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影像重現“戰魂” 搶救老兵搶救歷史

　　這是一場特殊的首映式。邀請的嘉賓非耀眼的明星，而是10名顫巍巍的國軍老兵，他們大都已年過九旬。

　　這些老兵中，有人戴著帽子，上面寫著“中國印度遠征軍”的字樣；有人胸前掛著“抗日英雄”的紀念章；還有人穿著印有“抗戰勝利70周年”的紀念衫。一出場，不少人就圍著他們問東問西。

　　不多時，廣州這個放映大廳就要首映一部名叫《戰魂》的紀錄片。這部時長86分鐘的片子，記錄了廣州、云浮等地7名國軍老兵的抗戰歷史和當下生活。其中兩名主角就在現場。

　　“國破山河之際，他們以血肉之軀迎上去。這就是戰魂。”紀錄片的主創蔣能杰說，“抗戰勝利70年，他們還是被遺忘的一群。”

　　參加首映的人賦予該紀錄片更多意義。有人評價道：“這是搶救老兵，也是搶救歷史。”

　　這部片子就是讓抗戰老兵自己說話

　　7月4日下午3點一過，燈光暗下來，歌聲環繞大廳。

　　“石榴花頂上石榴開，打到敵人開了花……”屏幕上，抗戰老兵黃浪用略帶沙啞的嗓音唱起來。

　　迎著射來的光，中等身材的蔣能杰站起身，面對眾人，說了幾句開場白：“我不是導演，紀錄片不導也不演，就是記錄，讓人看見。我要回歸個人，記錄老兵的家庭，記錄他的過往、現在。”

　　這是蔣能杰拍攝《戰魂》的初衷。這位1986年出生的攝影師，計劃制作一系列關于老兵的紀錄片，《戰魂》是第一部。

　　蔣能杰講完，影片中黃浪的《石榴歌》也唱完了。這首歌是黃浪在第一次粵北會戰中學會的。那是1939年年底，他還只是個少年。而今，他已經90歲了，牙沒剩幾顆。

　　“第一次粵北會戰，滿眼都是尸體，那些尸體，國軍的尸體，老百姓的尸體，豬牛羊的那些尸體，我們4個團只剩下兩個團。”在片中，老人不敢直視鏡頭，“當年一起參加少年隊的10多個同鄉再也沒回來”。

　　鏡頭不斷切換。片中的7名老兵，斷斷續續地講述著自己的抗戰史。

　　“雙髻山頂被敵人封鎖了，突然我腦后嘭地震了鋼盔一下，原來是鋼盔被打凹了一個大洞，防雪帽也被鏟去了，我伸手往頭一摸，槍聲又響起了，周圍到處子彈亂飛……”17歲替哥哥當兵的黃配銘在鏡頭里摸著頭，聲音洪亮，模仿著當時的場景，臉上的皺紋跟著顫抖。

　　然而，在一個個悲壯的故事后面，鏡頭還切換到漆黑的小房子、破舊的棉襖、中風的腿腳、自己做飯自己吃的孤單。

　　這些鏡頭里的老兵，頭發花白，老人斑比眼袋還大，與一般老人并沒什么區別。只有在提到抗日勝利的片刻，才能從布滿皺紋的眉宇間，依稀發現麥克阿瑟說的那種“老兵不死”的氣質。

　　蔣能杰正是被老兵的現狀打動。5年前，他在湖南老家拍攝空巢老人時，偶然發現了一群“國軍抗戰老兵”。這些老兵不僅缺乏經濟來源，甚至很多是90多歲的高齡空巢老人，反右、“文革”等運動的沖擊，更讓他們在精神上充滿恐懼與自卑。

　　“活得沒有尊嚴！”蔣能杰臉漲得通紅，雙手往前一劃，手微微發抖。

　　這位關注社會現實的攝影師想到了自己的爺爺。“大鳴大放”時，身為教師的爺爺站出來說了自己不認同大躍進的觀點，接著，就被打為右派，關進牛棚，最后自殺。不過，這位倔強的老人始終不改口。蔣能杰從爺爺身上看到了“一個知識分子的堅持”。

　　從2010年開始，接觸了近百名抗戰老兵后，蔣能杰及其團隊陸續呈現《戰魂》《龍老一生》《我的河山我抗戰》一系列關于抗戰老兵的紀錄片。盡管時不時有關部門要“看看他在做什么”，他還是堅持了下來。

　　“這部片子就是讓抗戰老兵自己說話。”他不止一次說。

　　我們對抗戰歷史的認知太少了

　　槍炮聲中，1945年9月3日到了。這一天，是中國人民抗戰勝利的日子。片子中的每一位老兵，都講到這個日子。幾乎每一位老兵，在講述勝利的一刻時，臉上都洋溢著光彩。

　　一講到勝利的場景，片子中一位老兵張開僅剩3顆牙的嘴哈哈大笑起來，純白的長胡須跟著一上一下顫抖。“到處都燃著鞭炮，我們每個人都有15斤糯米，這是最高興的事了。”老兵比劃著，原本坐在那一動不動的身體突然就有了活力。

　　還有一位老兵笑瞇了眼講道：“日本仔投降了，每個人都覺得歡喜啊。我們就不用上戰場嘍，不用上戰場就不用死嘍。”

