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明創作了“100個人的戰爭”系列：老兵講抗戰

　　100個知青，100個農民，100個在天 安門前照過相的人……攝影家黑明一直關注在大歷史中個體命運的沉浮，用鏡頭和文字共同呈現“一個人”的歷史。在紀念中國人民抗日戰爭暨世界反法西斯戰爭勝 利70周年之際，黑明創作了“100個人的戰爭”系列，今選發其中片段，以表達我們對所有抗戰老兵的敬意。

劉增鈺

　　日本鬼子可不像電視里演的那么好打

　　講述人 劉增鈺

　　劉增鈺，1918年8月3日生于山西省昔陽縣沾尚鎮一個亦儒亦商的家庭。父親在山西開有好幾家“德聚堂”藥店，家中經濟富裕。早年他從鎮小學畢 業后考入太原成城中學，初中畢業又考入孔祥熙創辦的美國教會學校太谷銘賢學堂。1937年6月專科畢業，由于品學兼優，英語滿分，被孔祥熙圈定保送到燕京 大學。到達北平之后，他臨時決定改考清華大學歷史系。幾天后七七事變爆發，整個北平一片混亂，所有學校停止招生，他在炮火中離開北平，回到太谷投筆從戎， 被編入八路軍129師獨立支隊，領到一支仿造并已用舊的三八式步槍，不久加入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艱苦卓絕的抗戰生涯。

　　年近百歲的劉增鈺身板硬朗，記憶清晰，有一股軍人和文化人特有的氣質。他說：“當時我所在的八路軍129師，劉伯承是師長，鄧小平是政委，秦基 偉是我們的支隊長。那時這些人都還不出名，整天帶著我們在山里打游擊，打游擊一般都是偷襲，不和日本鬼子正面對著干，打一下趕緊就跑。跟著部隊連打帶跑， 一個月后我就當了班長，第二個月就當排長，第三個月就被破格提升為連長。之所以當連長主要是因為我打死了一個抓雞的日本鬼子。大概是1937年10月的一 天，我們排埋伏在太谷縣北冶頭村的一個山梁上，老遠就發現村口進來5個日本鬼子。我分析，他們不是來抓雞搶東西，就是來找小姑娘，因為不遠處就是日本鬼子 的回馬機場，機場的鬼子經常出來騷擾擄掠老百姓。等他們快到我們跟前的時候，我瞄準領頭的鬼子，一槍就把他給撂倒了，其他幾個嚇得扭頭就跑，我們還繳獲了 一支三八大蓋兒，這是我打死的第一個日本鬼子，當連長就是因為這件事。”

　　1938年春天的一個夜晚，劉增鈺帶領全連戰士正在和順縣義興鎮團壁村休整，沒想到漢奸向日軍告了密，結果十幾個鬼子帶著近百名偽軍，在夜深人 靜的時候，突然對團壁村進行清剿。劉增鈺說：“那天晚上先是和鬼子槍戰，最后打來打去我們沒子彈了，就開始拼刺刀，有個鬼子沖上來第一刀就把我身上背的面 袋子劃破了，滿院子撒的都是面粉。亂打一通之后，我們只打死一兩個鬼子和幾個偽軍，我一看打不過他們，命令大家趕緊撤，好在乘著天黑路熟，我們撤了出來。 不久我又被提升為營長。”

　　我問當年是否真有拼刺刀的事情，他說：“當然有，只不過拼刺刀日軍的技術要比我們高，他們每一刀都有講究，也能刺到要害。如果硬拼，我們根本拼 不過他們。當年我們在關家垴戰斗中，兩三個都拼不過一個日本鬼子，因為我們的人大部分都是農民和學生出身，他們當時全是訓練有素的職業軍人，也是很有作戰 經驗的老鬼子，而不是1944年和1945年期間補充上來的小鬼子。日本鬼子拼刺刀，為了防止在混戰中誤傷自己人，一般都不開槍，他們拼刺刀都是反刺，反 刺主要是側身撥開對方的槍向前突刺，架勢雖然不好看，動作也簡單，但實戰很管用。當時我們部隊有一些國民黨29軍和平漢縱隊過來的老兵，教我們一些花刺和 耍大刀片子的功夫，他們教的花刺，就像現在的武術和氣功，愛擺花架子，架勢很好看，但只適合操練和表演，在戰場上不管用，也很容易被對方刺到。后來我們抓 了日本俘虜，跟他們學反刺，刺殺技術有了很大的提高。”

