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益民：鐵血豪情 靈魂寫作

http://www.donkey-robot.com 2015年11月30日10:07 來源：《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 劉 斌

　　采訪手記：走進黨益民先生的辦公室，三件物品像磁石一樣吸引了我的目光：一件是一幅絲綢版的西藏公路地圖，另外一件是西藏雪域高原風景畫，還有一件是“眾人乃圣人”的書法作品。三件物品直接把我尋訪的探頭引進了黨益民的心靈深處。

　　盛夏八月，暑氣蒸人，見面落座后，黨益民先把手機放到茶幾上，然后又從褲兜里掏出一個黑色的小布袋，輕輕地放到手機旁邊。動作嫻熟，習以為常。他的目光專注、凝重，這一掠而過的動作全部收入了我的視線。我頓生一種感覺，小黑布袋里的物品在他的心里有著舉足輕重的分量，神秘的物品究竟是什么，是眼鏡？不像是；是鑰匙鏈？也不像。我忍不住單刀直入：“黨政委，您的小黑包里藏著什么寶貝？”他解開小黑袋的繩子，從布袋里取出一塊柔軟的折疊得整整齊齊的絲綢，豁然展現了一張地圖，原來是一幅西藏公里交通圖，上面密密麻麻的標注滿了大大小小的地名，精細標明著一段段的公里數。展開地圖后，他打開了話匣子：

　　“我從1982年當兵修建青藏公路，15年前，也就是2000年，西藏自治區交通廳老廳長把這副地圖送給我。我離開西藏后，先到北京，后到新疆，如今又到了東北，一直帶著這幅地圖。這種綢緞地圖，不怕折疊，不易破損，它已經成為我生命中一件不可或缺的物品。

　　“我19歲進藏，修建青藏公路，西藏有我難忘的青春歲月，也掩埋著我們許多戰友。我深愛這片土地，深愛那里的自然風物和人文環境，懷念那些犧牲了的戰友。我先后進藏40余次，走遍了青藏公路，新藏公路和川藏公路。那些公路像多情的臂膀，將西藏緊緊擁抱，又像一條條搏動的血脈，聯結著內地與西藏。西藏是我生命中難以磨滅，不能忘卻的記憶。每當我打開地圖，查看那些熟悉的曾經戰斗過的地方，就激動不已，那激情燃燒的青春歲月，仿佛就在眼前。這張地圖承載著我心中化不開的西藏情節，寄托著我對西藏的深深的眷戀懷想。我到東北后，在零海拔的地方，時常回想那些高海拔的往事。對我來，西藏是永遠也走不完的。我覺得，西藏，就是我靈魂的棲息地。在西藏，我真正懂得了什么是生，什么是死，什么是生命的意義；在西藏，我真正體驗到了活著的艱難和死去的容易。在那里，我經歷了許多次生死劫難，好幾次目睹戰友犧牲，但我卻無能為力。盡管我榮立過兩次二等功，11次三等功，但是我從來不敢以功臣自居，因為在我心里，那些戰友才是真正的功臣！”

　　好男兒俠骨柔情，一張地圖足見黨益民樸素的家國情懷，一片赤誠。一位央視資深記者想把這張不尋常的地圖帶回北京，送進博物館。黨益民說，它是我生命的一部分，我離不開它。

　　強烈吸引我眼球的一副美術作品，掛在黨益民書柜左側，是他自己畫的雪域風情圖。畫面空靈，大氣，悠遠，意味深長，美輪美奐，背景是血色霞光，落日如輝，遠山圣潔，高聳刺天，圣湖清澈，湛藍如鏡，近前是藏家牧羊女，婀娜欲仙。沒有博大胸襟、寬廣視野，是畫不出這種畫來的。情不到深處，不會有如此的沖擊力，震撼力，大氣象，大境界。黨益民有繪畫的藝術天賦，筆下傳神，濃烈高遠，他的幾百幅作品都是雪域高原題材。西藏自然大美風光，淳樸的藏族同胞，虔誠的僧侶，藍天，白云，雪山湖泊，草原水澤，喇嘛廟，朝圣的老人和姑娘，畫的最多的是高原之舟牦牛。他說，解放軍開辟西藏公路時，牦牛和駱駝曾經立過大功。西藏沒有公路之前，運輸主要靠牛羊駝隊。一只黃羊駝十公斤，一只牦牛駝五六十公斤。它們的堅韌、吃苦、耐勞，是藏族同胞優秀品質的象征。所以喜歡畫它們。

　　黨益民的幾百幅美術作品各具特色，沒有相同的一幅，他創作的西藏老阿媽、轉經桶的老人、無人區牧羊女、打酥油茶的小姑娘都惟妙惟肖，呼之欲出。那份淳樸、滄桑、自然、慈悲，那份美艷、逼真、造化，只有從心底迸發出大愛真愛的質感凝化，才會油然而生。中國美術界一位權威人士看了黨益民的畫作后說，難得雄奇，寸尺寸金。但是，黨益民頭腦十分清醒，他說我行文作畫，只為陶冶情操，抒發情感，我退休前堅守“三不”：不出畫冊，不搞個人畫展，不賣畫作。

　　黨益民多才多藝，上個世紀90年代，他寫過一篇散文《西藏，靈魂的棲息地》在散文雜志頭題發表，還寫過《仰望高原》等許多有關西藏的散文，陸續在《人民日報》《解放軍報》發表。他說，在西藏看到高聳的雪山，廣袤的草原，看到堅韌、默默勞作的牦牛，我一切都想通了，靈魂得到了凈化和洗滌。仰望那神奇的雪域高原，頓生敬畏敬仰之感。英雄豈止在戰場，忠誠隨時皆可見。軍人的血性，不光在戰場上拼殺，更多時候體現在和平年代、建設時期，在高原、荒漠、海島的默默堅守、奉獻和犧牲。而這種堅守的時間更長，困苦更多，更需要精神力量、堅韌毅力和犧牲奉獻。看著這幅畫，想到黨益民的《一路格桑花》、《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我找到了黨益民的創作動力和激情源泉。

　　吸引我眼球的第三個物件是一幅“眾人乃圣人”的書法作品，掛在黨益民的辦公室門口右側。黨益民說，眾人乃圣人，是母親生前經常講的一句話。這句話有三層意思：眾人說你是圣人，你才接近圣人；眾人里面有能人、圣人；你要想接近圣人，就要虛心向眾人學習。母親時常告誡他，不要看不起任何人，更不要欺負窮人。窮人也是人，窮人也有自尊，窮人里也有能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長處，耐心聽別人說，就會學到許多東西，從這個人身上學一點，那個人身上學一點，天長日久，你的長處就多了，本事就大了。黨益民把母親的這句話掛在辦公室，作為自己的座右銘，進門能看到，坐下來能看到，出門還能看到。一天看幾遍，時刻警醒自己，告誡自己，鞭策自己。

