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二）大歷史中的民族凝聚力和家國情懷

　　■編者的話

　　2014年，范穩的長篇小說《吾血吾土》出版，作家在長達4年的時間里查閱史籍，深入滇西地區，采訪200多位抗戰老兵，并遠赴臺灣等地，最終完成了這部反映西南聯大時期一代知識分子投筆從戎、御敵救亡的英雄史詩。

　　寫作中，范穩對“大歷史中的民族凝聚力和家國情懷”有了更為深刻的理解，本文即是他對于這一問題的思考。范穩提醒大家：目前國內抗戰文學的缺席，是我們的作家對這段宏大的歷史疏于發現，還是已經遺忘？這是需要去認真思考的問題。

　　世界反法西斯戰爭中的中國敘事(二)

大歷史中的民族凝聚力和家國情懷

□范  穩

　　民族抗戰，一定是全民族共同參與的反法西斯戰爭。一個又一個微小的“局部”構成了我們的抗戰史詩；也正是這些有著特殊意義的“局部”，詮釋了一個大中華的概念，少數民族抗戰的文學書寫在此方面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對抗戰歷史的重新發現，有助于作家再次認識我們民族曾經經歷過的那一段血與火的歷史。在歷史中再發現既是抗戰文學書寫的惟一途徑，又是對遺忘的拒絕和抗爭。對抗戰歷史題材的書寫實際上就是一項還原歷史的宏大工程，是任何一個有歷史感的中國人永志不忘的義務和責任。

范穩與抗戰老兵： ①張體留 ②付心德 ③吳 魯 ④楊在景

　　毋庸置疑，20世紀上半葉的八年抗戰是中華民族的大歷史，這場艱苦卓絕的戰爭讓一個一度陷入混亂的國家得以浴火重生，也讓一個有“東亞病夫”稱 謂的民族從此躋身世界大國之列。今天我們重新來書寫和反思這場全民參與的反法西斯戰爭，既可看到這個民族原有的痼疾，也可看到它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希 望。在八年抗戰中，國家前所未有地統一了抗戰意志，民族令人感慨地合力凝聚。在黃鐘大呂的歷史語境里，中華民族在鐵蹄下的堅韌、在硝煙中的挺立、在外侮面 前的團結抗戰，讓我們為之自豪和驕傲。我們更看到一個又一個的中國人用自己的血肉之軀，書寫了這一段浸透著民族血性和奮起抗爭的偉大歷史。

　　黃仁宇先生提倡用“大歷史觀”來觀照中國人民的抗戰史和所有的歷史，這樣才能不將歷史割斷；而對小說家來說，他試圖以一個人的一生來還原某段歷 史，讓他的命運成為大歷史中某個有血有肉的注釋。“大歷史觀”讓我們看到了中國抗戰伊始，還是一個如胡適先生所說的“類似中世紀的國家”和一個武裝到牙齒 的現代化國家的抗爭，落后、貧瘠、混亂、一盤散沙，這注定了我們的抗戰必將艱苦卓絕；個人的命運則能讓我們形象地感知這段歷史的血腥、艱難、悲壯和崇高。

　　我所生活和工作的云南，本來地處西南大后方，但由于滇緬戰場的開辟，它仿佛在一夜之間就置身于戰火的硝煙之中。云南本來就是個多民族省份，滇緬 邊境地區更是多個少數民族聚居地，如傣族、景頗族、傈僳族、阿昌族等。這些民族在那個時代許多地方還處于刀耕火種、結繩記事時代，比胡適先生說的“中世紀 社會”還更原始蠻荒。比如我在景頗族地區的采訪中得知，抗戰時他們甚至還沒有自己的紀年。平常說到某年的事情，他們會說“燒大山火的那年”，“發大洪水的 那年”，而說到1942年日軍的入侵，他們會說“日本人來的那年”，“老鷹山上日本人殺了我們5個人那年”等等。但是，當日寇的戰車闖進我們的國土時，他 們在短暫的慌亂之后，那些有血性的少數民族漢子們就像我們有血性的好男兒一樣，拿起了弓箭、大刀、土槍、長矛，走進了抵抗者的行列。在彪炳史冊的滇緬戰場 上，我們不應忘記這些民族兄弟，他們和我們一樣，用鮮血和生命保衛著我們的共同家園。

　　但至今，我們還很少看到此方面有影響力的文學作品。倒是臺灣電影《賽德克·巴萊》讓我們看到了臺灣的山地民族在反抗日本殖民斗爭中可歌可泣的一 段歷史。我們所理解的民族抗戰，一定是全民族共同參與的反法西斯戰爭。許多人甚至可能不知道偏遠地區的少數民族，同樣經歷了反法西斯戰爭血與火的洗禮。據 我所知，在滇緬戰場上就活躍著數支由少數民族武裝組成的抗日游擊隊，他們中既有土司頭人，也有普通山民，但他們都同樣有一顆不當亡國奴的不屈之心。而且， 曾經有一支景頗族游擊隊還受到滇緬戰場上盟軍美國人的支持，訓練他們擔負一些敵后偵察、破壞、游擊作戰等特殊任務。這些事跡即便在我們的官方史料中也少有 記載，文學書寫則更難得一見。一些身處邊地的寫作者或少數民族作家盡管在此方面也有所涉獵，但因為種種原因，他們發出的聲音傳達不到更遠、更廣闊的地方。 這些隱匿在原始森林和高山峽谷中的戰斗，盡管僅是局部戰爭中的局部，但正是這一個又一個微小的“局部”，構成了我們的抗戰史詩；也正是這些有著特殊意義的 “局部”，詮釋了一個大中華的概念，在這個大家庭里，每一個中國人，無論他來自哪個民族，生活在哪片土地，都對自己的國家肩負著保衛他的神圣使命和家國情 懷。少數民族抗戰的文學書寫在此方面的缺失，不能不說是一種遺憾。

