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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謂底層,就是這類人,他們的一生,從某種角度說,跟螞蟻的一生沒有兩樣,跟一片枝葉的一生沒有兩樣。
■我熟悉這樣的人,對這樣的人充滿感情,我不寫他們,我就沒有寫作素材。
■好的讀者跟好的作家一樣,非常稀少。在當今社會,不讀書的人太多,但我相信會有一些人喜歡經典,喜歡讀一些深刻的東西。
日前,由百花文藝出版社等單位主辦的“第十六屆百花文學獎”頒獎典禮在天津舉行。湖北省政協委員、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陳應松的《滾鉤》獲得中篇小說獎。
《滾鉤》是陳應松2014年的作品,該小說取材于發生在湖北的一個真實事件,因塑造了一個個鮮活而真實的底層人物形象,甫一發表就受到社會的關注與好評。
陳應松是一位擁有獨特創作風格與人文思考的作家。他擅長描寫底層人物,通過對底層人物命運的觀照思考社會現實,他的這一特點不僅僅體現在《滾鉤》之中,之前的《馬嘶嶺血案》、《獵人峰》、《到天邊收割》、《失語的村莊》等作品莫不如此。在《滾鉤》獲獎之際,本報記者就文學與生活、當代作家應怎樣創作出“有營養”的作品等話題邀請陳應松進行了專訪。
在真實與虛構之間創作
文化周刊:《滾鉤》源自幾年前發生在湖北的一則“挾尸要價”的新聞事件,您在小說創作過程中,是如何把握其新聞“真實”與創作“虛構”之間的關系的?
陳應松:這個新聞事件太令人難以忘懷了,簡直就是為作家準備的。但我的小說《滾鉤》與這個事件本身沒多大關系,我只是借用了這個故事的殼,或者說取材于這個事件,小說中的人物完全是虛構的。
小說需要真實,但這個真實與生活的真實是不同的,它服從于藝術表達和作家個人思考的真實,是文學必須達到的一種真實感覺。虛構文學作家與報告文學作家的思維方式是不同的。創作的時候,我最先考慮的是要塑造一個怎樣的人物形象,這需要我在我的記憶倉庫里搜尋———我要寫的這個人物是一個全新的角色,要有他的獨特性,更要有我自己的生活經驗。所以,我說,這與真實事件本身沒多大關聯,我是要在我塑造的人物身上挖掘更深刻的意義,那么這時候虛構可以說就是一切了。小說的魅力就在于虛構比真實的生活有更大的空間。就我本身而言,我不是一個嚴格意義上的現實主義作家,我更喜歡“天馬行空”的想象,喜歡變形,所以,在文學創作中,虛構是我所熱衷的。
文化周刊:您在《滾鉤》中塑造了漁民“成騎麻”這一主人公人物形象,并從他的視角去審視、推動、貫穿整個情節的發展,您想通過他表達怎樣的情愫?
陳應松:“成騎麻”這個名字我現在都不記得是怎么想出來的,有點兒怪。我用這個老漁民作為小說《滾鉤》的主人公,以他作為敘述的視角,主要是因為我比較熟悉。寫長江,離不開船工、漁民,成騎麻就是這樣一個底層人物。一個漁民成為撈尸工也是不容易的,有時是為時代和生活所迫。漁民嘛,再壞也壞不到哪里去,我們也應該理解和同情他們。以一個老漁民的眼光來審視這件不可思議的事件,應該是有意思的。成騎麻這個漁民、船工出身的撈尸人的悲劇是我想要表達的,我就是想塑造這樣一個一輩子辛勤勞作、最后反而被人們唾棄的人物形象,時代的荒唐性就在這里。通過一個漁民的命運的悖論,發現現實生活中存在的一些不合理的地方,一些令人厭惡的地方,等等。
文化周刊:有的學者將《滾鉤》與美國作家海明威的《老人與海》做類比,認為您在創作中受到了海明威作品的影響,是這樣嗎?
