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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達格曼

1923年，年輕采石工的女友來到男友父母家，一個位于斯德哥爾摩以北的一座小農莊待產。10月25日，一個男嬰降生。由此，斯蒂格·達格曼（Stig Dagerman，1923-1954）便開始了他短暫卻極具創造力的一生。達格曼的生母很早就離開了，后來他曾這樣描述生母的離開：“新年的一天……她什么也沒說，只是走出了他們的生活。雪卷走舊年。她再也沒回來。”男孩斯蒂格1927年初由生父撫養，改父姓雍松。1942年自行改姓達格曼。11歲時，斯蒂格被父親接到斯德哥爾摩勞工聚居區。1940年9月，在他16歲時，鄉下的祖父被瘋子刺死，受驚的祖母10月離世。他曾回憶道：“聽說刺殺事件的晚上，我跑到市立圖書館，試圖為死去的老人寫一首詩。可除了可憐的、因羞慚而讓我撕了的幾行字，什么也沒冒出來……在虛弱和哀傷中，有一樣東西產生了……那就是當作家的欲望；能去表達什么是哀悼、被愛過以及被孤獨地拋下。后來，我繼續寫作，背后懷著同樣的想法。”22歲，他以小說《蛇》登上文壇。

《蛇》（1945）參考了作家的兵役經歷，表達了反戰情緒。后來達格曼傳記作者、評論家拉格爾克蘭茨盛贊小說有非凡的出發速度和噴氣式飛機的力量，“20世紀沒有別的瑞典作家以如此震撼而令人信服的方式登上文壇”。達格曼1946年初開始專業寫作，同年10月出版小說《被判者之島》。受卡夫卡、加繆等人的啟發，他1947年出版了短篇小說集《夜晚的游戲》。他1948年出版的小說《灼傷的孩子》關注純凈和罪疚，1949年改成戲劇《無人得救》。1949年出版的最后一部小說《婚禮的煩憂》讓他重返祖父母的農莊。此外，達格曼1944年擔任《工人報》文化編輯。他和德國人阿奈瑪瑞早早結婚，幫助岳父母一家定居瑞典。岳父母家是逃離納粹的難民，在他們的幫助下，達格曼完成了對戰爭廢墟中的德國的報道，1947年集成《德國之秋》一書，這本書讓他名揚歐洲。

達格曼的創作主要分三個時期。“象征主義”時期以《蛇》《被判者之島》為代表。《德國之秋》開啟現實主義時期，如《夜晚的游戲》《灼傷的孩子》等。最后是看似現實主義卻有顯著象征主義元素的時期，如《婚禮的煩憂》。

消失的引號與自由的敘述者

鄉村八月，懷著前男友孩子的希爾多將與鰥夫韋斯特隆德成婚。小說《婚禮的煩憂》從婚禮這一天凌晨四點差一刻開始，次日凌晨結束。這期間，各種紛亂的事件此起彼伏。小說推出后，有人盛贊作家的才情，也有人質疑人物和事件太過繁雜，書寫有失控之嫌。

1949年夏秋創作這部小說時，作家處于聲名和截稿期（圣誕節推出）的壓力之下。而更大的壓力，還是表達的野心。小說并非慢慢打磨而成，不能說是完美，卻很有深度和廣度。小說中人物眾多，有人物必有對話，從現在時對話到個人獨白、意識流及敘事中蔓生的過去的對話。一個顯見特征是，除當下的直接對話，其他對話內容都不見引號。引號消失，意識流在人物間轉換，外加相連句子里代表不同人物的“他”或“她”，閱讀難度不小，須梳理出聲音究竟由誰發出。而敘述者自由出入人物意識，這手法開篇即有運用。

小說中，凌晨3點45分，有人敲新娘的窗。敘述者同時進出不同空間，也進入多個人物的意識。小說通過新娘希爾多，以及新娘母親海爾瑪、父親維克多、姐姐伊爾瑪等人在各自空間對敲窗聲的反應來演繹。交錯和疊加放大了這一刻。不單表現此刻，還以人物意識中的次生對話和沖突展示出人物的前史。新郎韋斯特隆德出場后，他的美國經歷、和前妻的對話與沖突再現。如此，小說的時間從婚禮日往前回溯多年，空間也從閉塞鄉村延至遙遠的美國。

敘述者和角色的聲音界限也顯模糊。小說中的敘述多順敘，也充滿回憶，在過去和當下交錯。過去的一幕鬼魅般對當下窮追不舍，加大了緊張感和沖擊力。時隱時現的敘述者有時還以全知姿態透露無人知曉的信息。

從“蝸牛殼”到“我們的房子”

維克多的原型之一是達格曼的祖父，從《一個孩童的回憶錄》中可見，祖父和維克多一樣，總疑心鄰人要來搶他的農莊，八月里會咬一咬家人遞來的黑麥穗。“房子”這個源自生活的意象卻被作家照射出強烈的象征意味。