　　黨益民說，他的母親還告誡他，人的一生要學會“吃苦、吃虧”這四個字，吃苦是做事的基礎，不能吃苦，很難成功。吃虧是做人的基礎，不想吃虧，只想索取和收獲，很難走得比別人更遠。

　　“鬧紅”：文學書寫革命史

　　劉斌：黨副政委，我們先從您的最新出版的作品談起吧。您的長篇小說《根據地》先是在《中國作家》今年第五期發表，現在已經由由陜西太白文藝出版社出版發行，向您表示祝賀。這部作品是您積淀10年完成的，是第一部全景式再現陜甘邊革命根據地創建歷程的鴻篇巨制，可以說填寫了黨史軍史的空白。請介紹一下這部作品的創作情況。

　　黨益民：好的，這是一部革命歷史長篇小說，立足于陜甘邊區革命斗爭的真實歷史，再現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創建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艱苦卓絕斗爭歷程，講述陜甘邊紅色武裝力量長達10年的“鬧紅”史。我的家鄉在陜西富平縣老廟鎮，小時候經常聽村里的老年人講當年“鬧紅”的故事。當年，我們富平出了兩個人物，一個是習仲勛，一個是胡景翼。胡景翼是國民革命軍第二軍的軍長，他在擔任陜西靖國軍司令時，在富平莊里鎮創辦了“靖國軍陣亡將士子弟學校”，后改名為立誠學校。習仲勛當年在這所學校上學時，受到革命的熏陶和影響，跟隨老師嚴三木開始“鬧紅”。

　　劉斌：“鬧紅”的意思是鬧紅色革命？

　　黨益民：對，就是紅軍當年鬧革命。我們富平地處關中平原和陜北黃土高原的交接地帶，獨特的區位和地理地貌為“鬧紅”創造了有利條件。當年習仲勛和劉志丹在陜西照金建立了根據地，后來又北撤到甘肅南梁，這本書就是寫這個時期的革命斗爭故事。最初的書名就叫《照金》，后來經過斟酌，覺得《照金》盡管知名度很大，但用這個書名不能涵蓋作品的全部內容，最后定名為《根據地》。陜甘“鬧紅”很曲折，長達10年之久。但一直沒有人全面系統地去研究、去書寫，可以說是革命斗爭史上的一段空白。我零零散散的聽到老人們講了一些故事，很多年前就產生了書寫的興趣，但一直沒有動手去寫。直到2005年6月，從一位老紅軍的家人那里得到一套陜甘邊革命歷史資料，才開始認真研究，決心要寫這段歷史。我利用假期到當年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老一輩革命家“鬧紅”的照金、南梁地區進行實地考察、采訪，收集了大量的第一手資料。2010年春節，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太白文藝出版社社長黨靖，邀請我創作一部反應陜甘邊根據地的長篇小說，我們不謀而合。但我心里還是有些顧慮。

　　劉斌：說說你的這些顧慮。

　　黨益民：當時我有三個擔心，一是擔心不好把握，比如：三嘉塬繳槍、紅軍南下全軍覆滅，省委主要領導被捕叛變，肅反擴大化等等。這些事比較復雜又非常敏感。二是擔心題材重大，出版審查比較麻煩。果然，書稿完成后，審查了兩年半，經過了四次修改。第三，擔心創作的時間無法保證，你都看到了，我一直在一線帶兵，寫作都是晚上與雙休日等業余時間。我擔心有突發任務，難以保證創作時間。另外，還擔心長期加班加點，身體吃不消。但我最后還是接了這個活。

　　劉斌：您的第一個擔心是怎么解決的？

　　黨益民：一是認真查閱史料，二是實地調查采訪。2011年，我在國防大學學習期間，利用了大量的課余時間，到圖書館查閱有關中央紅軍長征到陜北之前，陜甘邊紅色政權長達10年的鬧紅史料，做了大量的摘錄筆記，寫了十多萬字的創作構想。2012年夏天，我又利用在西安政治學院參加全軍紀委書記培訓班的機會，到陜西省圖書館、文史檔案館和幾個大學的圖書館，查找有關資料。特別是登門拜訪了劉志丹的女兒劉力貞老人。為了增強對鬧紅根據地的感性認識，核實歷史真相，感受體驗根據地人文地貌，我又專程到照金、南梁和陜北地區實地考察。

　　劉斌：看得出你是一個很嚴謹的作家，而且很有激情和責任感。情感蒼白難以寫出佳作，自己不感動，肯定感動不了讀者。

　　黨益民：沒有嚴謹的態度，很難寫出好作品。2013年10月，上級擬將我從新疆調往沈陽工作，待命期間，我有半個月的假期，我專門回到我的家鄉陜西富平縣，我想在習仲勛出生和安息的地方，最后完成這部作品。同時，我還要照顧患病的母親。我白天照顧母親，晚上寫作。我每天凌晨兩三點悄悄起床，一直寫到天亮。現在，母親已經去世一年了，她再也看不到我寫的書了，再也不能對我說“你慢慢寫，別太辛苦，注意身體”之類的話了。我想，母親如果地下有知，知道《根據地》問世的消息，她老人家一定會感到欣慰。10月15日，我終于寫完了書稿，那天正好是習仲勛誕辰100周年紀念日，我和妻子早早起床來到習仲勛陵園，第一批走進習仲勛陵園，向習老敬獻了花圈。我站在習老的墓前，默默地說：習老，我終于寫完了《根據地》，我用這部書向您致敬，向當年陜甘邊革命根據地的英烈們致敬！

　　劉斌：《根據地》塑造了諸多個性鮮明，形神兼并的人物形象，文學的表現了陜甘邊鬧紅這一鮮為人知的歷史情景。給我們留下了不可磨滅的紅色印記。

　　中國作協副主席何建明評論說：“黨益民歷經10年，潛心研究陜甘革命根據地創建歷史，五易其稿創作完成此作品，其治學精神和創作態度尤為可貴。他獨具慧眼，深刻把握歷史脈搏，生動形象、客觀全面地再現了鮮為人知的陜甘紅軍斗爭史，作品因其真實性、復雜性、揭秘性而撼人心魄。《根據地》填寫了文學書寫中國紅色歷史的一個空白，是黨史軍史的生動讀本。”

