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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李學謙:我與“男嬰筆會”
    來源:中華讀書報 | 李學謙  2025年04月03日08:50

    2021年7月下旬,我接到高洪波的電話,他邀請我執筆為“男嬰筆會”寫一本書,語氣中帶著他一貫的熱情與爽朗,還帶著讓人難以拒絕的誠懇:“金波和白冰他們幾個也是這個意思。”

    高洪波打來這個電話的10天前,我在濟南參加第30屆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這期間,遇到了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以下統稱“中少總社”)的張曉楠,她很認真地對我說,打算出一本關于“男嬰筆會”的書,作家們希望由我來寫。當時我推卻了,因為手頭有其他事情,也因為這本書的寫作難度大——要對幾位作家和其他當事人進行深度訪談、要搜集和研究大量的文獻資料;寫出來的東西應該既是別人想說的,也是自己想寫的,還應該是讀者想看的;首先必須是別人想說的,主動權也因此不完全掌握在自己手里。但高洪波在我婉拒了張曉楠之后又打電話再次相邀,并且聲明“金波和白冰他們幾個也是這個意思”,我就無法拒絕了,因為他們在我任中少總社社長的12年里,不僅是中少總社的作者,更是一路相伴的知音和強力外援。

    在我擔任中少總社社長的12年里(2006年—2018年),低幼讀物出版是最亮眼的板塊,發展最快、影響力最大,無論是在社會效益方面還是在經濟效益方面,都對中少總社這12年的發展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做出了重大貢獻。在社會效益方面,2007年《幼兒畫報》獲得:“第一屆中國出版政府獎”,2013年再次獲得“第三屆中國出版政府獎”;《幼兒畫報》編輯部曾獲中國出版政府獎先進單位獎;低幼板塊入選“五個一工程”獎、中國出版政府獎、中華優秀出版物獎、“中國好書”等權威獎項的出版物,就難以一一列舉了。在經濟效益方面,2017年中少總社5億多元的主營業務收入中,低幼板塊所占幾近其半。

    中少總社低幼板塊從小到大,由弱到強,有許多值得總結的地方,但無論怎樣總結都不能繞開的,是始終堅持以內容為王。

    2000年,張曉楠出任《幼兒畫報》主編。其時,出版物發行體制改革已經全面展開,民營渠道迅速崛起,不僅在圖書發行市場上與新華書店平分秋色,而且進入到期刊發行領域,對郵政報刊發行渠道形成了強勁的沖擊。在發行渠道發生結構性變化的同時,少兒期刊品種也大量增加。產品和渠道的結構性調整,使少兒期刊市場形成了新的競爭格局。中少總社所屬期刊由于一時不適應市場競爭的新形勢,發行量跌入低谷,7種期刊每月發行總量僅有70萬冊,其中《幼兒畫報》為15萬冊。

    張曉楠接棒后,沒有頭痛醫頭腳痛醫腳,一頭撲在發行上,而是尋根究底,扎扎實實地搞起了讀者調查。她想知道,讀者究竟需要一本什么樣的《幼兒畫報》。張曉楠回憶,在一個多月的時間里,她跑了十幾個省,每到一地,都要拜訪當地教委和有代表性的小學、幼兒園、托兒所,訪談老師、家長和孩子。十幾個省跑下來,張曉楠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要站在讀者的立場上來思考,辦一本能夠把讀者需要全部呈現出來的《幼兒畫報》。為此,她決定對《幼兒畫報》進行全新改版,重構《幼兒畫報》的內容板塊。

    說說容易做起來難。我逐期閱讀了1982年創刊以來的《幼兒畫報》,對2000年以后該刊的改版過程有了一個大略的了解。

    2000年之前的《幼兒畫報》,更像一本幼兒文學刊物。以1997年第5期為例,刊發稿件11篇,其中童話、故事、兒歌9篇,幼兒教育類稿件2篇,且兩類稿件之間無內在聯系。

