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受訪人：陳思和

采訪人：葉子

時間：2024年12月23日

地點：復旦大學光華樓西主樓1209，陳思和老師的辦公室

一 少年成長的精神烙印

訪談者言：

走進復旦大學光華樓的陳思和教授辦公室，震驚我的不只是滿屋子頂天立地的書架和書籍，更是置身其中的陳教授周身洋溢的書卷氣和一張口的字字珠玉。

陳教授成長在紅色年代，從小的理想主義教育為他鋪就積極向上的思想底色，特殊年代的徘徊砥礪使他練就寵辱不驚的人格品質，恢復高考的春風為他拂去迷茫和滯悶，他積極投身新時期的滾滾洪流，逐漸成為社會的知識中堅。

他用四十多年的光陰沉浸于本文獻，以教書育人為己任，以“脫心志于俗諦之桎梏”、傳承先賢風骨為使命，始終行走在恩師賈植芳那一輩知識分子所延續的、源自“五四”精神的求真求實的道路上。

陳思和

葉子：陳教授，我們約了很久，終于見面了。您一頭白發真好看。

陳思和：我是少年白頭啊，三十多歲已經開始長白發了，不過那時我總是把頭發染黑，一直染一直染染了二十多年，后來染發的間隔時間越來越近，終于有一天，大概是2008年10月左右，我決定不染了，一瞬間就滿頭發如雪，發現自己已經是個老人了。

葉子：見到陳教授，我的感覺似乎就回到了童年，我小時候就是在復旦大學周邊長大的，經常去校園玩，今天面對您，我仿佛又感受到80年代復旦校園的那種精神氣象。請陳教授先講講您那個年代吧。

陳思和：我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1960年開始上小學，1966年中學畢業，第二年才分配到住家附近的中學上學，我是69屆初中生。你要我說說“我們這一代人”——包括“老三屆”，我屬于那一代人中年齡比較靠后的。1977年恢復高考，這代人又成為77、78兩級大學生的主體。我覺得這代人有一個共同點，就是他們在讀小學、中學期間，受到過五、六十年代社會比較正面的理想主義教育。我說我的年齡比較靠后，就是說，69屆只是跟在“老三屆”的后面。我們在中學里幾乎沒有學到什么，但“老三屆”是學到知識的，更重要的是接受過比較正面的理想。且不評價理想本身的內涵，這是很復雜的問題，一個人有沒有理想主義價值觀是不一樣的，理想也意味著對社會的責任，對自我的期許。那時候我們都會唱一首少年先鋒隊的歌，歌詞是郭沫若寫的：準備好了么？時刻準備著。……將來的主人，必定是我們！這種理想主義的教育，在1966年以后就被顛覆了，但實際上學生時代的意識形態灌輸和形成，它是有烙印的。

1977年恢復高考，對我們來說，對整個社會來說，都是一件非常正面的事情。舉國上下，都盯著這批高考的幸運兒。所以當他們進了高校學習，他就有一種使命感，作為一個代際的意義，好像被寄托了時代對整整一代人的期望。為什么呢？因為這一代人大多數受到嚴重的精神創傷，與時代后來的進展節奏錯開了，他們本來很有理想，但后來碰到很多困境，譬如下鄉、下崗等等，很多優秀的人慢慢沉落下去，最后就隱沒到社會底層，一輩子坎坎坷坷。

所以，這一代人，大部分人的生命能量都沒有發揮到極致，被浪費了。只有其中很少一部分人通過高考（當然也有通過別的途徑），進入到另一個層面，就是可以跟國家的發展同步前進的那一個階層。1977年恢復高考，是一個門檻。無論是通過高考，還是研究生考試，甚至是其他形式的“考試”，他進入到了另外一個層面，帶來了新的精神境界，他關心的問題，思考的問題，參與的問題，與自己在社會風浪里掙扎的，到底是不一樣。所以，在我們這一代很少的一部分人身上，被寄托了這么一代人的希望。而當我們邁上了這個臺階，少年時期潛在的理想主義因素——我指的是某種歷史感、社會的責任和經驗、使命感、對自我未來的發展目標等等，都被重新喚起。總的說來，是呈現出一種自覺。

葉子：您對這代人的“大多數”和一部分“幸運者”的分析，讓我受到啟發，我曾經聽過不少您這一代的人在自我嘆息：中學時代沒有受過很好教育，等到恢復高考，又被擋在了時代的門檻外面。他想做的事都做不了……但少數“幸運者”成功通過高考，一定是與平時的學習和積累有關的，你在少年時期也遇到過不少坎坷與苦悶，但你是怎么克服負面的精神因素，把精力集中到學習上面來？

陳思和：我剛才也說了，一代人的青春年華被浪費，也包括我自己。實際上我們這一代人，不管我們后來在學術上多么勤奮刻苦，好像也做出了一些成績，但總的來說，都不值得沾沾自喜。我們這代人談不上學霸，也不存在什么“大師”“泰斗”之類的說法，因為我們的學術能量有限，先天不足。我們的童子功倒是我剛才說的，人生的理想支撐我們的奮斗精神，知難而上。有些方面，可能還是后天努力的因素更大一些。

二 自學與工作：盧灣區圖書館 

訪談者言：

一代人被時代無情地拋向生命的荒野，舉目四望，茫然無措。

同樣的迷茫之中，陳思和唯一的選擇就是堅持學習。沒人引導，也不知道學了有什么用，他還是抱定一個想法：不能浪費年輕的時光。

中學里不開課，他就堅持自學，私下里向老師討教，借書看。沒有老師的科目，就自己買了教材和教輔來學。福州路的舊書店是他的日常流連之地。

“我當時想，我不能辜負自己的年齡。”陳思和就這樣努力跟上以前中學的正常教學進度。雖然學得不成體系，好歹在15歲時勉強自修學完初中的課程內容。

“沒什么特別的原因，我大概就是天性愛學習”，陳教授回憶說，似乎那是與生俱來的本能。如果非要找一個原因，他覺得是和從小所受的教育有關。五零后是在紅旗下長大的一代人，血液里流淌的都是理想主義的基因。進取的人生態度是刻在思想里的鋼印，即便在混亂之中，仍然堅定地向上生長。

“我就是努力出來了。沒有灰心喪氣，沒有失去希望，可能就是有一種理想主義的底子在吧。”他說。

 

