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文藝：旗幟與法寶

　　今年，是中國人民抗日戰爭勝利70周年，舉國同慶之時，我們也在追問，抗戰勝利的法寶是什么？這是一個重大課題，從不同角度切入得出的結論不完 全相同，但是，中國共產黨及其領導下的全面抗戰，一定是共通的核心結論。時過境遷，我們仍然可以“讓歷史說話，用事實發言”，從延安時期黨領導文藝的史實 入手，通過爬梳史實而發現特點，認知闡釋特點進而獲得啟迪。

　　民族危急存亡時刻的神圣使命

　　延安時期特指中共中央在陜北的13年，起于1935年10月19日，中共中央隨中央紅軍長征到達陜北吳起鎮(今吳旗縣)，止于1948年3月 23日，毛澤東、周恩來、任弼時在陜北吳堡縣東渡黃河。這13年，延安和陜甘寧邊區成為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領導中心、解放戰爭的總后方、萬眾矚目的革命圣 地。 

　　抗戰時期指1931年“九一八事變”為開端的局部抗戰，以1937“七七事變”為標志的全面抗戰，直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9月 2日，日本在投降書上簽字。9月3日，國民政府下令舉國慶祝，放假1天，懸旗3天。1946年起，每年的9月3日為抗戰勝利紀念日。1951年8月13 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政務院發出通告，確定抗日戰爭勝利紀念日為9月3日。

　　從中華民族復興大業的角度認識抗戰勝利的意義，是怎么說也不過分的。收復失地、確立大國地位、為新中國成立奠定基礎，都是應有之義。中共中央在 延安的13年，有11年都處在抗戰時期。統一戰線，即動員、領導和組織各種力量全面抗戰，是這個時期的首要任務。這里的各種力量既包括各地區、各階層，也 包括各系統、各行業的社會力量，文學藝術就是其中的重要組成部分。不僅如此，延安時期也充分證明了中共中央動員、領導和組織各種力量的非凡能力與所取得的 輝煌成果。其史實如下：

　　1.成立相關團體。延安時期成立的社會團體，有陜甘寧邊區西北青年救國聯合會(1937年)、陜甘寧邊區總工會(1937年)、陜甘寧邊區各界 婦女聯合會(1937年)、陜甘寧邊區民眾抗敵后援會(1938年)等等，這里省略了按行業成立的組織。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調動一切可以調動的力 量，全面抗戰直至取得最后勝利。

　　2.促進國共兩黨合作。如西安事變的和平解決、國共代表共祭黃帝陵、抗日民族統—戰線的正式形成、八路軍留守兵團的成立與發展、國民參政會六參 政員到延安商談國是、重慶談判(1945年8月25日—10月11日)。當然，也伴隨著打退和制止國民黨第一次(1939年)、第二次(1940年)和第 三次(1943年)的反共高潮。

　　3.創辦多類型、多層次學校。這些學校涵蓋基礎教育、高等教育、社會和在職教育。如創建了中國人民抗日軍事政治大學、馬列學院和中央研究院、延 安自然科學院、中國女子大學、邊區行政學院、八路軍軍政學院與軍事學院、延安民族學院和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同時還開展陜甘寧邊區的中小學教育和社會教育、 延安在職干部教育等。

　　4.全面有力的行政領導。行政領導的相關文件很多，這里以時間為序，列舉部分關鍵詞以略見一斑。懲治貪污暫行條例、陜甘寧邊區政府交際處、中央 醫院、邊區參議會、黨政聯席會議、邊區施政綱領、土地政策、保障人權財權條例、精兵簡政、大生產運動、創辦《解放日報》、東方各民族反法西斯代表大會、延 安文藝座談會、黨外人士座談會、宗教座談會、文教工作、人民代表會議等。所謂方方面面，成就斐然。

　　武裝斗爭是黨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的三大法寶之一，眾所周知，不再贅言。

　　從理論上說，社會存在的各方面并列而平等，但在戰爭年代，在民族危急存亡的時刻，有的方面比如武裝斗爭，就變得更加急迫、更加粗糲，或者說成為 壓倒一切的神圣使命！抗戰時期黨對文藝的領導，是這個神圣使命的重要組成部分；黨領導文藝的輝煌成就，也蘊含一些超越抗戰時期的普泛價值。

　　組織民眾、動員民眾與服務戰爭

　　延安時期黨對文藝的領導，是抗戰總目標的組成部分，其特點首先就表現在動員、領導和組織各方文藝力量，具體說就是組建豐富而有力的文藝隊伍和文藝社團。

　　延安文藝隊伍由三方面人員組成：一是中央紅軍和陜北紅軍所屬革命文藝隊伍中的成員；二是從其他地區(蘇區和白區)來延安的黨的文藝領導和文藝工 作者；三是從其他地區(蘇區和白區)來延安的文藝工作者，其中包括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延安文藝隊伍形成多樣、平等和包容的開放格局，為今后的文藝創作 奠定了良好基礎。

