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阿乙，江西瑞昌人，1976 年生，2004年后在北京工作居住至今，曾任民警、新聞工作者，現為北京市作協會員。出版有長篇小說《下面，我該干些什么》《早上九點叫醒我》《未婚妻》，作品被翻譯為英、法、意等12種語言在14個國家出版。

導讀

各自獨立又渾然一體的五篇小說，傳遞出人生的信條與奧義，更提供了一種新的小說嘗試，以拼接、摘錄等方式對博爾赫斯《另一段經外經》、威廉·福克納《插曲》、帕爾·費比安·拉格奎斯特《英雄之死》、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沙里克》等作品進行仿制，展示了小說創作新的可能性。

 狂妄（外四篇）

阿乙

去年十月，我和另外三名中國作家受邀參加赫塔菲黑色小說節，根據計劃，我和其中的君天將于當地時間二十四日晚乘機回國，這天白天原本安排我們倆去參觀一家工廠，我們委托對接人阿爾穆德納·阿納斯向組委會申請，改安排我們去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

阿納斯有著今人不多見的馴順。我們不能說這種馴順是提供給我們個人的，顯然它是奉獻給包括我們在內的所有人或者一群人的。我們這批五十歲上下的人是感知過存在于人身上的信義的。今天，它在人身上普遍失蹤。它不是突然失蹤的，這里有一個緩慢的過程。我們可以把信義理解為人與人之間存在的無形但有力的契約。比如借錢，即或沒有約定還款期限，借款人也會趕在一個雙方內心認定的日子把錢還上；一個人即便就要死亡，也認為自己有義務回答提問。人們通過回應讓對方感到有尊嚴和價值。現在我們知道，這一切毀了。當出借人意識到款子難以要回來，他就傾向于免除利息，并只索要本金的一部分。借款人也就更把延遲還款、不支付利息以及只償還一部分本金視作理所當然。往昔，在不往外借錢時，我會承受很大心理壓力，因為人家注定要及時還錢，你手頭有閑錢，為什么不借？但現在，隨著借款人幾乎確定不會及時還錢甚至是不還錢，隨著古老規矩被踐踏，我不再對吝嗇心存愧疚。一個人答復另一個人，間隔時間也越來越長。有一些是不會有回答的。你不知道他是故意如此還是只是過失。如果我們對此等待，就會像貝克特筆下那兩個流浪漢一樣可悲。我們已經很少在他人及自己身上看見就像你打一個電話給酒店前臺要什么然后幾分鐘內它果然被送來一樣令人感到踏實的應答了。我們發出的每一句話（每一個感嘆、每一個提議、每一項計劃），都像啞炮，或者讓人忍俊不禁的自言自語。長詩《歧路行》第一章這樣寫：