葉子：那我很好奇，您的知識是從哪里學來的？為什么您之后能考上大學？

陳思和：我主要是沒有荒廢時間。 

葉子：與家庭環境有關系么？

陳思和：與家庭環境也有關系，但也不是很大，我天性愛學習，父母不怎么督促我。我在初中跟著學校里的兩個老師，跟英語劉老師學英語，跟數學沈老師學數學，都是自學為主。那時候老師在課堂上不敢多教知識，整個形勢不提倡傳授知識，但是老師對好學的學生會另眼看待。他們會借書給你。你有什么問題，他會給你解答。但一邊解答難題，一邊還要強調：好了，夠了，你不要走白專道路哦！就是這個樣子。但在這個過程中，我慢慢地對以前中學的學習課程范圍和進度有點清楚了，知道應該讀什么書。

我起先陸陸續續借了一些數學、物理、英語課本，后來我偶然接觸到一套更好的《數理化自學叢書》，四本代數、四本物理、四本化學、兩本幾何、一本三角、一本解析幾何等等，大概十幾本吧，起先是老師借給我一兩本，后來我就自己去書店買，完全是自學，書后面附有習題答案。那時我總是在福州路那個舊書店里轉。我有一個樸素的想法：就是不要浪費自己的年齡。雖然現在學校里不開課，但我想至少要跟上“文革”以前的中學教學進度。什么意思呢？比如我是15歲，應該是初三的年齡，那以前中學初三的功課我要會做；到了高一那個學段，高一的功課我也要會做。實際上有些是做不到的，比如化學需要做實驗。第一本中學初級化學我自學過的，第二本就不行。中學教化學的許老師對我說：“你學下去就要做實驗。你不做實驗，最多是相信書本上說的實驗都是對的。但是你自己不做，總歸沒有感性的認識。”我后來化學就學不下去了。物理也是，但是數學是可以自學的，英語也可以自學，語文當然更可以學習了。

葉子：您這個學習的自覺性從哪來？

陳思和：這個自覺我從小就有。中學畢業我沒有上山下鄉，成為一個社會閑散人員，叫社會青年。就是沒有工作，那時每個人的工作都要國家分配的，你沒有工作就意味著你沒有職業沒有收入，在社會上被人看不起。但是我自己心里很平靜，別人經常會對你說：“哎呀你這樣下去怎么辦？”我有時候也會惆悵，我怎么辦？但是我的內心很充實，因為我忙著在學習各種文化知識，覺得一點也沒有虧待自己。

我先是住在上海的楊浦區，是個工業區，后來搬到盧灣區，就是商業區了，街道里待業青年很多，讀書風氣也很盛。我就近在盧灣區圖書館讀書，幾乎天天去，走路過去就二十分鐘。慢慢地就認識圖書館的工作人員，他們覺得我挺好學的。圖書館政宣組，等于現在的宣傳部，我與他們那里的幾位老師越來越熟，經常過去玩。他們辦一個刊物，是一個油印的書評刊物，叫《圖書館工作》。我幫他們油印、打字，裝訂，包括編稿子，參與了這些工作。后來慢慢參與到他們的一個書評小組，盧灣區圖書館工人書評小組，參與了他們的讀書研討等活動。

葉子：這算不算是打工啊？

陳思和：不是什么打工，就是幫忙性質的，完全是義務的。我很喜歡圖書館，當時曾幻想，如果能一輩子在圖書館工作，真是太幸福了。盧灣區圖書館的工人書評小組在當時挺有影響，培養過好幾個后來挺有成就的媒體記者和文藝評論家。

葉子：陳老師，您講了各個時期，各個年代的故事，對于當下社會的一些現象也是有啟發呀。現在這個時刻，好像很多的年輕人也會面臨您當時的困境，比如說就不了業啊，也會在家里啃老待業啊。您剛才講的這一段，我覺得特別有意思。此刻，陳老師，您會對當下的青年人有怎樣的一種寄語和人文關懷？

陳思和：這里我說的是我自己的問題，我對現在的年輕人的心理狀況不太了解。我那時父母不會來指點你該怎么做，學校里當時已經很亂了，也不上課，就是一個內在定力，你自己要怎么做。我只有十幾歲，沒有人生導師。但我出于內心渴望，就是喜歡學習，也沒有想過將來會怎么樣，因為我們當時沒有前途，只是覺得不要荒廢自己的學業。我小時候成績也不算優秀，平平中上，我只是喜歡，比如喜歡看書，喜歡寫作，喜歡探討一些問題。

后來慢慢發生變化。因為有了盧灣區圖書館，我很感激它。它是我人生進步的第一個臺階。在書評組里，我原來是屬于比較差的。其他成員都比我好，他們都是工人，都很成熟，我只是幫他們印印材料什么的。后來我也學習寫書評，當然不一定寫得好，只是參與了。盧灣區圖書館有一個學習的任務，經常組織青年工人學習理論。當時有一本文藝理論著作《文學的基本原理》，是以群主編的，這本書我們讀過，讀的時候，政宣組的老師把書拆開重新打印，油印的章節，發給大家學習討論，而以群那時卻已經自殺了。

1974年以后，全國性的政治學習運動多了起來。本來是中央高層的事情，但它要傳達到基層。每個工廠、每個單位，街道居委會都要組織學習，每個單位都要跟著上面的步驟去組織學習。其實大多數底層群眾是沒辦法學習的，也弄不懂這些理論知識。怎么貫徹？當時各單位產生了一個組織，叫工人理論隊伍，實際上就是我們的宣傳隊伍。要把中央精神編成一些通俗教材、講稿，然后呢，到工人，到車間，到基層去講解。我沒有工作，街道居委會要負責對居民講解，就叫我去宣講，這不是打工，沒有錢的，只是讓你去干這些活。我很年輕，很樂意去干活，因為有那么一個條件可以做些事情了。

于是我們得看書，那個時候開始閱讀大量的書籍，圖書館也對我們開放了。當時主流意識形態把中國歷史分成兩家，一家是儒家，一家是法家，認為法家是進步的，順應歷史潮流。這叫做“評法批儒”。報紙上發表很多文章，提出要研究荀子、韓非子、商鞅、柳宗元等等法家，就這樣把圖書館館藏古籍都開放了，“評法”也要讀書，“批儒”也要讀書。文學有法家、儒家之分；經濟有法家、儒家之分；政治上更有法家、儒家之分；這樣就有機會有條件閱讀大量的書。

