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林徽因的一生雖然相對短暫，卻留下了大量精彩的照片。這些照片不僅對于林徽因來說有紀念意義，有的還具有豐富的歷史意義。但一些照片由于時間久遠，后人標注或配色并不準確，利用它們來闡釋和佐證梁思成和林徽因一生作出的貢獻，必然會形成錯位。本文試著對幾張照片作一下辨析。

與梁啟超、梁思莊在長城的合影

梁啟超對林徽因很是欣賞，正是因為他的欣賞與呵護，才從根本上成就了梁思成、林徽因的愛情和婚姻。有一張照片，是梁啟超帶著林徽因和次女梁思莊一同游覽長城的。梁啟超站在照片左邊靠下，林徽因和梁思莊站在梁啟超后面，位于照片正中間。對于此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梁家后人所編著的圖書里標注為“1925 年前后”，如梁再冰口述、于葵執筆的《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受此影響，其他關于梁思成、林徽因的書里對此均如是標注。而曹汛先生在2022年出版的《林徽音先生年譜》中標為“1924 年”。到底是不是這兩個時間呢？本人認為都不是，這張照片應該拍攝于1923 年10 月上旬。

林徽因（右）與梁啟超（左）、梁思莊（中）游覽長城

1924 年5 月底，梁思成、林徽因雙雙前往美國留學，一直到1928 年8 月13 日回國。在這期間，1924 年7 月梁思成母親李蕙仙病逝，1925年12 月林徽因父親林長民不幸遇難，兩人都沒有回國。那會不會是他們回國后即由梁啟超帶領林徽因、梁思莊去的長城呢？梁思莊1925 年4月去加拿大留學，1928 年8 月還在加拿大麥基爾大學學習，而且梁啟超此時病重（1929 年1 月19 日病逝），梁思成要趕往東北大學籌建建筑系，林徽因要帶著母親趕回福州看望家人。所以說，1925 年和“之后”說不能成立。那么，只能是1925 年以前。到底是哪一年呢，是曹汛先生所說的1924 年嗎？應該也不是。

看此照片，他們三人都穿得比較單薄，林徽因和梁思莊穿著裙子和緊腿褲襪，梁思莊沒戴帽子，臉被曬得黑紅，額頭似乎汗津津的樣子。此次出游還有一張照片，上面多了兩個男孩子。看周邊的景色，應該是相當暖和的天氣。緊挨左邊林徽因的應該是梁思成，他拿著拐杖（因為腿曾經受傷），穿著單西裝。

就長城一帶氣候來說，一行人這種裝束來此，肯定不是冬天或早春，應該是4 月或者更遲些才行。既然如此，此張照片如果攝于1924 年，顯然不可能。4 月，梁啟超、林長民等人開始籌備泰戈爾訪華。4 月23 日，泰氏到達北京，林徽因一直擔任翻譯陪在身邊。5月20 日，泰氏前往太原，林徽因送別后即和梁思成啟程，由林長民護送到上海，前往美國賓夕法尼亞大學學習建筑。既然冬末早春游長城不是這種裝扮，那會不會是這年天氣轉暖的時候梁啟超從中抽出一天帶他們去的長城呢？泰戈爾來需要接待，二人又得啟程留學，如此緊張的時間和安排，想來應該也不會，看《梁啟超年譜長編》中也無此種記載甚至“跡象”。

