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醒龍：文學只能與“經典”結伴而行

　　文學不應當淪落為拜金的奴才，文學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其經典。

　　記者：全世界文學都在致力于書寫國家文化、民族內核于個體身上的映射，也因為個體的不同而呈現著或高揚或變異等不同張力，你曾在小說 《天行者》里書寫了一個特殊的群體———民辦教師。從作家視角來看，是什么原因吸引作家去關注這些特殊群體折射出的精神？

　　劉醒龍：人與人肯定是不一樣的，因為種種的不一樣，才顯出天下之大，顯出世界之豐富。人與人之間的差距再大，也無法掙脫相同的命運。在抒情文字里，一位外界知之甚少的普通鄉村教師的日常人生，常常比一個聲名顯赫的學界泰斗更令人感懷。大人物在這個世界的動靜人人看得見，而對那些輕易不被別人察覺的小人物，怎么看怎么去進行價值敘事，是文學最有魅力的專利。

　　記者：文學弘揚真善美，也揭露假惡丑。我們同時也看到，當下有些現實題材作品僅僅是羅列一些價值觀混亂的現象或風氣，缺乏寫作者的自省。在社會轉型、價值觀互相碰撞的今天，如何把握好故事對象以文學的特質來呈現？

　　劉醒龍：漢語作為我們的母語，本應當是人類各種語言中最優雅最美妙的，前三十年受著枯澀的政治話語擠壓，后三十年又受到各類“流行詞匯”的污染。一部分原因也是對經典性之于文學重要意義的忽視所造成的。文學不應當淪落為拜金的奴才，文學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其經典。如今年的諾獎得主阿列克謝耶維奇的《戰爭中沒有女性》那樣，打通與小說、詩歌等敘事藝術之間的壁壘，將新聞與紀實寫出經典性來，哪怕標榜的還是新聞或紀實，那也無關緊要，因為這樣的作品是仰仗經典性流傳開來。

　　記者：傳統文藝理論從“詩言志、歌詠懷”到“文以載道”，文學有著非常正統的地位，到了現代，網絡讓大眾獲取知識和思想的渠道越來越多，有人說文學價值擴散到了不同形式里，有人說它的價值在收縮，你如何看待這種文學存在的危機感？

　　劉醒龍：在日常生活中，有急風暴雨，就會有云淡風輕。自然規律往往也是紛繁世事的規律。文學曾經有過高歌猛進的時代，也就一定會有淺唱低吟的風月。高歌猛進不全是好事，淺唱低吟不一定就是壞事。這就像股災來臨時，一些人不惜血本地拋掉手中股票，結果虧得只剩下一條褲衩。另一些人，苦苦堅守，并積極發現可能的機會，反而賺回許多真金白銀。文學的價值與股票還有一種大不同，無論外界如何將危機強加于文學，文學對于世界，對于個人的價值是不會貶值的。相反，貶值的是忽視文學價值的世界與個人。遠離文學不是文學的損失，受損失的只是那些遠離文學的人。

　　記者：你的作品涉及題材雖各有不同，但充裕其中的是強烈的“鄉土中國”情懷，不僅描寫鄉村表面，還關注它的命運及其價值觀轉變。近作《蟠虺》似乎有了更深遠的思考，借知名文物曾侯乙尊盤講述知識分子面對欲望的矛盾，也反思所謂的“識時務者為俊杰，不識時務者為圣賢”。

　　劉醒龍：對知識分子來說，總要多一些“圣賢”意識才對。那些慣于見風使舵、見潮弄帆的人也可能做成一些事，卻終歸成不了社會脊梁。能撐起十年百年歷史的只能是那些與時勢欲望格格不入的硬骨頭。處在大變革時代的中國人，最不缺的是“識時務的俊杰”。然而，真正不可缺少的反而是那種“圣賢”風范的人，握緊手中鞭子，不失時機地抽打那些在萬馬奔騰大潮中只顧狂奔的畜生。

　　記者：地方文化雖蘊含的是地方知識和智慧，最終卻可以傳遞出一個全世界都能理解的“現代性”故事，與某些急于和傳統斷裂的新潮寫作不同，這種扎根文化深處的寫作生命力頑強，其內里可以說仍然是它的“經典特質”。

　　劉醒龍：在文學中最不缺少的就是“創新”，“創新”是文學中與母語一樣的最基本的元素，短短的幾行詩，幾百字的小小說，如果沒有獨創性、沒有超乎既往作品的新意，所寫出來的文字與文章肯定是無效的。所以，相比社會生活中每每放在首位的“創新”，文學只能與“經典”結伴而行，將“經典”作為唯一追求的目標。文學面向的所謂市場，讀者只能是第二位的，作者才是第一位的。沒有超然世俗之上的品格，作品印得越多，越像是隨風飄散的廢紙。文學的模樣哪怕被批評為太正經、太陽春白雪、太拒人千里之外了，也不要改變。因為文學存在的理由告訴我們，一部小說或者一首詩，能拯救一個人的靈魂，也遠比逗得十萬人無聊地狂笑來得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