蝸牛殼小而封閉，如伊爾瑪的床頭板幾乎觸到房梁，她“拼命想逃脫，最終還是回到這里”，濟貧院里“休息著窮人的命”，流浪漢睡在倉房的草窩或路邊泥溝，沒有前方，一直走，會回到“出發的地方”。對小說中的人物而言，盡管他們的日常無戰爭，孤獨和恐懼卻是每個人的感受，窘迫的日常也帶來恐懼。

1948年秋，作家坦言自己因孤獨而寫作，目的是為他人緩解孤獨。一旦意識到“人皆孤獨”，人就可能接觸到同樣孤獨的他人。共情和寬恕或成為改變現狀的工具。

1952年，作家感嘆：“我可以用腦海中燃起的最美的詞語填滿所有白紙。因為我渴望確認我的生命不是毫無意義，也不是孤獨地存在于這世上，我將這些詞語匯成一本書，獻給世界。作為回報，世界給了我金錢、名譽和沉默。可我在乎金錢嗎？我在乎自己為文學進步做出了貢獻嗎？我唯一在乎的是我永遠無法得到的：確認我的話語觸動了世界的心。”

早在1942年，作家創作過短篇小說《秋日將至》。小說中，無名氏走進鐵道工小屋。鐵道工問，你從哪里來，要往何處去。無名氏答：“我大概是從某處來的，我大概要往某處去。去哪兒，不知道。或者，我興許知道。這是我的生活或者說我的命運……有一天，當所有的人都明白愛是唯一能給予我們活下去的力量的東西……那天起再沒有誰想要去死。那一天，永恒的春天將會到來……”

顯然在這則短篇里，作家已得出“愛是抵抗死亡的唯一可能”的結論。歲月更迭，他的表述更為清晰，1950年，在回答“我們是否還對人類抱有信心”的提問時，作家回答說：“我相信團結、同情與愛是人類最后的‘白襯衫’。在所有美德中，我最重視被稱為寬恕的那種愛。”在他看來，團結關乎人類和自然。“世界你無法重塑，平息你狂躁的靈魂！你只能做一件事：善待他人。”

斯蒂格·達格曼小說中理解和寬恕的主題受到同時代瑞典小說家拉斯·阿林的影響。過往創作沉浸于焦慮、恐懼和黑暗的達格曼，意識到了穿過焦慮找到自由、透過黑暗看到光明的可能性。小說實踐了達格曼的愿望，通過一座橋打破“我”的孤立。

“而對光的渴望永不熄滅”

小說《婚禮的煩憂》中對鄉村自然的描寫也展現出了作家的創作天賦，生活贈予他自然萬物的細節與訊息：被冷落的情人眼中充滿悲傷的“露水”，痛苦像“子彈”射入駝鹿體內，黑暗的詞匯從“深井”中取出，而太陽“發射了一些求救信號”……獨特的譬喻賦予敘事幻覺般的力量。

這出悲喜劇狂野而多彩。農民、屠夫、流浪漢等個個有缺陷和壓抑，忽隱忽現的月光下有酒精、性愛、瘋狂和災難。時間從一天拉到永恒。空間從蝸牛房擴展到無邊大地。以超現實主義透視現實，在激烈沖突后尋覓和解。作家對記憶和想象中的人物充滿同情，借其命運和一場婚禮，探討孤獨、恐懼、愛、寬恕和救贖。有評論家說：“萬物都痛苦、令人憤怒而卑微，但這一切看起來仍然宏偉、崇高和純潔。”書寫上世紀三四十年代瑞典鄉村的文本因為對存在的思考跨越了時空局限，它是達格曼最后一部小說，讓我想起書中啞了的歌者的絕唱：

他手中的毛巾松弛下來，如一面旗幟，他閉上眼歌唱，歌聲充滿瘋子安德斯的房間，旗幟在風中飄揚，它筆直地挺立在風暴里。此刻，在整個地球上都能聽見他，刺猬們聽見了他醒了過來，藻類因他的歌搖擺，他越過山脈，他是一股將沙漠抽打得血淋淋的颶風。他獨站在黑夜下，一頂草帽抵著胸膛，那是最大的巨人草帽，他將用歌聲把它填滿……

斯特林堡寫過鄉村婚禮，馬丁松寫過流浪漢，達格曼的小說讓人想起不止一個作家。但它絕非模仿和拼湊，因為達格曼有才華，也有始終如一的書寫焦點：存在的孤獨和恐懼，獲得安慰、救贖和自由的可能。

1954年，達格曼31歲時自殺身亡。他以一系列作品深切關注世界的戰爭和人的內心，成為最具國際影響力的當代歐洲作家之一。回顧他的一生，如同他所寫的詩句：“而今一朵花兒綻放在寒夜。/而今一只火鳥飛向天空。/對這樣的鳥來說，飛行短促。/光的花園迅速枯萎。/燃燒之物生命短暫。/很快，翅膀將在黑暗的屋上消失。/很快，玫瑰將在夜花園里凋零。/而對光的渴望永不熄滅。”

（作者系文學翻譯家，本書譯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