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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出版社今年年2月,出版了王彬的長篇歷史小說《豐泰庵》。小說以明帝國崩潰之際的動蕩歲月為背景，通過崇禎皇帝的長女太平公主的視角，講述了明代末年的山河破碎、朝代變遷，以細致入微的筆觸描繪了皇宮中女性的悲慘命運，這在歷史小說中是不多見的。

在敘事方，作者有意識地通過敘述者集團，利用多個敘事者的講述，使小說文本多姿多彩，展示了作者對小說文本的有益探索，這在當下小說中是不多見的，應該引起我們關注。

一 敘事集團和文本探索

王彬先生多年研究敘事學，三十多年來，他對敘事學理論與本土化進行了不懈探索，先后提出了“敘事集團”、“敘述者解構”、“第二敘述者”、“動力元”等新觀念。[[i]]他新近創作的長篇小說《豐泰庵》，可以說是他本人敘事理論的文本化實踐。

《豐泰庵》的敘述者，不是單一的，而是一個敘事集團。這在一般的小說創作中，是比較少見的。小說有三個敘述者。第一位敘述者是“我”。“我”是某家雜志的編輯，2017年和妻子去南美旅游，認識了團友李力。李力在中國歷史研究所工作，研究明史，主要是明代末年的宮廷歷史。“我”也喜歡明史，因為和李力共同喜好，彼此很投機。一天說到崇禎皇帝，李力說，崇禎曾經信奉過天主教，這讓我大吃一驚。中國的皇帝為什么要信天主教，李力認為這大概與當時的政治環境有關，崇禎很可能希望通過天主教挽救明朝的頹敗命運。不久，在去秘魯的馬丘比丘的路上，在一個叫“熱水鎮”的地方，“我”和李力遇到了李力曾經的戀人意大利漢學家薇妮。薇妮和李力曾經一起研究過長平公主的歷史，而且發現了長平公主的日記，由此發現了許多宮廷秘辛和過去見不到的史料。這些史料顛覆了許多史書的記載，具有極大的史學價值。為此，李力對長平公主的日記進行了梳理，而且補充了長平公主日記中的空白。

回京以后，李力把他整理好的長平公主的日記交給“我”，希望在“我”供職的那家刊物發表，“我”把李力整理過的長平公主日記交給主編，主編很快審過，同意發表。發表以后，大受歡迎，后來又出版了單行本。在這個單行本中，為了滿足讀者閱讀與理解，“我”又補充了一些注釋。長平公主的日記在社會上流行開來。由于長平公主曾經在豐泰庵出家修行，因此作者把這本小說取名：《豐泰庵》。豐泰庵至今尚存，位于北京什剎海南岸，是不少游人愿意徘徊的古跡。

這樣，在《豐泰庵》中出現了三個敘述者，即：“我”，李力和長平公主。具體說，“我”發現了李力，李力發現了長平公主的日記。由此敘述出現了三個層次，處于第一層次的敘述者是“我”，我引出了李力，李力處于第二層次，是第二層次的敘述者，李力又引出了長平公主，長平公則處于第三層次，是第三層次的敘述者。與三個敘述者相對應的敘事文本是，“我”編輯過的《長平公主日記》、李力整理過的《長平公主日記》、《長平公主日記》的原始文本。每一個文本對應不同層次的敘述者，而這些敘事者組合，便構成了一個敘述集團，進行接力敘事，從而形成了一種藝術的真實性和多層次多角度的敘事，增強了小說的結構與張力。

如上所述，《豐泰庵》中出現了三個敘述者和三個敘述層次與三個敘述文本。三個敘述者在小說文本中所占的分量是不一致的，最主要的當然是長平公主，通過她的講述描繪了大明王朝最后的十七年以及人物的悲慘命運，而令讀者不由得不合卷嘆息。毫無疑義，長平公主是《豐泰庵》的主要敘述者，而其他的“我”和李力只是輔助性的敘述者，處于次要地位。然而,必須說明的是，在《豐泰庵》中無論是主要的敘述者長平公主，還是輔助性的次要的敘述者“我”和李力仍然是一個整體。很簡單，“我”引出了李力，李力又引出了長平公主，三個敘述者的在敘述層上處于不同位置，首先“我”處于最高層，也就是超敘述層，屬于超敘述者； 李力處于第二層，也就是次敘述層屬于次敘述者；太平公主處于敘述層，也就是敘述者，從超敘述，到次敘述，再到敘述，敘事層層遞減，從而構成了一個統一文本。

