，所有國人表現出的拳拳愛心和公共責任感，昭示著中華民族無與倫比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商品經濟，淡化了人們的這種愛，但我們用生命換來的，卻是傳統的“大愛”和感恩情懷。我們中華民族向來是博愛感恩的民族，我們有足夠的愛去溫暖那些受傷的心靈……

　　我們還需要將哀思轉化為自覺的實際行動。活著的人，必須懂得感恩，回報親友，奉獻社會。每一個人該如何奉獻社會？用唐山人的話說，今天的哀悼是在重塑一種抗震精神。抗震精神是我們新唐山崛起之魂！唐山人對抗震精神有著獨特的理解。正是整個城市的人文感悟，重構了唐山人的精神境界，使他們成為在汶川的唐山志愿者，成為他們永遠保持前進姿態的精神原動力。在這座城市里，心與心的碰撞，愛與愛的交融，譜寫出了人世間和諧動人的華彩樂章。

　　主持人：您的報告文學《感天動地――從唐山到汶川》獲得全國第五屆魯迅文學獎，第十一屆全國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2004年獲中國作協中華文學基金會第九屆莊重文文學獎；長篇小說《天高地厚》榮獲第十四屆中國圖書獎。兩次獲《人民文學》優秀小說獎，獲第六屆《十月》文學獎，兩次獲河北省文藝振興獎，兩次獲河北省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兩次獲“河北省十佳青年作家”稱號。小說《船祭》還獲香港《亞洲周刊》第二屆世界華文小說比賽冠軍獎等……可以說您是一個滿載而歸的作家，一個成功的作家。如果讓您給青年作家們做必要的點撥，老師能揭示下自己成功的秘密嗎？

　　關仁山：搞創作這么多年了，有青澀，有辛苦，有迷惘，還有快樂。得過一些大獎，也得過一些小獎，這都不重要，還是看一個作家所要的是什么？

　　搞文學的人，首先要立志，有關文學的立志。俗話說，有志者事竟成，苦心人，天不負。立志的首要條件是興趣愛好。你有沒有搞文學的興趣愛好，非常重要。你內心的情感，你的故事需要表達，有了表達的欲望，同時在表達中充滿快樂，這樣興趣就來了。興趣一半來自后天的培養。

　　一個作家的藝術感覺很重要。自己把自己說服了，那是理智的勝利，自己把自己感動了，那是一種心靈的升華，自己把自己征服了，那是一種人生的成熟。你對人和事感覺的靈敏，取決于你的藝術感覺，你用文字表達的精美，還取決于你藝術感覺。字里行間透達一種迷人的藝術氣息。

　　關于吃苦精神和毅力。這一點不能不說，沒一個人躺著睡覺就能成功。需要辛勤的勞動和汗水澆灌。誠意，是關鍵，誠心誠意，誠的另一半就是成功。堅韌是成功的重大要素。只有堅韌方能造就我們的行動能力，無論你怎樣有才，如果缺乏熱情和堅韌，只能紙上談兵，畫餅充饑。成功不是將來才有的，而是你自己從決定做的那一刻起，日積月累而成。遇到挫折怎么辦？勇敢地闖過去，世上沒有絕望的處境，只有對處境絕望的人。所以我們說，擁有夢想是一種智力，實現夢想是一種能力。

　　這就引出了一個問題：為誰寫作？為自己寫作？為評論家寫作？為圈子寫作？還是為讀者寫作？為哪個層面的讀者寫作？這是作家必須認真而謹慎回答的問題。我們都會說，為大眾寫作。為哪些大眾呢？為大眾為百姓寫作的人，會注意自己如何建構一種與讀者共享的普通價值體系。有了這個支點，我們才能進入寫什么，和怎么寫的問題。這是討論了很久的問題。

　　有時候，為誰寫是很復雜的。作家洞悉了人世間的“溫暖和愛意”之后，賦予生命的美麗與莊嚴。 作家容易看到生命的盡頭，他在心里為人類痛哭，也為自己痛哭。有時，我們不乏悲觀地自問：我們是不是陷入某種不可饒恕的人本困境呢？他想通過寫作安慰自己，溫暖別人，給人一點信心，自己減少一點疼痛。做到這些就很難，何時才能喚醒潛伏我們體內神圣情感？

