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高原和營盤是王昆小說中最常出現(xiàn)的主題，這兩個主題的黏合讓他的小說表現(xiàn)出雙重的經(jīng)驗內核，這個內核通常經(jīng)由軍旅生活中的日常生活表現(xiàn)出其獨特性或典型性。《卓瑪戴著紅珊瑚》這篇小說中王昆以高原上的軍營作為敘述的空間背景，講述了一位青年義務兵在駐地情竇初開時的浪漫故事，以男性作家的視角用敏銳的筆觸探索了這位義務兵的內心世界，雖然故事情節(jié)并不曲折，但結尾處的陡轉成為整篇小說的點睛之筆——“我”青春的懵懂愛戀在一個時間點突然從自我的想象成為他人的現(xiàn)實，也只有在回憶的倒帶播放中才能捋順這段一廂情愿的愛戀，使得小說就整體而言表現(xiàn)為一種后視抵達的平衡。

小說從“我”的回憶開始講述，回憶的起點是“愛上一個姑娘的神圣感，就像大戰(zhàn)在即的那個傍晚的感覺”。小說的敘述并沒有接續(xù)這位姑娘是誰，“我”如何愛上“她”，轉而講述“我”離開家參軍到地方，被作風硬朗的排長所吸引，“排長看我是個高原娃，就把我調到他的上鋪”，這無意中增加了“我”和排長的親密度，“我”也因此成了排長的婚前顧問，誰是排長的未婚妻是“我”關心但一直沒有明確答案的問題，同時這個問題也成為小說設置的第一個懸念。“我”和排長更為親密的接觸從我們一起去洗澡，“我”給他搓背開始，這是一種儀式性的體驗，不僅滿足“我”作為新兵的虛榮感，也給我和浴池女老板見面聊天的機會。這位十七八歲的浴池女老板，我從第一次見她就“害怕目光犯了錯”，每次去浴池“我”和“她”共同的話題都是被稱為“黑蛋”的排長，直到“我”在軍民共建信號傳輸光纜施工過程中表現(xiàn)出色，手上布滿血泡被“她”來看到時，才知道她叫央吉。“我”也因此感受到了央吉對我的關愛，甚至“一天不見到她，我又心里發(fā)癢”。有趣的是，每次見到央吉，排長都瞪著眼睛，從不和她多說一句話，“我夾在中間，挺高興的。”到這里，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我”愛上的姑娘應該就是這位“反復咒罵排長”的央吉。

王昆的敘述中，排長和央吉若即若離甚至相互嫌棄的行為，成功蒙蔽了“我”，“我”并不想明確對央吉是否真的產生了感情，而是天真地享受自我的獨戀，尤其在手指因抓牦牛受傷后“手掌纏著央吉的頭巾，但露在外面的手指頭被央吉攥得暖烘烘的。我喜歡這樣的感覺，濕潤而柔軟”。這個沉醉的基調從不被動搖，甚至是一再地加固，仿佛我和央吉之間的曖昧是一種自命的真理，“我覺得，她是愛上我了，她表達的那些熱情，讓我很是激動”。如果說暗戀一個人是自我的戰(zhàn)爭，那么“我”一直在自我營造的這場戰(zhàn)爭中獨自快樂、激動、幸福，而且說服自己“戰(zhàn)斗在即，暫且放下兒女情長”。這種虛妄之感被喚醒的端倪，是排長休假去結婚了，“我”和我們都不知道他未婚妻的信息，而“我”已經(jīng)許久未見心心念念的央吉，“我”準備去找她。當“我”看見“她的脖子上的那一串紅珊瑚珠子”時，暗戀的自我戰(zhàn)爭在這一瞬間就結束了，因為，早在為排長搓背時，“我”看到“他脖子上掛著一串紅珊瑚珠子，平時塞到襯衣里，誰也沒看見過”。之前的疑問也因此迎刃而解，排長的未婚妻就是“央吉”，“我”暗戀的愛慕對象是排長的心上人。惶惑之際，留下慌亂的“我”只一句：“小牦牛呢？”小說就此結束。

小說題目中的卓瑪在小說的行進過程中從未出現(xiàn)，像戈多一樣是一個懸置的主題，卓瑪在敘述中的缺位意味著這篇小說呈現(xiàn)出來的和說出來的部分遠沒有明確表達和間接敘述的那么重要，這應該是王昆作為寫作者有意的貯含，我們有必要審視這個有意制造的深度。《卓瑪戴著紅珊瑚》是一個寫青年情感生活及內心成長的建構小說，完成了自我對理想情感的解構，啟動小說創(chuàng)作的本初經(jīng)驗是“我”作為青年戰(zhàn)士懵懂的戀愛之心，但是“我”直接的情感訴求是缺席的，所以作者以排長的愛情故事作為牽引，愛情對于個體而言是一種精神追求，其特殊性在于愛情是抵抗平庸的日常現(xiàn)實的最重要手段。然而，“我”和排長都身處軍營的嚴肅氛圍中，無法實現(xiàn)轟轟烈烈且盡人皆知的愛情追求，因此在小說的敘述過程中，愛情作為敘事的動力僅作為若隱若現(xiàn)的表述策略。最終呈現(xiàn)在我們面前的是一個青澀青年介于外放和內斂之間錯位的單戀故事，這種錯位就“我”而言，將觸角伸向荒誕與反諷；對排長和央吉而言，是人內心沉默著的幽暗與微妙。小說的深層結構也在此展現(xiàn)，“我”給排長搓背時我們赤裸相見，可是越赤裸越神秘，越熟悉越陌生，那么“我”的自我指認是什么？小說在敘述中有充沛的情緒，一個視角是“我”直接單獨認識自己找到自我，另一個視角是借助央吉，間接認識我。“我”不斷地受傷，這是一種肉體的斷裂和損傷，央吉的關心彌補了這種肉體傷害帶來的精神苦楚，或者說央吉的關心是一種有效的支撐，“我”虛構并幻想著可能發(fā)生的愛情。悖論在于，“我”最深的精神痛苦恰恰是由央吉帶給我的，開門看見紅珊瑚的瞬間“我”成了自己的“局外人”，她成為“我”青春中最為灼燙的片段。所以，就結果而言，“我”是被戲謔的，“我”主動的行為表達和天真的精神表達均是一種荒誕不經(jīng)的表現(xiàn)。

在此意義上，將《卓瑪戴著紅珊瑚》作為一個成長小說來閱讀是成立的，青年人的主要特征是走進社會，經(jīng)歷情感波折，社會活動半徑慢慢擴大，也是人際關系復雜化的反映，“我”因為懂土語跟當?shù)乩相l(xiāng)交流，這種情況的心理構成是對外界的好奇和對自我的確認，逞強和愛出風頭也成為這種精神狀態(tài)的主要特征，這個世界里自我是被充分肯定和理解的。因此，“我”通過多勞動多干活獲得自信與認可，也以這種方式建立與他人的聯(lián)系，“我”在這個世界中將自己對象化，在自我的內部建立起對話關系，在這種關系中體驗情竇初開和激情燃燒。這意味著“我”相信的和希望的必然會磨損，意味著“我”必然會受傷。所以，小說結尾處處理了兩個特別的意象：木門與門閂，門閂是一個開與關的形象，它的意義外延是留守與出走，門閂對“我”而言是人生意義的開始，門閂必然意味著真相大白，只是這個真相的披露是有層次的。陽光照射的主題依然美好，或許美好是由一個孤零零的人完成的，“我”并非對日常生活習焉不察，牦牛是作為一個強化的意象，再一次被書寫和映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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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節(jié)選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