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期刊要成為作家的真朋友——對談《作家》主編宗仁發(fā)

　　《作家》曾榮獲期刊編輯界的最高榮譽——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的期刊獎，主編宗仁發(fā)獲得了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的優(yōu)秀人物獎。前不久揭曉的第九屆茅盾文學獎獲獎作品中，得票最高的格非《江南三部曲》(三部長篇《人面桃花》《山河入夢》《春盡江南》)都是先后在《作家》首發(fā)的。《作家》刊發(fā)的短篇小說還曾摘得三屆魯迅文學獎。

　　《作家》雖然“坐落”在東北一隅，但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先后首發(fā)了宗璞的《我是誰》、韓少功的《文學的根》、史鐵生的《奶奶的星星》、蘇童的《已婚男人楊泊》、劉震云的《溫故一九四二》、遲子建的《親親土豆》、畢飛宇的《哺乳期的女人》、莫言的《祖母的門牙》、池莉的《一夜盛開如玫瑰》、趙本夫的《天下無賊》、東西的《商品》、徐坤的《廚房》、潘向黎的《白水青菜》等一批有影響的作品，對當代文學作出了積極的貢獻。近日，我們邀請《作家》主編宗仁發(fā)，暢談《作家》及中國文學發(fā)展現狀及未來走向。

　　問：《作家》1983年的改名被視為雜志發(fā)展的歷史轉折點，在此之后，《作家》在辦刊宗旨和作品刊發(fā)等方面作了哪些重要變動？改名的象征意義和文化理想是什么？

　　答：《作家》創(chuàng)刊于1956年。上世紀80年代初期，伴隨著改革開放的潮流，辦在地方的文學期刊面臨的是一次自我更新或者說轉型的契機，《長春》更名為《作家》等于是一次涅槃。這次改變使《作家》擺脫了狹隘地方觀念的束縛，走向了更廣闊的文學天地。實際上，《作家》在調整辦刊理念的過程中，不是簡單地為了脫離所謂文學的地方性，而是不再遷就那種“近水樓臺先得月”式發(fā)表功利的地方性。只有敢于把本土作家作品與國內的作家作品放在同一標準的平臺上選擇，才能真正促進地方文學的進步和發(fā)展，才能祛除數量指標的泡沫。打開文學視野、不再封閉辦刊，是《作家》更名的主要追求。大江健三郎曾在給《作家》的題詞中寫道：“無論對于西歐作家還是東方作家，《作家》雜志都能給予廣泛、公平和富有魅力的介紹，對此，我謹表敬意。”

　　問：記得《作家》曾提出要辦“中國的《紐約客》”，這樣的定位是基于什么樣的考量？

　　答：當時，提出要借鑒《紐約客》《大西洋月刊》《哈潑斯》等刊物的辦刊經驗，主要是希望文學在民族精神的滋養(yǎng)方面能有所建樹。其實，19世紀中葉，美國人也面臨著沒有自己真正意義上的民族文化的困惑，那時他們基本延續(xù)著英國的文化影響。在愛默生等人的倡導下，一些雜志成為定義與創(chuàng)造獨特的美國聲音的載體。事實上，我們的文學期刊始終都在承擔著體現一個時代風貌、引領一個時代風氣的使命，這是宏觀層面的考量。在實際運作層面上，我們也希望把《作家》辦成一個不為任何隱藏的目的而刊登任何東西，不遷就、縱容私己朋友，不利用雜志徇私要挾的刊物。

　　問：文學期刊要有文學性，“堅持文學性”的《作家》會給讀者帶來哪些新鮮的東西？

　　答：世紀之交，文學刊物都在改版，但是往哪個方向改也各有考慮。有的改成了通俗類刊物，有的改成綜合文化類刊物，也有的改成突出視覺感受的讀圖類刊物。《作家》強調文學性的一個體現，是改版后的《作家》形式上成為國內第一本彩版的文學雜志，但它仍是一本文學雜志，它不是一本讀圖的雜志、不是時尚性的雜志，骨子里的文學精神沒有丟。當然，改版后的《作家》也等于是向以往千刊一面，小說、散文、詩歌、評論“四大塊”的文學刊物正式告別。尤其是改版后的《作家》為讀者提供了大量的國內外文學信息，將刊物的觸角向作家和作品的周邊進一步延伸，營造的是一種更為廣闊的文學空間。