逝去的是大海返回的是泡沫

逝去的是一江春水返回的是空空河床

逝去的是晴空返回的是響箭

逝去的是種子返回的是流水賬

逝去的是樹返回的是柴

……

這里存在返回，雖然返回的是與我們內心期待與堅守的大有落差的事物。怕就怕：

逝去的逝去的是無窮的追問

返回的沒有聲響

往昔我們不會對阿納斯這樣一個有求必應的人過于感念，對她的付出，不免認為只是她分內之事。但現在卻把她視作苦海中閃爍著光的燈塔。或者一根救命稻草。因為上課她在第一天出現后就再未露面，但她用郵件妥善處理好一切。她為我們買好索菲亞王后藝術中心的門票然后讓我們去問詢處取。這兒的應問者手里抓著我們的票，還看了它，卻斷定不是我們的。我們從阿納斯那里得到準信，再次去找她，她又看看，說：還真是你們的。我們和很多人一樣，來這兒是為了觀看畢加索創作于一九三七年的油畫《格爾尼卡》。藝術中心把最好也是最大的一塊場地留給它。它獲得的榮譽之多，無人能及。每天只要打開門，就會有三排站成扇形的觀眾面對著它。他們與展品保持一種不能算遠但也絕不能說近的距離，仿佛畫作會涌出潮水，不站在界線之外，鞋就會被浸濕。如果不是站在第四排除了前邊人的后頸和頭發什么也看不見，相信還會有第四排。以及第五排、第六排。三排是一個限額，好比餐館只會有一定數量的桌子。每次只要離開一個人，就會有另一個人忙不迭地補上。永遠都是這樣，滿滿當當的三排人，不多也不少。我想到一些百年老店熬制的老湯，每當鍋內少了些東西和水，店員就續上新的。永遠是那一鍋湯。他們在這里久久、久久地諦視，有的在胸前交叉著雙臂，有的用拳頭抵住下巴，有的盤腿而坐，有的扶著掛不太穩的耳機，有的傾斜著頭（既為著聽取同伴的輕聲講解也為著目光不脫離畫作），有的垂首逼視，有的捂住一邊眼睛，很顯然是害怕錯過什么。不是怕錯過幾十萬年一遇的流星或彗星那樣的奇跡，而是偉大事物對自己的啟示。一種靈見。一些原本喜歡嬉笑打鬧的兒童此時也宛如班干部，投入到嚴肅的視覺開采行動中。一會兒，有人點一點腦袋，心滿意足地離開。他旁邊的人往他最后看的地方望去，也有所得，轉身離開。有的人用時比他們久卻一無所獲，不得已也點點頭離開。參觀之前，我沒有去對這幅二十世紀最負盛名的作品之一做哪怕是最簡單的了解。這導致我對他們如此虔敬大惑不解。陳列在他們面前的，與其說是一幅大師的作品不如說是美工草圖，沒有著色，用的也是漫畫或者廣告圖案那樣的畫法。是對屠戶（或碎尸犯）肉案上的事物的堆砌：斷胳膊斷腿兒（有的胳膊在被斬斷時還保持著呼救的姿態）、一些人和動物的頭，諸如此類。我想起一些無法得到繪畫訓練但又對它保持熱愛的人，也能弄出這些象征性的線條。我看不出他們的作品和它存在過大的區別。另外，作品可能利用了規制對人們內心的引導。它面積巨大（長七點七六米，高三點四九米），展廳有著高聳的頂部以及使得回聲繚繞的墻壁，這使得觀眾很難不扔下自己的事，臣服于它。也許，在這兒掛一塊銀幕或一面破敗的大旗（甚至是內褲），也會讓人們駐足，為之殫精竭慮地思考。

今天，我為當初不自覺流露出的輕蔑后悔。這是一種慣于在鄉下人心底出現的輕蔑。使得他如此的，是在這世界存活的，絕大多數是像他這樣的人。這使得存在于他們身上的雙重無知——對知識的無知，以及對這種對知識的無知的無知——非但不能讓他們窘迫和慚愧，反而成為他們任性裁決世上事物的基礎。對自己不懂和不能得到的事物，他們傾向于否定、消解和破壞。既是為了彰顯自己的權威，防止受騙，也摻雜著嫉妒。他們一直在耍賴，卻自標敢于說皇帝啥也沒穿的可貴的孩子。幸而我在離開《格爾尼卡》時，沒有當著觀者的面冷笑并口出“就這——”這樣的狂言。

