楊潤身：抗戰硝煙孕育創作

　　天津的清晨還有些涼意，坐在老作家楊潤身寓所中能聽到院子里傳來的鳥鳴聲，這讓周圍的一切都顯得恬然而平靜。已是耄耋之年的楊潤身波瀾不驚地講 起70多年前他經歷的那些抗戰的驚心動魄故事，恍惚間把人拉回到戰火硝煙的年代。老作家生于1923年，14歲時便參加了井陘抗日工作團，投身到抗戰革命 工作中，這幾乎成為了他后來半個多世紀文藝創作的契機。貧苦農民的出身和抗日戰爭的磨練為楊潤身提供了情感的養分和生活的積累，并深深地影響了他日后的文 藝創作。

　　生死戰斗中誕生的劇本

　　1938年，楊潤身在晉察冀第四軍分區八大隊任宣傳隊隊員，這一年他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在宣傳隊中，楊潤身以他在歌唱、舞蹈、表演等方面的才能 積極宣傳抗日；后來他作為晉察冀民族民主革命中學劇團指導員，集編劇、導演、作曲于一身，并親自參演。他說：“演出看得多了，宣傳工作做得多了，自己也開 始編劇。”早年的這些經歷成為他日后從事戲劇創作的實踐基礎。

　　回顧自己的創作生涯，楊老始終說，是抗日戰爭的硝煙孕育了他，孕育了他的文學創作。在1942年到1946年楊潤身任平山縣紫莊完小教師兼校 長，幾年間，由他創作并排演的街頭劇、舞臺劇多達40余部，這些作品很多都取材于真實的抗戰故事，是發生在老百姓身邊的真人真事，他迅速地將這些或驚險或 感人的抗戰事跡轉化為文藝作品，創作了《炕頭會》《圍困堡壘》《交公糧》等大量的現實題材的戲劇。其中《圍困堡壘》呈現的是作家參加圍攻敵人堡壘的一次親 身經歷。

　　《圍困堡壘》創作于1944年，劇本真實地還原了抗戰斗爭的艱辛和人民群眾奪取勝利的智慧與果敢。那是在抗戰反攻階段，楊潤身所在的柴莊村民兵圍困敵人堡壘，經過半個月的戰斗取得了最終勝利的真實故事。

　　71年前的這場戰斗，楊老銘記至今。作家回憶，“當年我在村子里當民兵，還是民兵的一個負責人，所在的村子離鬼子的堡壘五里路。堡壘在一個山頭 上，我們在山下挖了工事，鬼子一出來我們就攻擊，我們圍了半個月，民兵用機槍把子彈打到了堡壘上，鬼子以為八路軍來了。我們圍困了堡壘以后，把鬼子的電話 線也剪斷了；城里的鬼子也不能來救援。半個月以后的一個清晨，鬼子突圍，沖出來了，其中一個鬼子離我只有十步遠，我一槍就打倒了”。楊潤身于是根據自己冒 著生命危險得來的素材完成了《圍困堡壘》(又名《拿下鬼子堡壘》)的創作。“最后一場是慶祝勝利，唱歌、跳舞、扭秧歌。我們在圍困鬼子的那個村子演出，老 百姓很歡喜，結束的時候，人們跑上臺去和演員們一起扭秧歌，演出很成功。”楊老特別指出“這個劇本是1944年寫的，圍困鬼子就發生在1944年，演出也 是在1944年，創作很順利是因為它是真實的事情”。演出的巨大成功，使楊潤身組建了所在的柴莊村劇團，用戲劇的形式將抗敵的事跡、抗戰的生活搬到周圍村 莊的舞臺上。為配合反“掃蕩”的工作，自編自演的《戰斗生產》，從老百姓糧食生產的快打、快收、快藏，到造地雷、石雷、游擊組活動等， 都是取材于生活實際，在群眾中引起反響和共鳴。1946年春天，冀晉第四分區黨政軍民各界，授予柴莊劇團“分區鄉藝運動的旗幟”的光榮稱號，冀晉區全區開 展了“柴莊劇運”。