　　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副會長李炳銀評論說：“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共產黨人親手創建的陜甘邊革命根據地，曾經是點燃北中國革命火種和擔負保存中國革命力量的火炬與搖籃，亦是中國革命再出發的故鄉和橋頭堡。著名軍旅作家黨益民滿懷敬仰深情，以此為題材背景創作的長篇小說《根據地》，真實深入和生動藝術地文學再現了陜甘邊根據地曲折坎坷的創建歷程、艱苦卓絕的革命斗爭精神，具有宏大壯闊的敘述架構、激情詩意的藝術表達個性、準確形象的描繪語言，是革命歷史題材文學創作的一部非常出色的中國故事再現，是中國當代文學的又一重大收獲。”

　　著名軍旅作家王樹增評論：“黨益民是位卓有成就的當代作家，他的作品呈現出美學意義上的兩極：堅實的現實主義風格和極具想象力的浪漫主義激情，尤其在對民族歷史和人文精神的深度寫作上，顯示出其深厚的文學功底和藝術才華。《根據地》的推出，既沿襲著歷史寫作的風格，也飽含了對文學意義的新的詮釋與探索。從這個意義上講，這部作品遠遠超出了歷史事件和故事敘述的文本范疇，作品以新的視角引領我們在回望歷史之時，前所未有地關注今日中國。這種引領和關注，就是這部作品的時代意義與文學價值之所在。”

　　著名作家賈平凹評論：“黨益民是一個軍人，也是一個優秀作家，近年來創作了不少在全國有影響的好作品。他離家多年，骨子里卻還是‘生撐愣倔’的陜西人。我每能從他的作品里讀到剛性、韌性，和一種向上的力量。《根據地》更是如此，讓我們看到了陜甘‘鬧紅’的艱難，看到了一群剛性十足的陜西人，并深為其精神所感動。”

　　著名評論家李星：“由劉志丹、謝子長、習仲勛等人創建的陜甘革命根據地，在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紅色革命歷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軍旅作家黨益民經過數年研究、走訪、實地考察所創造的長篇小說《根據地》，全景式地展現了這塊紅色根據地的創建歷史，再現了劉、謝、習等人的豐功偉績和崇高形象。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中國社會大歷史的真實，陜甘邊社會、自然、民情風俗、地理環境的真實，敵我之間尖銳復雜的軍事政治斗爭情景，起伏跌宕、扣人心弦，讓人仿佛回到那個驚心動魄、關系民族命運前途的時代。正因為如此，革命先輩的理想信念、人格品質躍然紙上，高山仰止。從本書質樸的文風和對各色人等的情感描述中，我們也不難感受到作者真誠、樸素、正直、善良的黃土大地一樣的情懷和人格……”

　　評點多多，不一一列舉。文學要有深厚的生活積淀，要有赤子般的真誠，還要有發自心底的徹悟和冷峻的藝術思索。請您談談《根據地》創作感受。

　　黨益民：感受很多，歸結到一點：文學化的表現。我黨我軍革命歷史，必須秉承忠于史實而又藝術再現的創作原則。《根據地》無疑是革命歷史敘事，在這部作品的創作過程中，我始終告誡自己，要做到以下幾點。第一，尊重歷史，真實是底線，也是原則。寧可少寫，不能胡寫；寧可少說，不能戲說。第二，情節處理上“大事不虛，小事不拘”，大事是指歷史有所記載的人和事，他們是構成歷史敘事的基石和主流，不能隨意虛構；小事是指根據歷史背景合理虛構一些無足輕重的小人物和小細節，使小說文本具有生動性和豐富性。第三，要注重作品的文學性，革命歷史小說需要藝術的講述歷史，只有這樣方能產生吸引力和感染力，增強文本的可讀性。當然這是我創作上的追求，未必能夠完全達到。

　　劉斌：駕馭一部長篇需要多方面的素質和能力，其中選擇結構和敘事方式十分重要。簡要說明一下《根據地》的結構和敘事方式。

　　黨益民：是的。我認為長篇小說創作的關鍵在于給故事找到一個合理的結構，在這本書的創作中，我采取了先點后面、線面結合、多線交織的敘事結構。所謂點，就是從每個人物的初期革命經歷寫起。人隨事來，事了人去。所謂線，就是分出多個事件的線頭，一條條捋順，然后再把這些線頭捏到一起，擰成一股，向前推進。所謂面，就是先寫陜甘邊根據地，再寫陜北根據地，然后把兩個根據地重合在一起寫，全景式的再現根據地的歷史總體面貌。在敘事的策略方式上，我設置了兩條情節線，一條是敵我雙方的正面交鋒，一條是不見銷煙的地下斗爭。前者著眼于敘事的真實性和慘烈性，后者注重敘事的懸念性和可讀性，這樣既能凸顯個體的人生傳奇，又能將眾多的歷史人物匯集在一起，呈現出歷史進程中的多樣性和復雜性。

　　天路：高原血脈寫忠誠

　　劉斌：您的《用胸膛行走西藏》榮獲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徐遲文學獎，第十屆全軍文藝一等獎，此書被選入《中國報告文學精選》，翻譯成英文發行海外。今天，我們再討論一下這部作品，這對于弘揚老西藏精神更有現實意義。

　　文學評論界對這部作品評論很多，評論它是飄搖在天路上的不倒經幡。廣大武警官兵評說您為高原筑路英雄樹立了一座永遠的豐碑，影響和激勵著一批批熱血戰士。我知道，時隔多年，您一直深情地懷念西藏。

　　黨益民：非常懷念。我剛入伍時的是基建工程兵，后改為武警交通部隊。我修了7年青藏公路，先后40多次進藏；后來又到北京，幾乎每年都要進藏；再后來我到新疆任職，在那里干了六七年；現在，我又到東北來任職。我這個關中人，一直在關外，現在雖然在低海拔的東北工作，但是腦海里經常浮現的還是高海拔地區的往事。

　　進出西藏的路我都走過，而且走過很多次。每走一次，我的靈魂都會得到一次凈化。我的身心像被鋪天蓋地的皓雪搓洗過一樣，抹去了世俗的浮躁與污穢；心靈的窗戶像被富有質感的祥云擦拭過似的，坦誠清純如高原湛藍的天空。感覺里，我屬于西藏，屬于川藏線。走在進藏的路上，我能感覺到西藏血脈在怦然跳動。我的似乎那里的陽光融化掉了，變成了那里的一塊山石，一行無跡的腳印，一聲神鷹的鳴叫。在那里，我深切地體會到了活著的艱難和死去的容易。

　　劉斌：往事、經歷是作家創作開掘的資源，往事永遠不是過眼云煙，去過西藏的人都會有刻骨銘心的記憶。我也去過西藏，到過布達拉宮、大昭寺、八廓街、羅布林卡，西藏的陽光、藍天，藏族同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您在西藏那么多年，一定去過許多地方吧？