    從2000年7月起,《幼兒畫報》進行了幾次改版。

    2000年7月至12月,《幼兒畫報》在保留了原有《大作家小故事》等欄目的同時,增加了一些新的欄目,如《智力總動員》《知識童話》《跟著爺爺學兒歌》等,知識性、趣味性、實用性有所增強,呈現出明顯的過渡期特點。

    從2001年1月起,刊物改為半月刊,同時改為國際通行的大開本。改版后的《幼兒畫報》,上半月刊側重孩子,以童話、故事、游戲為主;下半月刊側重媽媽,強調親子共讀,“給媽媽一些教養方法”。推出側重媽媽的半月刊,標志著《幼兒畫報》調整刊物定位,開始有意識地與幼兒教育相融合。

    2002年改版,刊物明確提出辦刊宗旨為:“情商啟迪,智商培養,幼兒綜合素質全面提高。”本次改版后《幼兒畫報》的主要欄目有:《嘟嘟熊與東倒西歪小老鼠》,旨在“在輕松幽默的故事中讓寶寶懂得做人做事的道理”;《神秘小袋鼠》,旨在“培養孩子的想象力和創新意識,以及勇敢向上的高貴品質”;《世界童話精品》,旨在“培養孩子的審美意識”;《睡前小故事》,“集文學精華與育兒知識為一體”;《大頭兒子小頭爸爸》,與央視熱播動畫片同步;《72變小孫猴》,由古典名著《西游記》改寫;《兒歌》,“培養孩子的欣賞能力和語言表達能力”;《勇敢的恐龍小子》,“培養孩子的創新意識”;《散文》,培養孩子的語言能力和審美能力。另有中心插頁,“聚焦爸爸媽媽關心的話題”。上述欄目的設置,使《幼兒畫報》內容定位更貼近幼兒素質教育的要求。

    2004年改版,突出多元智能教育和實現幼小銜接的要求。代表性欄目有:《寶寶唱成語》(從12種小學教材中選成語);《聰聰識字故事》(涉及24個偏旁部首)。另設《紅袋鼠的自救故事》《貓和老鼠的故事》《美美散文笑笑兒歌》等新欄目。2005年、2006年,上述欄目基本保持穩定。2005年增加《聰聰五大洲游記》《好習慣故事》兩個欄目。2006年增加《Dede營養故事》,還有就是篩選了284個小學教材常用字在主要欄目中加以突出。

    2007年改為旬刊。此次改版,明確根據教育部《幼兒園教育指導綱要》,“將故事、游戲與《綱要》規定的健康、語言、社會、科學、藝術五大領域相輔相成”“更加科學貫穿學前教育理念,循序漸進提升幼兒綜合素質”。此次改版后設置的主要欄目有:《紅袋鼠的自我保護故事》《好習慣故事和兒歌》《唐詩小童話》《寶寶唱成語》《睡前溫馨童話》《奧運城堡奇遇記》《的的游中國》等。

    至此,《幼兒畫報》基本定型。此后,欄目設置雖有調整,如停辦《奧運城堡奇遇記》《的的游中國》等欄目,陸續開設《紅袋鼠美食屋》《紅袋鼠智慧故事》《我與紅袋鼠的故事》《弟子規誦讀》《三字經誦讀》《樂悠悠價值觀故事》等,但刊物內容框架基本保持穩定,形成了一系列能鮮明體現《幼兒畫報》辦刊宗旨的品牌欄目。

    由上可見,《幼兒畫報》的發展過程,是堅持以內容為王,不斷進行內容創新的過程;是堅持以讀者為中心,不斷貼近讀者需求的過程;是與幼兒教育相結合,不斷融入幼兒教育實踐的過程;是奮力拓展幼兒文學創作領域,不斷推進幼兒文學發展的過程。

    在出任《幼兒畫報》主編之前,張曉楠是中少總社文學編輯室的編輯。由于工作上的關系,她與金波、高洪波、白冰、葛冰、劉丙鈞這五位作家都打過交道,有的已經非常熟絡。恰巧,葛冰1999年從《兒童文學》調到《嬰兒畫報》,負責這本刊物的文字編輯工作,已經把金波、高洪波、白冰、劉丙鈞發展為《嬰兒畫報》的作者。張曉楠順勢把他們幾位連同葛冰,一起拉進了《幼兒畫報》的作者隊伍。