那就應該是1923 年。1923 年5 月7 日，梁思成騎著姐姐梁思順送給他的摩托車，帶著弟弟梁思永去參加“國恥日”（1915 年的這一天，日本向中國遞交關于《二十一條》要求的最后通牒，由此這一天被愛國學生包括各界民眾稱為“國恥日”）游行集會，結果在南長街口進入主道時被疾駛而來的時任陸軍部次長金永炎的小汽車撞倒。聽到這個消息，一家人都嚇壞了，包括林徽因。梁思成住院期間，林徽因天天前去陪護。由于天熱，梁思成常常打赤膊，林徽因也不避嫌，經常用毛巾幫他擦拭。此段時間，梁思成的來往信件也都由林徽因代筆。林徽因的陪護不僅讓梁思成消減了病房的寂寞、身體的痛苦，更加深了兩人的感情。李蕙仙曾對林徽因這些行為看不慣，認為雖然兩家就她和梁思成的婚姻已經有約定，可還沒有訂婚，更沒過門，這些行為有違“婦德”和“檢點”，但梁思成堅決站在林徽因一邊，不惜和母親慪氣。梁啟超也站在林徽因、梁思成一邊，知道情形后立即出來勸說化解。

此時一直到本年10 月，林徽因很多時間都待在梁家，甚至一段時間被梁啟超帶在身邊。梁啟超要考察自己看好的兒媳的品性修養到底如何，以及這對由他和林長民看好的小兒女的姻緣到底合不合適。結合梁思成受傷林徽因陪護和這些考察，梁啟超覺得林徽因和兒子梁思成的結合應該會給兒子各方面帶來促進，兩個人也一定會幸福，這應該是一段好婚姻。由此，雖然“未聘”，但在梁啟超心中，林徽因已經是一個好“女兒”、好“兒媳”了。

梁啟超在5 月17 日給梁思順的信中說：“現汝母尚在城，每日往看彼（指梁思成）兩次。徽音 （ 林徽因原名林徽音，因與上海男作家林微音名字太過接近，故改名林徽因——編者注）亦日日往，儼然姑媳相依矣。”8月8 日信，“思成、徽音來信，寄你一看，便可以知道他們現時情狀（也可以見那位不害羞的女孩兒如何可愛）”。9 月10 日信，“思成給他們（指梁思永、梁思忠）的信，放在我桌子上，寄給你一看，看你那頑皮的弟弟和將來的頑皮弟媳”。9月15 日信，他對梁思順說，16 日中午從天津回到北京要帶思成、徽音去吃飯。10 月6 日信，說他寫信時，“現在思成、徽音、莊莊都在清華，看著我寫這封信”。隨后，梁啟超又帶他們爬了趟居庸關長城。據新公布的林長民1923 年10 月16 日給林徽因的信：“居庸關外游興如何？得任公先生書，知已返京，勸我歸去。我之復書，汝或能見之。昨乃有一蹤跡，極諫遠人，告我云：‘任公來書勸歸，實受吾徽運動。’” 這段時間梁啟超給梁思順寫的信很多，有的甚至直接由林徽因代筆。比如，6 月13 日的信，梁啟超如是交代，“寶貝思順，連接汝多書，讀之不厭，吾書乃皆徽音代筆書，晚到數日，累汝虛驚不少”。看來不僅如此，從林長民這封信可知，林徽因已經能給梁啟超出主意，并且梁啟超居然也聽從了。

梁啟超內心非常喜歡林徽因這個準兒媳婦，所以后來說到對這樁婚事的促成，是那樣得意。他曾帶著夸耀的口氣地對梁思順說：“徽音我也很愛她，我常和你媽說，又得一個可愛的女兒”，“我對你們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覺得我的方法好極了，由我留心觀察看定一個人，給你們介紹，最后的決定在你們自己，我想這真是理想的婚姻制度。好孩子，你想希哲如何，老夫眼力不錯罷。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們個個都如此（這是父母對于兒女最后的責任）”。

由上可知，這張照片應該是梁啟超帶領他們爬居庸關長城留下的，與梁啟超信中所說的名單能對上，穿著也與當時當地的氣候相匹配。

與梁思成測繪北陵麒麟的照片

梁思成、林徽因系統調查測繪中國古建和雕刻，是在他們任教東北大學建筑系時從沈陽北陵起步的。有一張照片就是他們兩個正在測繪北陵神道兩邊神獸之麒麟。林徽因騎在麒麟背上，梁思成立在麒麟左前。照片的時間被梁家后人標為1929 年。雖然此時二人都在東北大學任教，但標為1929 年顯然不確。