　　在今天這個開放的時代，當我們重新鉤沉和梳理我們的抗戰歷史時，我們會發現許多被忽略甚至遺忘的歷史。無論是敵后戰場還是正面戰場，無論是國內 戰場還是境外戰場(比如中國遠征軍的緬甸戰場)，無論是一個地域、一個族群的抗爭，還是一個家族、一個位卑未敢忘憂國的普通民眾的報國熱血，我們的文學發 現和書寫都還遠遠不夠。應該承認，在抗戰歷史題材的表現上，影視作品熱鬧于非虛構類作品，非虛構類的紀實文學又多于小說、詩歌、散文等虛構類文學作品。是 我們的作家對這段宏大的歷史疏于發現，還是已經遺忘？這是需要去認真思考的問題。

　　我個人認為，對抗戰歷史的重新發現，有助于一個作家再次認識并學習我們民族曾經經歷過的那一段血與火的歷史。在歷史中再發現，既是抗戰文學書寫 的惟一途徑，又是對遺忘的拒絕和抗爭。遺忘有自然性遺忘和選擇性遺忘之分，前者是被時間打敗的遺忘，后者是受主客觀因素左右的遺忘。

　　我在采訪一些抗戰老兵的過程中，面對他們滿臉被時間刻下的深刻皺紋，面對他們努力想看清往昔崢嶸歲月的渾濁目光，常常感到深刻的無奈和悔痛，還 感到這兩種遺忘模式對我們歷史真實的戕害。在他們能夠清晰地回憶自己戰火中的青春歲月和戰場上的吶喊時，要么是他們不能說，要么是沒有人愿意聽。而今天， 當我們急于想再現一個民族的宏大史詩，急于想知道一個有血性的中國人是如何拋家別子，走向保家衛國的戰場，又是如何穿著草鞋布衣、拿著過時的武器與侵略者 搏殺時，我們卻只能從他們零碎而不確定的回憶中得到一些“斷簡殘章”。它讓我們這一段宏闊的歷史破碎化了、扭曲化了，像霧中的景象，模糊不清了。

　　因此，對抗戰歷史題材的書寫實際上就是一項還原歷史的宏大工程，是任何一個有歷史感的中國人永志不忘的義務和責任。它不是一種應急性的任務，也 不是某種一時的熱門和熱點。它應該成為我們今天必須補償的一項“債務”。在我對抗戰歷史的重新學習和研讀中，我常常感到自己原來如此無知、如此膚淺，過去 我所理解和認知的抗戰和那段真實的歲月相差甚遠。比如一說到抗戰，我們大多會想到和日軍在戰場上金戈鐵馬的浴血奮戰，而在閱讀了大量史料和采訪了許多抗戰 老人后，我才逐漸明白中華文化的堅守是我們得以贏得抗戰最終勝利的第一塊基石。這種文化有著數千年的光榮傳統，有著“寧為玉碎不為瓦全”的血性，有著寧死 不當亡國奴的骨氣，有著家即是國、國即是家的家國情懷。

　　在西南聯大，那些學富五車的教授們拋家別子，流亡大半個中國，在云貴高原讓中華文脈不斷，弦歌不輟，聯大的學子們在他們的先生們的感召教誨下， 要么以讀書救國為己任，要么奔赴疆場。自有聯大以來共有8000多學子畢業，從軍抗日的就有1100多人，即每100人中有14人投筆從戎。正是這些熱血 青年，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青年知識分子的家國情懷。在山城重慶，這個戰時首都在經受日寇長達五年半的無差別轟炸中依然屹立不倒。一個老人告訴我，重慶是 個霧都，在有霧的季節，形成了有名的“霧季話劇藝術節”，陪都的話劇場場爆滿，抗日劇、街頭劇、愛情劇，既鼓舞了人們的士氣，也舒緩了抗戰歲月的艱難。老 舍先生領導的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以及來自社會各界的文藝團體，讓文藝從來沒有像那個時代那樣，起到了鼓舞人心、激勵士氣、延續文化、團結抗戰的作用。 正如《義勇軍進行曲》中唱的那樣，“每個人被迫著發出最后的吼聲”。我死而國生，我們的國家正是在他們的鮮血與怒吼聲中得以拯救，得以重生。

　　這樣一段宏闊的歷史，我相信每個有志于抗戰題材書寫的寫作者終其一生，也只能是觸及到冰山一角。我們只有不斷挖掘、不斷發現，才有可能不愧對我們的先輩為抵抗外侮而灑下的鮮血，不愧對這段歷史的悲壯與輝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