    “男嬰筆會”從2001年開始,整體進入《幼兒畫報》內容創作,從此開始了與《幼兒畫報》《嬰兒畫報》再到后來的“中少大低幼”二十多年相伴而行的創作征程。

    “在剛開始的一兩年里,幾位作家的創作還處于比較自由的狀態。隨著《幼兒畫報》與幼兒教育相融合的進程啟動并逐漸提速,來自家長和幼兒園具體教育訴求的選題越來越多,‘男嬰筆會’的作家們開始‘戴著鐐銬跳舞’。”(高洪波語)

    剛開始接到那些具有明確教育指向的選題時,作家們有些別扭:這不是讓我們寫“命題作文”嗎? 由于這些選題來自于張曉楠,故又半無奈、半戲謔地稱之為“小難(曉楠)題”。但為什么后來會一寫就是二十多年呢? 他們各有各的說法,但都經歷了從不情愿到情愿、從不自覺到自覺這樣一個過程。

    金波坦陳,他寫命題作文經歷了一個從引發、激發到煥發的過程。一開始非常不喜歡,到后來覺得是一種享受。因為命題作文接地氣,滿足了讀者閱讀的剛性需求。既要完成命題,還要寫得有童趣,對作家來說是一種挑戰。

    高洪波則認為,盡管命題作文具有時效性,從某種意義來說是速朽的,但是從另外一種角度看,《幼兒畫報》讀者這個年齡段的孩子(3~7歲)永遠都有,而這個年齡段的孩子所遇到的教育問題,有很多在不同年代都是相同或是類似的。從這個意義來講,命題作文又是永生的,并不速朽。

    白冰說,張曉楠最大的特點是以柔克剛:“她在幼兒文學上堅持這樣的標準:既要在藝術上創新,同時又要讓讀者喜愛。這個要求對我們既是挑戰,也給了我們很大的創新空間。作為作家,我們沒有理由不珍惜這種創作的機會。”

    筆會是《幼兒畫報》組織作家創作的主要形式,一般兩個月左右開一次。開筆會前一個月,編輯部先向作家發約稿單,每位作家寫什么主題、寫幾篇、主題的現實背景是什么、有哪些方面是需要注意的,約稿單都有非常具體的要求和提示。約稿單之外,編輯還會盡可能詳盡地提供與選題相關的創作素材,為作家提供幫助。編輯部隨時掌握作家的創作進度,初稿都基本完成后,便讓作家們帶上稿子來開筆會,大家一起討論、修改,定稿后由編輯錄入,然后再向畫家約稿。“就這么一個流程,二十年來就這樣。”高洪波說。由于筆會發展成為一種常態化、模式化的創作組織形式,筆會成員又都是為嬰幼兒寫作的男性作家,高洪波給這個筆會起了個略帶喜感卻又恰如其分的名字:“男嬰筆會。”

    有了“男嬰筆會”作為內容生產的核心團隊,《幼兒畫報》的改版思路得以順利貫徹。開始放下身段參與市場競爭的郵政發行系統很快看到了《幼兒畫報》的巨大市場潛力,把它列入重點發行的報刊目錄,給各地報刊發行局下達任務,并作為考核指標。到2006年底,《幼兒畫報》每月發行量已經超過100萬冊。

    我是2006年7月接任中少總社社長的。當時,中少總社的圖書出版相對低迷,缺乏競爭力。

    少兒圖書在整體圖書市場所占比重大,獎項多、推薦活動多、社會關注度高,出版界幾乎全行業參與。因而,少兒圖書的行業地位遠高于少兒報紙和期刊。圖書出版做不好,中少總社作為唯一一家“國字頭”的少兒出版社,就起不到“國家隊”對少兒出版的引領作用,行業地位自然不會被認可。從經營的角度看,圖書與報刊相比,品種多、投入大、風險高、回款周期長,圖書出版上不去,總社的經濟效益也很難從根本上得到提高。使中少總社圖書出版盡快走出困局,是我接任社長后考慮的第一件生產經營大事。