　　同時，一個作家要有堅定的信仰。習總書記在文藝座談會上講話，提到理想與信仰。我們如果對理想信念動搖，疑惑，那么我們筆下的人物就不可能守住人物和信仰，假如我們對人民缺乏著真誠的熱愛，我們筆下的人物就難以呈現思想光芒和情感力量。作品的深度取決于人物形象的情感深度，作品的高度取決于形象的精神高度。所以，作家要永遠牢記文化擔當和社會責任，不斷提升自己的學養、涵養和修養。

　　主持人：您一直在思考中國農村文化、政治、土地等問題，而且利用十幾年的時間創作了中國農民命運三部曲，《天高地厚》《麥河》和《日頭》，共130多萬字。其中《麥河》《日頭》兩部入選當年中國小說學會小說排年度行榜第二名，2015年11月1 日，在上海復旦大學專門為你的三部曲召開了大型研討會，專家高度評價了你的三部長篇小說，您為什么要創作中國農民命運三部曲？您認為鄉土寫作的未來方向如何？

　　關仁山：進入新世紀以來我基本放棄中篇寫作，轉型創作長篇小說。《天高地厚》之后，我創作了《麥河》和《日頭》。一路創作下來也有十多年了，我是有些想法的，而且這些想法一直在變化中，不知道這想法是不是你說的思想脈絡和文化立場。

　　這要從創作《天高地厚》說起，我在《天高地厚》的后記中說過：農民可以不關心文學，文學萬萬不能不關注農民命運。這句話，后來被媒體大量引用。這部小說出版，贏得了一些贊譽，也聽到一些批評。贊譽是我關注了農民命運，批評的是說《天高地厚》寫得太瓷實了。瓷實的意思，是太實了。沒有把握好作品虛與實的關系。有生活積累，能寫出農村的生活氣息，但缺少藝術的蒸騰，沒有給現實插上翅膀飛揚起來。我的內心受到深深觸動。深究起來，還是沒有給故事賦予深刻的思想。由于語言的有限性、故事的多義性，作家要想辦法，要努力讓讀者看清楚，你所要表達的是什么。這就是所謂的思想吧？復雜生活要用思想點亮，要想表達明晰、透徹，首先作家自己心里要有光亮，有溫暖。作家要給思考的結晶鍍上光，讓現實從黑暗里分離出來，讓讀者感受到被光照亮的現實世界，其實這就是作家創作的藝術世界了。

　　在創作《麥河》階段膽子就大了一些，借助月相的變化結構故事，借助盲人與鬼魂的對話，利用一只百年雄鷹的兩次蛻變，帶著泥土飛揚起來，有了形而上的思考。我借助人物發出“救救土地”的呼喊。同時也寫了河流的靈動、土地的沉穩和小麥文化的綿長。《麥河》但并不能讓我滿足，深度、廣度以及人物的復雜性上還是不夠。下一部，我想從文化上、制度上以及人的劣根性上，都能夠找到時代的病灶。金沐灶的破解之路歷盡艱辛。資本時代的文化人格是分裂的，亟待整合，農村發展要想避免重蹈覆轍，從容走進新的歷史形態，必須作出新的文化選擇。

　　小說是寫愛恨情仇的，其情感深度代表作品深度，但是，小說也是寫文化的。《日頭》小說出現的金沐灶《我的農民主體觀》和《農村和農民問題研究》，是社會學著作，這些書是有的，其中《我的農民主體觀》是民間思想者金沐灶的著作。他是生活中實有的，三農問題專家的專著，我讀過，因其深度不夠，可以算作本書主人公的著作。關注現實的作家應該有把最近的正在發生的現實小說化的能力。力圖做到故事性、傳奇性、情感性的渲染使小說有效地避免了簡單化、概念化圖解現實的弊端。我想了想，支撐作品的內在力量是文化，但是，由于金沐灶受文化的影響，特別是領悟到國學的精髓，經過靈魂的困境與掙扎，總結出自己的“農民主體觀”。主體觀就是主觀能動性，是人們在改造客觀世界這一主題過程中凸現出來的一種自由意志。這種自由意志既體現了主體的自主能動性，又體現了主題的客觀規律性。主體性是人作為活動主體在作用于客體過程中所表現出的主觀能動性。農民能夠充分享受到平等的經濟、政治、社會、文化權利和同等的國民待遇；根據自己的需要能夠有意識、有目的地自覺地從事生產勞動，有權支配自己創造的勞動成果；以主人翁的姿態能動地參與和管理日常的社會生活和社會事務等等。

