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宗奇：沒有“山藥蛋派”老作家，我也許成不了作家

周宗奇

　　20世紀的70年代，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來到臨汾，問文聯主席鄭懷禮有沒有發現“好苗子”。鄭懷禮說，霍礦有個娃寫的不錯。

　　這個“娃”就是周宗奇。40年過去了，周宗奇已年過古稀，他永遠忘不了三位老先生的幫助。是他們從煤礦把自己“挖”到山西省作家協會，1975年的春天，由此成為周宗奇生命的春天。

　　從上世紀80年代后期開始，已是“晉軍崛起”中骨干一員的周宗奇，把關注農民問題改為關注知識分子問題，把對人的生活現狀的描繪改為對其靈魂的掃描，把已然失重的小說形式改為批判色彩的紀實手法——在創作的旅途中，他始終沒有停止過探索。長篇小說《風塵烈女》、長篇歷史紀實小說《清代文字獄紀實》、長篇傳記小說《真偽人生》……在他洋洋數千萬字的背后，是廣泛、深入、扎實的采訪。在最近完成的“中國百位歷史文化名人傳記叢書”之《憂樂天下——范仲淹傳》的寫作中，他追尋傳主一生蹤跡，親歷9省、市29地實地采訪。山西作家周宗奇，書博會前夕接受本報專訪，吐露“好苗子”如何長成蒼天大樹。

　　讀書報：在霍縣礦務局辛置煤礦期間，您才26歲，寫出了《明天》《新房》《金鏈環》《一把火》《三遇楊堅》等20多篇中短篇小說。那個時期是怎樣的創作狀況？是在什么情況下寫作的？

　　周宗奇：多美呀26歲！我的26歲哪去了？就像《人證》中的那頂草帽，飛走了再也找不到，成了一個凄美傳說。說來可嘆，這一批早期作品是業余時間趴在床沿上寫出來的，屁股下是個小板凳，5平方米容身空間是一間俱樂部大倉庫的西南一角。由于“家庭出身不好”，大學畢業后被打發到這座煤礦工作7年之久。這一段刻骨銘心的人生經歷，我在散文集《學灑脫齋夜話》中多有寫及，這里不提以免心酸。那時節身心傷累，前途迷茫，怎么辦？唯有寫作，既為打發孤獨憂傷，也是從小就有的愛好，一不小心就出產了這些中短篇小說。1973年，處女作《明天》在《山西日報》發表；《第一個師傅》(又名《金鏈環》)在《光明日報》發表；中篇小說《一把火》在《解放軍文藝》發表，并被翻譯成英、法文介紹至海外，還改編成蘇州評彈和小人書等文藝形式。一生的文脈就此開通了。

　　讀書報：《一把火》影響之大，甚至改變了您的命運。山西人民出版社召開全省“短篇小說學習班”(時稱“東陽筆會”)，您作為重點培養對象應邀參加。筆會給您帶來了什么？

　　周宗奇：改變命運之說，不無道理。“東陽筆會”不光于我，于整個山西文壇來說，也是功不可沒，是一個不可忘卻的里程碑。40多年前，當作家協會還沒有恢復建制時，山西人民出版社有一個部門叫“文藝編輯室”，實際統領著全省的文學創作隊伍。從負責人劉江先生、關守耀先生，到周文、林有光、羅繼長、張仁健、常德順等具體干事諸位先生，為培養新時期作家盡職盡責，殫精竭慮。可以毫不夸張地說，從“文革”后期的1973年至1984年這10多年間，如果沒有“文藝編輯室”和上列這批承前啟后的重要人物，震撼全國文壇的所謂“晉軍崛起”就無從發生，新時期山西文學大省的地位就無從談起。這話不是我一個人說，作家張石山在其大著《穿越》中如是評論：“追溯歷史，文革結束后的山西文壇所以能夠兀立于中國文學之林、晉軍挺然崛起，文革期間的“東陽筆會”實在是一個里程碑式的文壇盛會。……東陽筆會，想不到聚會了那么多的文學愛好者。他們中的大部分人，后來成為支撐山西文壇的骨干力量。單憑記憶，我可以數出如下若干人的名字來。年齡二三十歲的，計有周宗奇，李銳，張石山，周山湖，崔巍，賀小虎，鄭惠泉，王紅羅，鄧建中，馬立忠，王巨臺等人，皆是年輕新銳，后來多數活躍在文壇。”

　　讀書報：作為“晉軍崛起”中的骨干一員，您愿意談談“晉軍”嗎？為什么當時會有這樣強大有實力的創作隊伍？

　　周宗奇：在中國當代文壇，“晉軍”和“晉軍崛起”的話題已覺不新鮮，各種論者熱鬧了30多年，哪容我拙喙再置。山西作家協會曾經擁有駐會專業作家十多名，我大致列出他們進入文壇時的“原始出處”，或者就能說明一點什么。以姓氏筆劃為序：王東滿、成一、張石山、李銳、麥天樞、鄭義、周宗奇、柯云路、鐘道新、趙瑜、韓石山、蔡潤田、燕治國、潞潞。這批人的共同點是：1、進入文壇時都因各種“文革賤民”子弟身份處于社會最底層，身陷逆境，日子很不好過，急需改變現狀。2、都具有異于常人的、程度不同的文學天賦。3、都受惠于改革開放大潮，即得“天時”之功也。周瑜抱怨老天說“既生瑜，何生亮”！我則要慶幸地說，老天真有眼，居然給山西弄來這么一批中青年作家！