　　黨益民：當然。(黨益民一邊在地圖上指點，一邊興致勃勃的給我講)西藏共有五條大的交通大動脈，從青海西寧經過格爾木到拉薩叫青藏線，平均海拔高度4000米。從四川成都到拉薩，北線長2412公里，南線長2146公里，叫川藏線。從新疆葉城到西藏阿里全長2800公里，叫新藏線，中間要經過無人區。這三條線，我都工作和生活過。在青藏公路和川藏公路之間，還有一條黑昌公路，也是我們部隊八十年代改建的。還有一條從云南下關經香格里拉到西藏芒康的公路，叫滇藏線。被稱為“黃金通道”的中尼公路，其實是川藏公路的沿線，從拉薩經日喀則到尼泊爾邊境。

　　西藏以前沒有公路，1954年5月，慕生忠將軍帶領1300人修建了青藏公路，當時叫急造公路，能通車就行。后來，我們基建工程兵對這條路進行了改建，鋪設了柏油路面，成了國家的二級公路。當年修筑川藏公路非常艱難，以18軍為主力的包括地方工程隊和民工11萬筑路大軍，用了4年半的時間修建完成。為修建這條公路，先后有2400官兵和民工犧牲！近幾十年來，我的老部隊——武警交通部隊，幾乎參加了西藏所有公路的修建、改造、養護任務。1974年至1983年，我的老部隊還根據毛主席“搞活天山”的指示，用十年時間，修建了天山獨庫公路，打通了新疆南北大通道。

　　劉斌：您對西藏公路情況了然于胸，能看出您對西藏很有感情。文學源于生活，介紹一下你第一篇有關西藏的文學作品的產生情況。

　　黨益民：我當兵之處在唐古拉山腳下的通天河施工，整天推著手推車運砂石料。新軍裝舍不得穿，怕磨壞了，留著探親休假的時候才穿。我們在工地上只穿破舊的工作服，棉衣里的棉花都露出來了。有一天，我突然暈倒在地，幸好戰友們發現早，把我從死神那里給拽了回來。那是高強度的勞動和強烈的高原反應造成的。不光是我，許多戰友都有這樣暈倒的經歷。有的暈倒后就再也沒有爬起來。有一個新兵，剛被兵車拉上高原，他從車上跳下來，暈倒后就再也沒有醒來。我們部隊當年修筑青藏公路，先后犧牲了幾十位戰友。

　　我上高原的第二年，聽到一個真實的故事：有一次大雪封山，一輛運輸物資車輛被大雪困在半路上，駕駛員連冷帶餓暈倒在駕駛室里，是路過的藏族大姐把他背回帳篷，把他的雙腳抱在懷里暖了半夜，這個戰士才漸漸蘇醒。我把這個感人故事寫成一篇短篇小說《姐弟情》，在西藏日報刊登了整整一版。這就是我的處女作。

　　劉斌：用生命穿越天路，用胸膛行走西藏，一路留下了那么多血性豪情的文字。《用胸膛行走西藏》的那些故事都是你親歷的嗎？

　　黨益民：大部分是我親歷過的，也有一些是我幾十年積累的戰友的故事。2004年七八月間，因為工作需要，我從北京出發，經過新疆，從新藏線起點葉城一路往上，穿越阿里無人區到達拉薩，然后又從拉薩沿川藏線回到成都，整整走了38天。我一路走一路采訪。路過岡底斯山的主峰岡仁波齊山下我們一個中隊時，因為那里海拔很高，剛來中隊的一些新兵對高原有恐懼心理，為了給他做榜樣，我圍繞海拔6000多米的岡仁波齊峰轉了一大圈，用了13個半小時，步行了58公里。我想向戰士們證明：高海拔的無人區并不可怕，我們完全可以生存下去。這是我對自己的挑戰，也是對生命極限的挑戰。

　　劉斌：聽說你那次后來病倒了，可你還是在很短的時間內，抱病堅持寫完了《用胸膛行走西藏》這部書。

　　黨益民：是的，這次由于連續奔波體力下降，沒有走完川藏線就病倒了。重感冒。在高原，普通感冒有時也會很要命，我就親眼看見過戰友因感冒引發肺氣腫，導致心力衰竭而死亡。那次我感冒很重，日夜咳嗽，吃藥輸液都不管用，一直咳了兩個多月。我現在只要一感冒就咳嗽，而且沒有一個月好不了，就是當年在西藏留下的病根。那次我回到北京后，沒有停留，一邊咳嗽，一邊寫作。我堅持寫了兩個月，一氣呵成，完成了20多萬字的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我是業余寫作，白天工作，晚上等別人下班后才一個人留在辦公室寫作。因為一直生病，身體很虛弱，又工作又寫作，患上了腰肌勞損。有時寫的深夜，從椅子上都站不起來。父母聽說我病了很久，很不放心，趕來北京看我。母親看見我的樣子很心疼，流著淚說，兒子，我沒想到你會這么苦，你干好工作就行了，干嘛要加班寫作？我給母親講了幾十次進藏的經歷，講了那些犧牲的戰友。我說，我不把他們的故事寫出來，我的良心會不安。母親沒有再說什么，她讓我趴在床上，然后和父親給我的腰部抹藥。父母來看我，我沒陪他們逛過一次街，卻讓年邁的他們反過來照顧我。我趴在那里，心里很不是滋味。

　　劉斌：那你為什么不休息一下，等身體恢復了再寫呢？

　　黨益民：因為我答應過阿里高原的那些老兵，一定讓他們退伍的時候看到寫有他們故事的書。這書對他們來說，也許是一輩子的紀念。為了他們，我必須抓緊時間寫。采訪時，為了與戰士們拉近距離，不讓他們感到拘束，放開了說，我悄悄取下軍銜。說到傷心處，戰士們會抱著我痛哭；說到開心處，戰士們會和我笑成一團。書寫好了之后，武警《橄欖綠》用特刊形式發表，解放軍文藝出版社及時出版發行。我兌現了我的諾言，那年的退伍老兵臨走前，都拿到了寫有他們故事的《用胸膛行走西藏》。后來，這本書獲得了第四屆魯迅文學獎。

