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朱正 秦穎 攝

初識魯迅

朱正，1931年生于湖南長沙，是我國當代著名的魯迅研究專家、史學家、編輯家。抗日戰爭時期，日軍進攻湖南，國民政府實行“焦土抗戰”，1938年11月，長沙發生“文夕大火”，少年朱正隨家人離開長沙，踏上逃難之旅，抗戰勝利后方返回。在六年多的時間里，朱正邊逃難邊學習，在郴縣的廣德中學初識魯迅。

當時，廣德中學的國文教員蕭鴻澍思想進步，講課風趣，很受學生歡迎。蕭老師講解《阿Q正傳》等魯迅的小說，對朱正影響至深。朱正讀完了魯迅的主要著作，從魯迅那里接受了最初的是非標準和政治觀點。他說：“回想起來，蕭老師雖然只教過我一個學期，卻是我的眾多老師中對我影響最大的一個。我在政治態度、政治傾向上，從他這里開始擁護共產黨、反對國民黨。我也是從他這里才知道有一個魯迅，才開始對魯迅的作品產生了濃厚的興趣。我最初讀到的魯迅的書，就是蕭老師借給我的。我就是從這里起步，走近了魯迅，走近了文學，走近了學術。如果我后來所做的也可以稱作專業或者事業的話，那都是因為有蕭老師的啟蒙?！?/p>

可以說，在民族面臨空前災難、朱正一家顛沛流離之時，魯迅的出現對他具有非凡意義，像漆黑曠野中閃耀的星火，點亮了他前行的方向。

走近魯迅之后，對朱正影響最深、幫助最大的是馮雪峰（還有孫用等同志）。朱正在閱讀許廣平的《魯迅和青年們》、蕭紅的《回憶魯迅先生》和馮雪峰的《回憶魯迅》等作品的過程中，逐漸“熟識”馮雪峰先生。當他了解到馮雪峰是“同魯迅交往最多、關系最深的共產黨員”，知道筆錄了魯迅重要文章的“O.V.”就是馮雪峰等情況之后，便十分關注并潛心閱研馮雪峰的著述。也正是在馮先生一系列論文的指引之下，他在1956年試寫了一本《魯迅傳略》，從而踏入了魯迅研究的神圣殿堂。這本《魯迅傳略》和其后《魯迅回憶錄正誤》的出版，均得到馮雪峰的大力支持和無私幫助。

不墜研究魯迅之志

初識魯迅之后，朱正很想學習魯迅的文章和為人之道。他在《學魯迅的為人》中談道：“現在的魯迅研究者中間，大多數人都是出于對魯迅的由衷的尊敬才開始自己的研究的。他們認為，魯迅是20世紀中國知識分子的偉大代表，他熱愛祖國和人民，他畢生追求祖國的進步和富強，他疾惡如仇，不能容忍任何反動的、荒謬的東西，他勇敢地探求真理，堅定地堅持真理，決不隨風倒，他極端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工作……研究他，就是研究整整一個時代的歷史，研究一個時代的社會史、革命史和思想史，就是他的立身行事，許多地方都足以作為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表率和楷模。許多研究者正是以這樣的態度和動機來研究魯迅，正是這樣的態度和動機使他們的研究富有成果。”后來，不論遭遇多少曲折和坎坷，朱正從不追悔青年時代的這一選擇，并且認為這是自己學習魯迅著作的第一個收獲。

中學時代，朱正大量閱讀魯迅著作后，魯迅在其心中的形象越來越清晰。他最早接觸到的魯迅傳記是日本人小田岳夫寫的，感到“那本材料少，而且處處顯出外國人的隔膜”。新中國成立后不久，他又讀了王士菁的《魯迅傳》，覺得自己可能比這兩位作者對魯迅了解得更多更深，便想寫一本簡明扼要、材料翔實可靠的《魯迅傳略》。可以說，為魯迅作傳，萌生于朱正的中學時代，發軔于他參加革命后。