二〇一一年，我和雜志主編同時也是策展人歐寧路經東三環，面對央視總部大樓那龐然大物，我不假思索地喊：“大褲衩兒。”這大概是我人生最快樂的幾件事之一。隨后歐寧說大樓造成這樣，可能和設計者是左派有關，他有意避免使自己的作品參與那種摩天大樓式的往空中發展的競爭。聽到這句話，我心中圍繞這棟建筑產生過的一種模糊但很強烈的直覺——它不是以插科打諢、遺臭萬年而是以莊嚴、有力的姿態，在建筑群里特立獨行——得以明晰。或者說得到解釋。我就說每次路過，都覺得它是新的，因為每天都有別的建筑加入摩天大樓文化（或欲望）那陳舊的角逐與堆砌中。我另外想到一樁逸事，一位作家說：……。算了，這位作家喜歡搜索自己，并且雞腸小肚，報復心強。我們還是不要惹他。我只想說誰也糊弄不了這位作家，無論是斯特、斯泰還是斯基。可是這樣的精明，固然使他不上當受騙，不也讓他從此接收不了新的營養和新的知識嗎？等他死了，我們就公布他的名字。我懷疑我活不過他。我人生最大的缺憾就是在幾乎所有方面都沒受過扎實的教育和專業的訓練。我常不自覺地對自己不理解而世上理性的人又公認是正確的事做出輕佻的不利于它的裁決。不過好在我能反省，知道讓渡自己的判斷權。也就是把自己不理解的事交給專業的人去理解，或者說通過專業的人去理解自己不理解的事。

罪犯

這篇文章是對博爾赫斯《另一段經外經》（林之木譯）的仿制。

看守所的一名囚犯想單獨同博士談談，但是又不敢。博士對他說道：

“告訴我你有什么心事。”

囚犯回答：

“我沒有勇氣。”

博士說道：

“我給你勇氣。”

這個故事是博士講給我聽的，他講的時候這名囚犯已經被處決很久。

囚犯說道：

“一年前我做了一件非常嚴重的錯事。別人不知道，可是我自己知道。我每次一見到自己的右手就發顫。”

博士答道：

“人人都會做錯事。人不能無過。仇視一個人就已經是在心里將他置于死地了。”

“一年前，我殺死了老婆。”

博士沒有吭聲，不過臉色大變，囚犯很可能在等著聽他的呵斥。接著囚犯說道：

“我一刀刺進去后，就感覺停不下來，根本停不下來。我每天夜里都祈禱和哭泣。希望有人能給我以寬恕。”

博士說道：

“任何人都不能寬恕別人，連上帝都不能。……事情已經過去了，并且以目前情況看，也不會再發生。它已經成為宇宙凝結的一部分。不過我個人還是想問：如果可以重來，你還會做同樣的事嗎？”

囚犯答道：

“我很清楚當時為什么拔出刀來。我完全平息不了那股沖動。如果重來，我還是會這么一連捅她很多刀。事情就是這樣，當我們去做了，我們就形成巨大的虧欠，可是不做，我們就被形成巨大的虧欠。”

博士說：“這是我見過的最沒有希望的人。因為知道人可以墮落到這個程度，我決定洗心革面。無論他們添加給我的罪名，是不是我應得的，我都洗心革面。我決定爬出來。我比預期的要提前半年出獄。”

插曲

這篇文章是對威廉·福克納《插曲》（徐磊譯）的仿制。

每天中午他都從這里路過。他穿著一件幾乎長及膝蓋的西服、一件薄如絲綢的褲子、一雙布鞋。貼身的是一件杏黃色襯衣，發皺的衣領從不扣上，這使得那塊似乎分布著藍色和粉紅色的神經和血管的雞胸顯露無遺。他有一頭看著喪氣的“鐵灰色頭發”①，為了讓它們不肆意翹起，出門前他會用水打濕，可它們還是東一簇西一簇地豎立起來。另外，他斜挎著一個拉鏈不會拉上的旅行包。她坐在瑞昌市（為九江市代管的省轄縣級市）圣門路北端自己那間粗糙簡陋的鞋店前，見過他很多次。