　　劉斌：《用胸膛行走西藏》這個書我認真拜讀了，我很感動，特別是那些戰士的犧牲奉獻，確實是應該永遠紀念他們。

　　黨益民：有個戰士因塌方犧牲，整理他們的遺體時，不得不用針線連接破碎的骨肉，觸目驚心。有一個與我同年入伍的戰友叫王立波，他因為路基塌陷，汽車翻車掉入江中遇難。我和他是坐一個車皮從陜西當兵上高原。他是全軍唯一擁有兩座墳墓埋葬的烈士。為什么有兩座墳墓？你聽我慢慢給你講。他曾經死過3次，一次是煤氣中毒，搶救3天才活過來；一次是運送物資，困在雪山5天5夜，吃草根和雪水，后來暈死過去，被救出后在醫院躺了半個多月。第三次是執行運輸任務，出發時還和我道別，幾個小時后他連人帶車掉進了滾滾的江中。十幾天后，戰友們在下游找到一具尸體，以為是他，就掩埋了。可是第二年春天，戰友們又在下游幾十公里的地方找到半具尸體殘骸，有人從尸體上的毛衣碎片上認出這才是王力波，確認后又掩埋了一次，所以他就有了第兩座墳墓。在他犧牲的當天早晨，我們還在一起。吃完早飯，他去執行運輸任務，我去拉薩。那時通信不方便，兩天后我到達拉薩，才從電報上得知他犧牲的消息。當天晚上，我含著熱淚寫了一篇懷念文章。寫的時候，感覺他就一直站在我的身邊，笑嘻嘻地看著我寫。文章發表后，路過他墳地，我把文章燒給了他。

　　他犧牲10年，他的老婆一直沒有改嫁，她不相信他真的犧牲了。因為第一次掩埋的人不是他，那第二次就一定是他嗎？她心里一直想著他還活著。整整10年，她一直幻想丈夫活著。10年后，她帶著12歲的女兒，去川藏公路波密烈士陵園給丈夫掃墓，直到這時，她才夢醒，相信他已經不在了。因為她一路上看到的都是青藏線險峻崎嶇的公路，在這種地方很容易出事。

　　在西藏，犧牲就在一瞬間。在中尼公路上，有一次我扛著攝像機采訪，給一個叫黎衛芳的排長拍一組打風鉆的鏡頭。他是代理排長，提干正式命令還沒有下達，那天正帶著幾個戰士在“老虎口”施工，他連續作戰，連午飯都沒有吃，渾身塵土，看不清面孔，我拍了他們的緊張作業情景，沒有想到這組鏡頭竟成了他們留在這個世界上的最后影像。我離開那里僅有三四十米，只聽轟隆一聲，發生了大塌方，代理排長被巨石砸倒了，戰友們把他送到仁布縣搶救。手術室外站滿了他們排的兵，等著給他輸血。當時停電，我們舉著蠟燭，為醫生照著亮，滾燙的蠟油滴在手上毫無感覺。我眼看著醫生緊急搶救，眼看著他的血一滴一滴地流盡，眼看著他一點一點沒了氣息。掩埋黎衛芳的時候，戰友們怎么也給他穿不上剛剛領到的軍官皮鞋，因為他的腿和腳已經腫得失了形，腳比平時大了許多。這是黎衛芳平生第一次穿軍官皮鞋，也是最后一次。最后，我們只好把皮鞋剪開，流著淚為他穿上。總不能讓他光著腳上路啊！當時，在場的所有人都哭了……

　　整理黎衛芳的遺物時，在他的筆記本上看到了他寫給媽媽的一句話：媽媽：站起來，我是您的希望；倒下去，我是您的太陽！

　　這一幕，給我留下了難以抹去的記憶。眼看著一個鮮活的生命在面前慢慢消失，那種痛徹心扉，沒有經歷過的人很難體會。我沒有想到，我給他留下的人生的最后一個影象，竟是一個滿面灰塵、根本看不清眉目的形象。我拍黎衛芳的那盤錄像帶，至今還保存在我的資料柜里，但是我再也沒有拿出來看過。我不忍心去打攪已經安息的靈魂。

　　有一年，川藏公路發生了大塌方，半個山都塌下了，部隊投入搶險。我的攝像干事給一個推土機手拍下了一組鏡頭，上午剛拍完，下午發生了一次特大泥石流，推土機連人一下子都被卷走了……所以說，《用胸膛行走西藏》這本書，里面寫到的犧牲都是真實的。想起來就落淚。在阿里無人區，20歲左右的年輕戰士，手粗糙得像五六十歲的老人，臉上因為常年紫外線的照射，起皮起痂，嘴唇干裂，耳根凍裂，看了讓人十分心痛。這些戰士的犧牲讓我感悟到，什么叫作偉大？其實偉大往往就蘊涵在平凡之中。像王立波那樣的兵，在川藏線上、新藏線、青藏線上還有許許多多，每個人身上都有一段平凡而感人的故事，他們每一個人都值得我去書寫。

　　劉斌：寫西藏題材的作品很多，但是，您的作品有獨特的質感，就是情懷，一個軍人的家國情懷，親歷的生死故事敘說年輕戰士用熱血和生命書寫的家國情懷，直抒了您創作的動力與激情。聽說在魯迅文學獎頒獎典禮上，您發表獲獎感言時說：這本書不是您一個人寫的，是您和您的戰友們，包括已經長眠在那里的戰友們共同完成的。

　　黨益民：是的，我用手中的筆，我的戰友們用青春、熱血，乃至生命在書寫。這個獎，不是給我一個人的，而是獎給我的戰友們特別是犧牲在西藏的戰友們的。我在頒獎典禮上說：“通往西藏的路，我走了20年，通往領獎臺這短短幾十米的星光大道，我也走了20多年。魯迅文學獎，是一位作家的夢想，今天我如愿了。魯迅是一種精神，西藏也是一種精神。魯迅讓人的靈魂覺醒，西藏讓人的靈魂凈化。感謝西藏給我靈魂一個棲息的地方，感謝我長眠在西藏和現在仍然戰斗在高原上的戰友們，是他們給了我寫作源泉、勇氣和力量。”

　　劉斌：您的這段即席講話，很讓我感動，我覺得這是您發自肺腑的心靈道白，是一個軍旅作家癡情擔當。您的《一路格桑花》是一本小說，但來源于真實的故事《用胸膛挺走西藏》是直書部隊生活，而《一路格桑花》是通過幾個女人的視角來看西藏、看高原軍人，看他們的愛情，看他們的使命擔當。

　　黨益民：寫這么一部長篇小說，是我多年的一個愿望，我一直想寫一部反映高原軍人的長篇小說，構思了好多年，寫了幾次，但感覺都不對，不是我要表達的東西，我就把他們全部刪掉了。后來偶然的一次機會，有幾句話一下子就打動了我：我愛的花兒在高原，它的美麗很少有人看見；我愛的人兒在高原，他的笑容沒有被污染。我覺得這就是我要表達的主題。我們的官兵也像格桑花一樣，默默無聞地開放在高原的深處，開放在無人區里，他們的美麗很少有人看見，他們的故事很少有人知道，他們的笑容是最純潔的，是沒有被污染的。我覺得我找到了這部書的靈魂。我用了22天春節假期，一氣呵成完成了這本書。我本想回陜西老家看望父母，但是為了寫這個書，就沒有回去，閉門謝客，關掉手機，拔掉電話線，專心致志寫作，在北京家里整整關了22天，完成了這部書稿。

