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數字技術促進新大眾文藝崛起

當今數字技術快速發展，物聯網、大數據、云計算、機器學習、人工智能將人類社會帶入數字化、智能化時代，這一輪數字化浪潮愈加強化了技術邏輯。數字技術正從根本上改變人類的生產方式，并從多重維度形塑社會。

縱向來看，技術自古以來都是推動社會進步的基礎性力量。所謂的游牧社會、農耕社會、工業社會、信息社會等，都是以不同的技術特征來命名相應的社會形態，內在地反映出技術對于社會發展的基礎性作用。在中國古代文化中，技術往往被納入“器”之范疇，“器”乃器物，具有工具之特性。“器”由“道”所引導，“器”處于基礎的物質層面，而“道”處在形而上層面，唯有“道”才能使“器”真正發揮用處。在中國現代化進程中，我們曾遭遇技術的落后與斷裂，有識之士追索不同的技術，也提出過“師夷長技以制夷”。“道”統攝且引領“器”，人們對于技術工具的革新，也是對于社會存在的革新。如今我們目睹了中國社會的快速發展，中國積極參與到第四次工業革命的技術創新與轉型之中，以驚人的速度同步于全球性的技術競爭之中。如果我們承認技術對于社會的深刻作用，顯然同樣可以思考技術對于文藝的內在塑造。

技術改變著文藝形態。在法國古人類學家勒魯瓦-古漢的著作中，人類通過技術來延伸自身器官，人類、文明、文化的進展只有透過技術之鏡才能被重新認識。我們通過技術來審視文學藝術，在“器”與“道”之間建立“藝”的橋梁，從而確立由“器”及“藝”至“道”的認識邏輯。數字技術對于文學藝術的塑造是多方面的，當下文學藝術的創作過程、文本特性與接受維度都已不同于傳統文藝。作家藝術家可以使用各種數字工具進行創作和分發，超文本、互動文本都已成為現實。一方面，文學網站上的網絡小說創作已成規模、蔚為大觀；另一方面，小紅書等社交平臺上出現類似于“生活記錄”的隨時寫作，自媒體平臺上出現多種書寫個人經驗的非虛構寫作，進而孵化出實驗性、碎片化的寫作。新型寫作促使文學文本在語言和形式上探索更多可能性。在跨媒介改編、協同文本等領域的創作中，創作者借助新技術增強了文學藝術文本的敘事性與視覺感。受眾擁有了更多主動性，他們對文本的參與、與作者的協作都表明自身不再是被動的讀者。更具激進意義的是，除了人作為創作主體的文藝實踐活動，還出現了人工智能寫作及生成式文藝文本，人工智能正愈加廣泛地介入文藝實踐。

新大眾文藝帶來的三重變化

新大眾文藝體現出鮮明的人民性，其總體傾向可以概括為：人民創作、全媒體傳播、抵達海量用戶，往往表達出短時間內的社會情緒與集體意識。它在創作主體、創作樣態與傳播方式等方面呈現出諸多的變化。

其一，創作主體更加多元。除了職業作家、導演、編劇的專業創作，還有更多普通人通過數字平臺參與到文藝創作之中。創作者置身于多種媒介交織的環境中，身份也在變換，比如作家介入影視行業作為編劇或導演，網絡文學作家對自身作品進行影視劇改編，普通人在社交平臺進行自主的創作和轉化。文化界限被打破，創作主體以不同身份活躍于數字平臺，生活經驗與寫作經驗相互滋養。

其二，創作樣態更加豐富。文藝創作的樣式在傳統文藝的基礎上不斷疊加、變化。就是說，詩詞歌賦仍然擁有深沉雋永的藝術性，而網絡小說、網絡劇、短視頻作品等基于新媒介產生的文藝形態也在彰顯新鮮、明朗的生命力。正如麥克盧漢所說，新媒介不會完全取代舊媒介，它將舊媒介吸納并轉化為新的內容形式。古典文學中的人物、意象、情景以數字化的方式被激活，在數字文藝作品中被再次生產。數字媒介整合了口頭媒介、印刷媒介時期多種形式的文藝內容。如此一來，文藝創作的內容資源和表現形式愈加充實。

其三，傳播方式是即時互動的。受眾也參與到文本創作之中，他們積極挪用已有文藝作品中的片段，創造出新的意義，一定程度上成為“文本盜獵者”。面對傳統的文學文本，讀者是孤獨的個體，逢其知音，千載其一。面對復合的新大眾文藝，受眾是互動的群體，知多偏好，各尋其類。過去依賴于特定空間的文字文本及其閱讀經驗被數字媒介改變了，獨自品味的聲律麗辭、情采風骨讓位于集體觀賞的畫面奇觀、身體美學。即時互動的傳播環境，給受眾帶來更為便捷的反饋、溝通與行動的平臺。