    《幼兒畫報》的強勢崛起,使我看到了希望,看到了出路。在到中少總社前,我曾辦過六年報紙,對傳媒規律多少有些了解。我以為,圖書出版雖不同于報刊出版,但大的方面是相同的:都以內容生產和傳播為己任,都要通過作者、編輯來進行內容生產。既然如此,《幼兒畫報》有以“男嬰筆會”為核心的作者隊伍,有能打硬仗的優秀編輯團隊,為什么只能用來辦刊而不能用來出書呢? 事實上,“男嬰筆會”幾位作家的書,早已被別的出版社經營得風生水起了,為什么中少總社就不能成為他們出版圖書的平臺呢? 更何況,從出版業發展趨勢看,傳統媒體和新媒體都能融合發展,傳統媒體中的書、報、刊為什么就不能融合發展呢? 我決定通過整合出版資源,把總社在期刊出版方面的優勢最大限度地發揮出來,以刊帶書,書刊互動,打一場圖書出版的翻身仗。

    2007年11月,中少總社黨組決定,以《幼兒畫報》為基礎,整合《嬰兒畫報》《嘟嘟熊畫報》《中國兒童畫報》和低幼圖書編輯室,組建低幼讀物出版中心,明確低幼讀物出版中心除辦好低幼報刊外,還將出版圖書、電子音像制品,進行衍生產品的開發,成為一個對0~9歲兒童閱讀需求進行全方位覆蓋的跨媒體出版中心。業內人士后來把這個中心叫作“中少大低幼”。

    “中少大低幼”成立后,4種報刊內容質量和發行量都有較大幅度的提升,尤其是《幼兒畫報》,2017年每月發行量逼近200萬冊。圖書出版也很快取得突破。在經過引進《巴布工程師》《開心的米莉茉莉》等幾套外國優秀童書的短暫試水后,原來以辦刊為主業的編輯們摸清了圖書出版的門道,“中少大低幼”開始把注意力轉移到原創圖書出版上。

    “植物大戰僵尸”系列圖書是“中少大低幼”推出的第一套原創圖書。這是一款網絡游戲的同名圖書,版權方授權中少總社使用該款游戲的品牌和形象,出版物內容由中少總社自主開發,中文圖書版權為中少總社所有。因而,“植物大戰僵尸”系列圖書是穿著洋馬甲的本土原創作品,是地地道道的“洋為中用”。這個項目的推進速度令人難以置信:從授權談判到2012年1月第一批12冊故事書上市,僅用了兩個月的時間;到11月,這批故事書的銷量已超過500萬冊,成為當年出版、當年上榜的超級暢銷書。

    “‘植物大戰僵尸’系列圖書成功的關鍵,是請到了金波、高洪波、白冰、葛冰、劉丙鈞等國內頂尖的兒童文學作家作為故事的執筆者。這幾位作家長期從事兒童文學創作,是中少總社低幼讀物的骨干作者,深得讀者的喜愛和敬重,在孩子們和家長、教師中具有廣泛的號召力,他們的名字,本身就是圖書品質的保證。”這是我2012年11月1日發表在《出版廣角》上的《從指尖游戲到心靈閱讀》一文中的一段話。之所以引用舊文,是為了更準確地還原我當時的感受。說實話,在醞釀“植物大戰僵尸”系列圖書這個選題的時候,我多少有些擔心:畢竟玩游戲不是什么“高大上”的事情,“僵尸”這個詞也多少有些讓人忌諱。中少總社作為“國字頭”的少兒出版社,出版網絡游戲同名圖書,會不會招來好心人的詰問和好事者的詬病? 得知“男嬰筆會”同意擔綱第一批故事書的主創時,我放心了。我堅信憑借“男嬰筆會”對孩子的愛心和責任心,憑借他們善于駕馭挑戰性題材的深厚藝術功力,一定可以使孩子們從植物和僵尸系列形象的故事中悟到做人做事的道理,升華他們在游戲中所積淀的情感體驗,從而逐漸完成從線上到線下、從指尖游戲到心靈閱讀的轉變。后來的事實也充分證明了我的判斷。