葉子：有意思！

陳思和：我的學習過程就是這樣。動機上來說，我們為了工作，必須要讀荀子、韓非子，一直到司馬遷的《史記》，就這么一路讀下來。當時把諸葛亮，曹操這些人全列為法家，曹操、諸葛亮他們都有著作。這些書我們都可以讀下來。

葉子：所以當時您不僅是自學了中學的這個課程？

陳思和：自學中學課程是在前面，在1970年之前，到了這個時候，大約是1974年以后，就完全跳出來，跳出來就開始了一個新的天地。當時圖書館政宣組里有幾位老人，有的是干部，有的是學者。他們也無所作為，就指導我讀書。后來盧灣區圖書館還接了一個任務，要組織人員寫一本《劉禹錫評傳》，我也參與其中，跟著他們學。這樣，慢慢地對古代文學了解了一些。當然是皮毛的。那時候學習環境就比之前好多了。

那時復旦大學開門辦學，已經有工農兵學員在老師帶領下到圖書館來參加工人書評小組的活動，一起學習、研討，還有講座。有一次聽復旦大學的老師講《紅樓夢》，題目是“王熙鳳的十大罪狀”。講完后，我懵懵懂懂提了一個問題，什么內容已經忘記了，只記得那位老師很認真地對我說：“這個女人很虛偽。”斬釘截鐵。還有復旦大學政治經濟學的蔣學模教授，圖書館也經常請他來開講座，在一個劇場里，聽的人很多，不過我心里稀罕的是，他竟翻譯過《基督山恩仇記》！

后來我考進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一學期聽古代文學作品課、文學理論課，覺得都不陌生，我在圖書館都讀過。只有現代文學方面讀的比較少，因為現代文學作品在那個特殊年代都被禁了。缺什么補什么，我就系統閱讀現代文學，漸漸開始研究巴金，走上了研究現代文學的道路。

葉子：所以在那個特別的年代，好像我們覺得，是沒有一個正規的學習環境，反而學習的那種饑渴和那種熱情是空前的。

陳思和：還是主觀上喜歡學習，這是最重要的。當時有一個七一書場，是唱評彈的，在新天地那一帶。盧灣區圖書館經常在那個書場辦講座，我也經常去聽。淮海街道有一個電影院，叫淮海電影院，街道經常在那里舉辦學習輔導，對象就是居民。我參加了街道理論隊伍以后，經常到七一書場聽講座，學了回來，把講座內容通俗化，再到淮海電影院去“販賣”，輔導居民學習，居然也能一口氣講二、三個小時，為了讓居民聽得懂，還要用上海話講大道理。

葉子：怪不得，我經常聽您做講座，您在做講座的時候，是很接地氣的。

陳思和：為什么會接地氣啊，因為我置身在社會的底層，我的講座對象，都是文化程度不高的居民群眾。我想努力把課講好，讓大家聽得懂。其實這樣一個過程，對我也是鍛煉和培養，對我的學習是有幫助的。后來我被淮海街道分配在街道圖書館工作，但主要還是在街道做宣傳工作，還兼團委工作，淮海街道圖書館的業務又是受盧灣區圖書館指導的，就這樣，淮海街道、淮海街道圖書館、盧灣區圖書館成為我工作的范圍。1974年到1977年，我就在這樣一個三角范圍里面生活和工作。我是在那個時候慢慢地成熟起來。當然那個所謂的“成熟”里，也有很多不成熟，甚至有很多認識上的幼稚和錯誤，沒有能力去識別那個時代真相究竟是怎么一回事。那時心里涌動的，第一要學習文化知識，趁著學習的需要，不僅讀馬列原著，也涉及西方哲學、國際共運史方面的著作。第二是在學習過程中，還有一種想為社會為國家多做一點事情的愿望，這一點，我大約是遺傳了我父親的性格基因。 

葉子：您說了許多，還是說您青年時就有理想主義的底子，如果沒有這個底子，肯定會灰心喪氣，會覺得了無生趣，覺得自己在社會上無用武之地。就像您說的，家庭教育的烙印還是很深的。

陳思和：是的。我后來想想，我從小接受的家庭教育中，盡管膚淺幼稚，但是有正面的力量。比如1956年初，我兩歲的時候，父親就到西安支援內地建設，他把整個單位搬過去了。我媽媽沒有跟著去。當時臨別流行送筆記本，可以寫日記什么的。我有一次偶然看到父親給媽媽的一本筆記本，前面有個題詞，寫著：“東顧上海，西望長安。”意思就是說兩頭為難了，他接著寫下去：“我為了國家，還是犧牲了一切。”然后對媽媽說：“你下面是兩個孩子，上面是60歲老母，你的擔子也不輕。”大概是這樣一個浪漫主義的題詞送給我媽媽。那時候他們結婚就三、四年的時間，我媽媽也坦然接受，兩個孩子留下了，我爸爸獨自到外地去，有點像電視劇《人世間》里的故事。父母兩地分居二十年，1976年父親最后一次探親回去后，辦理退休手續，人還沒有到家，突發腦溢血去世了。我媽媽二十年來當媽又當爹，依靠外祖父外祖母，把我們兄妹幾個撫養長大。我媽媽有時候也會感到痛苦，但總體上父母很少在我們面前互相埋怨或者滿腹牢騷，沒有！這種言傳身教對我的影響很大，我從小就覺得，人都應該為國家工作，為社會服務。這是一種價值觀。后來我也遇到各種困難挫折，但我還是一個努力向上的理想主義者。

三 復旦求學時期：賈植芳和巴金

訪談者言：

忽如一夜春風來，1977年國家恢復高考。

一直在學習中的陳思和，從千軍萬馬中殺將出來，成為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一屆新生。

對他來說，進高校讀書，是積極正確的事，是不用選擇的選擇——“舉國上下的眼睛都盯著我們，好像對我們寄托了整個時代的期望。我們是被選中的一小部分幸運者，是在替我們這一代青春被浪費的大多數人接受高等教育。”陳教授說。

1978年，他與同學李輝一起通讀了《巴金文集》。他們研究巴金的第一篇文章《怎樣認識巴金早期的無政府主義思想》，發表于《文學評論》1980年第3期。六年后，他與李輝合作的第一本論文集《巴金論稿》由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982年1月7日，即將畢業的陳思和與李輝有幸第一次走進武康路113號，謁見巴金先生。他們研究了多年也崇拜了多年的巴金先生，那天不巧正生著病。因為見面是提前約好的，巴老還是堅持和他們傾談良久，談話期間還出去打了一針，對年輕人的提攜愛護不言自明。

