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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山西作家,張平是繞不過去的。不是因為他是第五屆茅盾文學獎得主,也不是因為他曾擔任山西省作協主席,而是因為,他的作品是“寫給那些最底層的千千萬萬、普普通通的老百姓看,永生永世都將為他們而寫作”。
張平說,這應該是作家寫作的一個基本的立場。從古至今,對文學情有獨鐘的大都是處于社會最底層的民眾。他每次去新華書店,最感慨萬千的就是那些坐在書店角落地板上專心閱讀的孩子們。有一年他去一個山區的村莊,看到一本自己的小說《天網》,不知讓多少人傳看過,已經看不到書面,翻卷得就像一棵老白菜。一個40歲開外的中年人一邊讓張平簽字,一邊說:“你這書我們村的人差不多都看了,我都看了好幾遍了。”
張平很感動,也很難過。電影電視里的無憂無慮的美滿生活,距離他們其實很遠很遠。他說:“每個作家都有自己的讀者群,這是作家自我選擇的結果,無可厚非。我的讀者群就是那些生活在社會底層的普普通通的讀者,為他們寫作我心甘情愿,無怨無悔。”
9月22日,民盟中央副主席張平接受讀書報專訪。
讀書報:您在上世紀80年代初就從事文學創作,初學寫作,您受到哪些方面的影響?
張平:山西當代的作家,特別是50后60后的作家,受趙樹理,馬烽,西戎,孫謙,束為,胡正等老一輩作家的影響比較大,這些老作家也就是后來一直被中國文壇認可和稱譽的“山藥蛋”派作家群。在建國17年的文學創作中,這些作家曾占有主流地位,在全國產生過重大影響。我們幾乎就是讀著他們的作品生活過來的,對我們的人生觀和藝術觀都產生過深刻的印記。文革后,對這些作家的作品,爭議也越來越多,否定的聲音時有所聞。我個人認為,這些作家作品的創作理念和藝術價值其實是否定不了的,每一個時代都有其特殊的時代因素和歷史原因,因此每一個時代的作家和作品,都有其合理性和存在價值。在那些特殊的年代,這些作家的作品對那個時代產生了不可磨滅的影響,為那個時代的讀者帶來了閱讀的愉悅和生活的激情,歷史不會因為一些不同的聲音而忘卻他們。
讀書報:1981年,您的處女作《祭妻》獲得《山西文學》雜志一等獎。
張平:《祭妻》是我的處女作,給我帶來了莫大榮譽,也帶來了畢業分配的重新定位。大學畢業后,因為這幾篇作品,經過馬烽,西戎幾個老作家的鼎力推薦,我被分配到了臨汾文聯,從此走上了專業文藝創作的道路。現在回過頭來看,自己太幸運了,這種幸運來自老一輩作家的呵護與厚愛,也來自那個時代獨有的整個社會對文學的巨大熱情。
還有很重要的一點,作家要獲得成功,能在讀者中產生共鳴,就必須要有真情實感,同時必須直面現實中的傷疤和問題,敢于堅持公平和正義。今天看來,我十分慶幸自己能有當初創作中的這些經歷和感受,也十分感激當年編輯老師們的栽培,更忘記不了讀者給自己帶來的勇氣和信心。
讀書報:20世紀80年代后期,您的創作題材開始有所轉變。寫出《血魂》《較量》《公判》《無法撰寫的悼詞》《劉郁瑞辦案記》等一些中短篇小說和紀實文學,能談談是何機緣嗎?