他至少有六十歲了。這是一條北高南低、長達五百米的坡道，每天他都從道路的底端緩緩升上來。他的左手不像右手那樣直直地垂下，而是掌心朝上，微微提起在腹前，就像是托舉著一尊我們看不見的質量巨大的寶塔，左腿似乎也被這沉重負擔壓得無法抬起，只好由右腿帶動，一步一步地往前挪。走到她面前，他得花二十分鐘。諾蘭的電影《致命魔術》，塑造了一個叫Chung Ling Soo的中國魔術師，他身強力壯，總是用雙膝夾住巨大的魚缸然后將之變出來，為了讓人無法揭穿這一點，只要是在公共場合，只要一出門，他就假裝年老體弱。行走在圣門路的這位老年人是不是也像Chung Ling Soo一樣，全心全意地投入他的藝術，就為了讓人相信他手里確實擎著東西呢？仿佛為了和這事業的氣氛協調一致，他臉色始終凝重。再說了，這種像大地一樣黃里透黑的皮膚，也難以產生除凝重以外的臉色。從沒見過他說話。一是人們對這樣的人一般敬而遠之，一是他也習慣于把自己封閉在自己的世界內。他身上就像罩著一件無形但結結實實的雨衣，或者說他就是一個套中人。在自己的世界里，他要么思考生意和家庭上的事，要么思考疾病，要么就是簡單地數步數。即使什么也不想，他也不想從內在的世界走出來。有一次，他左顧右盼，然后又向后面看看，沒有發現喊的人，直到聽到第二次叫他，他才仰起頭向上看。即便如此，他也沒有作聲。只是微微點頭。有時他會摸進公廁，把褲子褪下一些，從洗手盆那里接水清洗身體。有一次他想在狹窄的混凝土地基上坐下，卻重重地摔倒在地上。有時，他的女人恰好也到城中心來，于是他把手放在她肩上，跟著她走。她喜歡穿一件圓領碎花布上衣，戴一頂白色草帽。通過她對他有如對待一個容易犯錯誤的大孩子——在她眼里，他既不是很可愛也不是很可敬畏的什么東西。而且正相反，他是可輕視的東西——人們明白，她對他很好，不離不棄。

每天他都在同樣的時間從道路看不見的地方一點一點升起，直至完全映入她的眼簾。右轉進入赤烏大道時，他并不走便道，而是沿馬路牙子在車道徐行。經過一家服裝專賣店、一家自己參股的商城、幾間頻繁易主的商鋪、一個像是漏斗冠部的路口后，來到紅綠燈前。再次右轉走進人民南路。這條路上有他長女住的小區、建設銀行、摩托車經銷店，以及其他不必具名的建筑物。之后又右轉來到瀼溪南路，行至羅湖路口作最后一次右轉，最終回到在羅湖橋頭的家。他的第二個兒子在只有十九歲時，整整一個假期，都按照這個路線兜圈。直到最后一天，直到太陽就要落山，才鼓起勇氣走進赤烏大道北側仙池游樂園邊上的糧油公司宿舍，向暗戀的同學表白，并幾乎是如愿以償地收獲拒絕。老人選擇這樣簡單的路線——每到路的盡頭就機械右轉——或許是為了節省在辨認道路上所付出的那點吹灰之力。也有可能有某種來自右方的引力總是吸引他往那拐。他的子女都完美繼承了這一德行。

有一天，鞋店的女人感覺到，他沒有在圣門路這條道上出現。這件事非常地明顯，就像對過一家曾被認為是本地最豪華的酒店被拆除一樣明顯。過去七年來，他以他艱難的跛行完全抓住了富有同情心的她的注意力，使得她再沒有余力去關心其他人。就像那千百個其他人只是他行經此地的背景。她在內心等待他再次出現。比如他只是出去旅行或診病，終究還會歸來。但這樣的事沒有發生。不久，路面上升起一個和他長得非常像的男人。這個人穿著喪服，和中風前的他一樣年輕而驕傲，一樣超眾。她的心被快捷地劃了一下——快得看不見是怎么劃的——唯有傷口生疼。她一眼看出這是他的第二個兒子，人們找到他說起這第二個兒子時，他的身體會因出現愉快的虛榮而哆嗦。

