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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古典學”以嶄新姿態闖入大眾視野，一場重塑文化認知的浪潮正悄然涌起。

2024年11月，首屆世界古典學大會在北京雁棲湖畔落下帷幕，這場以“古典文明與現代世界”為主題的學術盛會，已然為古典學研究標定新坐標。今年3月末，中國學界掀起“古典學熱”，對世界古典學研究作出了學術呼應：國家社科基金首次將“古典學”納入學科申報體系，明確的重點研究方向包含“古典學研究、古代文明起源”；四川大學成立國內首個古典學系，系主任劉小楓教授表示，將建設中國古典學研究重鎮，培養“兼通中西之學，于古今沿革，中外得失，皆了然于胸中”的棟梁之材和文明擔綱者。這一學術接力在4月迎來國際共振——4月7日，以“史詩傳統與文明交流互鑒”為主題的國際史詩學大會在希臘雅典衛城腳下開幕，由中國社科院民族文學研究所、中國古典文明研究院共同主辦，80余位中外學者聚焦古代史詩在現代文明語境下的傳承保護，破解跨時空對話的當代困境，探索文明共生新路徑。

希臘德爾菲神廟的殘垣上，“認識你自己”的箴言歷經三千年風雨。這句被西方奉為智慧圭臬的銘文，或許正暗含著文明認知的終極命題——任何文明都需要在與他者的對話中確立自我。當雅典哲人在阿波羅神殿前沉思人類認知的邊界時，泉州港的市舶司官員正用阿拉伯數字記錄海上絲綢之路的貿易往來。這種跨越時空的精神共振，印證了習近平總書記的深刻論斷：“文明的繁盛、人類的進步,離不開求同存異、開放包容,離不開文明交流、互學互鑒。”

一部真正的古典文明史從來都是復調交響。然而，有的西方學者始終拒絕打開這卷對話之書：他們宣揚“一切文明皆來自古希臘”的論調，并對古希臘與東方文明間千絲萬縷的關聯諱莫如深，甚至以“冷戰”勝利者之姿，鼓吹“歷史終結論”，妄圖將西方文明強加為“普遍真理”。這些論斷猶如沙上筑塔，既遮蔽了古典文明交流的真實圖景，也暴露了西方中心主義的傲慢。當我們撥開層層迷霧，從文明互鑒的研究視域深入探究，便能清晰洞察古典文明發展的堅實脈絡。

鑒物知源：當古希臘遇見東方

大量豐富翔實的人類文明史實證明，古希臘文明的誕生，絕非孤立的奇跡，而正是那些被西方敘事話語貶抑為“凍僵了”的東方文明，孕育出了所謂“世界文明發源地”的古希臘文明。以文字的演變為例，古希臘文字來源于亞洲腓尼基字母，腓尼基字母又脫胎于古蘇美爾—古巴比倫楔形文字。大約公元前1500年，腓尼基人將楔形字簡化并字母化，創造出腓尼基字母。公元前8世紀，古希臘人吸納腓尼基字母，加入元音發展為古希臘字母，進而演變成拉丁字母，成為意大利語、西班牙語、法語、英語、德語等眾多西方語言字母基礎。

再將目光投向文學藝術領域，兩河流域的蘇美爾文明也較早孕育出了文學藝術。公元前19世紀至前16世紀的古巴比倫史詩《吉爾伽美什》，是目前已知世界上最古老的英雄史詩，比古希臘史詩早約一千年，其廣泛而深遠地影響到古希臘史詩與《圣經》的出現。史詩中著名水神伊亞用洪水毀滅人類的故事，被后人稱作諾亞方舟的美索不達米亞版本。當我們仔細品讀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紀》，便能發現其中融入的諸多神話元素和英雄傳說與蘇美爾文明的神話史詩有著異曲同工之妙。早在希臘文明誕生之前，兩河流域就已具備較先進的書寫、冶金、紡織等手工藝，數學、天文學、建筑學也達到較高水準，通過貿易往來和文化交流傳播到古希臘地區，在古希臘的文學藝術史中留下深刻烙印。在建筑和雕塑藝術上，古希臘借鑒兩河流域的技藝與風格，形成獨樹一幟的藝術風格，巨石建筑便是其向古埃及學習的例證。

古希臘哲學雖光芒耀眼，卻非無本之木。地中海東部沿岸地區作為多種文明的匯聚交融之地，為其蓬勃發展提供了得天獨厚的土壤。北京外國語大學亞洲學院教授穆宏燕研究指出，公元前7世紀廣泛傳播的瑣羅亞斯德教創世學說中的四大元素說直接影響了古希臘早期哲學派別；善惡二元對立斗爭學說，更是促成古希臘辯證法哲學的形成；“光明天國原型”學說則對柏拉圖的“理念世界”產生了直接而關鍵的影響。哲學家阿那克薩戈拉出生于愛奧尼亞，首次將哲學從米利都引入了雅典。在他的推動下，哲學在希臘本土落地，隨后生根發芽，逐步在希臘文化土壤中蔓延盛開，為后續希臘哲學體系的構建與完善提供了最初的養分。