他踵武前賢，踐履篤行，抓緊利用一切條件進行材料準備。新中國成立初期，他每月僅有的一點錢大都用來買有關資料了；有些買不起或買不到的資料，則用心抄下來。他苦心構想《魯迅傳略》的寫作，在一個半月的時間里完成了10萬字的初稿。那時，每月20日，他母親到報社來取他的工資，他就私下托母親把書稿帶出去投郵了。這就有了1956年12月作家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傳略》。當時《魯迅傳略》的出版合同上，“甲方”就是蓋的馮雪峰同志的章。《讀書》雜志曾將《魯迅傳略》評為“我國魯迅傳記的奠基之作”。

不過，在這種情況下寫作的《魯迅傳略》，粗疏膚淺在所難免。初版出書之時，恰逢紀念魯迅逝世20周年，全國報刊發表了大量紀念魯迅的文章，其中有許多資料是他以前沒有看到過的。他覺得《魯迅傳略》太單薄了，應該補充完善，于是著手搜集材料。

在鉤沉搜佚、捃摭文史之時，他敏銳地發現了令人困擾的問題，即在魯迅研究中，對同一件事，不同作者常有不同說法，甚至同一作者的文章前后也有不同的說法。他把有關的資料放在一塊對比查究，便發現了別人在魯迅研究中的一些錯誤，并將其仔細地整理記錄下來。

這時，許廣平的《魯迅回憶錄》出了單行本，他看了單行本后覺得一些錯謬之處尚沒改動，便給許廣平寫了一封信，指出她書中有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并簡單陳述了理由，希望此書重印時能糾正誤說。不久，許廣平回了信，大意是你說得有道理，不過你是根據文獻資料說話，我是根據親身經歷回憶的，我不準備修改此書。朱正先生認為既然許廣平承認他的意見有道理，就應該糾正誤說。他覺得，或許寫信不足以解決問題，應該詳細把事情講清楚。于是他針對許著中的疑點，認認真真逐一進行推敲考證，寫了不少讀書筆記，其中的主要部分就是后來出版的《魯迅回憶錄正誤》。

1960年，文物出版社出版了《魯迅手稿選集》。他趕緊找來學習，饒有興趣地研究魯迅是怎樣修改文章的，把初稿和定稿有改動的地方抄錄下來對照分析，琢磨魯迅為什么要這樣改、改后比原來好在哪兒、不這么改行不行、是否還有別的改法。1965年9月，他將幾篇心得寄給葉圣陶先生，向他請教。葉老回信說：“足下之說明，頗有會心者多，能道著經營之甘苦?！蓖瑫r，葉老提出了很好的修改意見。他根據葉老的意見進行修改，之后又續寫了幾篇——這批稿子直到1981年才以《魯迅手稿管窺》為名結集出版，葉圣陶先生親自為書名題字。

特殊歲月中，除《毛澤東選集》和《魯迅全集》外，朱正先生的所有書籍全被搜走，包括很不容易得來的20世紀30年代的初版書，他嘔心瀝血的手稿，更是片紙不留，剜心之痛，無以言表。他想方設法尋找有關魯迅的書籍資料，于艱難的環境中，又重寫了魯迅傳記的若干片段。

他沒有被重重的困厄壓倒，負重前行，努力“奪回被強取去的生命”，義無反顧地繼續進行魯迅研究，重點深入研究“魯迅回憶錄正誤”。為了使“正誤”內容豐富確切，他不辭辛苦，旁搜遠紹。沒有工作證，也無借書證，有時為了輾轉借得一兩本書刊，他不得不跑許多路，“常常是動腳的時候比動手的時候更多”。對接觸到的大量傳記資料，他不惜用最“笨”的辦法抄錄，探賾索隱，力臻完善，重新撰寫了被搜走的《魯迅回憶錄正誤》。

1975年，他把稿子寄給馮雪峰先生，討教于馮先生。馮先生當時身患重疾，在生命的最后時刻忍著病痛，給朱正先生多次回信，對稿子提出了寶貴意見，并委托馮先生的至交——翻譯家、魯迅研究專家孫用同志幫助朱正先生進行修改。那時人民文學出版社正進行新版《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新注魯迅著作“征集意見本”陸續寄給全國各地的魯迅著作研究者，其中便有朱正先生，他則逐本寫出詳細意見寄去。當時“回信最及時、態度最懇切、意見最詳盡而又最不知名的，就算這位湖南人朱正了”。

