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阿來：在高原，我會特別被一些美震撼

　　阿來坐在鏡頭前，正在抽一支煙。電視臺的記者提醒他：“阿來老師，能否先掐掉煙呢，不好上鏡。”

　　面對記者的要求，阿來猶豫了一下：“讓我先抽完這根行不？剛下飛機，快憋死了。”

　　兩天前，他還在青藏高原上獨自行走，在卓達雪山深深的雪地里，對著一個小窟窿，拍一朵凍僵的藍鐘花。

　　文/記者 李婷婷

　　1、更要緊的不是舊的東西留住沒有，而是新的東西生長起來沒有

　　飛長沙之前，阿來在卓達雪山看星星，拍花朵，搜集一些地方史料。到機場的時候，還隨身帶著一本書，利用飛行時間讀了200多頁。看著鄰座的人們都無事可做，目光呆滯，他略有驚異和悲傷，很想湊過去看看“他們頭上有沒有長草”。

　　“這個鏡頭本身就可以作為一個超現實主義小說的開頭了。”阿來打趣。他把聲音壓得很低，手指交錯放在胸前，根據提問來調控他的談話興奮度。剛開始，他顯得彬彬有禮，語速緩慢，每句話都精簡而慵懶。當話題切入到露營、花朵，這個植物狂熱分子突然眼睛發亮，語速加快，身子前傾，不斷用手比劃，他在海拔多少米的地方，又遇見了一朵多么神奇的花。

　　談話漸入佳境，阿來變得像個大孩子，說到來勁兒的地方，會忍不住附上一句“他媽的”。“昆曲一定會消失，一天到晚看《游園驚夢》，他媽的跟人睡個覺都要在夢里才能實現，這跟我們現代人的生活和思想方式太不一致了！”他說，任何一個民族的文化一定是和當時的生產、生活方式匹配的，只要改變生活方式，有些文化就一定會落寞，甚至消失。“我覺得，更要緊的不是舊的東西我們留住沒有，而是在新興的生產方式下，跟今天的生活相匹配的、健康的、新的東西有沒有生長起來。”

　　2、我以為我們的村莊很大，但那些地質學家告訴我……

　　阿來的經歷可謂“傳奇”。他出生的藏族村寨，只有20戶人家卻歸4個土司管轄，世世代代過著半牧半農耕的生活。小時候經常光腳領著一幫弟弟妹妹在山坡上放牛牧羊，初中畢業當過寨子里的水電建筑民工，做過拖拉機手，還當過鄉村老師……但他對于外面世界的全部見解，都來自曾經到村莊勘探森林資源的地質隊員。

　　“他們跟我們截然不同。他們很神奇，住著帳篷，通過一些儀器就能知道地底下有什么東西。還經常聽他們講去過新疆啊東北啊，感覺他們特別見多識廣。”阿來第一次感覺到，原來世界這么大。他開始每天幫著他們干活。“當時我以為我們村莊很大，你知道特別是在那種藏區的村莊，你的天地都是很大的，但那些地質學家指著他們的航拍地圖告訴我，你們村子就在這些‘褶子’里頭，這里都瞧不見！”

　　1977年恢復高考，填志愿的時候，阿來的第一、第二、第三志愿，全部都是地質學。

　　3、人在年輕、精力充沛的時候多一些經歷，沒有什么不好

　　寫小說之前，阿來還寫過詩歌。“在古希臘時代甚至是西方古典哲學時代，我們所有的文學都叫‘詩學’。不僅僅是小說家，我相信所有真正的藝術家，都是詩人。”他的第一部小說《塵埃落定》，輾轉了4年都沒被出版社“看上”。1996年，他去了《科幻世界》雜志，1997年開始真正負責這本青少年讀物。

　　“那時候《塵埃落定》還沒有出版，我就想去試一下。我不相信文化一定要往低往俗里做才有市場，后來證明不那樣做也會有市場。”2001年，《塵埃落定》獲得茅盾文學獎，得到消息的時候，阿來正在南京做全國書市布展，宣傳他們推出的第二本雜志。“他們打電話來說你得獎了，我說我現在忙不過來，等會再說。”他相信，不管做什么，都要把分工弄清楚，讓自己更專業。“我在做出版人的時候，就覺得要達到它的專業水準，不只是我自己要達到，我的團隊也要達到。做出版的時候我始終牢記，我是一個商人，但我不是什么錢都賺，特別是做文化產品，要對這個社會有一定的建設性。人在年輕、精力充沛的時候多一些經歷，沒有什么不好。”