林徽因（左）與梁思城測繪北陵麒麟

1929 年1 月19 日，梁啟超先生病逝；2 月17 日，在廣惠寺舉行追悼大會，“男女公子思成、思禮、思懿、思達、思寧與林徽音女士等均麻衣草履，俯伏靈幃內，稽顙叩謝，泣不可仰”（天津《益世報》1929 年春季增刊《北平公祭梁任公先生情狀志略》）。幫助梁思成處理完喪事，根據東北大學校史記載，3 月，林徽因趕赴東北大學任教。既然如此，此年她和梁思成開始測繪北陵并留下這張照片有何不妥呢？

我們看這張照片，林徽因是單衣短袖短褲光腿，梁思成雖然衣著整齊打著領帶，但上衣也是單衣且挽著袖子。這種著裝在關外沈陽應該是夏季或秋初。林徽因1931 年初肺病發作且到危險地步，一種原因就是不耐東北漫長的嚴寒。她敢于如此著裝去測繪北陵，肯定是天氣非常暖和。

那是在1929 年夏天或秋初嗎？從表面上講，確實可以。但我們不要忘了一個事實，1929 年8 月21 日，梁再冰在北京出生。按此推算，1928 年11 月下旬，林徽因就懷孕了，她去東北大學時已經懷孕三四個月。到了夏天，已經大腹便便快要生產的林徽因還能爬上爬下進行測繪嗎？肯定不能。但看此圖中的林徽因，她騎在麒麟后背上，毫無懷孕的樣子。

那會不會在生產過后呢？根據梁再冰回憶，林徽因是回到北京在協和醫院生產的。根據中國傳統習慣，女人生產后至少要坐月子一個月，之后也還需繼續保暖，防止風寒侵襲。按此計算，林徽因最快回到沈陽也應是9 月底了，而此時沈陽的氣溫對林徽因來說應該不允許了。

由此可以說，這張照片的拍攝時間應不是1929 年。

那會不會是1931 年？1931 年初，醫院對林徽因下了肺病警告后，林徽因即帶著女兒、母親上了香山休養，一直到10 月才回到北京城里。6月，梁思成也接受朱啟鈐、周詒春兩位先生的邀請，從東北大學回京擔任中國營造學社研究部主任（后為法式部主任）。就此，這張照片攝于1931 年也不可能。

那就只能是1930 年。1928 年秋季開學后，林徽因先是回福州探親。9 月中旬出發，20 日到達上海，10 月2 日再動身去福州。10 月17 日，病弱的梁啟超致信（這是梁啟超最后一封信）梁思成，要他致信林徽因，到上海后電告船期，以方便船到塘沽時有人接她們。按當時通信和乘船的速度來推算，林徽因回到北方最快也得10 月底或11 月初了。此時，梁啟超病情更加嚴重，作為長子長媳，她和梁思成都得陪護在身邊。應該說，那一學期，林徽因可能就沒有去東北大學任教（即使去了，時間可能也很短暫）。1929 年3 月，林徽因到校后，因上一學期的耽擱，她和梁思成都得趕著補課（上一學期有的基礎課因和土木工程專業的課相同，是和該專業合課一起上的）。而此時建筑系老師只有他們夫婦二人，雖然只有十名學生（常世維、蕭鼎華、郭毓麟、李興唐、劉致平、劉國恩、白鳳儀、孫繼杰、丁鳳翔、鐵廣濤），但該開的基礎課都不會少。根據后來學生們的回憶，他們兩人對課程都抓得很緊很嚴，因此，這學期二人的教學任務更顯緊張。1929 年秋季開學，經過梁思成的努力，他把他的校友同學陳植、童寯、蔡方蔭都請來東北大學建筑系，教學力量大增。到了1930 年夏秋，從教學任務方面看，他們應該有了相對空閑的時間從事東北地區古建的調查與測繪。從孩子的角度來說，此時的梁再冰快滿一周歲了，林徽因也能夠松手哺育撫養了，這使她能夠放心走出去和梁思成一起開展此項工作。因此，這張照片只能是拍攝于1930 年，而從事古建調查測繪工作應該是從1930 年夏秋開始的。