1979年3月，朱正先生得以平反，恢復政治榮譽。落實政策時，單位有同志問他：“聽說你這幾年寫了兩本書呀！”他回答說：“是的，這表明我對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和正義性從來也沒有喪失過信心?！彼资制鸺?，主持建立魯迅研究編輯室，幾年間出版了魯迅研究方面的書刊十余種。他也迎來了自己研究和創作的大豐收——大量魯迅研究著作和其他史學著作、散文雜文等，都創作、出版于改革開放新時期。1980年他被借調到人民文學出版社，參加《魯迅全集》的編注工作，擔任第六卷以及《譯文序跋集》的責任編輯，并參加編輯《魯迅選集》等書籍，擔任《瞿秋白文集》的責任編輯。1981年，他當選為中國魯迅研究學會理事。

從《魯迅傳略》到《魯迅傳》，經四次修訂再版，不斷充實完善，嚴家炎先生、錢理群先生以及不少海內外學者都予以高度評價。朱正先生在自己最后一版《魯迅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18年版）出版時的《后記》中說：“這是我的第一本書。六十一年間我一改再改，把它從一本粗疏膚淺的小冊子，改成現在這個樣子，總是高興的事。后世如果還有愿意看看它的讀者，就請他們去批評罷。”

2024年盛夏時節，筆者再訪94歲高齡的朱正先生。朱老平靜淡然地說：“我不是科班出身，是一個學術界的野生動物。我已盡力做了自己該做的事情，沒什么遺憾了，希望后來者做得更好?！彪m不再寫“大著”，但他還堅持閱讀，在電腦上敲文章。誠如古人言：“真積力久則入，學至乎沒而后止也?！蔽蚁?，他以非凡的勇氣和無比堅韌的品格，把魯迅研究提升到了新的境界，他對自己半個多世紀的執著追求，應該是無怨無悔亦無愧了。

追尋真實的魯迅

20世紀20年代，魯迅在國內已享盛名，其作品也被譯成外文出版并贏得國際聲譽。魯迅在世時，就有好幾種研究他的書籍面世，如臺靜農編《關于魯迅及其著作》、鐘敬文編《魯迅在廣東》、李何林編《魯迅論》等。魯迅逝世后，研究魯迅者更是不乏其人，朱正先生之所以成為耀眼的星座，其研究成果之所以具有獨特價值被學界推崇，其犖犖大者有三。

一是極端嚴肅負責的態度。朱正先生在《學習魯迅的為人》一文中提出要學習魯迅“極端嚴肅地對待自己的工作”。事實上，他一輩子都在努力踐行這一理念，以極端嚴肅負責的態度終身學習魯迅、研究魯迅，愈挫愈勇，堅毅前行。他發揮湘人“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的精神，舍得下苦功夫、笨功夫，全面掌握、吃透材料，從而為魯迅研究打下堅實的基礎，也使他在研究中能不斷發掘新材料、提出新觀點、做出新論斷、實現新超越。

魯迅的生平和著作涉及極為廣闊的領域，研究魯迅的生平、思想、作品，離開豐富而又細微的具體材料，就不可能有扎實的魯迅研究。對魯迅本人的著作，包括書信、日記、譯文，還有同時代人的回憶錄，以及當時出版的一些報紙、期刊和書籍，朱正先生力求博覽，仔細甄別，對當時的時代背景、政治事件、社會生活、文壇故實、人事關系等多方面情況，進行了深入研究，厚儲了包括歷史、文學、藝術、哲學、自然科學等方面的知識，這使其在研究中能夠游刃有余，探驪得珠?？梢赃@樣說，至少在魯迅研究這一領域中，他做到了既“雜”又“專”。魯迅的《科學史教篇》是“文言時代的作品”，枯燥難懂，朱正先生將其譯為白話，并精當解讀，其學識卓落可見一斑。