那么，作者如何使不同層次的敘述統一起來的呢？他在序章的末尾交代：

回到北京以后，我把李力的書稿推薦給了主編，主編讀后立即批準付印。刊物面世后大受歡迎，很快便加印三次，修訂后出版了單行本。在單行本中，李力增加了不少梳理性的闡述，為了便于閱讀，我在編輯中，將二者以不同的字體字號區分開來，太平公主的敘述排四號宋體，李力的闡述排五號楷體，但第六章第三節，由于原文過長，為了讀者的閱讀方便也采取四號宋體。此外，我也做了一些簡單注釋，以腳注的形勢置于頁下。[[ii]]

作者在這里既借鑒了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評注方法，又在這個基礎上進行革新。眾所皆知，中國古典長篇小說中的評點有三種形式：或在正文中進行夾敘夾議，或在文前，或在文末進行提示或者總結。作者與評點者各司其職，處于不同位置，比如曹雪芹著的《紅樓夢》與脂硯齋評點，施耐庵著的《水滸傳》與金圣嘆評點，蘭陵笑笑生著的《金瓶梅》與張竹坡評點，作者與評點者分別處于不同的位置，簡而言之，曹雪芹、施耐庵與蘭陵笑笑生是小說的作者，是小說敘事的推動者，脂硯齋、施耐庵與張竹坡是評點者，相當于今之批評者，作者與批評者是著作之內與著作之外的關系，由此形成的敘事與評點處于平行關系，相互之間不存在進入乃至融合的機制。

《豐泰庵》則巧妙地解決了這個問題，通過李力的介入使得太平公主和李力的敘述巧妙地融為一個整體，從而形成敘事合力。原因很簡單，李力是小說中的人物，太平公主也是小說中的人物，二者可以共同進入小說敘事之中。進一步，李力是太平公主日記的整理者，當然要進行分析、梳理，在此基礎上進行史料的補充、評點與闡述自己的觀點，從而將古典小說的評點機制從外部引入到內部，改變了敘事與評點兩張皮的矛盾，將兩個層次的敘事有機且巧妙地融為一體，豐富并增加了敘事魅力。

中國古典長篇小說的評點，對西方敘事方法無疑是一種異類，同時也是中國小說的敘事特點，這是中國與西方小說敘事方法的區別之一。《豐泰庵》進一步突出并強化了這一特點，換言之，這是在傳統基礎上的創新，從而開拓了小說的敘事空間，加強了小說敘事的可能性，這是作者勇于進行小說敘事探索的物化結晶，無論從那個角度講都應該予以肯定。我們常說，用中國的方法講好中國的故事，《豐泰庵》為我們創造出一個值得分析與研究的范例 。

二 細致入微的歷史語境

語境最早由波蘭的人類學家 B.馬林諾夫斯基在1923年提出。他把語境分為情景語境與文化語境兩類。這樣，語境就包括了兩種因素，即：語言因素和非語言因素。非語言因素是指語言之外的社會環境，比如：時間、空間、場合，以及反映時代的建筑、服飾、禮儀、風俗、節令等等。歷史小說離不開歷史語境。

當然，語境還有高低之別，既有高語境也有低語境。高語境是內涵高于表達。低語境是內涵低于表達。評價一部小說不應該僅是關注情節是否生動、人物是否鮮明、思想與境界是否高下，除此之外，還應該關注小說中的語境內涵。沒有語境的小說難以成為經典。通過對語境分析，我們會發現一些新的切入點與認知空間。

《豐泰庵》是一部反映明代末年的歷史小說，其講述的歷史故事不是簡單的情節聯絡線，而是將故事與人物納入生動的歷史語境之中。比如第二章《大朝會》第二節，描繪崇禎皇帝出席的經筵活動。小說寫道：

經筵是太祖爺爺制定的規矩，每年二月中旬到四月下旬，八月中旬到十月下旬，熟悉經書的大臣要給皇帝進講經書。平日日講，逢二（每月的二、十二、二十二日）會講。會講時除了進講的大臣，還有貴族勛戚、內閣學士、六部尚書、都御使、大理卿、通政使、鴻臚卿、錦衣衛指揮使、以及負責儀式的御史、給事、序班與鳴贊官等人。講官和四品以上官員穿繡金緋袍，御史以下著繡金青袍。