林徽因從福州回來，也將二弟林桓（即林瓔父親）、堂弟林宣等人帶來，并帶進了東北大學建筑系。和林宣一屆、后來擔任人民大會堂總設計師的張镈的回憶也證實了這一點。“梁師作為建筑史專家、學者，自然對祖國建筑藝術產生好感。因此，在1930 年下學期，他先到東大近郊的北陵去做實地的調查測繪工作，開始了他向中華民族文化進軍的科研生涯。”（《張镈：我的建筑創作道路》，天津大學出版社2011 年11 月第1版，第20 頁）

這段時間，梁思成、林徽因和梁再冰的照片，共有五六張，除了那兩張林徽因抱著襁褓中的梁再冰的照片攝于1929 年外，其他幾張梁再冰坐在鐵欄桿上、站在林徽因腿上和梁思成手上的，應該都攝于1930 年。

林徽因到底喜歡穿什么顏色的衣服

隨著AI 技術的出現，人們開始對林徽因大量的黑白照片進行著色。就上衣來說，有人著成黑色，有人著成藍色，有人仍用白色；對她和梁思成在賓大的合影以及結婚照，有人著成粉紅色，有人著成大紅色，都是按照自己想象中的林徽因來配彩的，都表達著各自對林徽因的理解和喜愛。有的配色看上去很協調，讓人覺得符合那時那刻林徽因的“經歷”，但有的看上去會讓人覺得艷俗或出格。林徽因到底喜歡什么顏色呢？她給小姑子梁思莊設計的結婚禮服是象征純潔的白色，送給沈從文的結婚禮物是兩床大紅錦緞百子圖的罩單，但從這些并不能推斷出她著裝的顏色喜好，她自己也沒有說過。

但好朋友費正清在《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記載過一次。

費正清，1907 年出生于美國南達科他州，1927 年進入哈佛大學學習，1929 年秋赴英國牛津大學貝利奧爾學院攻讀博士學位，專業方向是東亞研究，隨之對中國研究產生興趣。1932 年初，費正清來中國為其博士論文搜集材料，6 月底，費慰梅來中國同他結婚。秋天，兩人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婦認識，并結下了終生不渝的友誼。

費慰梅回憶說：“大約在我們婚禮后的兩個月，我們遇到了梁思成和林徽因。當時他們和我們都不曾想到這個友誼今后會持續多年，但它的頭一年就把我們迷住了。他們很年輕，相互傾慕著，同時又很愿回報我們喜歡和他們做伴的感情。”（陳學勇：《林徽因尋真》，中華書局2004年11 月第1 版，第206 頁）費正清回憶說：“在中國，我們最好的朋友是梁思成和他的夫人林徽因”，他們“ 擔負起通過現代科學的實地考察方法重新煥發中國歷史建筑的風采的艱巨的愛國任務”，“我們的友誼是在艱難時刻同甘共苦所結成的”，“在我們的中國之行中，梁思成夫婦帶給我們很大影響”（《費正清中國回憶錄》，中信出版集團2017 年2 月第2 版，第120 頁）。他們帶給費慰梅的最大影響，是促使她“竟然轉向了梁思成的研究領域”，并很快前往山東考察武梁祠石刻（上書第122 頁）。