　　4、社會變革過程中，總有人會經歷這樣的陣痛

　　說到家鄉，阿來認為它和出生時沒有太多變化。做過鄉村老師、在作品中關注鄉村的他，對鄉村教育的現狀和鄉村面臨的問題并不悲觀。“很多農村的小學校撤并，老師穩定一些，教學質量也高一些，我倒覺得集中教學可能更好。鄉村現在面臨的問題，隨著工業化的進程，是必然會出現的。社會變革過程中總有人會經歷這樣的陣痛。美國、日本也都經歷過這樣的時期，最后實現機械化耕作、公司化經營。我們現在正在經歷，會出現諸如社會福利沒有跟上等問題，但這個過程一定是這樣。”

　　他覺得，日本在這個過程中，很多事情是可供我們學習的。“日本鄉村的圖書館，就像我們的大巴車，一輛車里裝幾千冊書，每周要在它所管轄的鄉村轉一圈或兩圈，辦理圖書借閱。我是真的看到很多老人來還書、借書，沒有借到的還要登記，圖書大巴會根據登記情況定期更換書的品種。對于他們來說，這是一種長期的習慣，不像我們，連城里的圖書館都很少去。”

　　他想，如果有這樣一些東西，就不會覺得農村是即將凋敝的，反而會更加感覺到它的優美和寧靜。

　　采訪結束后，我將手機上最近拍的一些植物打開給他看，每一種他都能說出名字和科屬。

　　他從房間里拿出自己的電腦，向我展示他拍的花朵：老君山的黃杯杜鵑、九子海的滇紫草、折多山的虎耳草、雅拉香波雪山的雪靈芝，還有卓達雪山上冰窟窿里那朵傲人的藍鐘花。

　　對話·阿來——

　　這個時代對我們提出的一個巨大挑戰是：過濾和拒絕信息的能力

　　1、面對高原、雪山、草地，我覺得安全，沒有任何危險

　　記者：你經常獨自驅車前往青藏高原，扎帳篷，在天地間享受巨大的孤獨。我想這不僅僅是為了某種小資情調。為什么選擇獨自一人？這也算是你踐行自己想做“地質學家”理想的一種方式么？

　　阿來：現在的城市生活空間很小，和你在一起的很多人其實都是陌生人，和你有關系的人只是極少數。我們處在一種嘈雜、紛亂甚至是不安全的環境里，因為太多的陌生人會讓你覺得沒有安全感。所以我會經常帶上帳篷到高海拔的地方去呆著，面對的就是高原、雪山、草地，還有各種植物。這時候我才會覺得安全，不用擔心什么，沒有任何危險。

　　記者：沒有遇到過自然危險么？比如野獸、惡劣的天氣。走了這么多地方，你覺得最漂亮的是哪里？即興野搜中可有讓你印象最深刻或者最感動的經歷？

　　阿來：我們對生態破壞到了這樣一個程度，已經沒有什么幾率能讓你遇上那種會傷害人的猛獸了吧！至于天氣狀況，有野外生存經驗的人都會有一些基本的常識，比如不能在太陡的陡坡下扎帳篷，怕泥石流或者小動物從坡上滾石頭下來。這些問題不大。

　　從露營來講，我最喜歡的還是青藏高原。印象最深刻似乎沒有。我每年都會有這樣一段時間在野外度過，已經習慣了。有時候睡在帳篷里，外面大雨，感覺整個世界都落在周圍，早上雨停，拉開帳篷探出頭，滿天都是星斗，睡袋前每一棵花草上都是露珠，空氣都是沁甜的。我不太喜歡去那些人文古跡，就喜歡去野外，廟宇啊教堂啊什么的我也會去看看，但看多了都一樣。只有大自然是豐富無窮的。去年去瑞士，今年去英國，別人都在城市里逛，我都要抽一定的時間獨自到野外去。