沒過幾天，28歲的陳思和畢業留校，師從復旦大學比較文學學科奠基人賈植芳。在復旦大學，他找到了理想的典范。他說：“在賈植芳先生身上，我找到了我的精神父親。”

葉子：接下來我們可以聊聊您考上大學以后的經歷了。您這方面的文章很多，我也讀過不少，很受感動，不過還是想聽您自己講講。

陳思和：可以這么說，1977年恢復高考制度，是現代中國歷史性轉型的標志，1966年動亂起始于廢除高考制度，現在恢復高考，標志了中國又回到了正常生活軌道。這也是我個人命運發生根本轉變的標志。沒有1977年的高考，我當然也會照常生活下去，努力工作。但那肯定是另外一種人生。剛才我就說過，我們這一代人之所以不幸，是這個機會來得太晚，而且它到來的時候，大家都沒有思想準備。所以一下子把大部分人都攔在了高考這道門檻的外面了。

葉子：您當時是事先獲得高考信息的嗎？

陳思和：沒有。恢復高考的信息是一下子傳播開來的，全社會都知道了。我們參加考試都是臨陣磨槍。這方面老三屆肯定有優勢。69屆能考上純粹是偶然。不過，臨陣磨槍中我還是有點優勢，就是我從中學到現在，學習一直沒有中斷過。我報考文科，語文、歷史、地理三門對我來說沒有問題。當時主要就是復習數學，數學我也有底子，但畢竟是自學，沒有受過好的訓練。

當時真是壯觀！整個社會都被牽動了。老三屆加我們后面的三屆學生，高中生初中生擠在一起，就有9屆人在同時考大學，而錄取人數畢竟有限啊，第一次發榜沒有我的名字，沒考上。沒有錄取也就認了，我覺得我的水平真的不敢自信，何況那么多老三屆考生也沒有被錄取。可是到了1978年大約4月份，突然招生辦又補發了一批錄取通知書。那一次我被錄取了，而且，整個街道被錄取的人數好像很多。那一年招生特別倉促，報考人數多，工作量也大，最后就讀是在1978年的春天，所以我們與真正的78級只差半年時間。

高考這件事，對我個人來說，是我很主動地去迎合社會潮流的一次選擇。我一生很少迎合社會潮流，但高考我是隨大流的，結果考上了。考上當然也是偶然的，不過就我以前一向喜歡學習而言，又似乎是冥冥中有了準備的。 

葉子：你是在上大學以后開始研究巴金的嗎？為什么會選擇巴金呢？

陳思和：1978春天我考進復旦大學中文系，第一學期聽古代文學、文學理論的課程，都不覺得陌生，我在圖書館都讀過的。比較欠缺的是現代文學方面，因為現代文學作品在那個特殊年代都被禁了，當時批判“三十年代文藝黑線”。我瀏覽過魯迅作品集，先是讀沒有注釋的魯迅著作單行本，讀起來很多地方都不懂。后來在盧灣區圖書館閱讀1958年出版的《魯迅全集》，有注釋。通過注釋，間接地了解到現代文學的一些知識。但對于中文系的學生來說，這些知識遠遠不夠。聽了現代文學的課程以后，我就根據老師講課進程，閱讀一些重要作家的著作。我在圖書館閱讀《巴金文集》，一共十四卷，一卷一卷閱讀。李輝也在圖書館閱讀巴金著作，一見彼此看的是同樣的書，互相聊了起來。李輝是我的同班同學，比我小兩歲，他是第一批從湖北考進復旦的，我是第二批擴招的，因為經常在一起讀巴金，討論聊天，很快就熟悉了。

在這個過程當中，有一位老先生在圖書館工作，他就是我終身追隨的導師賈植芳先生。賈先生注意到我們一直嘀嘀咕咕地在討論巴金。他正承擔一個集體項目，是二十幾個高校聯合編撰的一套中國當代文學資料匯編。賈先生是這套大型叢書的編委，他指導復旦團隊研究幾個子項目，有巴金研究資料專集，還有聞捷、趙樹理的研究資料專集。巴金的研究資料涉及到一些國外學者的著作，賈先生開始讓我們閱讀，還布置任務，讓我們翻譯其中幾個章節，收入他編的資料專集。這個項目起先是高校為當代文學學科建設而集體籌劃的，后來成為合并到中國社科院文學所的大項目，列入國家六五規劃。

就這樣我們在賈先生的指導下，走上了研究巴金的道路。賈先生要求我們研究巴金一定要從閱讀巴金著作的初版本開始，于是，我和李輝經常翹課，從復旦倒好幾趟公交車，從上海東北角到西南角的徐家匯藏書樓，查閱巴金當年發表文章的舊報刊舊雜志，還有初版本圖書。當時沒有互聯網也沒有數據庫，不能照相也不可以外借，我們只能坐在藏書樓里閱讀、校勘、抄寫。一天看不了多少材料。期間我們認識藏書樓的一個青年管理員，叫張偉。他很同情我們這樣辛苦地查閱資料，經常在中午吃飯的時候，同意我們把刊物帶到門口有復印的小店去花錢復印。張偉后來也利用藏書樓的舊報刊，發現了很多現代文學的珍貴資料，策劃編輯過很多有價值的書。我與他有很多合作項目，他現在去世了，我很懷念他。

我們就一直這樣讀讀讀，幾乎把巴金先生早年的著作，還有他編的雜志，以及有關他早年信仰的很多理論著作都讀了，讀了以后，我們就慢慢認識了巴金的思想創作以及其人格發展的道路。當然，我對巴金的早期信仰的認識和評價，與我在七十年代那一段時間學習過國際共運史有關，有了國際共運史的底子，閱讀巴金早期信仰和理論書籍，我沒覺得有什么困難。