　　楊潤身把自己在抗戰中經歷的這些故事說成是他人生中的第一道“關”——“戰爭關”。他說：“生活在敵后，鬼子年年掃蕩，處境異常險惡。我卻幸運 得很，雖然受了傷，但是活了下來。戰爭關就是要不怕艱難。”楊潤身在抗戰中有過數次危險的經歷，有一次鬼子來掃蕩，楊潤身因為嚴重的傷寒不能撤退，戰友以 為他已經犧牲，就地掩埋在玉米地里，后來被經過的父親和戰友發現才撿回一條命。這些經歷都成為楊潤身在創作中真實反映抗戰生活的依據。他的作品及時真切地 還原抗戰生活的殘酷、敵人的兇殘和人民不屈不撓的斗爭精神，用特定的演出場所和形式，記錄歷史，鼓舞人民。許多年以后，楊潤身說起這些往事，說起那時創作 的壓力和辛苦，仍然感慨萬千。楊潤身說，“我把生活轉換成了文藝作品，自己去參加的就是我的文藝”，正是有著這樣的創作激情和使命感，楊潤身才能寫出真實 反映人民生活情感、正義民心的文藝作品。

　　電影《白毛女》讓“喜兒”有了愛情

　　解放以后，楊潤身又開始了小說和電影劇本等的創作。抗戰生活經歷和貧苦農民出身的家庭背景為他日后與水華、王濱改編《白毛女》電影劇本做了扎實充分的準備。

　　1950年，電影《白毛女》問世，產生極大反響，成為新中國第一部在全國引起轟動的影片。首輪上映時，國內觀眾就達到600多萬，創造了當時中 外影片放映的最高紀錄。而影片的新亮點之一，正是作為改編之一的楊潤身的二度創作，給電影《白毛女》嵌進了鮮活的愛情元素，讓觀眾看到了藝術形象豐滿的喜 兒。

　　1949年，楊潤身調到了天津市作家協會，開始電影、小說及劇本的職業創作生涯，此時他有了人生一次重大際遇，承擔了《白毛女》電影劇本的重大 創作任務。在當時的文化部領導和組織下，由楊潤身與電影導演王濱、水華組成編創組，根據1945年由賀敬之等延安魯迅藝術學院多人創作的歌劇《白毛女》原 作劇本進行改編，創作電影劇本。

　　清晨陽光的映照下，精神矍鑠的楊老，對當年《白毛女》電影劇本創作過程的回憶很清晰，充滿情感地娓娓道來：“文化部讓我參與編寫《白毛女》電影 劇本。在我之前還有兩個編劇，他們也是導演，都是從延安來的，又都在大后方導演過電影，一個王濱一個水華。他們不太了解農村生活，找我是因為我在柴莊村劇 團排演過《白毛女》歌劇，村劇團是邊區的鄉村文藝旗幟。組織上也知道我的出身歷史，我的家庭出身是很苦的，父親和楊白勞差不多。”對農村的生活現實楊潤身 也非常了解：“農村的生活我比較熟悉，我從小就種地，就接觸鋤頭鐮刀，用鋤頭鐮刀鋤草砍柴。”正是因為有著和《白毛女》主人公相似的生活背景，楊潤身在創 作時才能設身處地為主人公的思想活動和痛苦經歷做出真實可信的詮釋。

　　在創作過程中編劇就喜兒“要不要小孩”、“結不結婚”、“要不要表現愛情”等等很多細節的問題都有過爭論。在討論愛情細節如何表現時，楊潤身說 到“開始我覺得(喜兒和大春的)愛情太簡單太單薄，如果只是喜兒喜兒我多愛你這樣的寫法，小說里容易敘述，電影應該用形象表達出來。我想到一個鏡頭，就是 曾經看見我的一個姐姐，結婚之前在路上遇到自己的愛人，看看周圍沒人就把愛人叫到柿子樹下，她爬上樹摘了幾個紅柿子給他。我把這個細節用在了電影里表現愛 情。”“大春從延安回來以后，喜兒由鬼變回人，有人說不能讓劇中兩人結婚，我說不結婚不行，喜兒一直等著大春回來，大春回來卻不結婚，這太不近人情了。”