　　2、植物識別是種有趣的智力游戲，我想把它和它的環境都表現出來

　　記者：大自然在你的作品中始終占領著重要的地位，你在旅行中也喜歡拍攝花朵和植物，為什么鐘愛給小花們拍大特寫？

　　阿來：為了呈現它呀！我不僅僅會給植物拍特寫，還會拍它的大環境。特寫是展示整個植株的形態，還有一些照片是要把它和環境的關系交代出來。因為很少有植物能夠單獨生長，他們總是靠在一起，互為環境。它和誰互為環境，它的生境如何，需要去表現出來。

　　植物識別是種有趣的智力游戲。植物分很多科、屬，同一科的植物很相近，甚至只在一些非常細微的地方產生差別，有的只是花缺的方位不一樣，有的是雄蕊的個數不一樣，你必須一一細數，去觀察、辨別。比如桃花、杏花、梅花、李花、梨花、櫻花比較像，因為它們都是薔薇科李屬的，都是五瓣，但杏花有淺紅色的花萼，從遠看花朵帶點紅；梨花很白，雄蕊在剛開花時是紅的……所以還是有很多可以區別的特征。

　　記者：很多專業人員其實對植物都不像你這么了解，比如長沙現在一些給植物掛牌的技術員，可能會掛錯。大家對植物了解太少了！

　　阿來：現在有一種學科叫分子生物學，你送一滴血去，他可以通過研究知道這滴血是不是你的，但你真的站在他面前，他可能不認識你。這跟研究植物是一個道理。當然還有一點，中國人好像都不太熱愛自己的職業，能混過去就行，對自己沒有更高的要求，就像不是每個記者都是好記者，也不是每個園藝工都是好園藝工。

　　記者：他們做的其實更加類似于解剖學的東西，沒有注入太多情感和有溫度的交流。

　　阿來：：很多東西都是不能講的，尤其是文學。我常打個比方，一個人站在你面前，你老去分析它，這個是手，這個是腳，而忽略了把它們合攏的、跟我們發生情感的生命，就是古人說的“氣”或者“場”。

　　記者：這是否也是中國很多傳統文化很難傳承的一個原因？

　　阿來：對呀！就像中醫，對采藥的時間、地域、方式，包括對中草藥的抽象的認識，對這些生命的理解，都是有很高要求的。正因為有太多要求，傳承變得很難。

　　3、為了呼吁人們保護自然，他們“挾”羅斯福總統去森林里露營

　　記者：你和那么多花朵交流過，有自己最喜歡的嗎？

　　阿來：沒有。只要你仔細觀察，會發現每一個花朵，都是它所處的自然環境中特別精巧的一種設計。但我會特別被一種美震撼，不是對于花的品種，而是在某個特別不可思議的地方它那么頑強地綻放。比如前兩天我在海拔4000多米的雪山上，在很深很深的雪里發現一個小窟窿，再仔細一看，居然還有一朵花沒來得及凋謝，就那樣凍僵在那里。哎喲當時我那個震撼啊！

　　再比如一些海拔四五千米的地方，百草不生，但有些植物竟然連葉子都來不及長，就那么溫暖的幾天，趕緊綻放。說到植物開花，其實就是花朵把生殖器展露出來，展示它的性嘛。當我們把一些色情文學寫到那么不堪的時候，再看植物，會發現原來性是那么美好、對生命是那么重要的事情。所以那些高原上的花朵，在那樣的高度，給它的時間可能就是那么幾天、十幾天，它必須趕緊綻放，非常迅速地把它的生命傳達出來，繁殖下去，甚至連葉子都來不及長，或者葉子很小，花朵很大很大。

　　記者：古典文學里關于植物的描寫很多，現代人對植物的描寫很蒼白，即使有，也是符號化的。你有一本書叫《草木的理想國：成都物候記》，我們現在正在做一個系列專題報道《湖湘植物志》。除了成群結隊出去旅游、破壞生態，現代人對自然地理的真正學習和梳理太少了。