經筵在文華殿。文華殿是一座工字形建筑，有前后兩殿，前殿稱文華殿，后殿稱主敬殿， 二者之間是一道穿廊。文華殿內橫書一匾，上面寫道 ：“學二帝三王治天下大經大法”十二字。據說出自神宗太爺爺的手書。會講在文華殿內，日講在穿廊里。日講與會講不同，日講規模小，君臣共用一張講案，講案上只放一部書，書放在皇帝面前，講官只能倒著看書上的字。講官手持一根紅色牙簽，誦讀或者講解到哪里，便用紅色牙簽指向哪里。[[iii]]

這是講經。朝臣給皇帝講經。講經之后是請朝臣吃宴：

大臣們也魚貫退出，來到皇極門東廡吃飯。這頓飯就是經筵之“筵”，是皇上對朝臣講經之后的饋贈，經筵上的酒食由光祿寺準備。朝臣按照品級面西就坐，講官、展書官以及抄寫講義（講經的講官要預先寫出講義，再由書法好的翰林抄寫后送至內閣審批）的官員則坐在同一品級的官員之上。按照祖宗規矩，有經就有筵，但嘉靖、萬歷爺爺多年不臨朝，也就沒有經筵，以至有些沒出息的官員抱怨，不講經也就算了，沒什么損失，吃不上光祿寺大廚的筵席則損失太大。因為照規矩，大臣的仆人可以將筵后的剩余酒食，也就是“餕食”打包回家，一來可以節省自己的花銷，二來也可以請家人品嘗光祿寺的美味。[[iv]]

這就是筵。明朝的經筵是朝臣給皇帝講經的重要活動，作者在這里通過語境展示了文華殿的建筑形式、內部布置、朝臣的服飾、講案與紅色牙簽、宴席上朝臣的座位、吃不了的也就是“餕食”，朝臣可以打包回家，既可以節省自己的花銷，也可以請家人品嘗光祿寺美味。作者利用這些細微的語境，展示了大明皇帝的經筵活動。

再如，服飾,《豐泰庵》中有一節講述太奶奶將宮女煒彤收為曾孫女，為此舉辦了一次小型宴會，作者這樣描述：

到吃晚飯的時間了，走來四個身著豎領白色短衫，緋色宮鞋，松花綠細褶馬面長裙，梳棒槌髻的宮娥站在太奶奶兩側，太奶奶吩咐準備晚宴……[[v]]

宮娥的上衣是豎領白色短衫，裙子是松花綠細褶馬面長裙，頭發是棒槌髻，腳下是緋色宮鞋，簡潔生動地描摹出宮女的服飾。馬面長裙與棒槌髻至今是年輕女性喜愛的服飾與發飾，五百年之前與五百年之后的女人在服飾與發飾上竟然如此一致，不能不令我們感喟。就是這樣的服飾，促使讀者一下子進入了小說描繪的語境與情節之中。

一年春天，周皇后邀請田貴妃與袁貴妃到中宮摘茉莉蕩秋千，因為是朝見皇后，田、袁二妃精心打扮了一番，袁貴妃是衣著端莊:“茶白色的上衣繡著大朵粉荷，青色中單的領口平織萬字花紋，下面是滿地金蔥綠色裙子，膝褲上是纏枝花卉與麒麟望月的圖案，玉質革帶，白襪青鞋。因為要蕩秋千，她沒有戴官帽，只是把頭發挽成一個髻，上面罩了銀色特髻，點綴幾粒寶石，紅、綠的光射出有那多么遠。”[[vi]]田妃呢？“田妃也沒有戴官帽，也沒有戴特髻，只是鬢角插了一支嫩柳，頭發松松的挽在腦后，發根上系了一圈珍珠勒子，穿了一件立領右衽大襟高開衩的窄袖長袍，顏色是銀狐色的，里面的中單是淺粉色的，薄底小靴上繡有兩只鏤金飛鳳。”[[vii]]因為要蕩秋千，袁貴妃與田貴妃都沒有戴管帽，但是貴妃戴了銀子制造的特髻，特髻是一種發網，用來固定女性的頭發。田貴妃也沒有戴特髻，只是把頭發挽在腦后，發根上系了一圈珍珠勒子。這就是兩人的區別了。在服飾上，袁貴妃是上衣、裙子、蔽膝，玉質革帶，青鞋白襪；田貴妃是高開衩的窄袖長袍和薄底小靴。蕩秋千的時候，袁貴妃坐在畫板上蕩了幾下就結束了，田貴妃則是站在畫板上，蕩得高高的，而起越蕩越高，“黑亮的長發飛起來，袍襟也飛起來，露出了里面的中單，銀狐與淺粉糅雜在一起，仿佛風中翻飛的花朵，美麗極了，天空蔚藍是美麗的，田妃矯健，也是美麗的，我突然喜歡她了，希望她就這樣站在畫板上，永遠地蕩下去，神仙一樣在白云的海洋里恣睢徜徉。”[[viii]] 服飾屬于語境范疇，袁貴妃的服飾與她的動作是一致的，同樣田貴妃的服飾與她蕩秋千的動作也是一致的，通過服飾刻畫袁貴妃與田貴妃的不同性格與在蕩秋千時不同的表現，同時展示了太平公主作為旁觀者的心理活動，這樣的敘述手法自然十分巧妙。