陳應松:有一點影響,但不大。我寫過老船工的故事,還不止一個,我受我自己的影響可能更大些。《滾鉤》顯然是長江上發生的故事,之前是一個他人從未涉獵過的題材,在中外小說中我還沒有見到過。這個故事,是我的典型風格。
“我所寫的底層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世界”
文化周刊:我閱讀了您的一些隨筆和演講稿,看到您對神農架遠離城市喧囂、貼近自然的向往與贊譽,但同時您也創作了暴露神農架地方“丑惡”或“愚昧”一面的小說。有學者評價您的“神農架系列”是通過自然、人文風情的描繪,尋找人類“救贖”之路,從而建立呵護自然的人倫規范和生命價值。“神農架系列”的創作初衷是這樣嗎?
陳應松:有關神農架,剛開始我沒想寫什么系列,因為在神農架掛職,得到的生活素材太多了,寫了幾年,回頭一看,有那么多。后來,在北京召開的一次關于我的作品的研討會上,有評論家提出“神農架系列”的說法,這個說法傳了出去,逐漸被文壇所接受。
保護一座山就是保護自然,就是保護世界的原始狀態,就是保護我們人類最早的家園,保護我們自己免遭毀滅。我想真實地寫我心中的神農架,特別是在那里艱難生活的人們。惡劣的自然環境中一定有大量的感動,在那里生活的人們最值得我尊重。我希望許多丟失的東西都能在那兒找得到。這當然是一種幻想和寄托。我走進神農架的大山、森林,的確渴望探尋自己幸福的另一個源頭,相信這里的美勝過他處,這里的傳統能夠拯救當今社會。但后來發現我太自不量力了,我發現我依然是一個俗人……我就寫幾篇小說而已,把我自己的思路理順就行了。在神農架,人直接與大自然發生關系。遠離城市這個欲望的世界,生態環境就在你的眼前,這個環境真的非常脆弱,也非常險惡,我們要有憂慮之心。
我沒有去刻意表現神農架的丑惡和愚昧,只是寫了某種山區的原始狀態,但我依然是懷著真實表現和歌頌自然的心態寫的。我可能比別人寫得“殘酷”一點,我的寫作方式是如此。
文化周刊:在談到寫作“遠與近”的問題時,您說自己是屬于寫“遠”的作家。在選材上,為何鐘情于離武漢很遠的神農架?
陳應松:我不愛湊熱鬧,我比較安靜,我雖然謀生的單位在城市里,但寫作這個職業并不適合待在城市里,不是大家天天扎堆就能寫出好東西來的。寫作是要到邊邊角角去的一項營生。我生性又比較“野”,就盼著有機會能往山里鉆,往遠方走。現在不是提倡作家要深入生活嗎?好,那我就深入到湖北省最遠的地方——神農架。怎樣生活都是一輩子,我是一個作家,想按照自己的內心“沖動生活”,就算什么也寫不出來,但生活在神農架,這本身就是多么愜意的事!住在森林里多有趣呀,簡直可以變成童話中的人物。
文化周刊:十幾年如一日地在神農架采風、調研甚至掛職,并與當地農戶融合在一起,您曾說:“這些年雖在城市,卻盡量躲避城市,我的鄉土意識是在城市的生活煎熬,它的冷漠、亢奮、凌亂、無情,在濃濃的終年不散的霧霾中被喚醒。”是什么支持您一直注視現實、注視底層、關注鄉村?