最初，我閱讀巴金著作是帶著疑問的。巴金早期信仰無政府主義，當時叫安那其主義，我從國際共運史中知道，無政府主義的創始人蒲魯東、巴枯寧是馬克思批判的主要對象，然而，為什么信仰安那其的巴金卻能寫出呼喊革命、批判封建制度的文學作品，從而走在新民主主義革命的文化前列？在巴金的信仰與創作之間，是什么樣的紐帶將兩者聯系在一起？這個理論問題，我和李輝在研究中合理地解決了。無政府主義從理論到實踐是有許多面相的，有法國的，有俄羅斯的，也有英國的工團主義等，巴金在中國半殖民半封建社會環境下，主要接受了無政府共產主義（烏托邦）的理想和反強權的政治理論，具體的中國場景就是五四新文化運動。在中國當時什么是強權？是帝國主義侵略的強權，封建專制勢力的強權。巴金是選擇了無政府主義的理論實踐來追求他的烏托邦理想，當然失敗了，理想破滅以后的巴金，因為革命失敗而痛苦，因為信仰破滅而絕望。當他把這種痛苦和絕望通過文學書寫出來，他就完成一個作家的使命了。大量的中國讀者并不了解他的信仰為何，而是被他書寫的痛苦情緒的真實性所感染，產生了廣泛的積極的影響。抓住了理想主義的核心，就理解巴金一生的追求和力量，這樣也合理解釋了巴金為什么當了作家以后還那么痛苦，他從來沒有為自己文學上的成就沾沾自喜，反而不斷地貶低自己，說他自己不懂文學，不懂技巧，只有滿腔感情需要傾吐。他一直這么說，一直持續到他的晚年。巴金的一生，是一個理想主義者的追求過程。巴金的晚年著述，上世紀80年代，我們上大學時，巴金開始寫《隨想錄》，一篇一篇，把他原來的追求光明、追求革命、反對專制，到成為一個作家的痛苦呼喊，再到晚年重新拿起筆來，反思自己的一生，就這么融會貫通地書寫出來。這些都是我們所能夠讀懂的，就是一個知識分子，從追求理想出發，奮斗，到失敗以后的痛苦，再到他晚年的自我反省。這種真誠和懺悔，我也深刻地感受到了。我研究巴金，是巴金用他的著作滋養了我也提升了我。巴金身上體現了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始終追求真理的精神。我大學畢業時，曾經有過一個念頭，到北京去。參加巴金先生提倡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我愿意到那里去工作。我想如果巴金的現代文學館建立起來，需要工作人員，我會去。我會去實現巴金的理想，我知道應該怎么做。

葉子：您再談談賈植芳先生吧，我們都知道，他對您的影響至深！

陳思和：我和李輝研究巴金，是在賈先生的指導下開始的，我們寫的研究論文都請他指點，也是賈先生把我們第一篇研究巴金的論文推薦給《文學評論》發表，否則我們作為普通大學生，怎么可能在《文學評論》上發表文章。還有，賈植芳先生是七月派的作家，提攜他的朋友是胡風，而胡風的導師是魯迅，賈先生沒見過魯迅，但是魯迅的精神通過胡風傳承，在賈植芳先生身上體現得非常強烈。他愛憎分明，立場堅定，朗朗風骨，榮辱不驚，雖然一生受過很多磨難，卻絲毫沒有因此而精神萎靡，人格卑微。他是一個擁有大智慧的知識分子。

我剛才說過的，我父親在我兩歲的時候就到外地去工作，等到他退休，又突然去世。所以在我的成長過程中，精神上是缺失“父愛”這樣一種教育因素。父愛，我認為父愛不只是管你吃飯穿衣的那種愛，更是在精神上，在你人生成長道路上的一種理性指引。我在賈植芳先生身上，才找到了這樣一種精神父親的榜樣。對我來說，我能有今天的模樣，就是你說的知識分子的人文關懷的體現，完全是因襲了賈植芳先生，而且賈植芳先生沒有像我這么說的來指點我，他只是一個普普通通的老人，言傳身教，完全是潤物細無聲的教化和感染。我一直在他身邊，幾十年跟著他，做他助手，幫他工作，后來還照顧他生活，一直在他身邊。對我來說，賈先生不僅像是父親，他比父親更高一層的精神存在。所以我是在他身邊成長起來的。如果你前面說要探討什么是一個復旦知識分子的風貌，當然是可以有各種理解，我首先認為賈植芳先生才是復旦的精神偶像。這樣的話，我覺得我所作所為的一切都可以講得通。當然我比我導師要幸運得多，但我在精神上，向往的是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傳統，而賈植芳先生是我們的榜樣和偶像。有這么一個老人在我的身邊，和沒有這么一個老人存在，對我來說是完全不一樣的。

葉子：陳老師，您說小時候就是小學階段受到的是那個時代正面的影響。您說到您父親的故事，剛才又說到缺失精神父愛的問題，其實在這樣一個家庭里生活，應該說，會帶有創傷的。

陳思和：當然是有創傷，我小時候看到我媽媽很辛苦，父親不在場，各種壓力她要一個人承擔，特別是經濟上壓力。我從小就想著多幫助媽媽分擔一點，小學畢業，就主動挑起家里的各種家務，包括管理家庭開支。像個“小大人”，顯得少年老成。好在我從小受的教育中，正面的教育比較多，負面的情緒少。就是到現在，我看到有些人總是絮絮叨叨、怨天尤人，我很不習慣，我自己養成的是另外一種個性和習慣。我也受到過各種壓力，精神發展有時也會走入低谷，包括各種沮喪、無奈、委屈的情緒，我都經歷過。但是我不會久久沉湎于陰影擺脫不開，也不會去抱怨，我覺得沒甚么事情值得去抱怨，沒有必要。我常常說兩句詩：兩岸猿聲啼不住，輕舟已過萬重山。你還來不及對著猿聲抱怨，發泄憤懣，江水滔滔已經過去了。這個可能跟我年輕時的理想主義性格有關。人生有創傷并不可怕，關鍵還是面對創傷的態度。賈植芳先生的豁達、開朗、陽剛、大境界，他是我直接的榜樣和導師。還有一個榜樣是巴金先生，巴金先生沒有具體教我什么，在他的晚年，我與他有較多往來，他對我的影響有點抽象，也有點高遠，我讀巴金的書，尤其他晚年的著述，巴金高度智慧的人生態度很吸引我。我對賈植芳先生的精神認同，對巴金先生的精神認同，都是由衷、自覺的，是從我心底深處發出的。