隨著貿易和人員往來，古埃及發達的農業灌溉技術、天文歷法知識傳入古希臘。著名數學家泰勒斯在埃及旅行期間，學習了古埃及人測量土地的方法，回國后將其發展為幾何學。而古希臘的藝術風格，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古埃及后期的雕塑和繪畫，古埃及藝術家借鑒了古希臘藝術中對人體比例和姿態的表現手法，使作品更生動。波斯的建筑風格以宏大的宮殿和精美的浮雕著稱。在波斯戰爭后，古希臘的一些城市在重建過程中吸收了波斯建筑中柱式和裝飾的元素。同時，古希臘的哲學思想、文學作品也傳入波斯，為古希臘與波斯的學者帶來了思想的對話碰撞。

橫貫歐亞的萬里絲路，更是東西方古典文明深度交流互鑒的典范。公元前2世紀，漢代張騫兩度出使西域，開辟連接中國與中亞、西亞乃至歐洲的陸上通道。中國絲綢、瓷器、茶葉源源不斷地向西運輸，迅速成為羅馬貴族階層競相追捧的珍品；與此同時，西方的香料、珠寶、玻璃制品紛紛傳入中國。古希臘人與羅馬人將中國稱為“賽里斯”，即“絲綢之國”。造紙術與印刷術的西傳，徹底改變了西方知識傳播的困境。造紙術讓書寫材料擺脫了羊皮等昂貴材料的局限，印刷術打破了手抄書籍的煩瑣與低效，為文藝復興人文精神的覺醒與科學思想的勃發奠定了基礎。西方的數學、天文知識傳入東方后，推動了中國天文學對天體運行規律和歷法編制的研究。這些跨越山河的相遇，不僅催化了知識傳播的革命性突破，更孕育出《馬可·波羅游記》的東方想象與鄭和海圖的全球視野，全面重塑了彼此的物質與精神世界。古道上的每一次駝鈴聲，都見證了兩大文明體系和鳴共振的綿長余韻。

鑒道和鳴：從中國哲思到西方文論

中國古代哲學源遠流長，不僅承載著中華民族數千年的智慧與思辨，更以其博大精深的體系成為世界哲學史上不可忽視的重要篇章。中國哲學的思辨內涵與獨特的文明特征，既滋養了中華文明茁壯成長，更是在世界傳播中深刻影響著西方哲學的內核。即便是現當代西方文化與文論的發展，也絕非孤立前行，而是文明相互借鑒、文明影響交流的結晶。當代西方哲學與文論構成，在多個領域與中國文化及文論精髓具有千絲萬縷的淵源關系，無論是在哲學思想的探索深度上，還是在文論表達的細膩維度中，都能尋覓到中國哲學與文論的深刻印記。

1946年夏季，德國哲學家海德格爾嘗試與華裔學者蕭師毅共同將《老子》（《道德經》）譯為德文，從道家《老子》《莊子》中汲取營養，豐富他對“存在”問題及現象學的理論思索。2000年出版的《海德格爾全集》第75卷中，有一篇寫于1943年題為《詩人的獨特性》的文章，探討了德國詩人荷爾德林詩作的思想意義，特意引用《老子》里“有無相生”的觀點：“三十輻共一轂，當其無，有車之用。埏埴以為器，當其無，有器之用。鑿戶牖以為室，當其無，有室之用。故有之以為利，無之以為用。”受此啟發，他開創性地提出“存在者自身的存在不‘是’——存在者”，虛無也是存在的特征，更明確地說：“存在：虛無：同一”等論斷，創造性轉化《老子》有無共生、虛實相生的思想。在“老莊思想”的影響下，海德格爾不僅重新開啟了存在問題，成為西方形而上學的最終克服者，并逐漸形成了一套獨具創新性的存在主義哲學與現象學理論。

法國著名哲學家、西方解構主義領軍人物德里達的成名作《論文字學》，以詳盡篇幅討論中國漢字文化對解構西方語音中心主義、打破邏各斯中心主義的價值。在《論文字學》中談及漢字的“音—義”關系之時，他回憶起與法國著名漢學家畢仰高關于中國與漢字的討論，深刻認識到在“語音中心主義”的長期桎梏下，西方人對中國文化和漢字存在著根深蒂固的“中國偏見”和“象形文字偏見”。正是與中國文化和漢字的親密接觸，讓德里達深受啟發，由此開啟了言語和文字的比較研究，在對西方中心主義的反思中逐步建構起解構理論體系。

瑞士心理學家、精神分析學派的代表人物榮格對諸如《易經》《莊子》《禮記》等中國典籍有著廣泛涉獵，并專文論述《易經》，認為其中包含的共時性原理和對立統一的觀點對心理分析實踐有效用。在和著名漢學家、《易經》德文翻譯者衛禮賢合著的《金花的秘密：中國生命之書》中，榮格盛贊《易經》凝聚中國文化精神，稱能從中找到撼動西方心理學基礎的“阿基米德點”。在西方哲學發展進程中，自赫拉克利特之后，《易經》中所蘊含的共時性思維模式便從哲學史上消失。直到萊布尼茨所處時代，它才似微弱的回聲般有所顯現。