　　從農民主體觀出發再思考，怎樣由一個書寫者變成時代審視者？這部作品要埋下問題，浮起追問：誰是土地的真正主人？在新書發布會上，評論家施戰軍說：“《日頭》對于農村小說的突破，體現在土地屬性上的突破，土地屬于誰，在農村來說是一個天大的問題、要命的問題，關仁山的《日頭》恰恰就把寫作的鉗子掐在了這個根上，我們在土地的屬性上有極大地疑問，而《日頭》勇于觸碰了這個問題。如果說他過去的作品精神是順著歷史的潮流朝前走，《日頭》的精神則是逆著歷史，返回到根底看歷史，這就使這個小說有了審美風貌和思想深度。”

　　《日頭》不像《麥河》那樣把土地符號強化得很重，但是，土地隱藏到了背后，表面看不見土地，但是，故事背后卻是暗流涌動。從歷史文化的角度講，中國傳統鄉土社會向城鎮化的現代文明的轉向，將是一場深刻的革命，它是不可抗拒的，因而，它對傳統文化及其道德心理的震撼也必將是強烈而持久的。城鎮化表面是農民離開土地進城，實質應該是文化觀、價值觀的變化。農民變成具有現代主體意識的新人，這就是金沐灶所說“農民主體觀”。然而，在這場劃時代的轉型中，我們對城鎮化的理解卻是膚淺的，急功近利的，我們認為城鎮化似乎就是拆農屋、建高樓，讓務農的農民變成務工的工人。在這個過程中，惡意資本趁虛而入，它追求利益最大化，加上官商勾結，掠奪是殘酷的。《日頭》不能對城鎮化過分情緒化的詛咒，而是通過金沐灶試圖在傳統文化和現代文明的結合中，從“人心”的角度思考城鎮化的正確方向。從現實來看，我們目前的城鎮化帶有很大的盲目性和野蠻性。錯誤的政績觀與惡意資本的聯手，借發展之名進行的野蠻拆遷，是極權政治與壟斷資本的二位一體體制的必然結果，農民不是土地的主人，也不是田園的守望者，他們成為被這種體制任意驅趕的弱勢群體。汪老七在征地中自焚而亡，就是一個例證。所以，我的心情是沉重的，我要借助《日頭》再次發出呼喊：誰是土地的主人？

　　從這個唯度上看，思想脈絡以及走向應該是深刻剖析現實問題，同時也要有超越，有溫暖，有愛，有化丑為美的能力。讓文學溫暖我們的世界。這應該是一個目標。

　　作家是個體，個體與歷史的對話容易，個體與現實的對話就困難一些。現實是冒風險的，因為它沒有拉開距離，具有不確定性。這是挑戰，也是絕好的機遇。世世代代以來，中國農村始終沒有擺脫劣勢的地位，中國農民不斷在苦難中掙扎、奮斗，到目前還處于市場經濟中最底層的位置。然而農民是樂觀的，特別是小麥、大鐘、狀元槐、等等意向讓我們意識到鄉村是一種力量，是一種祥和，是一種平靜和幸福。資本闖入鄉村之后，反而不幸福了。這是為什么？農民貧困的根源是什么？