1934 年8 月上旬，費正清夫婦和梁思成夫婦結伴前往山西度假并一同考察古建。度假時，“菲莉斯（注：林徽因留學時的英文名）身穿白褲子、藍襯衫，儀容整潔瀟灑，與思成的卡其布衣服形成對照”。考察古建時，“一經抵達一所寺院，思成用他的萊卡照相機把每一方面都拍攝下來，而菲莉斯靠我們的幫助進行測量，以便按比例繪制。所有這一切需要一天時間，中午暫停操作，吃點野餐。思成雖然是個跛子，但他能在屋頂上和椽架上爬行”，“梁氏夫婦臨摹和繪測之后，于是尋找常載有建造年代的石碑題記，在石碑上可能引證官方文件”，“我們的友誼也在患難的旅途中形成了。在空曠道路上的歷險，讓令人難以忍受的環境中的四個人越來越貼近，平等而沒有主客之分，自此我們一直都是親密的朋友”（上書130 頁）。

這段話記載了林徽因此次度假考察的著裝與顏色，也寫出了他們考察古建的分工程序與艱辛。

梁思成非常喜歡攝影，在清華讀書時即迷上了攝影，他有一張1923 年時的自拍照，面前的桌子上就放了臺相機。每到一處古建，他首先要把每一方面都拍攝下來，自然也包括考察古建的同伴。既然林徽因來了，不僅少不了她，而且還是重點拍攝對象。林徽因考察測繪古建的大量照片就是這么來的。

此時的林徽因，在北京北總布胡同三號家中創辦了北平著名的現代文化沙龍“太太的客廳”。在所有去過的人的回憶中，都沒有她著裝顏色的記載，對“客廳”中的她，說得非常集中的都是她的“言辭”。

蕭乾先生1933 年11 月1 日發表了小說《蠶》，林徽因讀后很是欣賞，遂表示“能見到當感到暢快”。隨后，在沈從文先生陪同下，蕭乾去見林徽因。蕭乾先生晚年回憶起這次見面：“在去之前，原聽說這位小姐的肺病已經相當嚴重了，而那時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癥那么可怕。我以為她一定是穿了睡衣，半躺在床上接見我們呢！可那天她穿的卻是一套騎馬裝……話講得又多又快又興奮”，“給我留下印象的是，她完全沒有提到一個‘病’字。她比健康的人精力還旺盛，還健談。大家都稱作她‘小姐’，但她可不是那種只會抿嘴嫣然一笑的嬌小姐，而是常識淵博、思維敏捷，并且語言鋒利的評論家”。（《林徽因尋真》，第210 頁）

根據審美心理學的原理，一個時段內欣賞者關注的往往是審美對象最吸引人的元素。為什么這些參加的人在后來的回憶中都只有林徽因的“言辭”而不見她的“色彩”？這反映出林徽因在“客廳”中的核心地位不是靠色彩裝扮出來的，而是靠思想見解的深刻與精辟凝聚塑造出來的。

蕭乾先生的回憶寫到了林徽因的著裝，為什么寫？因為他根據一般肺病病人的樣子對林徽因作了“預設”，沒想到現實根本不是這樣，林徽因穿了個騎馬裝。對林徽因這個裝束，蕭乾回憶說是因為她喜歡和費正清夫婦去外國人俱樂部騎馬，林宣則作了這樣的解釋：生病后的林徽因腿變細，穿裙裝顯得自己很伶仃瘦弱，穿騎馬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對腿部作些修飾，也顯得自己很精干。

不僅對“太太的客廳”，對林徽因的一生，同學、同事、朋友、弟子在回憶中也幾乎都沒有說到她著裝的“色彩”。

陳植說：“梁劉兩兄在研究古建筑的漫長過程中，以鍥而不舍、堅忍不拔的精神，樹立了不可磨滅的功勛”，“在這一卓越的業績中，徽因姊亦作出了非凡的業績”，“我不得不對思成兄、徽因姊住李莊時，在經濟窘困、重病纏身的處境下所表現的獻身精神、驚人毅力，表示無限的欽佩”（《梁思成先生誕辰八十五周年紀念文集》，清華大學出版社1986 年10 月第1 版，第5 頁）。