二是有實事求是之意，無嘩眾取寵之心。朱正先生認為魯迅研究是一門科學，科學研究要有科學的方法，首先要實事求是。他對魯迅不拔高不神化，沒有“把魯迅傳寫成魯迅傳奇或魯迅英雄傳”，從來都不把魯迅看作神，只把他看成一個偉大的人，以此為基點進行研究，“真實地記錄魯迅在大地上留下的無可更改的腳印——他的全部書寫語言與行為語言”。傳記總是有記有論，“記”得扎實，“論”才可信。朱正先生是“務得事實，每求真是也”。他的《魯迅傳》“寫作方式是歷史的，不是文學的”。正如他說：“我寫出的魯迅，是想最多地顯出魯迅自己的特點，寫出一個人們能夠理解、能夠接受的魯迅來。”正因此，朱正先生傾力寫出了一個最像魯迅的魯迅。

他“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早在20世紀50年代《魯迅傳略》出版時他就說：“我所敘述的每一件事，每一句話，都是有根據的，真實可信的，決無一字虛妄，資料不足之處，我就寧可讓它單薄一些，決不想當然地添上什么?！敝煺壬沁@么說的，也是這么做的。中華書局編輯部在《魯迅的人際關系》一書的《出版說明》中說：“朱正先生根據歷史文獻資料來解讀魯迅的人際關系，這些文字可以看作其治史的結晶。讀者喜歡的是材料說話，不會喜歡強作解人，本書作者做到了有一分證據說一分話?！睍懈髌L短不一、詳略得當，議論踔厲，又不流空疏。這是朱正先生的一貫學風和文風，他的系列著作都體現了這一鮮明特色，質樸真實正是其作品的價值和魅力所在。

他還敢于并善于對“權威之說”提出質疑，準確“糾錯”。在魯迅的傳記材料和回憶材料中，包含著不少與事實不符的記載。有的是因年代久遠而產生的，有的是特殊時代中的產物。朱正先生獨具只眼，不迷信不盲從，極力求真求正，“能發人之所未見，冒不韙而勿惜”?！遏斞富貞涗浾`》中就有糾正親人、友人敘述錯誤的，這些人中不少是與魯迅同時代的名人，回憶材料具有很高的權威性?？墒牵煺壬鹬貧v史、尊重事實，用敏銳的眼光、精準的筆觸，直抵問題所在。

朱正先生對許廣平充滿敬意，充分肯定她對收集、保存、整理和傳播魯迅先生的著作所做出的重要貢獻，同時“深信她的著作必將作為研究魯迅生平事跡的必讀資料永遠流傳，才感到有責任給它考證清楚”?！遏斞富貞涗浾`》28篇作品中，18篇是糾正許廣平回憶魯迅文章中的錯誤，另有幾篇系指出其他人的錯誤，有的也含許廣平之誤，“所糾正的往往還不是無關重要的細節，大抵都是同中國革命史、中國文化史關系很大的事情”。正如學者所言：“朱正運用這些材料，參以其他有關人士的回憶材料，加以綿密的方去，縱橫參伍，推求檢核，較其異同，窮其原委。每立一說，有主證，有旁證，有反證；每破一說，既指其誤，更求其所以致誤之原由曲折。”

即便是對魯迅先生自己的誤記，朱正先生也確切指出來。魯迅在仙臺醫學專門學校學習一年半后決心退學，是因受到一張幻燈片的刺激。這事他說過兩次，在《吶喊·自序》中說的是，課間放了一張幻燈片，展示的內容是日俄戰爭時，一名替俄國做軍事偵探的中國人被綁著，正要被日軍砍下頭顱示眾，左右站著許多“強壯的體格而顯出麻木的神情”的中國人。幾年后，《藤野先生》一文中，魯迅把這事又說了一遍，但那個給俄國軍隊做偵探的中國人，不是被砍頭而是“要槍斃了”。到底是“砍頭”還是“槍斃”？朱正先生認為，從當年留下的好些劊子手揮刀砍去的新聞圖片中可以推知魯迅先生后面這篇是誤記。有些誤記魯迅先生自己發現了，但他自己尚未發現的還有若干處：他編輯出版《吶喊》時，將《明天》《風波》《一件小事》等篇的寫作日期注錯了；《〈藝術論〉譯本序》中，將普列漢諾夫的生年1856年誤寫為1857年；《二心集》中《以腳報國》一文引用的“百姓不足，君孰與足”一語，見于《論語·顏淵》，是孔子弟子有若的話，誤記為“孟子曰”；《二心集》中《關于小說題材的通信》一文說“波特萊爾，當巴黎公社初起時，他還很感激贊助”，波特萊爾卒于1867年，1871年的巴黎公社起義已在他死后四年，這里的“巴黎公社”是1848年革命的誤記……朱正先生認為，魯迅身處險惡的環境中創作，有點誤記也是正常的，不足以損及魯迅的日月之明，后人加注說明就行了，不應該回避和曲說。