簡括而言，《豐泰庵》中描繪了大量的歷史語境，諸如建筑、地理、器物、風俗、節令、禮儀、食品、官制，等等，這些語境不僅融入情節，增加了小說的敘事魔力，而且成為刻畫人物性格的重要元素， 從而對我們認知與分析《豐泰庵》提供了一個有力的切入點。

三 碎片化敘事與世界視野

傳統的歷史小說，總是力圖再現一個完整的歷史故事，有開始，有發展，有高潮，有結束。革命歷史小說，更是有一種真理的邏輯，環環相扣，給讀者一個清晰的故事發展。但后現代認為，歷史和小說一樣，也是一種虛構，而且也沒有那么嚴密的邏輯，偶然、碎片，或許是真實的歷史。《豐泰庵》在歷史敘述上，頗有后現代的特點，不僅古今對話，而且采用了碎片化的敘事方式。

在“長平公主的日記”中，精細地描繪了田妃、三弟、溫體仁、范文程等多位角色。田妃是宮廷中的女性群體代表，小說中描述了她與崇禎一同騎馬校閱軍營，與后宮眾人過清明蕩秋千，以及在新正朝賀皇后受冷遇幾件事情。在?傳統的小說?中，作家們經常致力于削弱敘述中的“主觀色彩”，旨在為小說文本營造一種“客觀”的氛圍，進而更好地展現生活的“真實性”。為了實現這一目標，他們刻意隱藏自己的身份，甚至讓敘述者退出文本，以全知視角營造一種生活仿佛“自發展現”的幻覺。這樣的努力，使得讀者能夠更自然地沉浸在故事的世界中，感受到生活的原生狀態。在《豐泰庵》中關于田妃的幾件事上來看，我們無法窺見或解讀一個純粹的“客觀故事”，因為這個故事本質上是在連續的“敘述”過程中被“建構”出來的。它的形態并不固定，而是在被創造的同時，不斷受到“敘述”的影響，經歷著“切割”、“解構”甚至“粉碎”的過程。這意味著，我們所認知的故事，始終都是經過敘述者主觀視角過濾和塑造的版本，而非一個固定、完整的客觀存在。故事的前因與后果相差幾章，甚至更多，唯有讀到后面的結果，才恍然明白作者前文敘事何為。

伴隨著這幾件事情的是“我”和三弟對田妃的感官變化。由厭惡到感覺可愛，再到厭惡。這個情緒波動帶動著讀者一同改變，這歸功于敘述故事時，對田妃的衣著打扮、內心獨白、外在表現進行了充分的描寫。她與三弟對田妃的感官變化，反映了在等級森嚴的皇宮中，親情與權力之間的微妙關系。這種變化，通過日常的生活漸次展開，既體現了人物性格的復雜性，也展現了對時代背景的深刻理解。

這種碎片化敘事不僅僅在人物的情緒變化，還在于對人物的塑造。比如在長平公主的日記中關于三弟的描寫，總是斷斷續續的存在于每一個大事件的中間，三弟見到袁將軍前后，以及國破去國后的心境變化是最為鮮明的例子。最初，他的形象是一個聰明、但不好學的頑劣孩童，是為了“小黃門”愿意折返回來，被巡城御史的兵丁圍毆的軟心腸。中間段落，袁崇煥得到崇禎賞識，三弟興致盎然的想要跟袁將軍戍邊；他的“報國理想與男兒氣概”在這里被激發出來。而后，隨著事件的發展，人物一步步成長。從想依靠將軍上陣驅逐建虜，到為挽救大明王朝獨自遠征勸吳三桂出兵，將孩童的稚氣和男人的志氣在濃縮的篇章里表現出來。這些成長，也是三弟在西法戰爭中勇敢拯救菲利普四世的重要前提。