羅哲文在紀念林徽因誕辰100周年時說：“時光飛逝，彈指一揮，轉瞬60 多年過去了，但恩師林徽因先生的音容笑貌、關愛深情，特別是她那種侃侃而談、妙語生風、博學多聞、才情洋溢的風度，尤其是對我這個當時來自山村孩子的循循善導、熱心教誨的恩情，使我時刻不能忘記。”（清華大學建筑學院編：《建筑師林徽因》，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 年6 月第1 版，第143 頁）

1951 年初，梁思成特別是林徽因，硬是把常沙娜要到身邊，協助林徽因對中國傳統圖案進行整理研究，并跟隨她進行景泰藍等特種工藝品的創新設計。常沙娜深情地回憶恩師：林徽因“像個活辭典，博古通今地指點講解，給我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林先生那種大膽嘗試、創新，向老藝人虛心學習技藝的認真、執著的工作作風，至今仍令我難忘，這種作風和精神也成為我后來對待工作的榜樣和準則”，“我非常珍惜與林先生、梁先生兩位相處的短暫兩年（1951—1953）的時光，正是這關鍵的兩年，受他們兩位的啟迪和影響，決定了我后來從事工藝美術教育和藝術設計的道路。在遵循著敦煌藝術底蘊的基礎上，繼承民族的傳統，并不斷發展、創新的信念，成為我終生的追求”（上書第124 頁）。

在懷念林徽因的文章中，沒有人說到林徽因的“顏色”，而是都集中在她的才情與貢獻上，說明林徽因一生的形象不是靠“色彩”裝扮出來的，而是靠她的文化品格為自己“建筑”起來的。

一張照片引出的與鄧稼先一家的關系

有一張照片，是林徽因和梁再冰趴在頤和園的墻頭上。梁再冰居左，雙臂平按，臉向左邊看，似乎有些愁苦；林徽因居右，雙臂交叉，穿著厚厚的翻領衫，臉上是歡欣的笑容。

林徽因（右）與梁再冰在頤和園墻頭上

關于這張照片，梁再冰有著這樣的回憶：“我們剛入清華時，經濟條件不好，也沒有時間到處去旅游觀光，幸而清華離頤和園比較近，所以媽媽有天說我應當去頤和園看看。但當時媽媽的肺結核很嚴重，已經侵蝕腎臟，無法和我同行，因此要給我找一個能引導我‘正確地’游覽頤和園的人。她請清華哲學系的美學教授鄧以蟄伯伯的女兒、鄧稼先的姐姐鄧三姐帶我去。三姐是一位修養極好的國畫家，人也長得很美，她帶我游覽頤和園的路線是：從東宮門進入后先到昆明湖邊，從正面看萬壽山和排云殿，然后便掉轉身上山，經諧趣園進入后山，而不走長廊。媽媽對三姐的計劃十分贊許，認為那是最佳的頤和園觀景路線。”（《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21 年10 月第1 版，第212 頁）

正是由于這次游覽以及游覽過程中鄧三姐“教得很仔細”，使梁再冰能夠“大約在媽媽實施手術（注：1947 年12 月）的前兩個星期，我不忍看到媽媽手術前情緒那樣低落和煩躁，為了讓她感受一下外面的活力”，她找了幾位她北大的同學，陪著林徽因游覽了一次頤和園。這張照片就是此次游覽留下的。“這次游覽大獲成功，夜雨之后，天氣好極了，可以看到周圍數里之外的地方。見到我們一幫年輕人前呼后擁地圍著她，媽媽高興極了。”（《梁思成與林徽因——我的父親母親》，中國建筑工業出版社2021 年10 月第1版，第212 頁）這張照片中林徽因顯得很高興，原來是這樣來的，而梁再冰應該是想到媽媽的身體，突然悲從中來。