　　我問他抗戰中還參加過哪些戰役戰斗。他說：“抗戰的時候，我除了在榆次、太谷、壽陽、平定打過一些小仗，還打過反九路圍攻和百團大戰的大仗。百 團大戰的正太路破擊戰、壽陽伏擊戰、榆遼戰役、關家垴戰斗我都參加了。1940年8月，我在129師新10旅帶部隊參加百團大戰，冒雨連夜攻打正太線上的 賽魚車站。瞎打了一夜，也不知道敵人在哪兒，天亮以后七八個日軍以為我們跑了，出來準備追我們，我立即指揮部隊開始圍攻，很快就消滅了那幾個鬼子，最后攻 占了車站，破壞了鐵路。百團大戰給我印象最深的是關家垴戰斗，我們129師的385旅、386旅、新10旅和決死隊兩萬多人都參加了戰斗，鬼子雖然只有 500多人，但很頑強，那次打得非常殘酷。撤退回來我們10旅剩下不到一半人。”

　　他說：“日本鬼子可不像電視里演的那么好打。那時打仗也是一件很平常的事，有敗仗，有勝仗，更多的還是敗仗。記得1942年的一天，在沙河縣柴 關反掃蕩，我們10旅旅長范子俠在陣地上指揮戰斗，當時他還拿個望遠鏡一邊看，一邊說話，突然就倒在地上，是遠處飛來一發子彈，正好打在了他的胸部，一句 話都沒說就陣亡了。我打了十幾年仗，受過好幾次傷，最重的一次是在1938年的反九路圍攻戰役中，日本鬼子在我左腿上穿了一個洞，當時動都動不了，住了 40多天院才能下床，從此我就成了三等殘疾，享受每月一只雞的待遇。其實那時我們天天吃小米，哪能吃到雞，這個待遇只是個名義。”

　　在山西至今還流傳著“劉營長赤腳進張凈”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正是劉增鈺，大概內容是百團大戰的時候，劉增鈺赤腳帶兵打下張凈車站的情景。我問 他是否有這回事。他說：“沒有，那只是一種宣傳，其實我打的是賽魚車站。那次我們跑到張凈車站的時候，別的部隊已經把張凈車站的日本鬼子打完了，有的被打 死了，有的逃跑了，我們只是接收了張凈車站。后來可能是要宣傳，也不知道誰打的，當時宣傳人員找我問情況，我正好進城買鞋剛回來，因為下雨打仗我把鞋丟 了，結果他們就用文學手法給加工了一下，說我打的張凈車站，后來這個故事就流傳開了。”我問他是否還參與消滅過日軍的一個運輸大隊。他說：“沒有。只是有 一次我們在平定西邊的一條小路上埋了幾個地雷，結果炸死日本鬼子運輸隊的一匹馬，馬肚子上炸開個窟窿，馬上的人沒死跑了，這事宣傳得也不對。”

　　我們最后說到日軍在山西的屠殺和暴行。他說：“日本鬼子真是太壞，當年我家房子又多又好，都是用好木頭蓋的，1942年5月日本鬼子掃蕩太行 山，把我家也給燒掉了。還有在距我老家十幾里路的地方，有個村莊叫廣陽，八路軍有名的廣陽戰斗就是在那兒打的。仗打完之后，日軍為了報復，獸性大發，把村 里男女老幼全部趕到村頭一片空地，說要給大家照集體相，照相機也架好了，用一塊黑布蓋著，等鬼子把村民集合起來排好掀開黑布的時候，下面蓋的竟然是一挺機 關槍，不到5分鐘，全村老百姓都被打死了。我當時雖然沒在現場，但可以想象有多么慘烈，所以我們那里的老百姓特別恨日本鬼子。”

　　1945年日軍投降后，劉增鈺先后在太行軍區、晉冀魯豫野戰軍、第二野戰軍與國民黨軍隊作戰，并且參加過豫西伏牛山戰役、洛陽戰役、鄭州戰役和淮海戰役。

　　1949年8月，劉增鈺從昆明調到北京，參與組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空軍部隊。1949年11月11日空軍部隊正式宣布成立的時候，劉亞樓是第一任 司令，吳法憲是第一任政治部主任，劉增鈺是第一任文化部長。他先后創辦《空軍文藝》，創作長篇小說《風雪太原城》，為空軍的發展建設作出了很大貢獻。 1950年他參加了全國戰斗英雄代表大會，先后榮獲二級獨立自由勛章、三級解放勛章。1958年調入總參，一直在解放軍某部擔任軍職政治委員，1984年 離休。