　　那次在山西呂梁采風，我們聊到如何突破《麥河》的問題，別總是想著塑造新農民形象，那樣會被限制的一個怪圈里。其實，寫出今天鄉村的真實就夠了，我慢慢消化了好幾天，就想，中國鄉村真實是什么？真實是可感的，更是虛幻的，真實便隨著我們的追尋在破碎、瓦解、消融，如煙塵遠去。有一點是必要的，就是在大時代廣闊的背景上展示當代農民真實生活狀態和心理特質。農民的問題，在中國社會確實存在著，有的還很嚴重。我在小說中提到，鄉村文明的潰敗的背景下，農民沒有多少話語權，連農產品的定價權都沒有。我發現離城市近的鄉村，幾乎被城市同質化了，發展落后的鄉村幾乎空心化了。如何認知這樣的現實，是需要勇氣和智慧的。文學的用處，也就是文學的功能，其實，文學是不能解決這些問題的，讀小說的人越來越少了，文學的空間越來越小了。但是，作家靠作品產生精神性的影響。文學能夠完成精神的創造，對人類的溫情與關懷，作家通過自己的作品展現對時代的擔當。比如，現實中的問題，資本和權力合謀，必然形成利益掠奪。農業不是暴力行業，需要政府的扶持，資本是貪婪的，惡意之本還帶著血腥。資本的到來，農民和土地是抱有警惕的。在《麥河》提到資本在土地流轉中的巧取豪奪，但是，被我對土地的謳歌中淡化了。《日頭》中我要重點批判封建流毒的肆虐，批判資本對人性的扭曲和變異。一個拜金社會人心失控是非常可怕的。現在黨和國家的反腐，改進向深水區有效推進，建立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都是在建設公平公正的法制社會前行，我們不能對前景無望，應該建立信心。農民問題在土地流轉的新背景之下，走進了新型城鎮化的軌道。進城的農民拿到巨額補償款，有的墮落，有的從新創業，有的人格分裂，有的找到了新的生存空間。文學應該走進農民中間，用大愛化解恩仇，書寫人間大愛，溫暖撫慰那些受傷的靈魂。總之，農民有苦難相隨，問題都會過去，農民帶著難解的憂患和繁復的向往走進了歷史的新形態。

　　現實主義過去往往強調批判功能，這很需要，今天如何發揮現實主義的批判功能是一大挑戰。批判的尺度多大？批判的穴位找準沒有？這些都是挑戰性問題。其實，現實主義真實性的追求，就隱含了對批判性的強調。直面現實就意味著揭露現實的陰暗面，讓一切假丑惡的行為、事物無處藏身，對其審判、譴責和毀棄。但是，現實主義應該是開放的現實主義了，創作中作家會吸收許多非現實主義的表現手段和文學元素，補充和豐富現實主義。我的新小說《日頭》講述了冀東平原日頭村近40年的變遷，描繪了幾個家庭(金家、權家、汪家和杜家)三代子孫，經歷文革、大包干、鄉鎮企業興起、農民進城、現代農業、城鎮化等歷史階段，為生存斗爭不已，日頭村翻云覆雨、利益角逐、靈魂搏斗的驚心場面。這是需要用現實主義方法來完成的。其批判性，也是體現在故事和人物形象之中的。經過創作實踐，我終于明白，過去如果說我過去的作品精神是順著歷史的潮流朝前走，如果換個思路逆著歷史，返回到歷史根底審視歷史，批判現實，這樣才能使小說有新的審美風貌和思想深度。一篇作品的豐富性不在于其情節、人物關系的復雜鋪陳，而在于不同的讀者對于作品的解讀有不同的含義和啟示，這就是作品的多義性。作品的多義性意味著作品的豐富性。

　　在我的《日頭》發布會上，著名批評家孟繁華說，《日頭》對鄉村中國當下面臨的問題的思考和文學想象，也應和了我曾提出的一個觀點：鄉村文明的崩潰。并不意味著對鄉村中國書寫的終結，這一領域仍然是那些有抱負的作家一展身手前途無限的巨大空間。

　　主持人：《身影》節目是一檔榜樣節目，也是一個志愿者的公益節目，截止目前舉辦各類訪談各類訪談活動300多期，您怎么看《身影》節目？最后請您給節目前的青年網友們說兩句話。

　　關仁山：一、這節目非常好，是正能量的，對青年人幫助很大。 二、閱讀會影響青年人的一生，閱讀會讓你更美麗，精神更富有。

　　主持人：非常感謝關老師在百忙之中抽出時間，來《身影》在線訪談，和我們談文學。談文學的創作，談文學的藝術，談文學的發展，談文學的擔當和社會責任。我相信，這次訪談，一定會給剛剛學習寫作的朋友和作家朋友以很大的啟發和鼓勵， 對提升自己的學養、涵養和修養有很大的幫助。我們身影人一定會努力打造出榜樣的身影，榜樣的文學。再次感謝關老師有筋骨，有溫度的文字，感謝關老師的辛苦付出，本期節目就到這里，我是主持人王會琴，下次節目再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