葉子：您很幸運，您在自己的專業領域做出了成績，又有賈植芳、巴金作為你的理想典范，指導、鼓勵您樹立起更為遠大的人生境界，所以能夠既立足專業，又面向社會。

陳思和：你說賈植芳、巴金是我的理想典范，說到我的心坎里。賈植芳先生經常說，“做一個學者要有大境界，大格局，不要做那些點支煙也怕燒痛手指的庸人。”先生是有所指的，他在自己的書里反復說過這個意思，就是做人要做大寫的人，不要為個人一點小事患得患失。賈先生總是強調他自己是個“社會中人”。什么意思呢？他曾經出國留學，1937年中日戰爭全面爆發，他毅然放棄文憑，回國參加軍隊打仗；他的伯父是個買辦商人，廣有財產但沒有兒子，想把家產交給先生去管理，先生拒絕了，還是要去社會上闖蕩。從現在流行觀點看，出國留學、名校文憑、高薪工作，都是人生追求的階段性目標，他不費力就可以得到，何樂而不為？但在先生的思想深處，還是想著要為社會多做一些貢獻，為社會進步做一點事情，而不是個人的安穩小日子。巴金先生有一次很認真地對我說：“做一個作家不是我的理想，我希望能夠多做實際工作，為社會進步多做一些事情。”我理解他說的意思，這是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留給我們的寶貴的精神遺產。但我們今天如何去再實踐知識分子的這種精神傳統？每個時代都有自己的召喚，知識分子的使命呈現也都不一樣。像我父親一代，是1949年以后的知識分子，他放棄上海小家庭的幸福生活，離別妻子母親，到西北去建設新興城市，也是這種知識分子精神傳統的時代呈現。從五四一代知識分子的廣場型價值觀，到千百萬知識青年走向邊疆內地參加建設，這是一脈相承的。然而在今天的環境下，與以前有著天翻地覆的變化，至于知識分子如何在社會上體現服務精神，理性推動社會進步而不是退步，推動人類進化而不是退化，這些還是需要我們認真思考的。

 

四 “人文精神”討論與“崗位”意識

訪談者言：

1993年，上海的知識界發起一場關于“人文精神”的大討論。面對資本對社會機體的侵蝕，人們希望找到一種人的自覺，守住人性的底線，把正面的陽剛的精神闡發出來。

陳教授在這一年發表論文《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提出了“崗位”的概念，其內涵便是一份內心的“堅守”。

現代社會由大量的崗位構成，每一個崗位又是通過具體的專業和職業來體現的。專業有自己的傳統，職業有自己的行規和標準，這樣就慢慢形成了并行不悖的知識體系。這種知識體系的網狀結構不是由國家法律制定的，而是由每個專業根據自己社會的運行邏輯生成的。在工作崗位上的人，能從中找到自己的價值和尊嚴。

陳教授認為，社會的資本的欲望就像大浪滔滔難以遏制，但是海底無數的礁石可以擋住水流。無數在崗位上各守其職的普通人，就是社會的礁石，擁有阻止大浪的力量，讓社會保持正向發展，防止欲望的巨浪泛濫成災。

在這當中，知識分子尤其需要保持和發揚自己的精神傳統，找到自己的社會位置。

三十年過去了，陳教授以“五四”時期知識分子分化和選擇為背景，寫作人文專著《從廣場到崗位》，在他看來，“人文精神”的討論并不過時。“因為人始終面對不同的挑戰，人始終害怕自身的毀滅，人也始終在反思自身。知識分子堅守的人文精神，就是人的精神的自我斗爭，知識分子的責任，是要直面并不斷克服自身的丑陋——要把‘人’字寫得端正。”

葉子：我們接下來想聽您談談1993年上海知識界發起的“人文精神”大討論的情況。

陳思和：“人文精神”討論發生在1993年，后來每隔十年，幾乎都有人、或者媒體自發舉行紀念和討論，這個話語已經傳到了青年一代知識分子中間了。很多人對此說過很多話，我以前也有過回憶，今天就不展開了。我要說的是，改革開放的政策路線在中國推行了四十多年，對科學發展、經濟發展、包括精神文化的發展，都帶來前所未有的飛躍。如果沒有改革開放，就沒有今天這樣一個強國雄起在世界的東方。這是全世界有目共睹的。但高速度發展也不是沒有負面的問題。中國就像一條龍，按《易經》說法，潛龍勿用，在深淵底下的龍不能隨便翻動，一動就可能山崩地裂。現在這條中國龍已經從地底下突然騰飛上天了，那整個過程一定是天翻地覆、電閃雷鳴、山搖海嘯，龍是不可能安安靜靜、悄無聲息地飛上天，它會拖泥帶水，也會遍地瘡痍。龍已經上天了，但是留下天殘地缺、污泥濁水，需要有女媧來修補和清理。這是一個辯證關系。我們只看到巨龍上天而歡欣鼓舞，看不到大量負面的后遺癥，那是不對的；但如果只看到后遺癥，一味指責飛龍上天，認為它還不如在深淵里睡覺，那更不對。所以我們要的是女媧的工作態度，創造新天地的工作。

在認識這個前提下，重新來思考“人文精神”討論，我認為是有意義的。當時的情況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來取代計劃經濟，是一種制度性的改變，整個社會在大變動、大調整的過程中出現很多有待實踐和摸索的空白地帶；二是我們一代人以前受到過正面的理想主義教育，有一種能量積蓄在社會上，面對市場經濟所出現、或者可能出現的各種新的問題，尤其是資本運行帶來的負面問題，自發地提出一種示警的聲音。我認為這種聲音沒有實際效用，但它是充滿理想主義的批判聲音，是理性的、正面的，陽剛的聲音。

貧富不均不是最大的問題，人性底線的喪失才是最大的問題。

在這個判斷當中，當年“人文精神”討論抓住了一個關鍵詞——當然也可能是片面的認識，但至少抓住一個：人必須要守住底線！在人欲橫流的社會環境中，如馬克思在《資本論》里所引用的話：資本有50%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100%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300%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如果動亂和紛爭能帶來利潤，它就會鼓勵動亂和紛爭……這就是人格向資本異化的秘密鑰匙。人文精神討論的核心意義就在這里，我們面對一個資本可能帶來動亂紛爭的現實環境，必須要喚起人之所以為人的自覺：要守住自己的底線。

葉子：1993年，你發表論文《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提出了“崗位”的概念。三十年以后您又寫了一本書《從廣場到崗位》，提倡的也是“崗位”意識，論文和著作我都讀過，我覺得理論觀點沒有什么變化，您是在重申當年提出的理論主張嗎？畢竟經過三十年，您的理論觀點有什么發展嗎？

