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桂西北地區是廣西最具少數民族文學質素的文化空間。壯族、瑤族、苗族以及仫佬族等少數民族群眾世代居于此地，漢族群眾也在這片土地上安居樂業，與各民族兄弟姐妹唇齒相依，交流交融，互學互鑒。進入新時期以來，桂西北作家依托桂西北大地，書寫出一大批優秀的新鄉土作品。其中既有內在驅動力，也離不開外因的推動。從內因上來說，桂西北作家大多出身鄉土，應該說，他們進行新鄉土寫作是真情流露、貼合現實、自覺主動的選擇。從外因上來說，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廣西文學創作中占據主流的一直是鄉土寫作。桂西北文學作為廣西文學的一部分，受到大環境影響加之自身寫作的實際需要，也自覺加入了鄉土寫作的陣營。

進入新時期后，桂西北作家的鄉土寫作，又有了新的發展。新鄉土寫作之“新”，主要表現在敘事對象方面，除了關注鄉村，也同樣關注進入城市的鄉村人；在敘事空間上除了對鄉村進行書寫，還涉及荒野、城鎮；在敘事手法和美學風格上，更加復雜多元，具有更廣闊的審美空間；在敘事題材上，也表現出時代特征，呈現新鄉土社會的新樣貌。桂西北作家們通過鄉土寫作這一載體，深刻地傳達出民眾的內心呼喚與情感共鳴。他們的筆觸細膩地勾勒出中國現代社會轉型過程中城鄉之間復雜的碰撞與摩擦，同時也細膩地展現了現代性浪潮涌入中國鄉土社會引發的種種沖擊與變化。受研究者精力能力所限，本文主要討論活躍于20世紀90年代的桂西北作家的鄉土寫作。

一、對鄉土文學的傳承與發展

桂西北作家群的新鄉土寫作并不是無本之木、無源之水，而是在深受魯迅、茅盾、沈從文等的深厚鄉土文學底蘊啟迪與引領下，繼承其精髓并在此基礎上蓬勃發展的成果。同時，這也是桂西北作家根植于養育他們的鄉土，以現代的方式表達桂西北鄉民精神、氣質與苦難的文學實踐。

（一）對鄉土文學傳統的傳承

桂西北作家群對鄉土文學傳統的繼承，一方面來自以魯迅、茅盾、沈從文等為代表的經典鄉土文學傳統；另一方面來自以壯族作家陸地、壯族詩人韋其麟、仫佬族作家包玉堂等為代表的廣西作家前輩的鄉土文學創統。

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的一批桂西北作家大多接受過高等教育，知識完備、文化修養較高，他們最初學習文學創作的知識與技巧基本來源于魯迅、沈從文、茅盾等，這些文學史知識幫助作家們建立文學史坐標系，同時，在創作實踐中自覺吸收有益營養。比如仫佬族作家鬼子的小說《誰開的門》中的胡子身上就有阿Q的影子，胡子的奴性和阿Q的欺軟怕硬諱疾忌醫有著共通之處，體現了作家對國民劣根性、人性卑劣面等的反思。在鬼子具有自傳性意味的小說《艱難的行走》中，談及現代文學史的精神質地：“（魯迅）對民族的巨大的悲憫，在當下作家的筆下，不知怎么越來越弱了，即使有，也大都是拿‘過去’來說事，很少讓人看到‘現實’，而一些有現實的作家，又很少讓人看到文學的本質。”①由這段話可看出他非常認可魯迅的現實精神，且致力于隨魯迅的引領找到自己的位置。又如，東西的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中的王勝利——家庭里唯一的健全人，最后也在人性異化下變得“無言”，東西在小說中發出了和魯迅類似的“救救孩子”的呼聲。