為什么找鄧以蟄的女兒當向導？首先因為兩家關系極好。鄧以蟄也是“太太的客廳”主講人之一。據金岳霖回憶，聚會時，開始有一小段時間談談政治，即由張奚若與陶孟和談談南京方面人事上的安排與變化，但他們對此興趣都不大，只是了解一下而已。談得多的主要是建筑和字畫，建筑當然由梁思成特別是林徽因介紹調查古建筑的新收獲新發現，字畫呢，則主要由鄧以蟄講。在參加者眼中，鄧以蟄不僅字寫得好，特別是篆體字，而且畫也畫得好，同時有家學淵源（注：他是有清一代書法宗師鄧石如的五世孫），收藏甚豐，因此他是以美術家的身份來給大家講解字畫、帶領大家欣賞中國字畫的。為了講解得具體，鄧以蟄還圍繞當天想講的主題有針對性地帶幾幅字畫來配合欣賞。

吳良鏞先生回憶說：“他們都愛繪畫，鄧以蟄教授……有時拿來幾幅畫供大家欣賞，記得有一次拿來的是倪瓚的《樹》和金冬心的《梅》等。”（《建筑師林徽因》， 第112 頁） 鄧以蟄和梁思成、林徽因還曾進行了幾次密切合作。1947 年，梁思成、鄧以蟄、陳夢家三人聯名建議清華大學“設立藝術史研究室”；1949 年10月，林徽因主導設計第一稿國徽圖案時，邀請鄧以蟄參與，主要從美學的角度給予技術指導。林徽因去世時，鄧以蟄和金岳霖兩人合作致送了一副挽聯：“一身詩意千尋瀑，萬古人間四月天。”這副挽聯至今仍被高頻次傳誦，認為它最能概括林徽因的風神。

鄧稼先姐弟四人合影。右起：鄧稼先（10 歲）、鄧槜先（4 歲）、鄧茂先（18 歲）、鄧仲先（20 歲）

請老朋友家這樣美麗又聰慧的女兒來帶領自己的女兒游覽頤和園，充分體現了林徽因對女兒的關愛。那鄧三姐叫什么名字呢？許鹿希先生在《鄧稼先傳》里說到了鄧三姐。“1968 年，三姐鄧茂先突然含冤而死。鄧稼先有一個最大的姐姐很小就去世了。他的大姐鄧仲先實際上是二姐。但因為排行的大姐早逝，他們就習慣地叫仲先為大姐。但是不知什么原因，三姐茂先卻仍然被稱為三姐。三姐小時候是一位天真純樸美麗的姑娘，一天到晚無憂無慮，生活中很順利，沒有受過多少磨煉，遇到劫難便難以承受。‘文革’時，三姐夫被誣陷受迫害，使三姐這位齊白石老人的學生，喜好作畫而不善說話的女子應付不了造反派的粗暴，在精神上亂了分寸，一天夜里因忘記開窗而致煤氣中毒不幸逝世。在鄧稼先去美國留學之前，三姐多次帶他上街去買衣物，連他在船上用的牙膏都準備好。解放后，三姐去捷克回來，特意給他帶來許許多多的洋玩意兒。他比三姐小8 歲，在三姐的心目中永遠是一個小弟弟。他見到三姐，也常常像小孩那樣去親吻她。現在，親愛、漂亮的三姐突然就這樣離去，他經受不住這種打擊。三姐從捷克給他帶來的那件淺黃色尼龍襯衣，今后他也永遠不會再穿了。”（《鄧稼先傳》，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 年6 月第1 版，第130 頁）鄧稼先非常喜歡西方古典音樂和中國傳統京劇，在“兩彈”研制基地，每當累了，他就會用電唱機放一段音樂以緩解，而這個電唱機就是許鹿希所說的三姐從捷克帶回來的洋玩意兒中的一件。這就是鄧三姐，林徽因曾經非常認同且欣賞的鄧三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