在年輕人第三次經過這里時，女人走過去，抓住他臂膀，說：

“你爸爸呢？”

“我爸爸過世了。”

“什么時候過世的？”

可是她似乎并不需要答案。她臉上皺起數萬條皺紋，像一幅蝕刻畫。但這不妨礙她在上面搽了很多胭脂。她說：

“我曾在這兒為你爸爸倒過一杯水，你爸爸身上背著一個包，包里有一只帶吸管的水杯。”

“你這么說我就無比相信了。我爸爸確實每天背著這樣一只水杯出門。另外他脖子上還掛了一個紙牌，寫著我大姐的電話，言明如果有人看見他摔倒或昏迷，就請代為撥打急救電話或者我大姐電話。必有重謝。我爺爺和我奶奶老年癡呆以后，我爸爸在他們脖子上也掛了紙牌。”

賭徒之死

這篇文章是對帕爾·費比安·拉格奎斯特《英雄之死》（銳之譯）的仿制。

有座村莊，那兒的人們總覺得做什么都來錢不快。于是他們慫恿一名腦子不太正常的富人出來懸賞，誰要是能完成富人指定的任務，就拿走賞錢。經不住一再煽動，富人答應。社會各界人士對此興趣盎然。

年輕的富人之所以富有，是因為他像出嫁的兩位姐姐一樣，繼承父母留下的大筆財產。之所以腦瓜不靈，是因為父母是近親結婚（而他們之所以冒這一風險結合，是因為在本地再也找不到像他們這么有錢的人）。但是，我們得說這種不靈只是局部不靈，也可以說很多方面不靈、一旦涉及財產又從沒有不靈過，要不然他也不會把財富保存得這么完備，非但沒有損失，還有不小增長。可人們就是覺得他在一切方面都戇頭戇腦。

“你們看到那金色的懸崖吧？”他說，“誰從崖上跳下，我給他五千元。”于是人們將視線移向那座他們看過千百次的峭壁。它有一股不受歲月磨蝕的吸引力，讓一些不幸的人和動物去到那兒并失足。人們只要看看它，內心就會回響他們在墜地前發出的絕望喊聲。有些父母管教孩子時會說：“要是不聽話，就把你連夜送到懸崖上去。”孩子們會像臨刑一樣發抖。顯然，要得到富人這筆錢，就得冒失去生命的風險。可我們的這位富人還不滿足，繼續提出要求：“必須保證死，要是摔下去沒死，我就不能付這筆錢。”

“還只出五千吧？”有人說。

“那就一萬，”被認為是傻子的富人說，“三萬、五萬、七萬、八萬，八萬總可以了吧？”因為五千元數目太小，大家覺得這場賭博是不能當真的笑話，但當籌碼升到八萬元，他們嘴上雖然還在表露恥笑，內心卻明顯受到煎熬。有種東西在背離或者說掙脫自己，朝著富人指定的事躍躍欲試，并且還提防別人比自己先搶到這個機會。他們發現，當許諾的錢增多時，自己行將死亡這件事就變得渺小。那些理性還沒有泯滅的人，帶著恐懼，匆匆離開此地。他們感覺這個富人已經不是誰都可以隨意戲弄的傻子，而是高深莫測的巫師。多數人留在這兒。一是等等看會有什么機會，一是自信能抵御這種誘惑。

“十萬。”富人從他們臉上看出渴望，可他們又不采取行動，于是加價。也是在這時，他為了確保財富不經受哪怕是一丁點的損失，又提出新的說法：“如果參加賭局的人死亡，那么他就不能領取這筆錢。”他在心中默念幾遍——誰要是從懸崖跳下并且摔死，誰就能獲得懸賞金，但他要是死了，他也就領不到懸賞金——確認沒有任何紕漏后，又對眾人復述一遍。這就是耍賴，因為它在許諾的同時就毀約。但這不妨礙還是有人選擇參與這樣的游戲，特別是那個年輕力壯的小伙子：志高。他睜大血紅之眼，摩拳擦掌，逼問富人：“簡直了，就給這么點錢嗎？何況又是從那么高的地方摔下來。”