桂西北作家們更直接地受到來自本土成名作家的影響。在20世紀90年代，陸地、韋其麟、包玉堂等是廣西文壇的領軍人物，包玉堂、梅帥元、楊克等人又是桂西北地區的本土作家，必然地對當時還是“文學青年”的桂西北作家們產生影響。比如，壯族作家黃佩華在代際上橫跨第二代及第三代桂西北作家群，是當年文學大討論活動“廣西文壇88新反思”的發起人之一。受廣西前輩作家的影響，黃佩華小說最突出的特色為對民族風情、民間習俗的細膩描寫，以現代意識觀照桂西北鄉土等。陸地是令廣西文學在歷史沉浮中得以保存生命力的重要支柱，他在長篇小說《瀑布》發表后，就革命歷史題材相關問題發表了《作家陸地答記者問》，其中總結了許多文學經驗，其中一點就是“注意選擇和運用具有時代特質的語言”②。常年浸潤在多民族文化氛圍中的作家東西在自身創作中就是這樣實踐的，他的小說語言緊跟時代，既活潑、接地氣，又不失莊重，且其中蘊含著諸多獨特設計，如長篇小說《篡改的命》中章節的題目“死磕”“弱爆”“拼爹”等；長篇小說《后悔錄》中的語言亦是具有生命力和時代特質的語言。除了東西，凡一平、李約熱等作家的語言也是如此，繼承了陸地小說創作的核心經驗——即緊跟時代。

（二）對鄉土文學傳統的發展

中國的鄉土文學自魯迅起源，進入新世紀后，中國面臨時代轉型，全球化、現代化推動小農經濟的解構，農民的政治、經濟及文化觀念和地位等都發生了變化。很明顯，若是完全用魯迅時期的鄉土小說觀念來表現當下的鄉土經驗是行不通的。無論是單純的田園牧歌或者是純粹批判的路子都已無法真正地表現出新時代的山鄉巨變。出生于20世紀60年代、成名于90年代的第三代桂西北作家們親身經歷了轉型時期的中國，時代的波瀾擴散到桂西北的鄉鎮及村落，也深刻地改變著桂西北人的命運和生活。從文學藝術的觀念及手段來說，在這一時期，國外紛繁的文學思潮也涌入中國，作家們能閱讀到更豐富的外國文學作品。雖然起初未免有些囫圇吞棗，引進的作家作品也良莠不齊，可這卻讓作家們的文學審美得以建立，同時接觸到了現代主義及后現代主義的寫作技巧和寫作精神。

鬼子是一個擅長寫底層苦難的小說家，但他寫的困境并不止于人物的物質困境，而是鞭辟入里地挖掘人物的精神困境，并且用一種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表現出人物的苦難——這也是評論家們所說的“陽光下的苦難”③。鬼子對小說的命名也極富詩意和象征色彩，這種取名方式可以在文本接受的過程中形成陌生化的效果，如小說《瓦城上空的麥田》。要知道，鬼子常年生活的桂西北地區甚至整個廣西，都是以種植水稻為主的，且根據作家給瓦城營造的小說環境上來說，這也更像是一個桂西北小城，而不是某個北方村鎮。

身處時代轉型期的新鄉土文學在鄉土文學的主干上發展出更多枝杈，一方面表現在作家的主觀情感上，他們對鄉村不再是一味地批判或者贊揚，而是帶著無奈又懷念的姿態回望被現代文明逐步瓦解的鄉村，體現在具體的寫作行為中就有了作家筆下那些出走者對鄉村的依戀，這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現出了作家的情感立場。另一方面，桂西北作家的新鄉土寫作不再是傳統的現實主義寫作，而是帶著現代主義、后現代主義敘事手法的現實主義寫作，像東西的現實主義寫作就被學者張柱林定位為“寓幻現實主義”，東西和凡一平的創作被學者陳曉明定位為“直接現實主義”，表明了桂西北作家們在新鄉土寫作中對傳統現實主義的發展。

二、對時代急遽變動的書寫

桂西北作家的新鄉土小說寫作自發端便秉持著嚴肅的現實主義精神，立足民間立場，展現底層人民的悲喜與生命底色，小說文本表現出強烈的與時代共同呼吸、與人民同頻共振的品格。以東西、鬼子、凡一平為代表的新一代桂西北作家們迎面趕上了中國面臨社會轉型期的重要時刻。隨著全球化浪潮、現代化推進以及科技文明的蓬勃發展，中國的鄉土社會遭受著前所未有的全面沖擊。面對劇變，生活在鄉土的人們感受著拔根移土般的疼痛。自我身份認同的糾結與現代性進入鄉土社會時產生的矛盾具體地浮現于每個人身上。