他的成長與轉變，讓我們看到了那個時代中青年的心路歷程。從最初的崇拜與敬仰，到后來的迷茫與痛苦，再到最后的堅定與勇敢，三弟的每一個階段都充滿了情感的波動與思想的碰撞。這種變化，不僅展示了作者對人物性格的精準把握，也讓我們對那個時代有了一定了解。這里的描寫，視野逐漸打開，不再局限在中原，有了后金，還有了更大的地域。這也是這部小說的獨特之處。

還有降清的范文程與殉國的黃道周。范文程在小說的中段出現，出場也比較奇異。他原本是大明生員，然而為了追求權力和財富，選擇背叛自己的民族與祖國，投靠了后金，成為旗主的包衣（家奴），雖說身為三品大員，但其原配的妻子卻被后金的王爺所侮辱。對此，被善良的人們唾棄為“忘八無恥”，譏笑他是：

三品大員范文程，老婆好比杏花明。

居然老了還有味，送與主子去陶情。[[ix]]

又有一行小字寫道:“范文程者，大明之生員也。其祖為明之官員，本為漢人，卻甘心附逆滿狗自獻為奴。此真真是國之丑類，天下之人宜討之。”[[x]]

與范文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為了挽救大明王朝危局，投身戰場的黃道周。黃道周回到故鄉福建以后組建學生軍，失敗后被執，洪承疇前來勸降，黃道周用一副對聯來表示自己的態度：“史筆流芳，雖未成功終可法；洪恩浩蕩，不能報國反成仇。”[[xi]]，行刑時他因為絕食身體虛弱跌了一跤，劊子手是個遍體黑肉的胖子，胳膊比腿粗，譏笑他怕死。黃道周不屑地瞥了他一眼，抗聲道：“天下豈有畏死的黃道周？！”于是“劊子手給他搬來一個木凳，讓他坐著行刑，揮起大刀砍下去，頭顱雖然離開了身體，但身體卻兀立不仆。死后，人們從他的衣服里發現了一張細長紙條，上面寫有：“大明孤臣黃道周”七個血色大字。”[[xii]]

《豐泰庵》中將降清的范文程與殉國的黃道周做對比性質的刻畫，不言而喻地宣揚了中國傳統的愛國主義精神，也就是自孔夫子以來主張的春秋大義。諸如此類，作者通過設計多元化的人際關系如矛盾、沖突、愛恨情仇等，組成了一個生動無比的角色系統。把這樣的群像編制成功融入到故事情節中，將每一個角色刻畫得豐滿且有深度，佐證了作者出眾的人物形象塑造能力。

小說結尾部分，敘事范圍不再局限于中國，而是將筆墨投注到歐洲與南美洲。三弟率領部下從云南退入緬甸，輾轉進入印度，最終抵達歐洲。他們在異國他鄉繼續奮斗，三弟因救助西班牙國王而被封為公爵。這種跨越國界的冒險和奮斗精神，增加了故事的立體維度。兩姐弟闊別多年后的相見也為讀者提供了嶄新的視角。

《豐泰庵》這種宏大的敘事視野與細膩的細節描寫，成功地構建了一個立體而豐富的小說世界。既可以感受到歷史的波瀾壯闊，也可以深入了解歷史背景下人物的內心變化。作者筆下的故事沒有局限在大明王朝的本土，而是將筆觸伸展到歐洲與南美，在大航海時代，波瀾壯闊地展開了獨具特色的歷史畫卷，極具風云激蕩與人物悲辛之力，而極具審美價值。毫無疑問，這種跨越國界的敘事，必然會引導讀者思考個人命運與世界大勢之間的關系。

四 女性視角下的女性困窘

王彬先生擅長雕刻角色的獨特性格和情感世界，通過挖掘角色內心深處的細微變化，創作出有血有肉、充滿生命力的人物。通過他的筆觸，我們可以看到人物經歷著各種各樣的情感波動，使得人物形象更加立體豐滿，都有著獨特的魅力和吸引力。尤其對女性角色的獨立探索，不乏新意，很見作者的功力。

在這部作品中，王彬站在女性角度對故事進行解構，長平公主作為敘述者，通過她的內心獨白、對話、回憶以及對其他角色的觀察和評價，揭示了角色的情感和心路歷程，不僅增強了故事的情感深度，還可以讓讀者更深入地理解角色的行為和決策。這種獨特的視角，給這部小說帶來了一種全新的解讀。