張平:其實這是社會對文學產生作用力的結果。80年代后期,改革開放的極大成功,給整個社會帶來了新的巨大變化。文革后短短十年,新的社會矛盾和社會沖突,已經讓整個社會從觀念的解放過渡到了生活實質的變化,社會的著力點和興奮點已經完全改變,完全不同了。生活之樹長青,生活的變化總是走在作家的前面。那時候在文壇因為傷痕文學反思文學而走紅的一批作家,都碰到了同樣的困惑和問題。一方面由于西方各種文藝思潮的大量涌進,讓作家們如醍醐灌頂,應接不暇,一頭撲了上去,在幾年十幾年間把西方世界演繹了上百年的各種創作流派,幾乎全部試驗了一遍。
另一方面,生活的巨變所帶來的社會觀、人生觀、價值觀以及藝術觀的劇變讓作家們同樣感到震撼和驚訝,如何理清和重新認識文學與生活的關系,也就成了那個時代爭論最多的話題。思想的多樣化也帶來了文化的多樣化與文藝授受的多樣化,于是文學的邊緣化也就被越來越多的作家所接受。生活要與現實保持距離,成為很多作家的選擇。由此所帶來的結果就是,文學越來越遠離生活、遠離現實、遠離讀者。暢銷書成為一種貶義詞,現實題材被劃入非文學,引領讀者改造讀者成為時尚,受到讀者熱捧和喜愛則成為一種媚俗惡俗。我也曾堅持寫了很多新小說和純小說,但讀者卻越來越少,影響也越來越弱。當我嘗試了一種新的寫作方式時,卻獲得了超乎想象的反響。比如《劉郁瑞辦案記》《血魂》《天網》等等這些作品,其實都是現實題材的作品,都是不加雕飾的發生在生活中的真人真事,卻重新收到了大量的讀者來信,獲得了廣泛的社會影響。即使是今天,我還是堅持這樣的觀點,你遠離生活、遠離讀者,生活和讀者也必然遠離你。文學的邊緣化,不是社會變化的必然結果,而是作家自我選擇的結果。
讀書報:以一位老人的經歷為原型創作的紀實文學《天網》,在社會上引起極大反響,被評價為“以作家的良知寫農民的命運”,您也遭遇了很多波折。因為作品觸動了一些濫用職權的人的利益,您被告上了法庭。能談談寫作給您帶來了什么嗎?
張平:我常常想,如果沒有《天網》這部書,我的人生閱歷可能會少了很多內容。《天網》曾給我帶來了廣泛的影響和前所未有的聲譽。《天網》當時發行五十多萬冊,至今每年仍在再版。《天網》先后被上百家報紙連載,被數十家電臺連播,先后被改編為電影、電視連續劇、評彈、戲曲、說唱劇、廣播劇、話劇等等。但這種反響也給我帶來了一場曠日持久的官司,幾個當地的干部對號入座,把我告到了出版社所在地的豐臺法院,受理這場官司的法官明確無誤地告知我,這場官司你必輸無疑。但最終這場前后耗時十年的官司,竟然是我贏了。勝訴的原因只有一個,那就是老百姓的支持。一審開庭后,因為是公開審理,數十家媒體對這場官司進行了全方位的報道。來自全國各地的聲援信雪片般地寄往法院,寄往媒體。山西農村的幾個老農民,千里迢迢來到北京,也不知通過什么渠道找到我,把整個村里捐來的幾百元塞給我,要我補補身子跟他們好好打官司,如果輸了,他們就集體來北京討說法。由于電視臺的報道,我一下子成了“名人”,擠在公共汽車上,常常有人悄悄對我說,我們都支持你,就算你輸了在我們心里也是贏家。即使到今天,一想到這些場景,仍然止不住眼圈發熱。我說過,我要至生至死為老百姓寫作,沒有老百姓的支持,我什么也不是。這是一個作家的立場,與藝術無關,與文學理念也無關。
讀書報:《抉擇》獲得第五屆茅盾文學獎,還記得當時的情景嗎?您是在什么情況下獲知這一信息的?能回憶下當時的情況?茅獎給您帶來了什么?您如何看待這些榮譽?