（一）社會轉型期的印記

依照費孝通在《鄉土中國》中的判斷，中國是一個鄉土社會，至少從基層上來說是鄉土性的，但這是作者在20世紀作出的判斷。目前身處社會轉型期的中國已經從“鄉土中國”變成了“市場中國”，據賀雪峰所言“當代中國許多農民的最主要收入已經不是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從土地里刨食了。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中國的農民和鄉村現在其實更多是捆在市場上，而不是捆在土地上”④，而且，“當代中國農村和農民的生活和命運都更多與市場，與現代民族國家，甚至間接地與全球化相聯系了”⑤。根據馬克思的理論，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生產關系又會反作用于生產力，由“鄉土中國”到“市場中國”的轉變，必然帶來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巨大變化。在這個過程中，國家為了應對這一轉型實施了改革開放、脫貧攻堅等一系列舉措。桂西北作家的新鄉土寫作所書寫的就是這些時代大背景下的細小角落，他們試圖通過自身的小說寫作縫合歷史的罅隙和生命的碎片，表現桂西北鄉土蕓蕓眾生的喜怒哀樂。

壯族作家李約熱的《李作家和他的鄉村朋友》寫的就是他下鄉扶貧期間的見聞，在這部小說集中，李約熱繼續擴大著“野馬鎮”敘事版圖。其中《村莊、紹永和我》講的是村子里最窮的瑞明家的兒子紹永在大學畢業后沒有找工作，誤入傳銷組織后喪失理想斗志的故事。李作家的任務是要帶著他們家脫貧，但這難度顯而易見。李約熱通過李作家之口說出了當下部分鄉村的現狀——“深沉、麻木”，就連人也因經歷了太多的“背叛、利用和忘恩負義”而變得和村莊一樣。敘述者李作家不僅在剖析著紹永，還在剖析著這個村莊的心靈，這樣的心理狀態正是人們在社會轉型期無法準確地找到自身定位、創造生命價值的表現。在這部小說集中，李約熱較為全面地把當下鄉鎮村民的狀態表現了出來。同樣寫扶貧見聞的小說還有瑤族作家紅日的《駐村筆記》，作品講述了扶貧小隊在河城縣天馬鄉貧困村紅山村的扶貧經歷，通過敘事主人公毛志平的“內聚焦”視角講述了“我”與扶貧小隊的其他成員是如何通過架鐵索橋、修水泥路、改造全村電網、建成全村集中供水工程等一系列扶貧工程幫助紅山村脫貧的故事。最后，紅山村的脫貧攻堅工作順利結束，扶貧小隊也與村民結下了深厚的友誼。另外，壯族作家凡一平的小說《隨風詠嘆》表現的也是社會轉型期傳統價值觀的衰落，他通過小說中三個不同的人物來代表三種不同的價值觀。

可以說，李約熱、紅日和凡一平的這三部作品既響應主旋律，又極具文學性。值得一提的是，李約熱與紅日并沒有忽視文學的客觀規律，也沒有橫加干涉人物的命運發展，而是依據生活的現實本質將扶貧過程中的困難與收獲都表現了出來。作家們深刻地感受到了貧困給經濟不發達地區的發展所帶來的阻礙，因為作家們所在的桂西北山區本身就是脫貧攻堅戰的前沿陣地。因此，他們的小說寫作也更能涉過虛無的長河，抵達生活的本質，表現出身處社會轉型期的新鄉土人民正在經歷的生命跋涉。

（二）現代性催化下的鄉土社會實錄

我國現代性發展進程屬于后發的、外來的現代性，這就意味著現代性進入中國社會必然會產生各種摩擦與不適。所謂“現代性”，其內涵紛繁復雜，眾說紛紜。英國社會學家吉登斯認為現代性是“指社會生活或組織模式，大約十七世紀出現在歐洲，并且在后來的歲月里，程度不同地在世界范圍內產生著影響”⑥；廣西評論家張柱林在一部評論廣西當代作家作品的專著中指出“所謂現代性，也就是成為一個世界的一部分，在這個世界中，用馬克思的話來說，‘一切堅固的東西都煙消云散了’”⑦。張柱林認為，在這個過程中無論是民族性還是地方性都被整合了。桂西北作家群新鄉土小說寫作的現代性便是表現在作為民族的、地方的部分被歸納整合進某個更大的組織或者模式時出現的矛盾。

