遲子建：作家的筆要像醫生手中的針，把社會的膿包挑開

　　“我小時候住在中國北方的小村子里，叫北極村，這里的冬天總是過不完，這里給了我源源不斷的創作素材，大自然的壯麗滋養了我。”7月17日，作家遲子建做客香港書展名作家講座系列，并以“文學的山河，從《額爾古納河右岸》到《群山之巔》”為題，分享了自己30年的寫作之路。遲子建認為，一個作家不能丟棄審美，但同時也不能刻意營造世外桃源，作家的筆要像醫生手中的針，把社會的膿包挑開。

　　報紙與書永遠有其生存的空間

　　晶報：香港是國際大都市，您認為它產生文學的土壤在哪里？您對香港文學有什么樣的觀察？

　　遲子建：香港文學是多元的，比如金庸、西西等作家都是我非常喜歡的。

　　對于香港這樣的地方，大家往往會講其都市性，尤其突出其金融中心的一面，而對自然的渴望貌似欠缺一些。我這幾天沿著地鐵周邊四處行走，在軒尼詩道上，看到琳瑯滿目的商鋪，各種藥房、雜貨鋪、臘味店、小酒吧等等，我覺得在這些市井處，充滿香港的人間煙火氣，這些接近我們生活的常態，接近文學本體的東西。

　　作為北方作家，我曾經在香港科技大學、浸會大學駐過校，我感受到大學生對文學的渴望。香港雖然商業化痕跡很重，但是，一些小書店就像頑強的草一樣，生命力很旺盛。我以為，只要人類對藝術有渴望，文學依然有其生存空間。現在很多人會說文學已死，紙媒必然會被代替，等等。我覺得不見得是這樣，報紙、書都有其美妙之處，是電子的東西無法替代的，漢字在自然的光影之下，是如此的妥帖，它讓我們聞到生活的氣息，我以為，報紙和文學永遠有它們生存的空間。

　　晶報：聽說您每年都會回到故鄉，在自己從小長大的小村子里住一段時間，您覺得故鄉對您的文學創作有什么樣的滋養？

　　遲子建：我在香港大學住過兩個月，我特別不適應南方，這里一年四季都是永不凋零的綠樹葉，感覺像妖樹一樣，呵呵。

　　我喜歡四季分明的北方，冬天過后，每個生命的復蘇，都讓人驚奇。秋天來了，葉子凋零了，讓我們能夠感受到生命自然的歷程，對生死也更有感悟力。大家可以看到我作品的死亡意識很強，因為我每天都能夠感受到大自然的風景，植物每年都在死亡，也會再生。我是悲觀主義者，也是理想主義者，山川草木，死是必然的。大家看我的《群山之巔》，里面有災難、死亡的描述，而在自我贖罪的部分，我不會讓他們進行簡單的報復，而是希望從復雜的人性意義上，讓他們在青山綠水之間進行自我放逐與自我救贖，讓他們自己背上十字架。

　　我特別喜歡故鄉的冬天，萬物肅殺，我的思維也變得比較敏捷，經常是吃飽了望著窗外，對著窗外的一片白雪寫作。

　　在故鄉的冬天，我從小養成的習慣就是進門烤火，一瞬間的暖，就像寒冷冬天的一縷宗教之光。生活是復雜的，人性也是復雜的，我的筆下沒有絕對的惡人與善人，惡人身上也有人性之光，這是文學之美。我愿意平等地看待惡人。

　　寫作是與自己內心搏斗的過程

　　晶報：從1983年開始寫作到今天，您拿過各種大獎，您最終的文學理想是什么？獲獎對您的創作有哪些影響？

　　遲子建：我的寫作當然跟拿獎沒有關系，我記得1986年獲得魯迅文學獎，我自己都不知道，是在故鄉被通知的。那種感覺很平淡。我寫作的過程，是與自己的內心搏斗，是與生活的世界搏斗，因為對這個世界有思考，有不平，所以特別想傾訴。文學是我的伙伴，它是我表達心中理念的渠道。

　　我每寫完一部作品，隔幾年都會再看一下，寫時激情四溢，以為完美無缺，回頭再看，還是覺得有遺憾。我覺得，一個作家應該提醒自己藝術有邊界，作家有局限，永遠要完善自己，我對獎項沒有任何期待。

　　我從小生活在北極村，小時候的理想是當列車員。如今，我不求書暢銷，而是希望自己能夠堅持文學理想，寫最想寫的東西，寫到白發蒼蒼，還不斷有進步。我希望自己老時，能做到“不說人間陳俗事，聲聲只贊白蓮花”。

　　晶報：您覺得自己的寫作能夠堅持至今，最大的動力是什么？

　　遲子建：我是一個愛憎分明的人，生活過得特別簡單，還非常貪吃，貪吃可能是我的動力之一吧，哈。我特別佩服路遙，啃著干饅頭都可以寫作。我30年來寫了80多部作品，我覺得故鄉的青山綠水之間，有寫不盡的故事，非常迷人。

　　晶報：您在寫作上會以誰為目標？

　　遲子建：我不以任何人為目標，森林里每棵樹都長得不一樣。

　　營造文學意義上的大千世界

　　晶報：您的《群山之巔》中有一些與時事相關的內容，比如投毒案。您認為作家該如何處理與當下這個時代的關系？

　　遲子建：如果一本書是一棵大樹的話，《群山之巔》中的投毒案，只是其中微不足道的一個小分叉，如果大家只是關注到這一個小點，作為寫作者，那真的是太寒心了。

　　作家當然要關注當下，作家的筆要像醫生手中的針，把社會的膿包挑開，雖然這個過程會流出惡臭，作家本人也會心力交瘁。但是，我希望自己能夠做這件事，能夠讓時代的人物懂得自我救贖，懂得贖罪，讓人物能夠有自我發現。

　　事實上，新聞事件引發作家寫作，這是屢見不鮮的事，比如海明威寫過兩次世界大戰，其作品影響深遠，是對戰爭做了文學的表達。世界經典名作《包法利夫人》、《復活》等都是有原型的。我認為，一個作家一方面不能丟棄審美，但同時也不要刻意營造世外桃源，我們要努力營造文學意義上的大千世界。

　　晶報：同為東北女作家，您對蕭紅有什么評價？

　　遲子建：蕭紅無疑是偉大的作家，她是自己的絕唱，任何人無法模仿。她命運凄慘，顛沛流離，我在香港當駐校作家時，曾到過她在淺水灣的墓地，帶了一瓶紅酒給她。許鞍華導演非常了不起，電影《黃金時代》是蕭紅的傳記，讓人肅然起敬。我覺得誦讀一個作家的作品，比評價她更好。

　　遲子建

　　知名女作家，1990年畢業后到黑龍江省作家協會工作至今。1983年開始寫作，已發表以小說為主的文學作品六百余萬字，出版有八十余部單行本。主要作品有包括長篇小說《偽滿洲國》、《越過云層的晴朗》、《額爾古納河右岸》、《白雪烏鴉》，散文隨筆集《傷懷之美》、《我的世界下雪了》等。曾獲得第一、第二、第四屆魯迅文學獎，第七屆茅盾文學獎，澳大利亞“懸念句子文學獎”等文學獎。作品有英、法、日、意、韓等海外譯本。

　　晶報記者 尹維穎/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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