　　由三方面人員組成的延安文藝隊伍，是開放的，是“刻苦、朝氣、熱情的”文藝隊伍，三方面人員依據自己的專長和對藝術的理解成立了相關的藝術社 團。這個階段成立的文藝社團有60余個，基本涵蓋當時所有文藝門類，同時又帶有延安的時代色彩和地域色彩。如戲劇方面社團就有人民抗日劇社、民眾劇社、魯 藝實驗劇團、烽火劇團、戰斗劇社、戰士劇社、先鋒劇團等。按藝術門類、按戰爭需要組成的這些藝術社團，對激活藝術創作、鼓勵藝術創新、開展藝術批評都起到 不可或缺的作用；它們在組織民眾、動員民眾和服務戰爭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黨的領導人個人文藝素養、人格魅力對文藝帶來的直接影響。如毛澤東參加“戰歌社”主辦的“詩歌、民歌演唱會”。200多人參加的演唱會，因朗誦 效果不好，室內太冷，演出不到一半，聽眾已所剩不多。組織者打算中途收場，毛澤東卻穩坐不動，支持按原計劃進行到底。毛澤東的出席和支持，極大鼓舞了“詩 歌、民歌演唱會”的組織者。也就是這個不成功的活動，帶來“關于詩歌朗誦問題的研討”。這次活動組織者、相關藝術家、文學理論家都積極參與研討，最后以黃 藥眠在《新中華報》上發表《我對朗誦的意見》才結束。

　　黨的領導人個人文藝素養、人格魅力對文藝的直接影響還表現在領導寫劇本；將軍演將軍，士兵演士兵等方式上。這些都體現了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作風和領導特色。

　　黨的領導為文藝的繁榮發展提供保障

　　延安時期黨對文藝的領導以“指示”、“決定”為主導方式，同時又融入對內和對外開放色彩。有關文藝、文化建設工作，1939至1942年中共中 央曾經發布8個文件：1939年12月《關于大量吸收知識分子的決定》、1940年9月《中央關于發展文化運動的指示》、1940年10月《關于各抗日根 據地文化人與文化人團體的指示》、1941年1月《關于部隊文藝工作的指示》、1941年《解放日報》連續發表了《獎勵自由研究》《歡迎科學藝術人才》 《努力開展文藝運動》和《把文化工作推進一步》的社論。

　　這8個文件的關鍵詞涉及文化、文藝建設的方方面面，同時我們還應該注意為“自由研究”而專門發出的文件。這些文件及其執行，為形成延安文藝開創 和發展期開放的、“多元共生”的局面提供有力保證，為吸引人才、培養人才；繁榮文藝創作和文藝批評；動員民眾，服務戰爭，組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都發揮了積 極作用。

　　對外開放的空間，既指延安地區內的，也指延安地區以外，包括國外的。這為行政領導提供了廣闊而鮮活的物理空間，為實事求是地制定相關文藝政策提供參照，為發展延安文藝注入活力！

　　這里僅以延安文藝活動大事記為例：有影響的作家、藝術家到達延安的時間，如1936年11月初，丁玲到達延安；1937年8月，周揚、艾思奇、 李梨初、何干之、周立波、林路基抵達延安；1938年9月，何其芳、沙汀、卞之琳到延安；1939年5月，蕭三從蘇聯抵達延安……對外開放大事記，如 1936年7月，毛澤東在保安會見了美國記者斯諾；1939年9月，老舍代表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隨“全國慰勞總會北路慰問團”抵達延安；1940年2月 14日，國民政府軍委政治部領導的中國電影制片廠西北攝影隊，為拍攝《塞上風云》外景路過延安，15日毛澤東、朱德接見電影隊，16日邊區文化界與電影隊 座談。1940年3月初，四川旅外劇隊抵達延安，先后演出《雷雨》《抓壯丁》等劇目。1945年1月1日，魯藝舉行畢加索畫展；1945年1月10日，邊 區文協電唁法國作家羅曼·羅蘭逝世；1945年3 月6日毛澤東電唁A。托爾斯泰逝世；1946年7月，中央黨校俱樂部舉行珂勒惠支逝世紀念展。

　　保持行政領導對內、對外的開放性，不僅為文藝的繁榮發展提供保障，同時也充分顯示延安時期黨領導文藝的恢弘氣派。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在《西行 漫記》中寫到：“在共產主義運動中沒有比紅軍劇社更有力的宣傳武器了，也沒更巧妙的武器了。” 埃德加·斯諾首次訪問延安是1936年6月，為時4個月之久。斯諾的這段話揭示了中國共產黨抗戰時期領導文藝的最突出特點。事實上，不管你是否認識到， “任何文藝都是宣傳”，但不能反過來說，任何宣傳都是文藝。文藝在戰爭年代成為中國共產黨有力的“宣傳武器”這是不爭的事實，隨著中國共產黨地位和任務的 變化，對這個宣傳武器的要求也發生變化，這也是自然、合理的，我們不能脫離歷史而一廂情愿地給予假設和判斷。

　　文藝批評的引領作用

　　及對今天的啟示

　　從史實上看，延安時期制定《關于增強黨性的決定》、中央高級學習組的成立及其活動、延安整風運動、整風過程中的審干工作、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級干部會議、《關于領導方法的決定》、毛澤東思想科學概念的醞釀和提出等，都關系到黨的自身建設。