黃佩華的新鄉土小說多有表現現代文明與鄉村文明甚或原始文明之間的沖突。他的小說《回家過年》寫的是“我”與妻子和兒子牛牛一家三口回家過年的故事，小說通過艱難的趕車路程將小人物的眾生相及南方壯族鄉村的狀況表現得淋漓盡致。小說采用第一人稱敘事視角，“我”是一個出身鄉村、通過讀書走出大山、在城市工作后又返回鄉村的人。在“我”眼中，現代文明與鄉村文明的矛盾十分明顯，特別是“我”眼中妻子的反應。妻子是一個地道的城里人，從許多細節可以看出妻子對鄉村落后的狀況并不滿意，比如沒有洗澡間和衛生間的落后環境與鄉村里那些封建迷信的落后思想，都引發了妻子的不滿。“我”身兼現代與鄉村的雙重文化身份，周旋在城市文明與鄉村文明之間。一方面“我”是一個已經接受過現代教育的城里人，已經被現代文明所熏陶和馴化；另一方面，來自血脈骨子里的鄉村文明又使“我”不斷依戀著鄉村文明中的美好回憶，并通過“過年”這件大事重溫這些回憶，通過行動暫時把自己恢復到村里人的狀態。另外，從那個用不慣電熱毯、固執地要殺年豬進行招魂儀式的老人身上，可以看到古老鄉村文明與壯族原生文化在鄉村的遺存。老人固守在民族與地方的一小片天地里，不肯進入現代文明這個大場域，她有著屬于自己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作家雖然懷念鄉村中的美好，卻也知道現代文明的到來是不可避免的，也不否認現代文明帶給人們生活的新變化。與黃佩華不同，凡一平所思考的是現代性在中國鄉村擴散的時候，那些淳樸鄉村文明該何去何從。而他的小說《天等山》中的女主角龍茗是一個被現代文明裹挾而來的消費主義、權力濫用和泛濫性欲所傷害的鄉村女子，那些變故改變了龍茗的一生，也讓她無法擁有一段健康的愛情。歷經滄桑后，她想回歸鄉村的懷抱，但現代文明中的“惡”卻不肯放過她，執意要把她拉回黑暗的深淵，最終造成了眾人生命的悲劇。

桂西北作家們的寫作始終堅持著現實主義精神，對現實人生與社會有著深刻思考，這讓他們能在紛繁復雜的瑣碎生活中剝離出能真正反映人民生活與情感的小說素材，站在人民立場上，反映小人物的悲歡，展現現代性進入中國鄉土社會后的新鄉土人的眾生相。

三、作家自身成長經歷的映射

古今中外許多作家都提到過童年經驗對自己寫作的影響，可以說正是童年經驗暈染了作家的底色。馬爾克斯、高爾基、魯迅等作家都在自己的創作實踐中或多或少地書寫過自己的童年經歷，有直接書寫的，也有變形后映射在作品文本中的。童慶炳曾言：“童年經驗作為一種體驗更傾向于主觀的心理變異。童年經驗的這種性質對作家至關重要，它意味著一個作家可以在他的一生的全部創作中不斷地吸收他的童年經驗的永不枯竭的資源。”⑧桂西北作家的新鄉土寫作能夠成功，也是源于作家們童年時在鄉村的生活經驗以及能激發出作家們想象力的貧困記憶。

（一）鄉村生活經驗對作家思想的激蕩

桂西北作家們的童年幾乎都是在桂西北鄉村度過的。桂西北地區是廣西出名的大石山區，這里耕地匱乏、地勢險峻、交通不便。在當時，大米是少有的珍貴糧食，主糧幾乎都是粗糧，因為在那樣的環境里只有玉米、高粱和少量的水稻能夠生長。可以說，這段閉塞、貧困、饑餓的童年生活經驗對桂西北作家們的寫作產生了重要影響。