　　楊潤身了解電影語言與歌劇語言完全不同。“如何讓觀眾形象地感覺到‘骨頭里熬油不容易’，就是讓喜兒和大春在山里面打柴，打柴是很不容易的，大 春用繩子吊在懸崖里打柴，飛來飛去，哪里有柴就去哪里，只有拼死拼活才能掙夠欠債的利錢。”劇中楊白勞和喜兒有一場戲，“喜兒要離開家之前，楊白勞有話想 對喜兒說，原來歌劇里是唱詞：‘喜兒，喜兒，你睡著了，爹爹有罪你不知道’”。為了達到創作與生活真實的統一，三個編劇輪番上陣扮演角色來體會角色痛苦、 深沉的感情。楊潤身回憶當時創作的場景：“我扮演楊白勞，另一個編劇扮演喜兒，看著他我說不出話，淚就流下來了；當編劇兼導演水華扮演楊白勞時，他不大一 會兒也流淚了，眼淚汪汪的。他說：‘老楊哥(楊潤身)起來吧，沒有話說。’這個地方只能由演員來表演，沒有比表演更好的表現方式了。”有了親身的體驗，楊 潤身發現電影劇本創作的細節有時候要“語言少、對話少，注重形象的塑造”才能最真實地表現人物的感情。

　　“豁出老命寫民意”

　　楊潤身說自己是一個“有生活”的人，他的抗戰創作因為他了解農民、親歷鄉村的抗日戰場，知道什么樣的形式是農民喜聞樂見，就顯得尤其真實和貼近 日常生活：“(寫作品)要了解農民，了解農民的心愿，農民喜歡看什么就寫什么，喜歡唱什么歌就寫什么歌，這樣農民喜歡聽、樂意看。”作品中人物的感受都源 自他對農村生活切身的觀察、理解。1979年，由中篇小說《心連著心的人們》擴充而成的《風雨柿子嶺》就是楊潤身根據自己的親身經歷改編而成的一部抗戰題 材的長篇小說，老作家本人就是書中的主人公抗日兒童團團長田犟巴的原型。除了描寫抗戰正面戰場的作品以外，楊潤身將視角轉回到抗戰時期過著苦難生活的普通 人民，他們在多重壓迫之下仍然堅強、勇敢、樂觀地面對生活、與敵人斗爭，這也正是楊潤身所要表現和歌頌的。可以說，抗戰題材成為了楊潤身一生的文學主題。

　　他在自己的文章《豁出老命寫民意》中說：“我的故鄉在革命老區，每一片泥土都灑著受難同胞的血淚，每一塊山石都刻著先烈的無私。故土成了我的生 命。屬于自己的時日已很短暫，更加眷愛故土，更加離不開故土，更加珍惜鄉親們的深情厚意。”無論是在抗日戰場上還是在文藝創作中，楊潤身都有著“豁出老 命”的倔強和勇氣，把農民生活寫得透徹也寫得用力。老作家對人民懷有深沉的感情，而抗戰的革命生活又給予了他豐富的創作素材和強大的創作動力，讓他堅定地 為人民群眾書寫著真實、平凡卻又震撼人心的故事。

　　楊潤身是一個從抗戰中走出的作家，他更是一個有著堅強不屈、勇敢執著的抗戰精神的作家，這樣的精神貫徹在他一生的寫作中。經歷了抗戰戰火的洗 禮，楊潤身也曾因創作電影《探親記》經歷了人生的巨大挫折和打擊，但他并沒有從此放下手中的筆。此后，他創作了中篇小說《失落的“無價之寶”》《實在王的 悲歡》；長篇小說《風雨柿子嶺》《九莊奇聞》《白求恩的女兒》《白毛女和她的兒孫》《天堂里的凡人》《魔鬼的鎖鏈》，并于2010年以87歲高齡出版了 25萬字的反腐敗題材的長篇力作《艱難的跋涉》。我們看到的是筆耕不輟的作家把自己早年的人生經歷和人生體悟融入到了新的文藝創作中去。

　　習近平總書記在文藝工作座談會上講話指出，“藝術可以放飛想象的翅膀，但一定要腳踩堅實的大地。文藝創作方法有一百條、一千條，但最根本、最關 鍵、最牢靠的辦法是扎根人民、扎根生活”。從楊潤身的身上，我們看到了“扎根人民、扎根生活”的創作的魅力。抗戰題材作品要想獲得讀者的認同和好評，更要 堅持為人民創作，尊重歷史、尊重生活，只有秉持著這樣的創作信念，才能寫出受人民喜愛又歷久彌新的優秀作品。(崔  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