　　問：《作家》在推動當代文學的發(fā)展上功不可沒，比如發(fā)掘第三代詩歌、發(fā)起“尋根文學”的討論等等，為何地處關外的《作家》能在當時產生比較大的影響？

　　答：文學雜志是當代文學發(fā)生的第一現場，“傷痕文學”以來各種文學思潮、文學現象的興起無不與文學雜志有關，甚至說文學雜志扮演著“文化武庫”或是“推波助瀾”的角色。把文學編輯看成是“文學史的另一半”的觀點我是贊成的。從接納宗璞的意識流小說《我是誰》開始，當代文壇的一次次變化，《作家》差不多都是一個重要參與者。

　　上世紀80年代，《作家》就被看成是“先鋒文學的重鎮(zhèn)”，也是“尋根文學”討論的一個源頭，還引人注目地參與推動了“第三代詩歌”的發(fā)展。

　　問：抗戰(zhàn)時期東北為何涌現出一大批優(yōu)秀的作家和作品？他們的創(chuàng)作是否影響到今日東北作家的創(chuàng)作？

　　答：抗戰(zhàn)時期的東北作家群中，蕭紅是黑龍江的，肖軍、端木蕻良是遼寧的，駱賓基、穆木天是吉林的，他們都是東北作家群中的重要作家，這也說明東北三省歷史淵源和地域文化有著太多的相似性。尤其是“九一八事變”后，東北淪為日本帝國主義的殖民地，人民飽受蹂躪和欺凌，許多人背井離鄉(xiāng)，流亡關內，東北作家所留下的許多作品就是這段歷史的見證。《作家》雜志作為辦在東北曾作為日本殖民地偽滿洲國首都長春的一本文學期刊，多年來一直以別樣的苦難關注、介入抗戰(zhàn)歷史和抗戰(zhàn)文學。今天不少東北作家都是從上世紀三四十年代東北作家群的作品中汲取到那種“堅強和掙扎”的力量的。

　　《作家》對東北作家的關注是不言而喻的，細心的讀者只要翻開雜志，就不難發(fā)現在這方面我們不遺余力。就中青年作家而言，黑龍江的遲子建、阿成，遼寧的刁斗、孫惠芬、鮑爾吉·原野，吉林的金仁順、胡冬林等，都經常有作品在《作家》上出現。《作家》的開闊與大氣也是深深植根于東北肥沃土壤里的，或許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莫言說：“《作家》總讓我聯想到長白山上的森林和白雪。”

　　問：地域文學是一種很有意思的文學現象，每個地方的作家都會表現出不一樣的氣質，優(yōu)秀的作家往往也十分善于構建“文學鄉(xiāng)土”。在推動東北地域文學的發(fā)展方面，《作家》有什么構想？

　　答：美國作家加蘭說過：“為一切時代而寫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通過最好的形式，以最大的真誠和絕對的真實描寫現在。為別國而寫作的最可靠的方法，就是忠實于自己的祖國，忠實于那些我們熱愛的地方和人。”在全球化浪潮的沖擊中，作家如果喪失掉“位置感”將是一種非常可怕的狀態(tài)。這種“位置感”可以理解為福克納和約克納帕塔法、梭羅和瓦爾登湖的關系，可以理解為蕭紅與呼蘭、沈從文與湘西的關系。我想起歌德曾托浮士德告知我們：自然不是一個問題，而是惟一的問題。

　　問：作為主編，你認為一份純文學雜志最重要的品質是什么？

　　答：作為一本純文學雜志，其神圣的職責就是守護好自己的一片文學凈土，搭建吸引好作家好作品的高端平臺，和文壇及讀者構成一種有效的互動、對話關系。尋找和接納偉大的作品是我們的永久目標。一個好的文學雜志，不應該為短視的商業(yè)利益所驅動，而應該葆有文學個性，成為作家真誠的長久的朋友，這是最關鍵的。

　　怎樣與作家相處是文學編輯的一門必修課，但我覺得重要的是你能對作家的創(chuàng)作有很準確的理解，在文學理想方面與你喜愛的作家有更多的相同點。文學編輯應該勇于擔當，甘于寂寞，吃得了披荊斬棘的辛苦，受得了在接納文學探索作品時會遭遇到不被理解的壓力，熱愛并忠誠于自己的職業(yè)選擇。同時，文學編輯也應該分享發(fā)現文學新人的喜悅，把作家們的高度認可當作是一種獎賞，視健康的文學精神傳承為生命的慰藉。

　　制圖：蔡華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