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世旭:初戀的感覺

　　去年9月，離我第一篇小說的發表整整35年。有朋友建議，設法籌點錢，張羅出本文集、開個研討會之類。我只有汗顏。回首三十幾年的寫作，實在乏善可陳。出所謂“文集”，不過是授人笑柄罷了，一百個一相加等于一百，一百部沒有分量的作品加在一起分量絕不會提高一百倍，依舊是沒有分量；至于“研討”，當然可以是一種總結，但這總結也只能是檢討。既是檢討，自說自話可矣，何必勞師動眾，糟蹋資源。對于一個寫作者來說，寫作時間的長短和寫作數量的多寡并不能決定其寫作成就的大小。

　　也許真是一種宿命，在同時代的寫作者中，我從來沒有過“文思泉涌”、“井噴之勢”、“一發而不可收”之類的高峰體驗。寫作的道路，從一開始就是無比的艱難。在記不清多少次的退稿之后，用差不多一年的時間寫了短篇《小鎮上的將軍》，然后幾經輾轉忽獲發表，決定了我此后的職業很難有別的選擇。隨之而來的是在沒有盡頭的緊張和苦悶中的漫長掙扎。

　　《小鎮上的將軍》把我迅即卷進當時激蕩喧囂的文學漩流。那些年是文學的好日子。千軍萬馬擠在文學的羊腸小道上，人頭攢動，前仆后繼。而這也恰恰是我在寫作上最悲慘的時候。我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爾發出一兩篇，只能是讓人失望。我沿用《小鎮上的將軍》的語言方式寫了幾個短篇，不靈。試著換個寫法，照樣沒戲。

　　1980年春，《小鎮上的將軍》獲獎后的座談會上，對青年作者懷有莫大愛心和熱望的馮牧同志在講話中忽然提到我的名字，說有人告訴他，陳世旭在《小鎮上的將軍》之后寫的作品都不行……這話后來成為我的寫作的一種定論，一語成讖。即便《小鎮上的將軍》，也并不都只有肯定的意見。文講所的同學張抗抗好心轉達過她當時所在的東北一些作家的看法，認為小說的獲獎不過是政治上討了好罷了。

　　初中畢業下鄉謀生的近20年里，我做的最多的夢就是有城市飯碗，討老婆生孩子，回省城。除此之外，政治離我遙不可及。我討好它干嗎呢？

　　我忽然明白，我面對的職業是怎樣的嚴峻，這樣的選擇是怎樣的莽撞。冒冒失失地一頭沒入了深水激流的文壇，今天回想起來，仍不免膽寒。

　　1984年《驚濤》發表之前，我對自己的創作幾乎已經絕望。省里的報紙討論“陳世旭的寫作苦悶”，有論者指出：蔣子龍為什么在《喬廠長上任記》之后又寫出了《開拓者》？就因為他沒有脫離生活。陳世旭為什么寫了《小鎮上的將軍》之后不能寫出“大城市的元帥”？就因為他過早進了城。我知道蔣子龍那時候早已不在工廠了，我很惶惑“脫離生活”的我的前景將會面對什么。《驚濤》成了我的救命稻草，獲了那一年的全國短篇獎。正松了口氣，忽然讀到一位著名青年評論家評點那一年獲獎短篇的文章，尖銳指出《驚濤》獲獎是一個失誤，作品表現出作者的“主觀唯心主義”。我對哲學很無知，但知道評論家拿這主義用在這里是很厲害的否定。剛剛松弛的心又一下抽緊。

　　我私下跟一位辦雜志的朋友商量，能不能換個工種，比如找家文學雜志干編輯或編務或勤雜工。朋友說，哪有那么容易，你想過這樣做可能造成的影響嗎？還有，你以為編輯就好干嗎？你去干勤雜工，現在的勤雜工怎么辦？不讓人家養家糊口了？我給說得白眼直翻。真是走投無路。而困惑卻是越來越大了。小說的面貌日新月異，其中一出來就引起一片叫好的文字，我個個都認識，就是不懂得那些字連在一塊說的是什么意思。

　　1985年，我痛下決心，惡補文化，去了一所大學讀插班生。一年后年我寫了短篇《馬車》。試著交給一家約稿的刊物，不出意料地退稿了。再試投，僥幸被《十月》采用。接下來《小說選刊》和《人民日報》文藝部合辦了“1987-1988”年度的全國小說獎，《馬車》居然榜上有名。評獎后的午宴上，我有幸與一位仰慕已久的評論家同桌。一人問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自嘲說：有什么好忙的？總不能去評陳世旭的《馬車》吧。我這才曉得，評論界對《馬車》的評價是如此之低。來京時的一點蠢動，瞬間黃粱夢醒。顯然，《馬車》的獲獎是對一種勞動態度和一個才華有限但兢兢業業的基層作者的肯定，是為了給一種雖嫌陳舊、雖無思想和藝術的深刻但誠懇的寫作保留一席生存之地，是對搖搖晃晃、跌跌撞撞、猶猶豫豫的我的一種支撐。

　　2001年，我徹底擺脫幾乎使我陷入迷誤的行政事務，極力躲避無休無止的煩擾，回到安靜的書桌，在《十月》發表了中篇《試用期》。正為手藝尚未生疏有幾分得意，聽到一位同行的不屑：寫到這么實的程度，陳世旭是真正的江郎才盡了。“江郎才盡”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認可的事實，并非由《試用期》才得到證明，只是不甘心認賬而已。幾年后參加一家出版社的活動，同車的一位剛獲了全國長篇小說大獎的青年作家在向幾位女記者順便說起我的時候，訕笑：他們那個年頭，寫一兩篇東西就混出來了。我假裝什么也沒有聽見，不是因為教養，是因為不能不認可。我雖然寫了不止“一兩篇東西”，但連同行都不知道，等于沒寫，這種幾無交往的同行肯定沒有惡意的隨口鄙夷沒什么不可以接受。讓我最不堪的是熟悉的朋友的善意。一個小說順利殺青，頗興奮，忍不住在回復短信的時候告訴一位常聯系的同行，以期分享小小的快樂。完全沒有想到對方的回復是：“悠著點，怎么寫你也不在讀者的視野了。”這位寫作和聲譽正在旺盛期的同行顯然想象不到，這樣的奉勸對一個盡管平庸卻不失努力的同行是一種怎樣強烈的傷害。

　　凡此種種，再二、再缺心眼的人也不可能無動于衷。但我已近麻木。反復的打擊讓我明白，對文學的死心塌地，切不可建立在功利性的成敗上，只能建立在最單純的摯愛上，那該是一種初戀的感覺。世界上有兩種作家，一種是文學受惠于他們，一種是他們受惠于文學。前一種給文學帶來巨大的光榮，使文學成為人類文化中宏偉輝煌的殿堂。后一種則從文學中獲得無窮的好處。文學改變了他們的人生際遇，文學是他們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們的快樂和幸福的源泉，是他們生命存在的一種方式。他們應該對文學感激涕零。契可夫說，大狗叫，小狗也叫。我屬于后者。“我寫作著，我生活著，這就夠了”，這句話寫在我的一個自選集的扉頁上，這是一種人生定位，也是一種自我安慰。畢竟幸福并不是擁有一切，只是盡情享受生活已經賜予的一切。一個別無選擇的寫作者惟一可靠的便是把這種對文學的初戀的感覺，保持到生命的終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