專訪謝壽光：專業出版之變

謝壽光

　　■未來的專業出版機構必然是專業內容資源的整合商，這個平臺里研究者和編輯會形成一個“旋轉門”。

　　■作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中國在世界上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核心問題是文化大而不強。這和我們的出版密切相關。出版不可能和其他行業比產業規模，更重要的是比影響力，比話語權。

　　十年之前，社科文獻出版社社長謝壽光曾在學術出版研討會上提出“學術出版迎來春天”。他自信而篤定的神態恍若昨日。

　　十年之后，謝壽光帶領著他的隊伍在出版業穩步前行，把印象中枯燥艱澀的學術出版做得風生水起。

　　然而，全媒體時代畢竟到來。再繁花似錦的春天，也需考慮寒霜入侵時的應對。在頗具遠見的謝壽光處，對這些問題早已運籌帷幄。因此，在前些天舉行的社科文獻出版社30年系列慶�；顒又�，他既坦然面對當下書業“豐滿自在”，更提出“未來寒意陣陣”的憂思。

　　“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全媒體出版，特別是自出版，將徹底顛覆書業現在的生存條件。書業如何未雨綢繆、浴火重生，是值得深思的問題。”30年風雨兼程之后，謝壽光又提出新的觀點：未來的專業出版機構必然是專業內容資源的整合商，這個平臺里研究者和編輯會形成一個“旋轉門”。

　　何謂“旋轉門”？專業出版尤其是學術出版進入“旋轉門”后將何去何從？在社科文獻出版社成立30年系列慶祝活動上，謝壽光的最新觀點，或給出版界帶來新的啟示。

　　“皮書”的秘密

　　讀書報：相對來說，學術出版市場偏窄。但十年前您就提出“學術出版迎來春天”的觀點，做此判斷的標準是什么？

　　謝壽光：20世紀90年代后期，隨著國家經濟的發展，社會科學特別是學術研究，無論是內容創作還是成果出版都進入繁榮時期。我從宏觀背景和生產能力的分析中得出這一結論，當時也有些出版人并不贊成。出版繁榮不代表銷售和供給進入良性循環。出版界不乏粗制濫造的出版物，學術也有泡沫。但無論哪個學科的成果，哪怕是冷僻的，只要是有價值，都能得到出版。

　　讀書報：學術出版存在哪些問題，能具體談談嗎？

　　謝壽光：從讀者銷售或發行角度看，問題很多。主要原因是銷售體制存在問題，有效信息傳遞的速度和方式不能與讀者對接，一方面庫存高企，一方面有些讀者需求得不到滿足，賣難和買難兩種現象同時存在。在這種宏觀背景下，基于對學術生產體制和出版的判斷，社科文獻出版社確定為高端定位，并多年來始終堅持自己的定位，打造社科經典，打造人文高端學術推廣的平臺。每年整個產品結構中90%以上是學術書。

　　讀書報：能否介紹一下社科文獻出版社在打造品牌方面的做法？尤其是皮書，已經成為業界品牌。

　　謝壽光：圖書不僅僅有閱讀功能，更重要的是有實用功能，根據這個理念，我們在1997年接手原來只有學術圈使用的年度研究報告(簡稱為“藍皮書”)，進行市場化運作，推出皮書概念，這一新的出版形態當時在社會上引起很大反響，我們在銷售推廣上也做了很多嘗試，比如在公交車上做廣告，大量派發印有皮書廣告的面巾紙、礦泉水、年歷和撲克牌等宣傳品。目前皮書系列每年的出版品種數占社科文獻社出版總品種數的20%，銷售碼洋的30%。

　　讀書報：從皮書系列的成功出版上，能否概括一下經驗？

　　謝壽光：領導者首先要明確出版社的定位。定位實際上就是確定理念，有了理念還要做規劃，包括產品規劃、市場規劃和品牌規劃，要有內部運營的制度保證，堅持培養人才。學術出版中人才是首要的，編輯必須具備較高素養，才能判斷圖書的價值，才能判斷著作是原創還是注水，并從立項時就參與策劃并追蹤內容。

　　比如《中國城市競爭力報告》一書，之前是中國社科院的一位博士根據國際上對于城市競爭力的研究方法對中國城市進行研究的成果，出版后沒有太大影響。但是進入皮書系列后，我們和作者共同策劃，每年確定不同主題，最后出版《城市競爭力藍皮書》，成為地方政府城市管理的風向標，發行量也在逐步增長。有些學術出版物，是可以走向大眾的。

　　同時，我們從2000年開始，每年都召開全國性的皮書研討會，討論學術規范等問題。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社會學出版物是中國第一品牌。多年來學界基本有一共識，如果能在社科文獻出一本書，表明社會學界的認同和認可。

　　社科文獻的核心競爭力

　　讀書報：學術書走向大眾在80年代比較普遍，現在只能是很多出版社的理想了。社科文獻出版社是如何做到這一點的？

　　謝壽光：我們最大的優勢是有核心競爭力，具有資源優勢，年度選題的籌備量超過3000種。具體的做法首先是優化選題，不夠學術水準的退稿，不夠學術份量的不出。其次是編輯隊伍的培養。編輯必須通過國家的編輯職稱的資格考試，經學術委員會審議后才有獨立發稿權。我們要求編輯一年至少參加一次全國性的學術會議，不能跨專業編稿。專業編輯保證了對書稿質量的把關。

　　出版的功夫在出版之外，編輯要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界下功夫。要及時發現研究課題，密切關注中國高校和科研機構的研究課題，追蹤他們的成果。

　　第三是發行銷售，做整體策劃和包裝。學術書是需要經營的，要形成良性循環的學術推廣平臺，才能將學術成果推向更廣大的讀者。

　　最終，做得更專深，才能打造自己的出版優勢。在人文社會科學領域中，社科文獻出版社的綜合評估在前五名。一批學者朋友愿意把書交給我們，是因為在社科文獻能得到優質的服務。