    從中少總社整體發展的戰略角度看,“植物大戰僵尸”系列圖書的出版發行,是在我的任期內,中少總社圖書出版業務走出低谷的一個階段性標志。2010年之前的幾年,中少總社的發展主要靠期刊拉動。2011年以后,圖書出版成為拉動總社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我算了一筆賬:2011年,總社圖書發行碼洋與上年同比,占總社發行碼洋增加額的66%;圖書發行收入增加額占總社發行總收入增加額的54%。其中,“中少大低幼”圖書發行碼洋同比增加4000余萬元,占總社圖書發行碼洋增加額的52.8%;圖書發行收入同比增加額占總社發行收入增加額的40%左右。而“中少大低幼”圖書發行碼洋和收入的增加額,幾乎全部來自于“植物大戰僵尸”這套書。

    繼“植物大戰僵尸”系列圖書之后,“中少大低幼”在辦好報刊的同時,又持續向主題出版、兒童文學、原創圖畫書、國學經典啟蒙讀物、知識讀物等領域發力,成為低幼圖書出版的耀眼品牌。難能可貴的是,“中少大低幼”在這些領域出版的圖書,都是本土原創作品,其中絕大多數實現了版權輸出。“男嬰筆會”是創作這些圖書的核心團隊。在“陽光繪本館”“中國紅”“我的日記”“美麗中國·從家鄉出發”等系列品牌圖書的創作出版過程中,他們從選題策劃就開始介入,然后再根據選題策劃方案寫出范本,為編輯們完成選題計劃積累經驗、提供借鑒。他們既是為“中少大低幼”出謀劃策的智囊和軍師,又是逢山開路、遇水架橋的先鋒和突擊隊。

    從嬰幼兒期刊到“中少大低幼”,從命題作文到系列原創圖書,如果沒有“男嬰筆會”一路相伴,“中少大低幼”對以內容為王的堅持,可能就會少了許多底氣和實力,中少總社的低幼板塊從小到大、由弱到強,也就不會來得這樣順利,這樣迅速。張曉楠談及《幼兒畫報》的辦刊秘訣時,不止一次地談到了“名家育名刊”。她所說的“名家”,當然首先是指“男嬰筆會”的五位作家。“名刊”除《幼兒畫報》外,還應當包括“中少大低幼”的其他出版物。一個“育”字,道盡了“男嬰筆會”的辛勞和貢獻。

    “中少大低幼”的崛起,不僅使低幼圖書成為中少總社產品群中的強勢板塊,而且促進了中少總社圖書出版業務的整體發展。2012年到2017年間,總社每年出版新書700~750種,其中原創圖書品種占比從2012年的70%左右,提高到2017年的90%以上,形成了主題出版、思想品德、兒童文學、低幼、教育、歷史、科普、動漫等有較強市場競爭力的圖書板塊。到2017年,圖書銷售毛利已占總社銷售毛利總額的50%以上。

    補上圖書出版的短板后,中少總社回到了“國字頭”少兒出版單位應有的位置上。國家新聞出版主管部門曾每年發布上一年度《新聞出版產業分析報告》,依據主營業務收入、資產總額、所有者權益、利潤總額四項指標,對全國少兒圖書出版單位的總體經濟規模進行排名,中少總社2012年至2015年,連續四年位列第一名(2016年后取消了該項排名)。中少總社還先后被評為“全國文化體制改革先進單位”“全國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先進單位”“中國出版政府獎先進單位”“首都文明單位標兵”。