　　讀書報：您的創作曾得到山西文學界馬烽、西戎、胡正等“山藥蛋派”老一代作家的賞識。您可否談談對他們的印象？

　　周宗奇：豈止是賞識，那叫恩重如山。是馬烽、西戎、胡正三位老先生親去臨汾，把我從該地區所屬煤礦挖到山西省作家協會的，多所倚重，12年中從小說編輯一路提拔到《山西文學》主編、作協常務副主席，不到40歲就成了體制中的副廳級干部，據說他們是要我來接班的。不光對我有恩，我們這一批作家均受惠非淺，對此，至今大家“供認不諱”。可是我們，尤其是我，辜負了他們的一片好心。以我為例，我難于茍同他們的政治理念和文學觀念。比如：馬烽先生說，宗奇你別忘了，是共產黨花錢辦刊物、養作家，這是事實吧？我則說，馬老師，沒有共產黨的國家不是也有作家嗎？據說活得也不差。至于圍繞“講話”內容所產生的種種文學分歧就更多了，關系就在這種誰也說服不了誰的、無休止的消磨中淡化了，直至那場風波驟起，我和我的中青年同道們幾乎“全軍覆沒”，他們也徹底對我和我們絕了望，心疼我們被整肅的同時，也多少有點幸災樂禍：你們不聽話，這是自作自受呀！

　　中國文化中的師道部分，始終存在一種難以破解的悖論，或者說是一種怪圈，就是：你要你師，還是你要真理？往往難倒后學。我就為此深深痛苦過，我愛父親般的山西老作家，可我又不想背叛自己的良知和追求。沒有“山藥蛋派”這些老作家，我也許成不了作家；但沒有對他們的反思和背離，我絕對得不到今天的創作自由與靈魂自由。我的選擇正確與否，天知道，我知道。

　　讀書報：1975年春天，您被調到剛剛成立的《汾水》(文革前叫《火花》，1982年改名《山西文學》至今)編輯部當小說編輯。從作者到編輯，是怎樣的心情？邊當編輯邊寫作，您在那段時期創作了大量的文學作品，《老干事吳誠》由《小說選刊》轉載；《新麥》獲《汾水》短篇小說一等獎；《黃金心》由《小說月報》轉載；《古月劫》由《中篇小說選刊》轉載；《清涼的沙水河》被《作品與爭鳴》選載，獲1984年“趙樹理文學獎”，并由日本學者小林榮翻譯到日本；長篇小說《風塵烈女》由北方文藝出版社出版……您的創作幾乎都是噴發式的，似乎沒有“低潮”，什么原因？

　　周宗奇：什么“噴發式”呀，你是鼓勵我。我清醒著吶！一個作家成就大小高低，首先不在作品數量，質量第一；其次，與同在一個編輯部的李銳、張石山比，他們在創作路上已然遙遙領先，我已然是身處“低潮”了。這就不能不說到編輯之累。我成了刊物領導者之一，按我的天性，我不能對不起提拔我的老前輩，更不能對不起廣大基層作者，那種業余創作的艱難困苦我感同身受，所以我要把編務做到最好。但是，編刊與寫作矛盾之大且極難調和，有經歷者誰無體知？痛苦選擇之后，我毅然辭去了主編職務，專心文學創作。一時頗多震動，有一前輩老者親自登門勸告說：小周，可不敢孟浪，我30年才熬了個副主編呀。我生性中有一種決絕之氣，辭就辭了，了無后悔。當然，也有一種對創作前景的自信在。

　　讀書報：您的紀實寫作以《清代文字獄》開場，據說至今已出有5種版本，而且是計劃中的《中國文字獄》三部曲的第一部，整部書為10卷本，約350萬言，要把中國從古到今3000年文禍史，用文學語言書寫出來。這是一個填補中國文史空白的龐大工程。請問：是這樣的情況嗎？您為什么要做這件事？

　　周宗奇：用現代文學語言寫中國文字獄，寫得通俗易懂，專門奉獻給普通老百姓，從前似乎沒人干過。我有幸填此文史空白，或為天賜也。

　　不錯，我計劃中的《中國文字獄》分3部約350萬字：《清以前歷代文字獄》2卷約70萬字；《清代文字獄》3卷約80萬字；《現當代文字獄》5卷約200萬字。三部曲中，《清代文字獄》早已出版，先后由友誼出版公司、中國青年出版社和人民文學出版社推出，另有兩種盜版書，所以說5種版本也不錯。《清以前歷代文字獄》正在出版運作中。《現當代文字獄》是重頭戲。可讓人沮喪的是，事情卻很難做下去，最主要的難題是相關檔案不解密，你無法見到第一手資料，尤其獄中資料秘藏不露，諱莫如深。無米之炊你怎么做？眼看書生老去，機會不來，你能把無情的現實怎么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