王淑清

　　只要有飯吃就可以了，反正省下的錢是國家的

　　講述人 王淑清

　　王淑清，女，1911年7月10日生于江蘇省銅山縣何橋鎮一個大戶人家。清末時期她家出過一個文狀元、一個武狀元，她卻秉承女子無才便是德的傳 統觀念失去了接受教育的機會。19歲那年，父親做主將她嫁給了沛縣比她大兩歲的劉家廉。劉家廉的父親當時是天津的一名處長，劉家廉在天津隨日本傳教士學了 一手精湛的醫術，1930年回到徐州開辦診所。婚后王淑清在丈夫的熏陶下也學會了一些簡單的醫療常識，在診所幫助丈夫消毒、換藥、打針。1931年劉家廉 的診所成為中共地下黨的聯絡點，從此王淑清也跟著丈夫參加了革命。

　　1937年春，幾名國民黨警察突然闖進診所將劉家廉抓走，王淑清問為什么抓人，警察只說了一句：“嫌疑！”當時她并不理解嫌疑是什么意思。劉家 廉被關入國民黨徐州監獄之后被打得死去活來，數月后抗戰爆發，由于沒發現什么蛛絲馬跡，春節期間他被釋放回家，隨后他帶著王淑清離開徐州回到沛縣開辦診 所。1938年3月徐州會戰打響，沛縣也落入日軍手中，劉家廉只好帶著王淑清又回到老家魏廟鎮房村，不久他在鎮上參加了共產黨領導的青年救國團。1939 年初，他在微山縣城碰到獄友張新華，此刻的張新華已經成為微山湖抗日游擊大隊大隊長，他問劉家廉愿不愿意參加游擊隊，希望他留下為傷員療傷，兩人一拍即 合，劉家廉很快便帶著王淑清以及家中所有的醫療器械和藥物，一起去了微山縣參加游擊隊，并在夏鎮三孔橋村建立診所，為受傷的八路軍和游擊隊員療傷。

　　1939年夏天，根據八路軍蘇魯支隊命令，由張新華組織配合，并在山東棗莊火車站旁的陳莊開辦炭場，發展地下武裝。1940年1月在炭場成立棗 莊鐵道隊，不久被蘇魯支隊正式命名為魯南軍區鐵道大隊，任命洪振海為鐵道大隊大隊長，杜季偉為政委，王志勝為副大隊長，開始在津浦鐵路線上與日軍展開殊死 搏斗。王淑清說：“鐵道大隊成立后，整天偷偷摸摸去和日本鬼子干仗，有一天他們跳進日本人的正泰洋行殺了十幾個鬼子，自己也傷了好幾個，跑回來我們挨個給 包扎，有些傷得很厲害。打劫洋行成功以后，他們又想辦法打劫火車，受傷的人越來越多，他們在當地也越來越有名，有人叫鐵道大隊是鐵道游擊隊，也有人叫飛虎 隊，日本鬼子都感到我們這伙人很頭疼。1940年3月，鬼子加強了對八路軍游擊隊的打擊，我們只好帶著30多個傷員轉移到了微山湖蘆葦蕩里面，幾條小木船 成了我們的診所。那次我們在蘆葦蕩一直躲到割麥子的時候才出來，出來之后因為游擊隊的叛徒朱廣閑告密我倆參加了八路，劉家廉的父親和二叔都被銅山保安團長 耿繼勛耿聾子抓去給殺了。”

　　1941年冬天的一個夜晚，吸毒成癮的沙溝火車站站長張永紀為了得到好處，突然跑到診所告訴王淑清和劉家廉，當晚會有一列日軍運送物資的火車從 沙溝站經過。他倆得知消息后，迅速報告了鐵道大隊大隊長洪振海，當晚劉家廉和洪振海以及游擊隊員化裝成日軍爬上火車，殺死車上的日軍，將火車打劫后獲得大 量槍支彈藥和布匹軍裝。他們連夜叫來老鄉把火車上的物品運往微山湖，直到天亮還有大量物資在火車上，他們只好放火燒掉火車和車上的物品。那次打劫成功后， 劉家廉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鐵道游擊隊》這個電影，演的就是這支鐵道大隊的事情。王淑清說：“洪振海就是電影《鐵道游擊隊》里的劉洪，早年他姐夫是一名 火車司機，所以他從小就跟著他姐夫學會了開火車，在抗戰以前，他就經常幫他姐夫開火車，這個人很好，能力也很強，鐵道游擊隊成立時間不長，他就把游擊隊發 展到300多人。”

