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在京舉行

“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

“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會場

“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會場

　　最近一段時間，一批來自基層的詩歌寫作者以他們真誠、質樸的詩作，引起讀者和媒體的極大關注。在工廠打工的詩人許立志，以“我來時很好，去時，也很好”的心態，決絕地選擇離開人世，留下一批關于苦難和死亡的優秀作品。來自鐘祥市橫店村的詩人余秀華默默寫了6年詩，經過《詩刊》和眾多新媒體的推薦迅速成名，近日推出了兩本詩集。由作家吳曉波、詩人秦曉宇等人策劃的“我的詩篇——工人詩歌云端朗誦會”則以網絡直播的方式將更多打工詩人詩作推介出來，讓這些發自“底層”的聲音，聳入“云端”。

　　實際上，這些已經被關注的詩人只是冰山一角，還有其他一大批寫作者，他們在平凡生活中拾取詩意，寫成優秀詩篇，值得我們持續去閱讀和討論。2月9日，由中國作協創作研究部、詩刊社、文藝報社聯合主辦的“草根詩人”現象與詩歌新生態研討會在京舉行。中國作協副主席李敬澤，《文藝報》總編輯梁鴻鷹，《詩刊》常務副主編商震、副主編李少君，中國作協創研部副主任何向陽、彭學明，以及十多位詩人和批評家與會，大家就“草根詩歌”的特征、詩歌與現實的關系、新媒體對詩歌生態的影響、詩歌批評的標準等問題展開研討。

　　真誠的聲音最為可貴

　　這次研討會以余秀華、郭金牛、陳亮、曹利華、笨水、老井、玉珍等15位詩人為研討對象，由點及面地討論草根詩歌。正如曹利華在一篇創作談中所說的，這些詩人“無需硬性置身某種底層寫作的氛圍，自然而然與泥濘一道，與雜草一道”。李敬澤說，我們現在積極提倡“深入生活、扎根人民”，而這批詩人就是“人民”，就處在我們要深入的“生活”之中。在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能感受到這些身份和經歷對其詩歌創作的影響。

　　草根詩歌的可貴之處在于“真”。這些詩人在生活中經受著苦難，試圖用詩歌發出自己的聲音。他們的詩歌帶著揮灑在鄉間的汗水，帶著流淌在工地上的血痕，帶著發自生命本身的野性呼喚。何向陽談到，詩歌是一個人內心圖景的文字顯現。借助這些詩歌，我們得以走進一個個心門，了解他們豐富的內心世界，而他們也因為詩歌，將自己從一個龐大群體中區別出來。

　　他們的個人心理也是時代氛圍的一種折射。在評論家羅振亞看來，草根詩歌來自一個個獨立的“小人物”，但它們拼貼、聚合在一處，卻通向了人類深層的共性情感和經驗，折射著一個“大時代”的精神面影。梁鴻鷹認為，這個群體與整個社會的發展變革有著最為直接的聯系。他們的生活經歷和內心感受在詩歌中得以生動呈現，借此我們得以了解一個時代的部分社會心理。

　　無論是對個體心理的呈現，還是對時代氛圍的表達，草根詩歌都以其鮮活性、直接性為人們所稱道。詩人大解說，草根詩歌把社會現實溶于個人生命體驗之中，以鮮活的詩作表達個體在大變革時代中的價值和意義。評論家張清華認為，這些詩歌有質感、有痛感，還有一點專業性，這就足夠了。甚至可以說，它們比一個專業詩人的作品還要重要一些——他們的作品不一定能夠成為最好的詩歌，但正是這些詩歌記錄了“我們這個時代的痕跡”。

　　“詩之真”必須與“詩之美”相結合。吳思敬、林莽等與會者談到，草根詩人不能因其真誠的寫作態度而獲得“美學上的豁免權”，必須“按照美的規律造型”。同時，詩歌寫作追求的是一種“更高的真實”，書寫鮮活現實不等于自動具備“文學的真實”，這需要詩人有想象、提煉、轉化的能力。成熟的詩人要和審美對象若即若離，既能做匍匐于土地上的“獸”，也能做超越大地、盤翔于天空的“鷹”。