這三個層面的變化，無不展示出新大眾文藝的人民性、大眾化屬性。新媒介、新文類、新主體，正在改變文藝生產方式和傳播消費方式，重構大眾文化場域和社會文化業態，新的話語方式、輿論生態和評價體系正在形成。

大眾化與人民性的辯證關系

新大眾文藝走在文藝大眾化的新征途上。在中國，文藝的大眾化不只是意味著通俗化，它還意味著人民性。追溯至晚清、五四時期，文藝大眾化連結了啟蒙與救亡的主題。魯迅在日本觀看國人的幻燈片，隨后棄醫從文，這一事件被一再講述，以至于他當年觀看的到底是影戲還是幻燈片也被媒介考古了一番。而它真正的思想意義在于，以文藝為契機，進行國民的啟蒙，喚醒眾人的民族情感與愛國精神。文藝承擔了改造國民精神世界的重要功能。文藝大眾化在中國現代民族國家的建構中承載了多重的啟蒙職責。救亡圖存的使命早已完成，而文藝的人民性始終得到重視。

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興起了新一輪大眾文化。歷經40年的演進，伴隨中國高等教育的擴招、民眾文化程度的提升、經濟社會的轉型，大眾文化已經成為一種普遍的、自然的文化形式，它包圍了人們的日常生活。對此，1980年代以降關于“精英”和“大眾”的對立逐漸淡化，“通俗”的電影、電視劇早已學科化、建制化與精英化，那么，如今所謂“新大眾文藝”抵達了更廣泛的大眾，它是屬于人民大眾的文藝。

新大眾文藝充分彰顯了人民大眾在新時代的創造活力。如前所述，在新文藝場域，新媒介生成新文類，諸如網絡文學、網絡劇、微短劇、人工智能文藝；新媒介促成新主體，諸如素人寫作者、各類博主和UP主等。不同文類彼此互文，不同主體切換身份。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小說特別是網絡小說被改編成影視劇。影視劇中的一些片段又被剪輯或改編成短視頻，進行二次創作與傳播。短視頻平臺也涌現了不同類型的原創微短劇。此外，在視頻網站中，古代、現當代和外國的經典作家作品，不斷在視聽作品中重新被表現。

在這充滿活力的文藝實踐中，所謂的傳統文學藝術和新的大眾文藝，從創作主體到作品內容等方面，都實現了多維度的交融、跨界，彌合了“精英”與“大眾”的分野。這時候，已經不是那么明顯地存在啟蒙者/被啟蒙者的關系。大家都是闡釋者，平等地分享著各自的見解。

大眾化與精品化需要兼顧

在新時代，人民大眾對于“美”的鑒賞與追求是永恒的。在文藝大眾化的趨勢下，我們更需要文藝精品。除了體現在文化市場中的交換價值、產業利潤，文藝精品更加注重作品本身的審美特性，注重作品所能喚起的情感共鳴。文藝的精品化，表現在語言文字的敘述、影像畫面的攝制、思想內涵的表達之中，延續經典的生動氣韻與九曲回腸，回應社會的現實需求與高遠理想。

在新大眾文藝的實踐中，更多民眾參與到文藝創作之中。好的素人創作往往提供了真實的生活經驗，喚起民眾深切的情感共鳴，比如礦工詩人陳年喜、外賣詩人王計兵等的詩作，就以生命的痛、質樸的美打動人心。專業創作則流淌著文藝創作的傳統血脈，以及基于新時代語境的創新求變。此外，在一些素人創作走向公眾視野的過程中，往往有專業人士的介入。素人創作與專業創作相輔相成。

在大量的新大眾文藝創作中，藏著有待我們發掘、有待時代檢驗的精品。海量作品是文藝精品的選擇基礎，大浪淘沙，總有經得起時間考驗的精品。然而，精品不等于爆款。引發流量并成為“頂流”，固然出彩。以數據流量為基礎、以統計算法為支撐的評價指標，不失為一種直觀有效的評價方式。但是，要重視流量，但不能獨尊流量。對于流量的清醒辯證態度，是非常必要的。

古典時代的一些做法，依然能夠給我們提供豐富的啟示。南朝鐘嶸的《詩品》將詩之等級分為上、中、下品，可謂影響深遠。今人王兆鵬教授用統計學方法測度公眾關注度，給唐詩做了排行榜。陳尚君教授則說：“按照古人的辦法，其實找幾位名家，喝茶沐浴之余，提出個名單，也可以很權威。”統計的唐詩排行榜很有意思，表現了當代民眾對于不同唐詩的接受度；而像古人那般鼓瑟吹簫、品評詩歌，自然也是可行的、高雅的。

面對爆款頂流的文藝作品，我們仍然擁有批評的空間；面對一時寂寂無名的文藝作品，我們仍然有積極去辨識的必要。喧囂的流量與寂靜的品悟，各不偏廢。唯其如此，精品出于流量，又不止于流量。

［作者系南開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本文為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中國當代數字文藝的再生產研究”（24BZW128）的階段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