　　不過，臺下觀影的老兵，并未像片子中那么動容。老兵梁振奮，只有在傳來飛機轟炸聲時，才抬起頭，張著嘴，死死盯著畫面。71年前，這位老兵是中國駐印軍新編第1軍新編第38師諜報隊中尉，參加了1944年滇緬反攻。在戰爭中，老人的很多戰友，被敵機炸死。不過，他的故事并沒有出現在《戰魂》中。

　　紀錄片中，“勝利”不屬于這些老兵。在過去的幾十年中，他們一度被遺忘。就像梁振奮，在整個觀影過程中，一直戴著一頂印有“中國印度遠征軍”的帽子。仿佛一摘下，大家就不知道他的歷史。

　　10年前，為迎接抗戰勝利60周年，南京航空聯誼會理事陳功拍攝了紀錄片《血捍長空》。該片播出后，觀眾很震驚：“國民黨竟然還有空軍，還參加過抗戰？”陳功當時聽了這種話，恨不得找到這人打一架。

　　“我們對抗戰歷史的認知太少了。”影片放映到一半，一名志愿者嘀咕道。

　　蔣能杰在偶遇抗戰老兵之前，對這一段歷史也不熟悉。當接觸一位位老兵后，他在抗戰老兵紀錄片的策劃書里寫道：“死亡也許并不是最可怕的事情，比死亡更可怕的是冷漠和遺忘。”

　　“這是一場與時間賽跑的搶救工程。”他曾這樣交代拍攝團隊。這些老兵年紀已經很大了，剩下的不多了，留給他們的日子已經很少。

　　然而，記錄并不順利。

　　一位老兵一見攝制組的人問起當年的歷史，便立即聯想到“政治審查”，一下子恐慌起來，反復地說“當年都已經交代了，你怎么還來問這個？我都已經交代好多遍了”。這讓蔣能杰有種難以名狀的憤懣。

　　一位95歲的老兵，總是會說“過去就過去了”。這位18歲就參加抗戰的老兵，對著鏡頭，談到被勞改30年時，緊張地雙手抱頭說：“如果你說起舊時的事，就認為你還是那時的反動思想，這些東西不要講了，提都不要提”。

　　有志愿者獲得一位老兵的線索，就找到家中，“結果怎么問老人都不回話”。

　　不過，有些鏡頭，始終未出現在《戰魂》中。蔣能杰也有意回避1945年9月3日以后的一段歷史，更多放在老兵抗戰的講述上，以讓人不要“忘了老兵曾流的血”，“從來沒做過亡國奴”。

　　他們需要物質救助，更需要精神上的認可

　　鏡頭拉近，放大的“抗日英雄”紀念章定格在熒幕上。

　　老兵何煥九握著木棍，“嚯嚯”地喊出聲，紀念章隨著抖動的衣服跟著一上一下地起伏。他在模仿當年班長教他們怎樣拼刺刀。

　　他今年98歲，20歲參軍，編入國民革命軍第93師，參加過臺兒莊戰役，現在幫兒子看竹器店。“臺兒莊太慘了，拉鋸戰，一拉一退……”話還沒說完，老人開始嘆氣，拉近的鏡頭里，渾濁的眼睛充滿著淚水。

　　這枚“抗日英雄”紀念章，是志愿者送給他的。每逢參加重要活動，或每次出鏡，他就將紀念章別在胸前，盡管這枚紀念章并非官方授予。蔣能杰回憶說，有些抗戰老兵戴著志愿者送的紀念章，在村口一遍一遍地走，“曾經的‘兵痞’終于揚眉吐氣”。還有一位老兵，直至死時，仍在床頭柜子中藏著一枚“抗日英雄”紀念章。

　　曾有媒體報道，2005年，中國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國家頒發60周年紀念章，共發行60萬枚，甚少有國軍抗戰老兵獲得紀念章。廣州財政局退休官員張潤進，在該市紀念大會上領到了紀念章。第二天，相關單位找到他并收回了紀念章，理由是他雖參與抗日，但當時是在國民政府軍隊，不在八路軍、新四軍。張潤進是1949年才起義成為解放軍的。

　　2013年，民政部頒發《將原國民黨抗戰老兵納入社會保障范圍》的文件。這份文件，被部分媒體及志愿者稱為“人道關懷的陽光，終于照進了這個長期被歷史遺忘的角落”。蔣能杰用鏡頭記錄了老兵龍運松對此的反應。

　　紀錄片中，龍運松的兒子握著文件，一字一字地讀給父親聽。被中風病痛折磨的老兵，身子努力前傾，聽兒子講。可當他沒有聽到一直關注的待遇時，立即低下頭，默不作聲。這時，鏡頭放空。

　　有志愿者表示，這些老兵很在意為自己“正名”。因此，他們也會糾結于叫“國軍抗戰老兵”，還是“國民黨抗戰老兵”。

　　“他們需要物質救助，更需要精神上的認可。”一名志愿者說，她的聲音因激動而變得顫抖，“救贖才剛開始”。

　　86分鐘的紀錄片即將結束，老兵的照片一張張在片中滾動。隨后，片尾曲響起。“向前走，別后退，生死已到最后關頭。同胞被屠殺，土地被強占，我們再也不能忍受”的歌聲在這個新媒體大廳內回蕩。

　　一直沉默的老兵合著曲子，表情嚴肅，腳上打著拍子，跟著唱起來，聲音越來越洪亮。(本報記者 丁菲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