陳思和：確實沒有太大的變化。我1993年發表《試論知識分子在現代社會轉型期的三種價值取向》，強調的是知識分子崗位意識。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知識分子的分化現象一直是我關注和研究的對象，與以往的研究成果不同，我在研究中注入了我自己的當下的社會經驗，試圖用知識分子價值取向作為關鍵詞，貫穿分析知識分子不同道路的選擇，由此概括出“廟堂”、“廣場”和“崗位”三種價值取向，由此選擇了崗位型價值取向作為當下知識分子能夠選擇的道路。我在那篇論文里，僅僅概括出三種價值取向，試圖作為知識分子工作的理論依據，當然我從未想過要號令別人，只是想作為自己社會實踐的目標。

你可能注意到，我在“人文精神”討論中一再強調知識分子需要實踐，去尋找一條可行的道路。但是在那篇論文里還沒有實際的具體想法，僅僅是一種學習文學史的心得；后來我在《現代出版與知識分子的人文精神》中提出了現代出版是一種知識分子崗位的設想，初步把知識分子的崗位定位于專業（學術）、教育和出版三位一體的“模型”，并且身體力行地投身于實踐。當時我在專業上一直緊盯九十年代的文學創作，提出一系列文學史的關鍵詞，跟蹤分析文學發展的特征和走向；在出版領域推出了“火鳳凰”、“逼近世紀末”等系列叢書，并且包括編寫教材和青少年讀物，希求對中學教育、大學中文教育和通識教育能夠發生一點影響。我努力在這三個方面追求融會貫通，合力服務于社會的理性發展。

這樣就不知不覺跨入了新世紀，本來我是可以及時總結自己的實踐道路，并把這些體驗寫出來。但是，2001年學校里安排我擔任中文系主任，2003年，上海作家協會黨組又邀我擔任《上海文學》主編，那段時間，我毫無思想準備，一下子被拋入了一個嘈雜無比的混亂里面，當然我也會努力把這些行政工作和編務處理好，但是無法安下心來從容書寫我原先計劃的專書。這樣一拖再拖，竟拖了二十年。對，我當了十二年的系主任以后，又當了八年的復旦大學圖書館館長，直到疫情中我才卸下圖書館館長的擔子，在家賦閑，才有了空余時間，重新考慮盤旋于心中的寫作計劃。當我重新打開電腦思考這些問題時，三十年已經過去了，我的很多實踐經驗雖然對我而言是一種思想的資源，但時過境遷，已經沒有現實的意義。所以我在寫作《從廣場到崗位》的過程中，決定重新回到學習現代文學的那一段歷程，把當時的一些學習心得從容地寫下來。我覺得五四新文化運動初期知識分子前輩所探尋的道路，其實我們今天還是在探索。

如你所說，我又是回到三十年前，你很敏銳，我在書中談的確實還是原來的問題。只是當初比較感性、比較籠統，而現在寫作《從廣場到崗位》，材料更加豐富，思想也成熟一些了，理論問題能夠談得更加全面。三十年來，我的思想觀點沒有太大的變化，但是實踐、探索的道路卻還很長。三十年的社會經驗讓我知道，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于當今社會更有意義，也更為迫切。

葉子：原來您是故意沒把上世紀九十年代出版“火鳳凰”叢書的故事寫進《從廣場到崗位》，其實“火鳳凰”叢書不僅在當時影響很大，對后來許多青年大學生也有影響，您能否在這里作些介紹，您是怎么策劃“火鳳凰”叢書的？

陳思和：說來話長。我最近正在寫一組關于我在編輯出版領域的實踐回憶錄，我會具體描寫一些過程，今天就不多說了。我當時為什么把專業研究、教書育人和編輯出版視為“三位一體”的知識分子崗位呢？這是針對人文知識分子而言的，我自己的理解，人文知識分子的工作可以說是一種“傳”的工作，傳道、傳授、傳播、傳達、宣傳、接受，演繹，書寫等等，都在這個范圍，把人類文化通過“傳”的形態發揚光大。知識分子作為某個領域的專家，堅持學術研究，著書立說是一個方面；把學術研究成果傳播出去，轉化為社會財富，又是另一個方面，兩者相輔相成。在一個文化功能各司其職的正常社會形態下，每一個工作崗位都是相對獨立，又互相依存，作家寫了書，需要編輯出版把它轉化為社會產品，教師通過教學、講演、傳播、解讀，可以宣傳作家的書，三者是一種互相依存的關系。著書立說是為了傳承文化，教書育人、編輯出版也是不同形態的傳承文化，如果后兩者缺失，前者無法在社會上發生影響，甚至會隱沒而不彰。所以人文知識分子三種崗位都要兼通，這不是說，一個人做三份工作，有三個身份，我指的是人文知識分子的崗位意識包含了三個部分，三者不可或缺。從人文精神的堅持和貫穿而言，這三個崗位是最重要的崗位，必須堅持人文精神。我在上世紀九十年代策劃過許多出版物，包括九十本的“火鳳凰青少年文庫”，就是希望文學經典通過出版和教育，轉化為社會財富，被廣泛接受。這是對“三位一體”的理解。

五 “學生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訪談者言：

幾十年來，陳思和教授致力于中國現、當代文學、中外文學關系的研究，從巴金研究起步，進入以魯迅為核心、以傳承現代知識分子人文精神為宗旨的新文學傳統的研究。他提出中國新文學研究整體觀、中國文學的世界性因素、民間隱型結構、潛在寫作等研究方法和關鍵詞，始終走在中國現當代文學研究的前沿。

然而，無論取得過多少學術成績，獲得過多少頭銜，內心里他始終把自己定位為一個“教書匠”，他說：“我的第一職業是教育,學生才是我最好的作品。”

復旦大學中文系教授、文學評論家郜元寶是陳思和做班主任指導的第一批本科學生中的佼佼者，1992年博士畢業后留校任教。他眼中的陳老師“總是笑瞇瞇的，對學生很少直指要害，鮮有厲色批評，總是鼓勵為主。但在他的鼓勵中，你會感到一種壓力與鞭策。”

在郜元寶看來，百年來中國新文學流淌的精神——對現實的執著、對傳統的敬畏、對世界的開放，完美地體現在陳教授的人格魅力中，在他的微笑里。

葉子：陳老師，我們已經談了一個下午了，還有最后一個問題，您從1982年1月留校任教以來，已經整整42年了，那天聽您在從教42年的大會上說，教育才是您的第一職業，學生才是您的最好作品。我想請您談談，您的理想主義的追求，是否傳授到您的學生。