2023年9月21日，作家東西在《新疆日報》報友分享會直播間就曾說過，他無論是寫鄉村小說，還是寫城市小說，都會想到自己的故鄉。他在刻畫小說人物的時候，也會想起故鄉的某個人，然后再對其進行小說虛構；在搭建某個小說場景的時候，腦中首先浮現的也是故鄉的景物。來自記憶深處的鄉村生活也對和東西擁有相似童年經歷的其他桂西北作家產生了影響。來自都安瑤族自治縣箐盛鄉上嶺村的壯族作家凡一平，在進行了多年的都市小說寫作后，開始回望自己的故鄉，以《撒謊的村莊》為試探之作，隨后便一發不可收拾地開始了他的上嶺村系列，發表了《上嶺村的謀殺》《頂牛爺》《上嶺村編年史》《蟬聲唱》等。評論家張燕玲曾表示凡一平的長篇小說《四季書》可以看作是新鄉土敘事之人物圖譜的實踐。散文集《掘地三尺》的開篇就是寫自己的故鄉上嶺，說上嶺是一個“被竹林和青山擁抱的村莊”。16歲之前，凡一平一直生活在上嶺這個小村莊里，在這篇散文中，他細細地回憶了上嶺的“得康碼頭”“鄉親父老”“祖屋”“小學”。可見，在上嶺村的生活經歷對凡一平的新鄉土小說寫作有著重要影響。

對壯族作家黃佩華來說，鄉村生活經驗對他影響最深的除了故鄉里的人和事，就是那兩條支撐著他文學生命的河流——馱娘江與紅水河。在黃佩華的故鄉平用寨流淌著一條溫婉旖旎的母親河馱娘江和一條雄壯曲折的父親河紅水河。依水生活的平用人擅長捕魚，當時還是少年的黃佩華親眼目睹了父親和叔伯們那驚心動魄的捕魚行動。為了捕魚，在平用每家每戶都有一葉屬于自家的獨木舟，黃家也不例外。黃佩華當年的夢想就是能擁有一條屬于自己的獨木舟，可以用那條獨木舟載著自己渡過馱娘江，走到外面的世界。正是對遠方的渴望激發了黃佩華的想象力與創造力。他在“紅水河三部曲”中，一再書寫了發生在紅水河畔的故事，小說里的景物也是帶有桂西北地區特色的景物，小說中也常出現“我的故鄉桂西北”之類的表述，這些都能說明黃佩華對桂西北鄉村生活的情感體認，以及童年鄉村生活的經驗對黃佩華新鄉土小說寫作的影響。

除了東西、凡一平、黃佩華這三位作家外，同為壯族的李約熱、黃土路、陶麗群等桂西北作家皆是如此，在他們小說中或多或少都有著過往的鄉村經歷作為底色滋潤著他們的新鄉土寫作，也正是因為有這些深入骨髓的鄉土經驗，他們才能真正地扎根鄉土、回望鄉土、思考鄉土，并真誠地寫出新時代下的鄉土變化。

（二）鄉村貧困記憶對作家創作的激勵

桂西北地區是廣西物質生產發展中較為落后的區域，但就是在桂西北這塊貧瘠的土地上，迸發出了巨大的文學力量，顯示出桂西北作家群強勁的勢頭。馬克思曾經討論過這種現象，他提出的關于藝術生產與物質生產發展不平衡的理論，并以希臘神話、德國文學等來論證他的觀點。桂西北地區也是如此，雖然經濟不甚發達，可在文化發展上卻取得了矚目的成就。

凡一平在散文集《掘地三尺》里談到了桂西北的村民為了多種糧食，易路為地卻導致了更深重的貧瘠狀況。東西在散文隨筆集《敘述的走神》中回憶了少年時母親常常要上山去摘木耳，在地里種上玉米、板栗、核桃等等為兒子換取學費和生活費。可以說，在東西的童年記憶里，最先記住的是饑餓和封閉，那個閉塞落后的小山村在他的生命體驗中留下了深深的痕跡，那些在商店玻璃柜前徘徊的匱乏體驗和饑餓感催生了東西的表達欲望。那些由于貧困所造成的困境和窘迫反而給了東西無窮的文學力量，東西的成名作中篇小說《沒有語言的生活》，以及后來的長篇小說《篡改的命》《耳光響亮》等都涉及底層人的生活，這些底層人物因為經濟拮據造成的種種生命困境及其引發的人性病態發展，是東西作品里著重表現的。凡一平筆下鄉村人物的遠走他鄉固然有現代文明誘惑的原因，但大多也是因為貧窮。