　　回到文本內部談論詩歌

　　對于余秀華的詩歌，人們產生了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有的人將之拔得很高，認為她是“中國的艾米莉•狄金森”，而有的人則認為她的詩本質上是心靈雞湯，她的走紅是因為滿足了人們對底層人物的想象。這兩種看法都來自專業的詩歌界內部，這讓人產生一個疑惑：對于一個詩人、一首詩，我們是否能夠找到相對統一的評價標準？

　　在商震看來，一個詩人的作品有其優點，也有其劣勢，產生不同的評價也正常。但是，余秀華及其詩歌現在成了很多人釋放情緒的通道，想批評人用余秀華說事，想表揚人也用余秀華說事。這些都是不負責任的態度，至少不是對詩歌本身負責任的。

　　評論家霍俊明認為，圍繞著“草根詩人”的“專業批評”“媒體批評”“大眾批評”之間出現的差異、齟齬甚至矛盾正顯現了文學批評生態亟需及時矯正和正確引導。既然連專業人士內部都沒有共識又何談詩歌寫作和詩歌評價標準的公信力？這既在于現代漢語詩歌傳統自身建構還不完善，尚需時日，又在于一些詩歌批評家和研究者存在著話語幻覺，他們急于成為引導者，但卻沒有真正走進詩歌內部。媒體故意將詩歌之外的部分放大，以詩人的“身份”“苦難”“傳奇性”來炒作新聞。但歷史是鐵面無情的，它不會記住詩歌事件，也不會記住詩人的身份遭際，最終留下來的只有詩歌文本。因此，我們應該回到文本內部進行討論。

　　在評論家李云雷看來，很多評論者在談論詩歌時，其實是在談論經典作品或理想中的詩歌，甚至只是在談論詩歌的技術，而這樣的談論在面對新的詩歌或美學經驗時，可能是無效的。中國現代新詩自發生以來，在傳統詩歌與西方詩歌的巨大陰影下，并沒有形成一個完整或自足的美學傳統，我們很難以某一種固定的詩學觀念來解釋一切詩歌。面對這一狀況，我認為更重要的是從具體的詩歌經驗出發，探討新的美學可能性的生成。就“草根詩歌”來說，我們應該從文本出發，分析他們是否將獨特的生命體驗轉化成了真正的詩，這些詩是否提供了新的審美因素。

　　新媒體助推詩歌傳播

　　在這股“草根詩歌”熱潮中，新媒體扮演著極為重要的角色。許立志、余秀華等人的作品就是通過微博、微信的傳播而為眾多讀者所了解。李敬澤認為，移動互聯網帶來了文學生態的新變。在過去的時代，詩人、批評家在與公眾對話時是掌握主動權的，但現在情況變了，“對話在何時何地發生，議題是什么，常常都不是我們自己所能夠確定的”。這應該是值得高興和支持的，這說明我們的公眾更有文化創造力和話語主動權了。另外，詩歌長期以來被認為是精英的事業，一個寫詩的人，如果他的詩不只是被10個人喜歡，而是被10萬個人喜歡，其心里反而有些別扭。但在新的文學生態中，我們要重新思考這樣的心理。

　　李少君以“草根性”來概括這個時代的詩歌生態。他認為，網絡解構了文化的壟斷，瓦解了以公開出版刊物為主渠道的詩歌發表流通體制，打破了詩歌的地域限制，使之呈現出更加自由開放的趨勢。現在，只要詩歌足夠優秀，風格鮮明，個性突出，就會在新媒體上迅速傳播。從理論上說，一個身處邊緣鄉村的詩人和在北京、上海、紐約的詩人，可以接收同樣多的信息與觀念，進行同樣多的詩歌交流，并且優秀的詩歌也可以在一夜之間傳遍全世界。

　　但詩人李壯卻看到了新媒體的另外一番景觀。他認為，人們在碎片時間里去瀏覽微博、微信，追求的是一種快速的閱讀效率。所以自媒體在發表東西時會有所考慮，一是編發的內容講究一針見血、易于理解，有意地縮小思維跨度，二是在形式上下功夫，講究標題新穎、有漂亮的警句，吸引人點開看。余秀華詩歌之所以走紅，與媒體炒作她特殊的身體狀態和那句“穿過大半個中國去睡你”有關。但那些沒有炒作點的詩人，那些具有復雜詩意、需要讀者深入思考的詩作，卻很難借助新媒體這條“捷徑”產生廣泛的影響。

(文：黃尚恩 攝影：王紀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