　　格桑花是拉薩市花，是愛與吉祥的圣潔之花。我之所以給小說起名《一路格桑花》，是因為格桑花是平民之花，它守護的是西藏這方圣潔的雪域，而戰斗在這方雪域高原的高原軍人，幾十年來一直在用熱血和生命，守護著這片圣潔之地的和平與安寧。某種意義上，他們同格桑花一樣，是愛與吉祥的象征。寫他們，就是寫格桑花的芬芳，就是在追尋一種高原精神。我深愛那片土地，還有生活在那土地之上的男人與女人們。我相信，每一個身處高原的人，都不會愛得比我少。我們只是用自己的方式，來表達我對高原的愛，對戰友的愛。其實，我們每個人心底都有自己的格桑梅朵，各自盛開芬芳。

　　劉斌：《一路格桑花》拍攝成了電視劇，說說這部電視劇的情況。

　　黨益民：一個偶然的機會，著名導演陳勝利讀到了這本書，他被書中彌漫的浪漫和圣潔打動，他對我說：“我要把它拍成電視劇。”但是，當他真正開始改編劇本時，卻發現難度比他之前想的要大很多，因為我的原著中采用了多種敘述手法，倒敘、插敘，甚至還有時空轉換，而這種方式是很難通過電視劇來展現的。但是，陳勝利沒有輕言放棄，經過了四五年的反復推敲、修改，幾易其稿，最終拿出了一個好劇本。劇組在高原拍攝時，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難，由于過度勞累，陳勝利的血壓最高達到200多，他的妻子哭著打電話給我說：“益民，你趕快幫幫他吧，他都要死了。”正是陳老師這種忘我的拼命精神，使得這部劇作在央視一套播出后，產生了巨大的社會影響。

　　2010年7月19日這天，《一路格桑花》登陸央視一套黃金檔。那天晚上，我的電話幾乎被打爆了，有來自西藏一線部隊的，還有許多已經轉業退伍多年的戰友，他們通過各種方式找到我的手機號碼，向我表示祝賀和感謝，同時，我還接到了上千條短信。那天晚上，我認真地回復著每一條短信，直至忙到凌晨。

　　劉斌：格桑花是雪域高原吉祥和幸福的象征，也是藏族姑娘美麗和愛情的象征，您用不同視角表現了女性的信仰，給我們留下了凄美、浪漫和美好的印痕。

　　黨益民：《一路格桑花》所表達的就是這種美的情感。這些年因為經濟發展，人們對物質的過度追求，淡化了精神的追求，有些人的道德底線一降再降，這對一個國家和民族來說很危險，很可怕。這個社會總得有一些人堅守，堅守道義，堅守愛情，堅守那些看似平常實則不易堅守的美好的東西。如果一個民族不能堅守自己傳統的道德，就很難步入健康發展軌道。一個有良知的作家，就應該去發現人類的美好情感，表現人類美好的事物，讓純潔美麗的格桑花，開放在每個讀者的心靈深處。

　　天山：守望精神高地

　　劉斌：您的長篇報告文學《守望天山》是一部家國情懷，蕩氣回腸力作，出版后，引起了強烈反響，多家報刊轉載、電臺聯播，作品中的主人公陳俊貴受到胡錦濤、習近平等領導人的接見，被評為“全國道德模范”“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并拍成電影，武警文工團還改編成歌劇，在國家大劇院演出。三十年堅守在天山上的老兵陳俊貴，他的現狀怎樣？

　　黨益民：現在，陳俊貴夫婦仍然在新疆尼勒克縣喬爾瑪烈士陵園守墓，我們經常通電話。他多次表示，只要他活著，就要一直守下去。那里天氣寒冷，條件十分艱苦，他們夫妻確實很不容易，這種大愛，這樣堅守，彌足珍貴。《守望天山》出版以后，我的許多戰友專門去新疆看望他們，回到內地后發起了一個活動，為陳俊貴夫妻捐款。因為他在那里工資很低，日子過的很拮據，陜北的戰友們一下捐了30多萬，找到我，委托我把這些錢轉送給陳俊貴夫婦。我對這些戰友們說，你們送錢給老陳，他肯定不會收，但是他現在的生活狀況確實很困難，夏天要在陵園守墓，冬天才回到縣城，他們多年住在墓地的地窩子里，縣城只有一間10多平米的舊房子，兒女好幾個，居住條件很差。我建議你們在尼勒克給他買一套房子。戰友們聽從了我的建議，買了一套房子。當把房子鑰匙交給陳俊貴時，他感動的熱淚盈眶，說不出話來。

　　劉斌：老人家現在除了守墓，還做些什么事？

　　黨益民：他們夫婦一年有三個季節，在烈士陵園為168個當年犧牲的戰友守墓。陵園現在已經建成了新疆愛國主義教育基地，陳俊貴成了最好的講解員。只要有人來祭奠烈士、掃墓、參觀，他就給人們講述當年的故事，講述犧牲的戰友們的故事。每次都講的情緒激動，口干舌燥，喉嚨都講啞了，但他樂此不疲。這就是他現在的生活。

　　劉斌：他的孩子開始不理解，甚至抵觸，現在他的兒女情況怎樣？

　　黨益民：他的家庭現在很幸福，他的老伴孫麗琴19歲就跟著他上了天山，一直守墓到現在。她吃了不少苦，也流了不少淚，不到50歲的人，頭發早就全白了。老陳有3個孩子，大兒子叫陳曉洪，小的時候非常調皮，青春期時很逆反，老陳打他，他跟老陳吵，沖著老陳喊；你天天守著這些死人有啥意思？后來，孩子當了兵，思想感情有了很大轉變，孝敬父母，現在已經專業回到新疆當地工作了。女兒陳曉梅十分懂事，聰明好學，在烏魯木齊上大學，畢業后經武警總部黨委特批參軍入伍，現在已經提干，在北京工作。陳俊貴的小兒子，在一所專科學校畢業后，分配到新疆養路段工作。