在啟蒙運動時期，伏爾泰、萊布尼茨、狄德羅等歐洲啟蒙思想家對中國文化表現出濃厚興趣。伏爾泰閱讀了大量關于中國的書籍，對中國的儒家思想極為推崇。他認為儒家思想強調道德和倫理，以理性為基礎，與當時歐洲社會追求的理性精神相契合。他在自己的作品中多次提及中國，稱贊中國的政治制度和文化傳統，他在作品中寫道，“中國人最了解、注重培養與完善的就是道德和法律。子女孝敬父親是中國政府的根本”，并將中國文化的“理性主義”“人本主義”作為批判歐洲封建體制和宗教迷信的利刃。伏爾泰等西方思想家對中國文化的欣然接納與靈活運用，清晰映照出西方思想界在特定歷史階段對多元文化所秉持的包容態度，為彼時正處在變革關鍵期的歐洲思想領域注入新活力，有力沖擊了長期禁錮歐洲思想的神權桎梏，成為推動歐洲思想覺醒與革新的重要力量。

鑒古明今：歷史回響與現實映照

從古希臘文明與東方文明跨越時空的友好交往，到西方哲學對中國文化元素的積極吸收借鑒，沿著一條清晰的文明脈絡，可以望見在人類文明漫長的發展進程中，不同古典文明之間借鑒交流、互學互補，共同推動人類文明的進步和發展。文明互鑒既是文明不斷發展的需要，也是文明在發展中成就自身的需要。文明的自省從來不是獨白，而是在與他者的對話中完成的覺醒；文明的進步也絕非單線演進，而是不同智慧體系在碰撞中激發的螺旋上升。世界各文明始終在進行動態的交流互鑒，這是一個基本的歷史事實，也是人類文明進步的基本規律。

在“文明沖突論”“歷史終結論”等西方話語甚囂塵上之際，重拾古典文明交融的智慧，不僅是為追溯文明的根系，更是為破解文明的共生之道。古典學研究不該被時代的洪流淹沒，它早已超越“鉆故紙堆”這一狹隘定義，而應“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于現代文明中肩負更大使命。以文明互鑒的視角重審人類文明發展歷程，直面西方敘事對文明互鑒史的遮蔽，理應成為當今世界古典學研究不可或缺的核心構成與核心理念。

以中國古典學研究為例，諸多學者致力于挖掘中國古代經典著作中的智慧?！墩撜Z》中“和而不同”的思想，如今被廣泛應用于國際文化交流領域，為解決文化差異帶來的沖突提供了中國智慧。唯有打破文明遮蔽帶來的種種樊籬，尊重文明互鑒中的文化傳承、相遇、碰撞與交融等變異現象，方能讓我們更好地理解這一思想在不同文化語境下的演變與應用。通過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深入研究與傳播，精準剖析其在不同時代語境下的演變與價值，讓古老智慧重煥生機，促使更多人走進古典、重讀古典，從先哲的情感與意念中汲取力量，在古今貫通、中外對比間明晰自身文化的獨特魅力與深厚底蘊，由此成為建立文化自信的必由之路，讓中國古典學成為中華民族的文化母體與精神家園。

誠如王國維先生所言：“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無有用無用也?！甭撓诞斚聵嫿ㄈ祟惷\共同體的偉大理念，我們應秉持實事求是的精神，深入挖掘歷史上不同文明互鑒交流的珍貴史實，以此推動中國古典學與世界古典學研究的蓬勃繁榮。古典學應融合文明史、哲學史、思想史的相關研究，深入探索東西方等文明的根源，打破單一文明中心論，還原不同文明的厚重價值。古典學研究應當創新性地從古典文明互鑒反觀現代性問題，以超越現代西方特定的價值論，使全人類共同價值成為世界各國更易于接受的新概念和新表述，為推動其全球傳播提供寶貴智慧和思想資源。在實證與思辨中構建起貫通中西的文明坐標——這既是對“何以中國”的深層次回答，亦是為人類文明存續發展提交的中國方案。在此過程中，珍視每一次文化交流的契機，在平等對話中相互學習，在包容差異中共同進步，推動中西方文明間彼此尊重、相互交流、共同發展的和諧局面的實現。

展望未來，文明互鑒不再是被塵封的過往，而是照亮過去與未來的明燈?；ヨb之光為古典學研究指引著方向，而古典學研究，也是打破西方知識體系壟斷地位、實現不同文明平等對話和共榮共進的價值基礎，更是增進各國彼此理解尊重、推動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必要之舉，不僅為加強文明交流互鑒筑牢深厚的學理根基，更能為解決現代世界層出不窮的復雜問題提供極具價值的智慧啟示。新一代“古典學人”，正以文明互鑒映照古典學研究，書寫多元交響的文明之路。

（作者：曹順慶 趙瀛，分別系四川大學杰出教授、歐洲科學與藝術院院士，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