　　阿來：我們經常寫錯植物，知道的那一點點都是在中國文學中高度符號化和象征性的植物。古人描寫自然對象的時候都是有具體名字的，今人筆下的自然都是虛的，都是些不知名的小鳥和花朵。尤其是我們現在一些比較小資的寫作，更多只是覺得一些植物的名字洋氣好聽，比如勿忘我、薰衣草，你只要稍微較真一下，就發現，他寫到的某種植物跟他描寫的地域和季節都不對，他只是抄了一些花草名字放到他的文字里。

　　100多年前，美國工業化開始，對河流的污染、森林的砍伐也非常嚴重，當時突然出現了一批自然主義文學家，比如梭羅、利奧波德等。他們還把當時美國在任的總統羅斯福請去森林里露營，早上聽鳥叫、看日出，晚上躺在森林里看月亮怎么升起。他們覺得，如果不能保護整個美國的話，至少可以先保護美國的一部分。這也是最早的自然保護區和國家公園的概念。他們通過說服很多人，包括把總統弄去露營，促進美國在100多年前就建成了國家公園。而中國關于“自然保護區”的概念很晚才有。

　　梭羅更多地是做一種實驗，《瓦爾登湖》就是把這種簡單生活的實驗記錄下來。他還寫過其他的東西，比如《種子的欲望》、《野果》，他仔細觀察某一個地區種子怎么傳播、發芽、結果。這些自然主義文學家做了好多親近自然的事情，寫過很多關于自然的書，如《夏日走過鄉間》、《沙鄉年鑒》等。利奧波德在半沙漠化的地方買一小塊農場，觀察在這樣的地方生態怎么恢復。就是這些自然文學家，呼吁人們保護大自然，成為我們今天的環保主義的祖宗。

　　4、西藏在大多數人心里是個形容詞，對于我來說只是名詞

　　記者：在一個網絡、聲像遍布的虛擬時代，用實勘大地的方式具體地面對生活的局部，對你的創作有什么幫助？

　　阿來：我們現在把技術力量對人的支配看得太重。網絡無非是加強了即時通訊能力，但我一直有一個警惕：絕大部分的即時通訊是沒有必要的。你沒有必要知道你微博里那些人早餐在吃什么？這些信息沒有任何用處。這個時代對我們提出的一個巨大挑戰是：過濾和拒絕信息的能力。我們大部分時間在網上獲得的信息跟我們的個人生命沒有關系，跟我們良好的情感狀態沒有關系。我雖然不反對艷遇，但你說如果每次我走到機場都想要用什么微信搖個什么艷遇出來，那也太麻煩了。我們把太多時間花在處理那些沒有用的信息上。我不拒絕網絡，但我跟網絡是保持距離的，比如平時除了一些特別需要查閱資料的時候，每天臺式機上網也不超過半個小時，手機也取消了網絡，包括微博客戶端那些都取消了。因為我發現它們會捆綁你，把你的生活切得七零八碎。我們不要被它控制。

　　這不僅對我的創作有幫助，更對我的生命有幫助。因為寫作也是豐富我生命的一種方式。

　　記者：現在很多漢語作家，包括西藏本土作家，在描寫西藏的時候都有所修飾，他們筆下的西藏生活并不是藏民真正的原生態生活，你如何看這個問題？

　　阿來：在所有人的認知當中，已經把西藏高度符號化了，對于他們來說，西藏是個形容詞。它擔負的是我們生活的反面：如果我們是城市，它就是鄉野；如果我們是文明，它就是野蠻；如果我們的城市生活意味著束縛，它就是放縱。但對于我來說，西藏是一個名詞。我就在那個名詞里生活，看到它的方方面面，有美好的一面，也有很不美好的一面，跟任何地方一樣。在中國今天的寫作、尤其是帶點小資情調的寫作中，它正成為一個符號化的存在，而且這種符號化不是沒去過西藏的人這樣寫，就連去過西藏的人也這樣寫。很大原因是因為中國人今天的旅行方式造成的，我們只是看看風景，并沒有真實地深入當地人的生活，我們帶著某種想法去了，只看到符合我們想法的東西。所以，不是人們想的那樣，這兒缺什么，那里就有什么；相反，這兒有的，那里都沒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