　　劉斌：好人有好報，真是幸福的一家。多年過去了，許多讀者對這部作品了解不多，請先說說陳俊貴這個典型的情況。

　　黨益民：先說一下這個書的梗概。陳俊貴是遼寧遼中縣人，入伍后先在北京修地鐵，后來去天山修獨庫公路。有一年，大雪封山，部隊被困，要派幾個人出去送信，他和另外三名戰士帶了20個饅頭出發了。他們在冰天雪地里爬行了三天，最后只剩下一個饅頭，如果分著吃誰也活不了，班長鄭林書決定把最后一個饅頭讓給一個人吃，讓這個人有氣力把信送出去。這就意味著這個人有活下去的希望，而其他三個人則面臨饑寒和死亡。班長是黨員，讓年齡最小的陳俊貴吃了這個饅頭。班長后來犧牲了，副班長羅強也犧牲了，另一個戰友陳衛星腳趾全部凍掉。陳俊貴腿部也凍殘了，但他活了下來，完成了任務。陳俊貴退伍以后，回到東北遼中縣放電影，生活比較安定，但是他一直懷念班長和戰友。在一次聊天中，有位戰友曾經對他說：“陳俊貴，這輩子你要是忘了你們班長，你就不是人。”戰友的這些話刺痛了陳俊貴，于是他做了一個改變自己一生的決定：去天山給班長守墓三年。回到家里，他把自己的想法給媳婦說了，媳婦半天沒說話。她想了很久才說：“人就應該知恩圖報，我跟你一起去。”兒子出生后，夫妻倆辭職去了新疆，開始了守墓生活。到了昔日他曾經戰斗過的地方，陳俊貴發現那里墳墓很多，有的墓碑已經壞了，有的已經倒了，看上去真是有點凄涼。他們一家人開始修整、看護墓地。轉眼三年期限滿了，但這個時候，他已經“離不開那些烈士，感覺他們就是家人”。他沒有離開，選擇了繼續守墓。這一守，就是三十多年。

　　劉斌：后來您是怎么發現這個典型的？怎樣傳播開的？

　　黨益民：陳俊貴在烈士墓地附近，開荒種地，吃野菜，喝雪水，艱難度日。2004年，我在北京當宣傳處處長的時候，發現了這個典型，我們做了一個專題片叫《守墓老兵》，在中央電視臺播出后，引起了一些反響，但影響不大。2007年9月，我被調到新疆武警交通二總隊擔任副政委。當時部隊正在重修天山公路，我多次去天山指導工作，看望了陳俊貴幾次，深入采訪了他和他的家人。2009年春天，我又一次去天山施工部隊蹲點，我利用10個晚上，一氣呵成完成了書稿。我從天山上下來的路上，給《北京文學》主編楊曉升打電話，說我寫了這么一個故事，楊主編很感興趣，說你馬上把稿子發過來。他撤掉別的稿子，把《守望天山》發在頭條，而且我也成為那期《北京文學》的封面人物。這篇報告文學發表后，《新華文摘》全文轉發，《讀者》雜志也編發了頭條，全國10多家報刊轉載，一下子在全國傳播開了。后來，陳俊貴被評為“感動中國十大人物”和“全國道德模范”。

　　2011年7月，中國共產黨建黨90周年、中國人民解放軍成立84周年，獻禮影片《守望天山》在經過19個月拍攝制作之后，于19日在人民大會堂舉行首映式。這部影片是由八一電影制片廠拍攝的，制片人是著名書畫家、電影人趙鵬。趙鵬先生被陳俊貴的精神深深打動，他說我不想用這部電影賺錢，我只是想拍一部心靈之作，想弘揚我們民族的傳統美德，想向全社會傳遞這種大愛與正能量。曾獲得電影金雞獎最佳導演獎的戚健出任該片導演，曾經分別獲得過金雞獎最佳男女演員的周里京、艾麗婭飾演男女主角。電影建軍節前夕陸續在全國公映，引起了極大的社會反響。可惜的是，戚健導演在新疆拍攝《守望天山》時，發現身患癌癥，影片公映不久，他就離開了人世。《守望天山》成為戚健導演拍攝的最后一部影片。戚健導演人很厚道，很敬業，很有才華，他病重期間，我在國防大學進修，專門去看望過他。沒過多久，他就走了。他英年早逝，令我十分痛心。

　　劉斌：一席話，讓我聽懂了“什么叫感動”，有家國情懷的作家才會把目光對準有家國情懷的人，才會飽蘸濃墨去書寫家國情懷。

　　黨益民：在我看來，陳俊貴守望的不僅是天山，還有那段激情燃燒的歲月。那時雖然物質匱乏，但人們精神高昂，有著火熱的激情與執著的追求。陳俊貴一家人，他們貧苦卻不失尊嚴，艱難卻不失光彩。他們身上承載的是忠義守信、感恩圖報的傳統精神。從某種意義上來說，陳俊貴守望的是一種民族靈魂。它能凈化我們的心靈，引領我們邁向更高的人生境界。在今天，我們的國家、我們的民族、我們的時代，需要的正是這樣的一種精神支撐。

　　劉斌：您現在和陳俊貴還有聯系嗎？

　　黨益民：我們一直保持聯系。我很惦念著陳俊貴。我勸陳俊貴夫婦，等到開春再上山，冬天下雪了就趕快回來。守墓不能死守，這樣也不人道，關鍵是要用心靈去守，沒必要冒這么大的風險。但是，陳俊貴的妻子孫麗琴說的一句話，讓我極為感動：“這片墓地就像一個村子，犧牲的戰友就像鄰居，就是我們的親人，我們走了，誰來陪他們？”

　　靈魂寫作，永遠在路上

　　劉斌：習近平總書記最近提出，要弘揚7種文藝精神，特別提及要弘揚時代精神。時代精神是時代特有的普遍精神實質，是一種超脫個人的共同的集體意識。陳俊貴的堅守精神，都是時代精神的典型。《守望天山》不僅為我們豎起了一座精神標桿，也為我們報告文學口述歷史寫作提供了成功范本，請在這方面談談您的寫作體會。

　　黨益民：在西藏，你隨處能看到虔誠的信徒，他們從遙遠的地方磕著等身頭，一步步磕到拉薩，磕到神山圣湖。他們是用胸膛行走的人，我也是用胸膛行走的人。不同的是，他們朝圣的是神靈，而我朝圣的是我的戰友們平凡而崇高的靈魂。他們值得我們用心去膜拜。心中有信仰，才不覺行走的苦，才會有行走的力量，才會克服一切困難去堅守，才會惜時如金去書寫有價值、有熱度的作品。

　　劉斌：您寫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難是什么，怎樣克服？

　　黨益民：主要是時間不夠。因為我是業余寫作，只能在晚上和節假日寫作。不過，業余寫作也有優勢和樂趣。優勢就是你一直生活戰斗在部隊一線，你的作品來源于一線，會更接地氣。樂趣來源于你沒有壓力，沒有功利，你可以寫，也可以不寫，這樣寫出來的東西不會無病呻吟，不會硬著頭皮寫，都是非寫不可的東西，有一種不吐不快的樂趣。