“那你說多少？十一萬行不行？”

“太少了。”

“十二萬呢？”

“太少太少，不劃算。像你這么有錢的大老板，就不能爽快點，不一萬一萬地加嗎？”

“十五萬總可以吧？”

“十五萬你買頭牛吧。”

這時有人幫腔，說“人可不止這個價”“畢竟是一條命啊”。于是富人加到二十萬元。志高的一個親戚拉住他，說對方即使給一百萬你也是得不到的，何必去參與呢。志高把手往后猛地一揮，說：“這么多年，你沒有放過一個機會來證明你比我能干。可事實就是，為了證明你能干，我們不得不一次次不能干。”又來了一個女人，應該是他妻子，她還沒勸阻，他就說：“你懂個屁。”之后他對旁人說：“是不？這么好的機會不珍惜，下一次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時候。愚人就是這樣，唯知道等待、等待。仿佛等待就能等來財富一樣。”富人也是此時想到一個道理：在零后面添加再多的零它也是零。于是起身，把面龐湊近對方，說：“一百二十萬呢？”

“一百二十萬可不行，少了。”旁邊有人鼓噪。于是志高說：

“一百二十萬不行。”

“那你覺得多少合適？”富人問。

“至少三百萬。”賭徒志高勇敢地說出心里的數字。

“三百萬我去。”這時有人舉手。

“那就二百八十萬。”志高說。

“二百七十萬。”那個人說。

“二百六十萬。”志高說。

“好吧。二百六十萬。話得說回來，你也不得不承認，錢出得是夠多的了。”富人說。

“因此導致的死亡我自己負責，來吧，給我一張紙，我給你寫免責聲明，并且畫押。”志高主動說。后來在赴死的路上，他對隨行的人說：“對我來說，這只不過是一筆交易。他給我出了個價，我接受了。就是這么回事。對，你們說得有道理。這事我自己也反復考慮過。但是，為了錢有什么不能干的呢？”他摔死的樣子很怪，就像腦袋是從褲襠長出來的一樣，兩條腿在頭旁邊大大地伸著。他和家人自然沒拿到賞金，但這不妨礙后面還有四五個人按同樣方式死了。有一個人是這么對勸阻者說的：“人總歸有一死對不？不是這樣死就是那樣死。你能說這樣死就比別樣死更可悲嗎？”如果說有什么事物能在這個沒有神的世界發揮神一樣的作用的話，那就是錢了。不但正在兌付和將要兌付的錢會扭曲我們的靈魂和行動，根本不可能兌付的錢也會呢。

鏈條

這篇文章是對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沙里克》（劉文飛譯）的仿制。

在我們的院子里，有個小男孩養了一條狗叫沙里克。它從幼崽時就被人用鏈條拴了起來。

一次，我給它拿去一些雞骨頭。雞骨頭還飄著熱氣兒，香噴噴的——正在這個時候，那男孩放了這可憐的狗，讓它在院兒里溜達。院子里積雪厚厚的，沙里克像只兔子似的跳躍，一會兒前腳著地，一會兒后腳著地，從院子的這個角跑到另一個角，弄得滿頭的雪。可是當它試圖回到小男孩那兒時，發現他手里拿著一根驅趕它的棍子。這是常見的事，有時候人都吃不飽，哪里還有余地養些小貓小狗。我們不知道小男孩驅趕沙里克時心情是不舍得還是絕情，總之他再也不認它了。而它每隔一段時間，就回來親吻那條讓它失去過多年自由的鏈條。

①這是他次子的一任女友說的，他次子對她的記憶都凝聚在這句話上，因為它準確描述出本地人見了一輩子卻無法形容出來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