　　讀書報：從事出版多年，您認為學術出版方面存在哪些問題？

　　謝壽光：首先是整體出版業的素質較低，人才的隊伍結構不適應學術出版；二是市場環境不好；第三是最要命的，從業內到業外，一個最大的誤區是，紙質圖書被視為千篇一律的出版物，沒有對不同的紙質書進行分類。由此帶來的直接問題是，比如書的定價是按印張計算，忽略了對內容的價值重視。

　　學術書所包含的價值和內容不能用紙張衡量。這需政府以及媒體長期引導，在政策導向上實行分類管理。比如學術圖書發行量小，可以從書號上對學術書有所傾斜；另外對出版單位實行分類指導，對有些專業圖書要實行資質認證。編校質量提高相對容易，但是內容質量提高不易。

　　讀書報：社科文獻出版社每年都會舉辦很多學術活動，無論哪一項活動都有明確的定位和主題，總讓人感覺到有新意。

　　謝壽光：主要出于學術出版人的責任擔當。除了出版之外，出版社應該對學術行業、學術出版有一些擔當，很多時候活動或論壇更多是傳遞一種聲音。我們擁有數百名國際一流、數千名國內一流的學者資源，靠什么維護？除編輯定期聯系，更重要的是學術會議的互動交流，這個場所既是內容創作的出版資源，也是培植學術資源和產品銷售的場所。有時候學術研討之后就能總結出學術成果出版，這也是培植學術資源的一種途徑。

　　學術出版人重建學術評價

　　讀書報：作為學術出版機構，學術評價是非常關鍵的環節。但是目前從整個學術界來看，學術評價有些混亂無序。

　　謝壽光：學術評價是學術研究和學術成果交流、傳播不可或缺的基本環節。它是引導學術規范發展的重要方法，是促進學術繁榮的重要手段，對學術研究的健康發展發揮著重要作用。作為學術資源的整合者，學術出版機構應當成為學術評價的重要環節。

　　關于學術評價的話題非常熱鬧，但是學術出版人、尤其專業的學術出版社對學術評價是缺位的。整個學術出版乃至整個中國出版在60年來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另一方面，作為第二大世界經濟體，中國在世界上并沒有得到相應的尊重，核心問題是文化大而不強。這和我們的出版密切相關。出版不可能和其他行業比規模，實際是比影響力，比話語權，對出版者也是這樣。學術出版應該在整個學術研究和生產、學術思想市場里有自己的特質、專長和責任。

　　今天出版業存在大量抄襲、大量低水平重復的現象，很多大學、研究機構評職稱時更多是以論文為標準。其實從學術研究評價體系來說，論文不可或缺，但真正的學術大家，真正創世紀的成果僅僅靠論文是不可能完全體現的。如果沒有一整套評價體系，學術評價就成為問題。

　　讀書報：目前我們對學術評價的依據主要是什么？

　　謝壽光：學術評價從本質上來看是一種主觀的評價，是依據學術共同體長期實踐過程中積累形成的一套規范，對研究成果所做出的一種判定。隨著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我們還可以借助于大數據，對文獻流量、轉引率進行分析。這時候原來傳統的評價方式和學術共同體評價往往顯得不足或難以完成，所以就形成了客觀評價，出現第三方專題學術評價機構，國際上的SCI、CSCI應運而生。當下，我們對學術評價主要是靠對文獻資料的分析，它有客觀性、量化的優點，但是人文科學領域量化的評價缺陷和不足也十分明顯，學術出版機構作為學術資源的整合者應該成為重要的一極。

　　讀書報：您認為學術出版機構如何參與學術評價？您曾經提出使出版者(編輯)和研究者形成“旋轉門”制度，這究竟是一種怎樣的評價體系？

　　謝壽光：學術評價是學術出版的前提。專業編輯要有價值發現的能力，首先對大量的研究內容在不斷追蹤，發掘它的價值的篩選過程本身就是評價過程。我認為學術出版者應該恢復或重建學術出版評價功能，應該有所擔當。學術出版機構參與學術評價是理性回歸。

　　所謂學術出版“旋轉門”制度，是說編輯既可以參與到研究過程中，而研究者也要進入到編輯流程。中國的學術出版真正要達到一定的高度，實現與第二大經濟體相適應的位置，必然要有一大批研究者參與到學術出版活動過程中，并形成制度。

　　讀書報：學術出版機構參與學術評價有何優勢和特色？

　　謝壽光：首先出版者對于評價結果的客觀性和科學性要求很高，由學術出版機構實施學術評價工作，相對的客觀公正，可以保證學術質量；其次專業編輯可以成為學術評價重要的參與者，而專業編輯是對學術作品價值做出判斷的最佳人選和根本性的環節。

　　打造內容整合平臺

　　讀書報：全媒體出版的大環境下，您有危機感嗎？

　　謝壽光：未來大數據、移動互聯網、全媒體出版，特別是自出版，將徹底顛覆書業現在的生存條件。書業如何未雨綢繆、浴火重生，是業內人士值得深思的問題。融合是中國書業生存發展之道。我認為融合有三方面內涵：一是紙質出版和數字出版的融合，紙質圖書永遠會存在，因為它要滿足讀者的深度閱讀、專業閱讀和紙質閱讀的體驗，要滿足作為版本意義上收藏的需求，但是它的內容以及潛在的價值需要靠數字來進一步延伸放大；二是通過數字出版對傳統出版進行再造，立足于在內容產業的基礎上再造；三是和各類媒體實行全方位的融合。打造內容整合平臺，對于出版行業來說，是未來書業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