　　劉斌：口述歷史是報告文學寫作的一個重要的方式，通過個體親歷者的口述，使事實內容更加鮮活、生動和豐富。您在這方面有哪些經驗和體會？

　　黨益民：口述歷史是報告文學寫作的一種形式，能不能讓講述更有價值，更加藝術，這里面學問很大。首先要真誠，不可胡編亂造，不可欺世盜名；其次要會講故事，要藝術地講好你的故事。無論是報告文學還是小說，可讀性都很重要。誰也不愿意花費時間和精力，看那些索然無味的東西。

　　劉斌：《守望天山》不僅立意高遠，在寫作技巧上也有許多創新之處，您是怎樣在口述史中挖掘細節的？在細節中捕捉個性語言的？

　　黨益民：我個人認為，細節是一部作品成敗的關鍵。貼著人物寫，才能把細部寫得豐滿。一個細節的描寫漏洞，可能會使讓人對你整部作品產生懷疑，對作品的信任完全崩潰。作家要力爭成為雜家，什么都懂。不懂就學。要做足功課。要不厭其煩地調查研究。寫作需要精細的世俗經驗，更需要深廣的靈魂空間。細節會使作品更真實、更豐滿。一個好作家，一定是有實證精神的作家。寫作要尊重生活和經驗常識，要極力建立起閱讀信任。

　　作品中的對話也很重要，要符合人物的身份。《守望天山》中的陳俊貴，他的語言非常樸實，找不到一句華麗的辭藻。因為陳俊貴一家本來就是很樸實的人，不會說那些漂亮話。陳俊貴對著戰友的墳墓說：“戰友們，總隊的首長來看望你們來了。天氣寒冷，給你們燒點紙錢，暖和暖和。”“戰友們喝口酒吧，去去寒，這是‘伊力老窖’，你們不準搶，一人只準喝一口，喝多了要犯紀律。”他對班長鄭林書說：“班長，抽顆煙吧，這是軟中華，一包六七十塊錢呢！昨天路過的州里領導送的。我沒有舍得抽，給你留著呢！”那口氣，就好像對一個熟睡的親人講話，聽了讓人落淚。這就是陳俊貴的語言。

　　陳俊貴的妻子說：“女人嫁人太重要了，嫁一個人等于嫁一種命，嫁給他，我就等于嫁給了黃連。有時候老陳也開玩笑，下輩子我還要娶你，我說，沒有下輩子了。就是有下輩子，我也不會再嫁給你。”這就比較真實。

　　再比如，他兒子開始不愿意當兵，20歲前從來沒有穿過皮鞋，穿的都是別人給的舊鞋，而且從來沒穿過襪子，大冬天也不穿，腳上裂了許多口子，走路很疼；天氣一熱，又癢得難受。有一次，他因為要錢買鞋跟父親吵了起來，他說：“你當兵也沒有當出個啥名堂來，倒是當出一身殘疾，日子過的窮巴巴的，我可不愿意過你那樣的日子。”小女兒丟了一塊饅頭皮，被他打了一巴掌，他生氣又心疼，自己默默撿起來塞進嘴里吃了。后來給她女兒講起以前當兵的時候，班長把最后一個饅頭讓給了他，班長犧牲了，他活了下來。女兒聽著聽著，不知不覺眼淚就出來了。

　　劉斌：這些細節和對話都很重要。通過主人公陳俊貴饒有個性的獨白自述，通過其他親人的真情吐露，我們看到了一位平凡而又偉大的感動中國、激動人心的形象。這種特殊語言、特殊個性的人，彰顯了國家情懷的藝術感染力，增強作品的感染力。您身為部隊一線領導，又能創作出那么多優秀作品，這個時間從哪里來？

　　黨益民：我剛才說了，我出版的10部書，都是利用業余時間創作完成的。我喜歡一線部隊生活，不喜歡當專業作家。上級曾經多次想調我當專業作家，我都婉言謝絕了。文學是人學。一個作家必須有生活，最好到生活底層去體驗。我在部隊一線工作，就是最好的生活體驗。工作寫作兩不誤，何樂而不為？只是業余寫作確實很累。但誰讓你喜歡呢？要想有所作為，就得吃苦，就得付出，這很公平。再一個，業余寫除了要平衡好時間，還要注意加強鍛煉。沒有一個好的身體，白天工作，晚上寫作，你遲早都得垮。所以，這么多年來，我一直堅持鍛煉，每天堅持快走十公里，再忙也要鍛煉。要不然，我的身體早就垮了。還有，畫畫寫字也是一種很好的鍛煉方式。我喜歡畫畫，畫的都是心中的西藏。

　　劉斌：十分敬佩，能透漏一下您今后的創作計劃么？

　　黨益民：我最近正在寫一部長篇小說《西藏往事》，年底前完成。這部書濃縮了西藏五六十年的歷史。

　　劉斌：黨副政委，時間關系，只能采訪到這里，請您對我們的讀者說幾句話。

　　黨益民：我首先是一個軍人，其次才是一個業余作家。我會竭盡全力履行我的職責，也會繼續寫平凡人的故事。一個人要有尊嚴地活著，同時也要允許別人有尊嚴地活著。

　　劉斌：謝謝您在百忙中接受我的采訪。

　　黨益民：劉老師，您很敬業，也感謝您的辛苦工作。

　　黨益民簡介：

　　黨益民，陜西富平人，訴訟法學研究生，現任武警遼寧總隊副政委，大校警銜。中國作家協會會員，中國報告文學學會常務理事，北京市朝陽區作協副主席，陜西省富平縣作協名譽主席，西藏民族大學客座教授，中國徐悲鴻畫院創作中心副主任。出版長篇小說《根據地》、《喧囂荒塬》、《羌笛劫》、《一路格桑花》、《石羊里的西夏》、《父親的雪山，母親的河》、《阿宮》，長篇報告文學《用胸膛行走西藏》、《守望天山》，散文集《西藏，靈魂的棲息地》等。曾獲全軍新作品一等獎，中國作家大紅鷹文學獎，巴金文學獎，第三四屆徐遲文學獎，第二屆陜西柳青文學獎，第四屆魯迅文學獎。《守望天山》被改編成電影和歌劇，《一路格桑花》被改編成20集電視連續劇，在央視一套播出。

　　劉斌簡介：

　　劉斌，資深媒體人、報告文學作家。

　　作品有《從深圳起飛》、《崛起水晶城》、《深圳一號》、《雪域橫起通天路》、《中國民航年輕機長》、《中國大學生空中小姐》、《名流訪談》等。

　　(選自《時代報告·中國報告文學》2015年11月號)

責任編輯/魏建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