　　1942年起，日本鬼子的掃蕩更加猖狂，鐵道游擊隊和日本鬼子的戰斗也更加激烈，大隊長洪振海在一次戰斗中犧牲了，傷員的數量不斷增加，他們的 診所經常在蘆葦蕩和古廟以及村莊之間轉移。有一次由于叛徒張二告密，劉家廉在棗莊被日軍抓捕，給他灌辣椒水、坐電椅，用盡各種嚴刑拷打，讓他說出八路軍和 鐵道游擊隊的下落，劉家廉除了承認自己是共產黨員，其他一句話不說。有一天日軍突然將劉家廉和21名犯人押上一列開往滿洲里的火車，不知讓他們去出苦力還 是要送到細菌實驗室，火車剛過兗州，劉家廉便從車窗跳出，結果又被鬼子抓獲，直到1945年8月28日，日本鬼子已經宣布投降，他才趁著監獄混亂，翻墻逃 回到夏鎮。隨后鐵道游擊隊抓獲張二，砍下了他的人頭。王淑清說：“張二這個家伙最壞，其實電視里的張三，演的應該是張二，因為電視里張三做的那些壞事，大 部分都是張二干的。”

　　1945年10月，2000余名日軍終于在微山湖的東邊，向百余名鐵道游擊隊員繳槍投降，隨后鐵道大隊奉命趕到滕縣接受整編解散并入華東野戰 軍，王淑清和劉家廉分別被安排到華東軍區第14醫院和魯南第二專署工作。1949年部隊南下前夕，為了支持地方工作，這對從戰火中走來的夫妻被軍隊安排到 地方，讓他們留在曲阜幫助地方政府創辦曲阜衛生院，1950年組織又委托他們建立曲阜縣人民醫院，劉家廉成為第一任院長，王淑清成為第一任護士長。

　　王淑清說：“那時候鐵道大隊的游擊隊員，大部分都是些十七八歲的孩子，很多還沒我大。他們和鬼子干仗吃了不少苦，流了不少血，每次受傷都是我和 劉家廉給包扎、治療。他們除了打鬼子，從不欺負老百姓，但在‘文革’的時候，有人說鐵道游擊隊的人是土匪、流氓，有人說他們是叛徒、漢奸，不光批斗他們， 還動手打他們，讓他們受了不少冤屈，包括我和劉家廉也受了不少氣。其實這些人我最了解，那時候他們經常住我家，我不光要給他們換藥、療傷，還要給他們做 飯，有的傷員不能動手吃飯，我還得給他們喂飯。”

　　我問她在“文革”中還有過什么遭遇。她說：“先是1956年審干，有人說劉家廉坐過國民黨和日本人的監獄，肯定是叛徒，整了好幾個月，如果他是 叛徒的話，那不是早就可以放出來嗎？為什么還被日本鬼子關押到他們投降才跑出來？1957年‘反右’，有人又在他寫的一首詩里找到‘朝里有人好做官’一句 話，結果他又被打成右派挨批斗，1958年‘打老虎’差點把他整死，他好幾次在我面前哭，說想自殺。我說你什么沒見過，日本人的監獄你坐過，國民黨的監獄 你也坐過，辣椒水也給你灌過，大杠子也壓過，電椅子也坐過，現在的批斗和挨打，肯定都是暫時的，共產黨早晚會把你的事情搞清楚。我一邊開導他，一邊跟蹤 他，當時特別害怕他想不開去自殺。因為我們那時候有10個孩子，5個兒子，5個女兒，當時孩子考上大學不讓上，驗上兵不讓當，都在家沒事干，他萬一自殺， 那我們一家人就徹底完了。”

　　最后我問王淑清對現在的社會和生活是否滿意。她說：“還不錯，我現在一個月的離休費是7000多塊錢，是按抗戰參加革命開始算，本來劉家廉是 1937年以前參加的地下黨，應該按老紅軍算，我也是1939年就參加了游擊隊，結果他們說那時候沒有檔案不給算，只給我們按1940年算軍齡和工齡，所 以工資就沒上去。1963年我就退休了，1982年國家給我改成了離休。現在劉家廉已經去世，我也103歲了，吃飯穿衣的花費也不大，所以不管他們按哪年 算，只要有飯吃就可以了，反正省下的錢也是國家的。”在我看來，王淑清這代人為了國家，雖然受了不少苦，流了不少血，甚至受了不少屈辱，但相比年輕一代， 他們把國家看得更重，始終把國家排在第一位。

