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我認識身為編輯和評論家的佳燕已經十多年，常羨慕她天性熱鬧開朗，到哪里都有朋友和笑聲。但這個印象至我讀到她的《與父母游》時戛然而止，她的散文沉靜傷感克制得完全不像那個大大咧咧的佳燕。看完散文，我猛然發現自己白白認識了佳燕，沒想到她是埋伏在評論圈的成熟青年作家。眾所周知，文學體裁里，散文最見作者心性，見文如睹人。誠如梁實秋所言，“一個人的人格思想，在散文里絕無隱飾的可能，提起筆來便把作者的整個的性格纖毫畢現地表示出來。”《與父母游》是子女回憶和父母同游的時光，匯聚了日常那些喜悅的時刻，但讀完再看標題卻令人傷感，分明是懷念親人之作，字字含淚。佳燕的散文澄澈雅正，不似本人那么熱鬧，卻有一種佳燕式的坦然豁達，讓人想起水邊的蘆葦、香蒲，親切自然而含蓄。

從散文而不是詩歌開始文學寫作，這于小說家應具備特別的涵義。倘若人們整理一番當代小說家們的來歷，或能發現其中的奧秘，其中的一條應是對生活的整體性視角。佳燕的小說《婆婆的南下》《清白之年》，同她的散文一樣，仍然是寫自己的親人，也依然是在不長的篇幅里展現親人的一生，還有一些溢出故事本身的思考。如果說詩歌來自瞬間的靈感像快門下的照片，小說更像是攝影機的長焦鏡頭，試圖完整呈現一個故事的動態過程，就是說講故事。中國傳統小說源于街談巷議，也就是非正統的敘事甚至是編造的故事。從莊子的“飾小說以干縣令，其于大達亦遠矣”到梁啟超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無論小說被看作遠離大道的瑣屑淺薄之言，還是改變民族國家命運的至高文學體裁，白話和文言小說在民間說書人與文人手中的發展壯大，表明講故事的小說的“感人”“移人”能力已深入人心，所謂人人“嗜他文不如其嗜小說”。在流傳世間的故事中，親人的人生故事往往是一個作家的啟蒙讀物或者說最初口糧，佳燕的小說與散文在此意義上，具有創作發生學意義。閱讀《清白之年》于我也是一種啟蒙，小說不長，但還沒讀完，我已想起母親家族這邊四個或打工還貸或負案潛逃的表哥，以及父親家族在城市底層討生活的堂弟堂姐，他們的人生和海亭重疊起來，形成對小說故事的支撐和互文。

《清白之年》由一個引子和四個部分即“老宅”“漢水”“新房”“彩虹”組成，倒敘了“我”襄陽老家表弟海亭的一生。在雨中的高速公路上，“我”和家人發現了擋風玻璃上的可疑印跡，竟是為海亭迎親貼上的“囍”字留下的膠水痕跡。迎親的“囍”字還在玻璃上，但是海亭卻已消失不見。小說從爺爺蓋的老宅開始，講述了作為老大的父親和母親，如何照顧家里的弟弟妹妹以及我的表弟們；農村走親戚的習俗，也由家中長子的父親保持并傳給了“我”。海亭是二舅家的孩子，上面還有個姐姐，他是唯一一個從小到大往大姑家跑的表弟，但他腦子并不靈光，初中畢業即輟學，憨直靦腆且凡事落后幾拍，讀書打工都不行，成了村子里留守人群中的一員。海亭喜歡穿白襯衣，也喜歡摩托車，最開心的事莫過于打零工后買了摩托，可以騎著兜風。表弟從小就喜歡跟著“我”后面，大了后每次“我”回家都來車站接，我們坐在漢水邊談論人生和愛情。海亭快30歲時終于談了女朋友，隆重地舉行了婚禮。始料不及的是，對方是輕度智力低下患者，兩人的無性婚姻讓海亭頗為消沉，重新騎上摩托閑逛和垂釣，很快他因車禍意外離去，年僅31歲。生活還在繼續，他的小霞仍舊無憂無慮，而消失的海亭成為家人心中永遠的隱痛。