    我到中少總社時已經48歲,從不惑之年下決心從團中央機關調到《中國青年報》起,我就把轉型為傳媒人作為自己的職業追求。離開《中國青年報》后,我做過一年多的青少年研究工作,但成為傳媒人的追求依然沒有放棄。中少總社前任社長退休后,團中央決定由我接任,我深知這是我職業生涯的最后一站,也是我轉型為出版傳媒人的最后機會。我下決心從“出版學徒”做起,真做出版、真辦企業,使自己成為合格的少兒出版人,完成自己的職業轉型。

    在任社長的12年里,我對少兒出版工作樂此不疲,對少兒出版、對中少總社始終充滿敬畏之心和新鮮感;我形成了自己關于少兒出版的理念和主張,也知道怎樣去實踐自己的理念和主張。我為自己的這些進步而感到欣喜,自認已經完成了向少兒出版人的轉變。為此,我對“男嬰筆會”滿懷感恩之情。沒有他們,我對“中少大低幼”的構想不會如此順利地實現,我成為少兒出版人的職業轉型也不會如此圓滿地完成。在我心里,他們不僅是中少總社和“中少大低幼”的作者,更是我志同道合、并肩作戰的同伴和戰友。

    退休后,我對少兒出版史的研究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高洪波給我打電話的時候,我正埋頭于故紙堆里。他的電話,把我喚回了現實,也勾起了我對尚未遠去的往事的回憶。“男嬰筆會”20多年的創作出版活動,在中少總社的發展歷史上,在幼兒文學和少兒出版發展的歷史上,都是值得記錄、必須記錄的,是當代少兒出版史中應有的篇章,與我研究少兒出版史的愿望并不相左。何況,最早提議為“男嬰筆會”寫一本書的還是我,記得我是在2015年夏天與“男嬰筆會”的一次聚會上提出來的。按照“解鈴還須系鈴人”的邏輯,幾位作家推我執筆寫這本書也算是順理成章。于是,我決定放下手頭的事情,執筆為“男嬰筆會”寫一本書。

    之所以采取“口述實錄”的方式,是為了更加自然、流暢、真實、客觀地記錄當事人對往事的回憶,使讀者通過當事人的講述而不是通過我的提問來了解“男嬰筆會”,避免讀者對“男嬰筆會”的了解被局限在我設定的問題框架中。

    美籍華人歷史學家唐德剛是著名的口述歷史作家,著有《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顧維鈞回憶錄》《張學良口述歷史》等著作。他說:“至于歷史發展過程中的真實詳況,后世人不僅無法去‘繪聲繪影’,有的還因為史料不實,或考據不周,而發生無意的‘曲筆’。‘口述歷史’的好處,便是讓歷史上的英雄們現身說法,去說個痛快淋漓,信不信由你。大多數歷史上的英雄們,都是能說會講的。這也就是孔子說的‘有德者,必有辭’。”“男嬰筆會”的幾位作家都是“有辭”的“有德者”,由他們來講述自己的故事,自然能夠更加準確地還原歷史。

    為使讀者對“男嬰筆會”的創作出版活動獲得較為完整、系統的印象,我依據“中少大低幼”和“男嬰筆會”創作活動的發展進程,對訪談內容進行了結構化處理,對當事人口述的內容進行了必要的文字整理。所有口述內容均經口述者本人審閱。

    由于對五位作家及相關當事人的訪談尚不全面,更難稱深入,也由于收集到的資料極為有限,更由于我本人的學養所限,自感無論是對“男嬰筆會”創作活動的研究,還是對21世紀以來低幼讀物出版和幼兒文學發展的研究,本書都尚顯粗陋。但我期待本書的出版能引起更多人對“男嬰筆會”的關注,對21世紀以來低幼讀物出版和幼兒文學發展的研究,對低幼出版、幼兒文學、幼兒教育三者關系的研究。同時,我也期待有機會對本書(《幼兒文學創作與出版:“男嬰筆會”口述實錄》已由接力出版社出版)做進一步的修訂、補充和完善。

    (本文作者為中國少年兒童新聞出版總社原社長、中國出版協會少讀工委原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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