張平:《抉擇》的出版發行一直到獲得茅盾文學獎時,正值打官司時期,所以茅獎的獲得同官司的勝訴相比,后者帶來的激動和喜悅,遠大于前者。由《抉擇》改編的電影《生死抉擇》也大獲成功,當時是五塊錢十塊錢一張電影票,總票房達到一億四,僅次于當時的電影《泰坦尼克號》。但茅獎是文學界對你作品的認可,這種榮譽是持久的,深刻的,對自己寫作信心的增強是巨大的。從另一方面講,如果一個作家的作品能得到讀者的認可,得到民眾的認可,最終也必然會得到文學界的認可。
讀書報:自1985年您創作《血魂》,首次與反腐敗題材“沾邊”之后,您就與“反腐”結下了不解之緣,此后的《抉擇》《十面埋伏》《天網》《國家干部》等作品都是這類題材,您也被譽為“反腐作家”。這類題材非常敏感,但是有些作家把握得很好,又成為“主旋律”。在把握敏感題材上,您有怎樣的經驗?對這一“稱號”,您怎么看?
張平:剛開始有些不認可,因為我始終認為自己的作品都是現實題材。如今的現實題材,哪種能同反腐沒有關系?除了那些純家庭小說,哪類現實題材的文學作品里能不涉及反腐的內容?對反腐題材,偵破題材的電影電視劇進行“封殺”的結果,就是這些年來,當代共產黨人和時代杰出人物的正面形象幾乎在電影和電視中完全消失了。要塑造一個正直的、優秀的、清廉的把人民的利益放在第一位的當代正面形象,必然要把這樣的人物放在同魚肉人民、背叛國家的腐敗分子、變節分子、墮落分子的無情斗爭中去展現去描繪去刻畫,才會有血有肉、飽滿生動、真切感人。我們的反腐敗是在黨的領導下的反腐敗,是在人民支持下的反腐敗,我們懲治犯罪和罪犯,同樣是在黨領導下的,人民支持下的對犯罪和罪犯的懲治,難道有什么不能公開于社會、讓人民知曉的?同網絡上千奇百怪的腐敗和犯罪相比,我們有什么理由不可以理直氣壯地進行這方面的文藝創作?沒有沖突,沒有矛盾,沒有斗爭的人物刻畫和描寫,只能讓作品索然無味,最終必然會失去讀者失去市場。因此今天看來,被稱為反腐作家,我覺得也是讀者的一種認可。其實作家們都清楚,不管是哪類作家,只要一接觸現實題材,就一定會接觸到反腐反貪。只要讀者認可,我還會沿著這條道路走下去。
讀書報:《天網》《抉擇》《十面埋伏》《國家干部》……您的作品發行都是幾十萬冊,暢銷的原因是什么?回過頭來看,您認為這些作品給社會帶來了怎樣的效應?您介意自己被稱為“暢銷書作家”嗎?
張平:這些作品能暢銷,我想也就一點,因為都是現實題材,都是與老百姓的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關的。還有些人說我寫的是官場小說,其實讀過我作品的人就會清楚,我寫的是干群關系,黨群關系。這樣的題材在現實生活中太豐富了,精彩紛呈、琳瑯滿目、俯拾皆是。俯瞰文壇我常常深感惋惜,許多優秀的作家,富有才華的作家,為什么就不能寫一寫當代生活呢?為什么不接觸接觸現實題材呢?難道這么豐富多彩的當代生活,非要讓我們的下一代去描寫嗎?說實話,當代文學中現實題材作品所占的比例實在太少太少了。當代讀者太期待現實題材的作品了,也太喜愛現實題材的作品了。當然我說的現實題材不是純粹的當代愛情生活、當代家庭生活,而是重大的關注民眾,關注變革,關注社會進步,關注歷史變遷的現實題材。這樣的作品,才會給社會帶來正面效應,給人民帶來希望,給社會帶來信心,為時代留下印證。而這樣的作品必然會暢銷,因為期待和關注的讀者太多了。這樣的暢銷書作家,我不會介意,我也相信沒有作家會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