小說的標題來自樸樹2017年的原創歌曲《清白之年》，小說結尾引用了幾句歌詞如“我情竇還不開/你的襯衣如雪/盼著楊樹葉落下眼睛不眨/心里像有一些話/我們先不講/等待著那將要盛裝出場的未來”，這無疑是對過往的純真歲月的懷念，后面沒引的則是形成反襯的當下現實，“是不是生活太艱難還是活色生香/我們都遍體鱗傷也慢慢壞了心腸/你得到你想要的嗎/換來的是鐵石心腸”。《清白之年》的海亭也如歌曲描述的純真歲月一樣，過于懵懂憨厚，沒能去外面讀書或打工，成為留守農村的失敗者；雖然他向往正常的生活，但結婚也并沒帶來期盼中的幸福，反而再次受挫，直到遭遇車禍離開人世，讓親人們悲痛不已。《清白之年》從表兄的視角講述了這個不幸的故事，描述了一個鄉村里的失敗者短促而遺憾的一生，似乎很難說清這悲劇的緣由。格非曾多次著文表達，文學是“失敗者”的事業，文學是為“失敗者”立傳。這倒不是說文學家有著天然的道德高度，必須在文學寫作中執行幫助弱者的高尚任務，或是基于某種文學創作理念必須從弱者的角度來寫作，而更多的是一種認知與能力測試。倘若作家還沒有對弱者的深切認同，這要么意味著作家對生命的真相了解有限，還無法直面人性的缺陷與人生苦痛，要么意味著作家還缺乏能力為弱者燃起一堆篝火，讓人們在忍受痛苦時得到慰籍與希望。如奧維德那句名言，“脆弱的人類，無論其偉大還是高尚，沒有人在其死前被斷定完美無缺”。尤其是19世紀以來的現實主義文學，幾乎所有最優秀的作品都是以弱者作為描寫對象，如《死屋手記》《白癡》《魔山》《鼠疫》《生死疲勞》《盲刺客》等。古典時代的哲人通常會解答所有人特別是弱者常遭遇的苦難問題，無論是波愛修斯的《哲學的慰籍》還是蒙田《隨筆集》，古典時代的人們通常能夠接受人性的無完美、命運的無常和世俗追求的虛幻，認識到幸福在于內心，無假外求。而在左翼文化批評盛行的20世紀后半葉，人們常常把苦難歸咎于顯而易見的階級、性別與種族問題，這很大程度上疏解了個人圍繞苦難需要付出的長期學習、自我認知與反省，將之變成一項極易開展的社會批判活動。

作為一位資深的文學編輯和評論家，佳燕對文字的講究從小說和散文命名上便可窺見一斑。“與父母游”這個貌似輕松的名稱下面，其實是一篇傷心之作，因其獨特，讀者很難將之與類似文本混淆起來。“婆婆的南下”則濃縮了婆婆一生圍繞愛情親情的遷移活動，她年輕時從張集南下嫁到仙人渡，孩子們成年后則一次次南下枝江、武漢和廣州，為子女們帶孩子以及與丈夫團聚，直到最后一次倉促南下廣州辦理丈夫的后事。“清白之年”顯然隱喻著表弟海亭的清白一生，似乎默默指認著人類命運的乖謬現象：平庸弱者盡管無害卻屢遭命運摧殘，而貪婪攫取者一路順風順水。“我”在小說結尾處思考著表弟的意外身亡，表弟“不過是蕓蕓眾生中的一員，卻連最普通正常的人生都不能體驗和擁有，一個平庸之人的平凡生活都那么難得”。面對人生的殘酷真相，作者的悲憫和哀悼才是為表弟送行的那抹彩虹。

佳燕平常以評論示人，文本分析和批評敏銳精準，而她不經意間拿出的小說和散文比她的評論更讓人驚喜，故事親切感人，結構精巧文字典雅。讓我分外慚愧和感動的是，佳燕數篇小說描寫的都是襄陽，她先生的故里。那里的節慶風俗、人情地名無一不是我熟悉的，因襄陽也是我的家鄉，是我母親的家族所在。正是有這樣的緣由，閱讀《清白之年》在我成了一次返鄉，我驚嘆佳燕對襄陽本地風俗的熟悉，比如過年蒸饃饃炸油饃包元寶餃，各種細節不一而足，尤其是“漢水”一幕，讓人心頭發緊，想起年少時無數次面對漢水的時光。這情形好像是佳燕代襄陽人寫了這些珍貴的文字，一點一滴記錄下鄂西北的人與事，那里的西北風、丘陵和江水在她的筆下閃著光暈，讓人再次信仰文學的奇異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