鬼子作品里對于貧困體驗的表現更加直接，也更加沉痛。出生于廣西羅城的鬼子同樣有著貧困的記憶。據鬼子在《一個俗人的記憶》中描述，他在西安讀書的那幾年，幾乎窮到了要賣血的地步。⑨鬼子“瓦城三部曲”中《上午打瞌睡的女孩》講述的就是一個母親因饑餓和貧窮偷了豬肉鋪老板一塊掉在地上的臟肉所引發的一系列悲劇。因為母親偷了那塊肉，父親拋下了母親和“我”離家出走，母親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離世，“我”也在尋找父親的過程中失去了童貞。類似的傷痛體驗在鬼子“瓦城三部曲”的另外兩部作品《瓦城上空的麥田》和《被雨淋濕的河》中也有體現。在《被雨淋濕的河》里，鬼子寫的同樣是底層人物的悲喜，無論是曉雷、曉雷的父親還是“我”，都是被城市傷害了的人，他們無一不是在追求幸福生活的路上被狠狠地挫傷。鬼子以一個小說家的良知和責任感來書寫底層社會小人物的苦與痛，他早年的生活經驗使他能夠得心應手地將這些苦痛訴諸筆端。在那種相對封閉的環境下，作家們反而能夠忘掉城市的喧囂，靜下心來孵化小說的骨骼和血肉，讓人物在作家自我調適的適當距離中越過鄉村和城市的罅隙，浮出水面，力透紙背。鬼子貢獻給讀者的是他直面現實的勇氣，正如李敬澤所言，“鬼子以他的敏感、道義激情和剛猛的筆力參與了中國現代化進程中公共空間的拓展”，他的“瓦城三部曲”，拓寬了小說家所表現出的社會邊界，讓生活在不同地方的人看到了他者的苦難，也讓人們看到了鄉村的側面與困境，在那些對人群的逼問中，鬼子的語言是一把利刃——“作為小說家的鬼子尖銳、陰郁，于萬軍之中心無旁騖，直取中軍大帳”⑩。

除了東西、鬼子、凡一平之外，壯族作家黃佩華、黃土路、李約熱、陶麗群及瑤族作家紅日等人皆有著類似的經歷與體驗，但也正是這些經歷和體驗，才讓桂西北作家們能以堅韌不拔的精神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來堅持自己的文學寫作，并逐漸成長為具有社會責任感、關注現實和人民的作家，他們的新鄉土寫作因為有了現實深厚的力量感也更顯得堅毅和博大。

結 語

2022年8月1日，中國作協啟動“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受到社會各界的關注，產生了廣泛影響。2023年9月1日，廣西作家協會在南寧舉辦了“新時代山鄉巨變創作計劃”推進會，會上，東西、紅日等桂西北作家都表達了面對廣闊鄉村應該如何書寫這一問題的新思考。這正是桂西北作家們對時代的回應，他們的寫作從來不是虛無的高蹈，而是接觸鄉土大地、觸摸時代命脈的書寫。深深根植在桂西北作家們記憶深處的鄉村生活經歷與貧困記憶時刻激勵著他們，他們因為文學改變了命運，能夠以自己的方式為故鄉代言。他們立足于民間立場，或主動或被動地拉開了自身與故鄉之間的心理距離，這種距離為桂西北作家們的新鄉土寫作賦予了冷靜、清醒的寫作姿態。而這份來自鄉村的羈絆也將伴隨桂西北作家們一生的寫作生涯，在某個空寂幽深的暗夜，或者某個陽光明媚的下午，故鄉的親朋、鄰人與景物就會冒出來，或寫實或虛構或變形地出現在作家們的筆下，成為小說中重獲新生的人物，并展現出在時代激蕩、風云變幻之際人們生命走向變化的背后所隱藏的潛痛與希望。

注釋：

①鬼子.艱難的行走[M].北京:昆侖出版社,2002:41.

②李建平等.廣西文學五十年[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5:53-54.

③王迅.敘述陽光下的苦難——論鬼子的小說藝術[J].民族文學研究,2008:01.

④⑤賀雪峰.新鄉土中國:轉型期鄉村社會調查筆記[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3:6.

⑥吉登斯.田禾譯.現代性的后果[M].南京:譯林出版社,2000:01.

⑦張柱林.桂海論痕——廣西當代作家作品研究[M].桂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16:47.

⑧童慶炳.作家的童年經驗及其對創作的影響[J].文學評論,1993(04):54.

⑨鬼子.廣西當代作家叢書[M].桂林:漓江出版社,2002:2-4.

⑩鬼子.瓦城上空的麥田[M].沈陽:春風文藝出版社,2004:247-2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