陳應松:我真的只是喜歡神農架,至于神農架喜不喜歡我,我不管。我一個平原上出生的人,對山有永遠用不完的好奇心。至于我的作品出現的你說的這些特質,還是我一以貫之堅持的寫作態度和理想。作家生活在這個時空,要直面這個時空的現實。脫離了現實,作品能深刻得起來嗎?沒有現實憂患的作品,又有什么意義呢?一個作家不能脫離他的時代。有的作家一下子就明白了這個道理,有的作家卻一輩子在胡編亂造,連文學是什么都沒搞明白。現在,特別是有些網絡作家,我認為他們只能叫商業寫手,離真正的文學和真正的作家還很遠。一個作家,只有路走正了,作品才有分量。
我之所以這樣寫,寫成如今的樣子是有緣由的。我自己就是個底層人,各式各樣的工作我都干過,各式各樣的生活我都經歷過。我出身于普通家庭,我家父母和兩邊的親戚,翻出八代也沒有一個有“出息”的,這樣不進入文字記載的人是人類中的大多數,所謂底層,就是這類人,他們的一生,從某種角度說,確如螞蟻的一生,跟一片枝葉的一生沒有兩樣。我熟悉這樣的人,對這樣的人充滿感情,我不寫他們,我就沒有寫作素材。我所寫的底層就是我自己的生活和世界。
太輕松的作家肩頭沒有責任
文化周刊:您曾說過,小說不是發泄,寫的是世道人心。您是否覺得真實表現比直接批判更有震撼力?為什么說“所有的不幸才是小說的真實。小說是真話的范本”?
陳應松:真實常常與不幸聯系在一起。好小說一定是真話的范本,不是諂媚指南,所以小說一寫世道,二寫人心。小說是不應該撒謊的。因為小說一直以來保持著它的草根性質,一直是活躍在民間的,讀者就是普通百姓,他們沒時間也沒耐心聽胡扯,聽吹捧。
文化周刊:您最近出了一本文學演講集《寫作是一種搏斗》,里面說“寫作”是一種“搏斗”,這句話的含義是什么?
陳應松:寫作是對身體的考驗,真是個苦活,當然要搏斗。我在演講中說得很清楚了,寫作就是一場抗爭,一次對正義和美德的聲援。在當今尤其如此。作家太不容易,寫作太艱難。沒有多少人關注作家的生存狀態。他們在這個時代沒有受到多少尊重,沒有人關愛他們。他們也是弱勢群體。但作家一般是有堅定信念和立場的人,是內心強大的人。知道戰士的身份,知道需要有英雄氣質。一次寫作就像一次出征。寫作要冒風險也要承擔風險,要沖破許多束縛,自己的和他人的。要敢于出擊,敢于擔當。沒有英雄氣質的作家絕不是一個好作家。
文化周刊:您前不久在江漢大學所做的演講《背鐵砧上山》,指出了作家及其創作文學的意義,可否談談作為當代作家應具備的使命感與責任感?
陳應松:作家應當成為人民的同路人,陪他們一程,這是我說過的。首先是要與人民同行,然后才能談責任感和使命感。太輕松的作家肩頭是沒有責任的,因為他不知道為誰寫作,他把寫作當做文字操練,當做是成名成家、自娛自樂甚至賺錢的工具。但我想,一個作家寫到一定時候,使命感和責任感之類的就會來找他,作家沒有這個他不能上升,不能持久。
書寫底層又的確是要有責任感的驅使才能成為自覺行為的。我愿意聽別人說我是個有使命感和責任感之類的作家,我自己,對我的寫作有清醒的認識。我的一些作品的成功得益于什么,我明白我內心是靠什么支撐才能夠那樣寫的。
文化周刊:您曾指出,“真正的閱讀和有營養的閱讀,是觸及思想和震撼靈魂的,是提升境界和塑造人生的。”您認為怎樣的文學創作和作品才具備這種“營養”?
陳應松:肯定是經典以及朝經典化走去的文字,而不是所謂的“心靈雞湯”。好的讀者跟好的作家一樣,非常稀少。在當今社會,不讀書的人太多,只讀心靈雞湯和一些毫無營養的文字的人太多。但我相信會有一些人喜歡經典,喜歡讀一些深刻的東西。我希望我的作品是有營養的作品,會帶給讀者“真正的閱讀”與“有營養的閱讀”。“文學不僅震撼人的心靈,還要摧毀人的心靈。”我常常品味這句話,這話是猶太作家馬拉默德說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