通過這一特殊的敘述手法，小說成功地構建了一個豐富多彩的女性群像，展現了不同職業角色的女性在特定歷史背景下的生存狀態與命運軌跡。在這部小說中，皇后、妃子、宮女、將軍以及普通百姓等女性角色，都被賦予了獨特的性格定位和命運的波瀾。她們在故事中扮演著不同的角色，經歷著各自的掙扎與成長。這些女性形象不僅具有鮮明的個性特征，還承載了深厚的歷史內涵和社會意義。故事通過這些性格各異的女性形象的經歷與掙扎，展現出在那個特殊年代里，女性所面臨的混亂和困窘的生存環境。不僅要應對來自外部世界的種種挑戰，還要應對來自內心的掙扎與困惑。

皇后作為封建王朝的最高女性統治者，她的命運往往與王朝的命運緊密相連。在故事中，不僅要面對宮廷內的權力斗爭，還要應對外敵入侵、政治動蕩等種種挑戰。妃子和宮女作為宮廷中的女性群體，她們的命運往往受到皇權、家族、愛情等多重因素的影響。這類女性形象展現了女性在宮廷生活中的無奈與堅韌，以及在困境中尋求生存和發展的勇氣與智慧。

作為長平公主的日記中的高頻人物，煒彤最初以一位善于畫眉的宮女身份出現。她身上的矛盾點頗多，既有著受害者的身份，又有著堅定的意志和勇氣。在前朝時局混亂的背景下，煒彤遭受了極大的苦難，眼中總迸射出敵意和冷冷的光，在長平公主的幫助下其父得以翻案，在故事后續走向中，煒彤成為永昌公主，有了極好的姻緣，然而，局勢的動蕩使她的命運再次發生轉折。在被李自成的將領羅虎抓住后，被迫與其成婚。在新婚之夜，煒彤選擇了先殺羅虎而后自盡，展現了她的剛烈與決絕。這一情節不僅凸顯了煒彤的堅毅和勇氣，也反映了女性在困境中所面臨的艱難抉擇和無奈。小說這樣寫道：

第二天，羅虎的部下發現羅虎已死，死在暖閣里、是被女人金釵刺死的；煒彤亦死，在暖閣外面，依在大紅柱子上，拔劍自刎，人雖然死了，手里卻橫著寶劍，劍鋒銳利閃動，比活人還威嚴、美麗。那兩個將煒彤押送到羅虎帳下的兵嚇壞了，趴在地上連連磕頭:

“公主殿下恕罪，公主殿下恕罪!”[[xiii]]

小說在描寫女性的心理方面，也頗有特色。細膩的心理描繪往往能夠讓讀者更深入地理解人物的內心世界，進而感知到作者想要傳達的主題思想。作者巧妙地隱身，用長平公主的身份成功地引導讀者去探尋古代女性的心理世界，展示了她們在復雜社會背景下的掙扎與成長。同樣是女性，范文程妻子則生動展示了古代女性在家庭倫理與貞節觀念之間的掙扎。當他遭受侮辱后，回到家中痛罵身為后金三品高官的丈夫，質問范文成教導她：“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現在他遭受侮辱，她現在應該怎么辦？范文程妻子的遭遇不僅揭示了當時社會對女性貞節的極端要求，也展示了這位女性內心深處的痛苦與無奈。

總之，在《豐泰庵》中，作者描繪種種女性的遭遇，在中國歷史小說中是不多見的，在人物內心世界的自我反思與夢幻想象，讓讀者切身觸摸到人物心路歷程，展現了古代女性在戰爭背景下慘烈命運與困窘。這些慘烈與困窘不僅體現在歷史變遷、道德倫理、貞節觀念等方面，還體現在性格、價值觀等多個層面。這些沖突的存在，使得人物之間的關系更加復雜多變，也讓讀者更加深入地認知了大明王朝崩潰時期女性的艱難處境和悲慘的心里困境。

2024年4月6日寫于蘭州黃河之濱南書房

4月15日改定

注釋：

[[i]] 王彬、楊光祖：《敘事學在中國的本土化與發展——王彬《紅樓夢敘事》《從文本到敘事》研究訪談》，《長江文藝評論》，2019年第3期。

[[i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10頁。

[[ii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49-50頁。

[[iv]]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54頁。

[[v]]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288頁。

[[v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91頁。

[[vi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91頁。

[[vii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91頁。

[[ix]]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186頁。

[[x]]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186頁。

[[x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505頁。

[[xi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505頁。

[[xiii]] 王彬：《豐泰庵》，作家出版社，2024年，第462頁。

（刊發《海峽文藝評論》2025年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