　　黨對文藝的領導除了因統一戰線、武裝斗爭的需要而實時發布相關文件以外，還注意從當下文藝實際中發現問題、解決問題。最典型的是召開延安文藝座談會以及毛澤東發表《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這里以《講話》結論第四部分文藝批評專論為例。

　　《講話》首先將文藝批評看成是“文藝界的主要的斗爭方法之一”，同時承認文藝批評“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在許多需要專門研 究的問題中，選擇了“批評標準問題”。認為“文藝批評有兩個標準，一個是政治標準，一個是藝術標準”。緊接著分別闡釋什么是政治標準，什么是藝術標準；兩 者關系如何，當時的延安文藝存在哪些問題，如何解決這些問題。

　　按照政治標準來說，一切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勵群眾同心同德的，反對倒退、促成進步的東西，便都是好的；而一切不利于抗日和團結的，鼓動群眾離心離德的，反對進步、拉著人們倒退的東西，便都是壞的。

　　按照藝術標準來說，一切藝術性較高的，是好的，或較好的；藝術性較低的，則是壞的，或較壞的。

　　這里所說的好壞，究竟是看動機(主觀愿望)，還是看效果(社會實踐)呢？

　　我們是動機和效果的統一論者。    

　　檢驗一個作家的主觀愿望即其動機是否正確，是否善良，不是看他的宣言，而是看他的行為(主要是作品)在社會大眾中產生的效果。 

　　我們的批評，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但是按照藝術科學的標準予以正確的批判，使較低級的藝術逐漸提高成為較高級的藝術，使不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改變到適合廣大群眾斗爭要求的藝術，也是完全必要的。

　　政治并不等于藝術，一般的宇宙觀也并不等于藝術創作和藝術批評的方法。我們不但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政治標準，也否認抽象的絕對不變的藝術標 準，各個階級社會中的各個階級都有不同的政治標準和不同的藝術標準。但是任何階級社會中的任何階級，總是以政治標準放在第一位，以藝術標準放在第二位的。

　　我們的要求則是政治和藝術的統一，內容和形式的統一，革命的政治內容和盡可能完美的藝術形式的統一。

　　因此，我們既反對政治觀點錯誤的藝術品，也反對只有正確的政治觀點而沒有藝術力量的所謂“標語口號式”的傾向。

　　這里幾乎犯了學術研究的大忌，大篇幅援引《講話》原文，實在出于無奈。長期以來，涉及《講話》文藝批評標準的文章，常常是強調一方而忽略另一 方；或者以自己的理解取代原文的豐富性、復雜性和辯證性。實際上，只要仔細閱讀《講話》中的這些文字，我們就不難發現其中哪些論斷是基于解決當時延安文藝 的理論問題，哪些又是超越延安文藝的時間和空間，顯示了文藝批評理論的原創性、包容性和復雜性。比如把文藝批評看做是“文藝界的主要的斗爭方法之一”，同 時承認文藝批評“是一個復雜的問題，需要許多專門的研究”。前者留有戰爭年代的烙印，后者又分明遵從文藝批評的特殊性；再比如，原文提出的兩個“容許”： “我們應該容許包含各種各色政治態度的文藝作品的存在”，“也應該容許各種各色藝術品的自由競爭”。《講話》告訴我們，兩個“容許”存在的前提，恰恰是文 藝批評存在的理由，但面對復雜而多元的文學存在，文藝批評應該發揮其甄別作用和引領作用。

　　在論述了有關文藝批評標準的理論問題以后，《講話》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認識問題進行分析和批評。比如對“人性論”的分析，對“文藝的基本出發 點是愛，是人類之愛”、“從來的文藝作品都是寫光明和黑暗并重，一半對一半”、 “從來文藝的任務就在于暴露”、 “還是雜文時代，還要魯迅筆法”、“我是不歌功頌德的；歌頌光明者其作品未必偉大，刻畫黑暗者其作品未必渺小”、“不是立場問題；立場是對的，心是好的， 意思是懂得的，只是表現不好，結果反而起了壞作用”、“提倡學習馬克思主義就是重復辯證唯物論的創作方法的錯誤，就要妨害創作情緒”等觀點的條分鏤析，有 破有立，讓人信服。

　　《講話》里有關文藝批評的文字不到5000字，內容平實而簡潔，卻充滿邏輯的力量。凡是認真閱讀的人，都能清晰了解其主要內容。然而，對其中內 容的豐富性、復雜性和理論思維辯證性的認識和把握，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講話》針對現實問題做出的理性分析和主張，是今天的許多人所不愿意面對的系列 難題。最好的方法，是重讀原文，在盡可能保持原文的精神品質的同時，學習用《講話》精神面對我們今天的實際，發現問題，分析問題，解決問題。

　　抗戰時期黨對文藝的領導具有全面、開放的特點，既是政治思想的，也是組織形式的，彌漫著實事求是與唯物辯證法氣息，對當時整個文藝發展具有引領作用，其指導思想和具體方法至今仍然具有指導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