陳思和：我很喜歡教師這個工作。因為它是教育人成長的工作。在這個崗位上，你能完整地看到，一個個年輕人走進學校時是怎樣的模樣，走出學校時又是怎樣的模樣。18歲進入大學，朝氣蓬勃，還是一個孩子；等到本科畢業，有的考上研究生，還有的繼續深造，等到博士、博士后畢業，走上工作崗位，已經是30歲，滿腹經綸了。從一十五志于學，到三十而立，是人生成長的最重要階段，也是變化最大、進步最快的年齡段。我42年來，陪著一屆一屆的學生成長，不能說是看著鋼鐵怎樣煉成的，但至少是看到了無數蝌蚪怎樣變青蛙的，這種心情確實充滿喜悅和自豪。我在復旦大學工作，除了出國訪學以外，基本上每個學期都在教學第一線，很多學期都是為一年級的新生上通識教育課程，我的感覺是，自己一年年老下去，而學生永遠是十八歲，永遠是年輕的。

葉子：這真是一種美好的職業。您能否介紹一下您的學生情況，那天從教42年的大會上，來了很多您的學生吧。

陳思和：我在復旦中文系任教，中文系的學生都是我的學生；凡是聽過我講課的學生，更是我的學生。這是廣義上的學生。從關系比較接近的學生說，大約可以包括這樣基類：我在1982年1月留校任教，到那年9月就擔任了1982級新生的班主任，這是中文系派給我的第一個工作。82級同學大約有60余名，大多都很優秀，畢業的時候，有14名考上了各個高校的碩士研究生，進一步深造，還有許多同學在各行各業也都做出了杰出成就。我陪伴了他們四年，但他們卻一直陪伴了我整整42年，在我50、60、70歲的生日，他們都自發為我舉辦各種聚會。再回到三十多年前，早在1986年春天，82級同學是最后一個學期了，有個同學對我說：“陳老師，我們都要畢業了，你還沒有為我們開過課。”那時我是新進教師，還不能在本系上課，先在外系上現代文學史課。因為同學們有這個要求，我就在中文系開設一門當代文學討論課，那是叫“新時期文學專題研究”。我用Seminar討論課的形式，引導一批愛好當代文學的同學討論當代文學作品，記得討論了張承志、王兆軍、梁曉聲、阿城、莫言、劉索拉等人的作品，第二年我把同學討論記錄整理出來，編成一本小冊子，叫做《夏天的審美觸角》，我就在編后記里寫道：“我始終認為自己的第一職業是教育，業余愛好才是寫作。對一個教育工作者來說，他的最好的作品不是他個人寫出來的，而應該是他的學生。”這個觀點，我近四十年來，一直是這么認為的。

這是第一類學生；第二類，我從1988年被聘為副教授，頭幾年，協助賈植芳教授指導碩士研究生，大約是1989年開始，指導過兩屆，后來就獨立指導碩士生了。第三類，我從1993年被評上正高職稱，第二年開始正式招收博士研究生。那時賈植芳先生正在籌辦比較文學專業，我跟隨先生，在現代文學專業里開設一個“中外文學關系比較”的方向，既指導現代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也指導比較文學專業的研究生。這兩類學生的人數逐年不斷增加，還包括留學生和博士后。第四類的學生是愿意跟隨我學習的青年教師，社會上的文學愛好者，等等，人數比較模糊，我一向堅持有教無類的，不管是不是考入我的門下，只要愿意學習，愿意與我交流的，我一概視為朋友。如果是年輕一點的朋友，他愿意以師生相稱，我當然也是愿意的。

葉子：我看您有很多著述、編撰的成果，是與學生一起做的，像《逼近世紀末小說選》，就是和張新穎、郜元寶、李振聲一起做的，很有影響。

陳思和：李振聲是我們系的老師，也是我的同輩朋友。我在編《逼近世紀末小說選》的時候，郜元寶、張新穎、也都是中文系的老師，我沒有把他們視為自己學生，而是一個教研室的同事。我們的合作，其實是志同道合的朋友間的合作。我的個性是喜歡與人合作一起做事的，我不是那種獨來獨往的獨行俠。我編“火鳳凰”系列叢書的時候，與李輝、王曉明、賀圣遂等都合作編過書。《逼近世紀末小說選》也一樣，是我與幾位朋友合作編一套編年體的選本。不過其中一、兩位曾經當過我的學生而已。

但是還有一種情況，就是我經常會帶領學生一起作集體項目。像我與丁帆主編的《中國現代文學社團研究書系》，其中許多作者都是我的博士生和碩士生，他們的學位論文題目都服從于我這套叢書的設計，這樣寫作的體例是統一的，規范的，寫作時間和質量都有了保證。更重要的是，學生自己也在完成這個項目過程中成熟起來，他們在畢業之后走上工作崗位，因為有了前期學術成果，很快就解決了職稱，順利走上學術研究的道路。

沒有結束的對話

訪談者言：

去年秋天，陳思和教授從教42周年暨《從廣場到崗位》新書發布座談會舉行。陳教授已達從心所欲的境界，正式從在編崗位上退休。但是他說自己不會從育人的崗位上退下來，更不會從學術研究的崗位上退下來。他還要繼續著書立說，并計劃寫作一系列“理論形態的回憶錄”。他在發言中說，“希望循序漸進完成余下五本書，到時我們再來開座談會，如果我還活著的話。”在場的人都笑了。

也無論身處什么樣的社會環境，人都需要撥開眼前的迷霧，穩住心神，安頓好自己的身心。在陳思和教授的身上，我看到了這樣的定力、底線與堅守。

從青絲到白發，從學生到師者，他用一生的經歷告訴你什么才是真正重要的東西，那便是做一個端端正正的，大寫的人。

總覺得復旦人就是陳思和老師這樣的身心氣質，如此的翩翩風度。

*本文系上海人民廣播電臺、上海文史館聯合制作的大型訪談節目《名家風范 海上聲望》之陳思和篇的文字稿，根據錄音整理修訂。訪談者是上海人民廣播電臺的記者葉子，文字整理者李蘭。整理稿經陳思和教授本人審閱和修訂。

（作者單位：陳思和，復旦大學中文系；葉子，上海人民廣播電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