釋來空

　　我來這里出家就是為了給死去的弟兄們守靈

　　講述人 釋來空

　　釋來空，原名吳淞，1922年12月5日生于湖南省長沙市化龍池普通店員家庭。1938年8月16日，國民革命軍稅警總團在長沙街頭征兵，他在 一個征兵點的標語上看到，有錢出錢，沒錢出力，共赴國難。作為一名在校的初中生和家中惟一的兒子，未經父母同意，他就報名參了軍。當他穿著軍裝回家的時 候，鄰居們有人佩服，有人說他當丘八去吃糧太可惜，但他的母親卻沒有表態，也沒有給他潑冷水，只是當天晚上一夜沒睡。第二天早飯后，母親把他送到街口，含 著眼淚囑咐他照顧好自己，多來信，千萬不要狂妄自大，母親一邊囑咐，一邊流淚，他給母親敬了一個軍禮，再也沒有回頭。

　　1938年8月21日，吳淞隨部隊從長沙出發前往貴州都勻，然后又去獨山受訓，當時稅警總團的裝備和人員素質是國民黨軍最為精銳的部隊之一，第 二年他便從下士副班長直接升為上士排附。1941年初，他從炮校準尉附員升為少尉干事，隨后成為稅警總團團長孫立人身邊的一名團附。他說：“我去當孫立人 的隨從副官，不少人都很羨慕，覺得給他當副官能坐車，不走路，伙食也好，但我去后時間不長，就提出想去軍校學習的想法，孫立人就同意了。1941年9月我 離開獨山，被孫立人將軍保送到中央陸軍軍官學校七分校第18期南岳軍官訓練團受訓，1943年畢業后，按說應該回原部隊，但稅警總團已經改編為新38師， 孫立人帶著他們去緬甸了，我只好服從分配，去了9戰區10軍3師9團3營當了中尉參謀。到了部隊打的第一仗就是1943年11月1日的常德會戰，會戰前我 們從衡陽出發，走了四天三夜，駐守在了德山，沒幾天日本鬼子的10萬兵力就在飛機、大炮的掩護下兵分三路開始進犯常德，很快常德就成為一片火海。74軍 57師余程萬的8000守軍只剩了100多人，每條街道都在巷戰和肉搏戰。我們在德山也是炮火連天，連續不斷向鬼子掃射，到處躺著犧牲的官兵，眼看著常德 城就要淪陷，好在蔣介石最后還是調來大部隊增援，才給常德會戰解了圍。”

　　常德會戰1943年12月7日結束后，吳淞又參加了第四次長沙會戰和衡陽會戰等諸多戰斗。抗戰勝利后，他在南昌和一名護士結婚，隨后部隊調往貴 州，他成為保安九團少校團附兼參謀主任。不久內戰開始，他所在的國民黨軍在大別山與劉鄧大軍作戰。他說：“并不像電影上演的我們就那么壞，演我們走到哪里 都搶糧、搶雞、搶豬，而且一腳踢開老百姓的門，拿起機槍叭叭叭就掃射，我們又不是土匪。再說那時候子彈那么重要，打日本人都不夠用，誰還舍得打自己人浪費 子彈。如果當時有這種事情發生，不要說當兵的，你就是師長，也會被槍斃，有些電影完全是在捏造事實，不尊重歷史。”

　　在解放戰爭即將結束的時候，吳淞為了照顧父母，不僅沒去臺灣，而且離職返回長沙，他本想貸款做小本生意，但由于他的身份每次填表辦執照，總是石 沉大海。1949年底，他去香港謀求發展，后因放不下父母重返長沙，并在湖南省工業廳謀得一職。解放后，“清匪反霸”“正反”“三反”“五反”等各種政治 運動連續不斷，每次他都會被當作“運動員”。1959年，他突然被抓，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分子。直到1982年出獄。出獄后，吳淞一直在私企打工謀生。 1995年他求授五戒，成為一名居士，1998年在常德石門夾山寺剃度出家，師父向他賜得法名釋來空，2005年當他得知德山乾明寺得到修繕重啟香火之 際，立即來到當年駐守的德山并且常住在了乾明寺。他說：“我來這里出家就是為了給死去的弟兄們守靈，希望和在那場戰斗中死去的弟兄朝夕相伴，每天為他們念 大悲咒。”剛來的那幾年，他每天早晚都要去大殿念49遍大悲咒，現在人老了，念久了心跳氣喘，于是每天改念7遍，雖然念得少了，但他超度亡靈的誠意并沒有 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