馮雪峰先生評價朱正先生的“正誤”時說：“覺得你‘正’的是對的，你確實花了很多時間和很大精力，做了對于研究魯迅十分有用的工作。不這樣細心和認真加以核正，會很容易這么模模糊糊地‘錯誤’下去的?！焙鷨棠就驹凇毒驮囖k編輯專業問題復教育部信》中談到編輯學教材問題時，提到少數幾本“亦可資參考之用”的書，其中就有《魯迅回憶錄正誤》。

三是詳盡立體的呈現，展示不一般的寬度、厚度、深度。綜觀朱正先生的魯迅研究成果，可以說是立體的?！遏斞競鳌吠ㄟ^豐厚的史料明明白白告訴讀者魯迅“是什么”；《魯迅回憶錄正誤》通過有力的“考證糾錯”清清楚楚說明魯迅“為什么”；《重讀魯迅》通過解構賞析，精要評騭作品中“有什么”；《魯迅手稿管窺》《魯迅三兄弟》《魯迅的人際關系》等，則以恢宏的視野、深層的挖掘、鞭辟入里的分析，詮釋魯迅“還有什么”。如《魯迅的人際關系》一書具體分析了魯迅與胡適、陳獨秀、林語堂、傅斯年等20多名文化界教育界人士以及與宋慶齡、陳儀、李秉中、陳賡等10余名政界軍界人士的交往情況。從中，我們可以看魯迅“交往的是些什么人，看他為友為仇的是些怎樣的人”，同時“更加清楚地看到魯迅的形象、性格以及他所處的時代”。朱正先生的皇皇力作，蔚為大觀。他用如椽大筆構筑起魯迅研究“大廈”，使讀者更易走近魯迅，在感悟魯迅的偉大形象時，真切觸摸到魯迅那灼熱的心。

朱正先生說：“傳記屬史部。必須把傳主置于他的歷史背景之前，才有可能對其生平事跡做出恰當的敘述。傳記作者在熟知傳主行狀的同時，也必須深知那一段歷史。”

葛劍雄先生主編“當代學人精品叢書”收入學者朱正、楊天石、雷頤等人作品，其中《朱正卷》達40余萬字。葛劍雄先生在叢書《總序》中說：“人們常常感嘆當代缺乏大師，其實今天被稱為大師的前人在當時大多也還沒有被當作大師，真正的大師需要經歷科學、社會和時間的檢驗。我不敢說這些當代學人中誰最終能成為大師，但可以肯定的是，列入本叢書的一些成果完全夠得上大師之作?！碑斘覀兓仨煺壬隰斞秆芯款I域的艱難跋涉，賞析他的鴻篇大作時，深感葛劍雄先生所言不虛。

我當面請教朱正先生，問他對魯迅研究還有什么新的展望。朱正先生翻出多年前他的《必將保留的和不必保留的》文章給我看，文中有這么一段話，“魯迅幾百萬字的遺著，其中很大一部分必將永遠受到讀者的喜愛，后世讀者將以一種贊嘆和欣賞的態度閱讀它。有一部分時過境遷，不再使人感到興趣。更有若干篇在寫作的當時就并不正確，就更只能作為一種研究資料保留下去了。比起文章來，更重要的是魯迅這個人，他的入世的態度，他的愛國心和正義感，他對強暴的反抗和對弱者的同情，他為了中國進步不懈的努力，他身上那種中國優秀知識分子的傳統的骨氣，用他自己的話說，‘這就是中國的脊梁’。他作為中國知識分子的楷模，這形象，這精神，必將永世長存”。朱正先生說：“這段話可代表我的想法。”

我想，在對朱正先生治學精神和學術成就由衷欽佩之時，他從魯迅先生身上學習的風骨韌勁、愛國心和正義感不也令人更加敬佩嗎？借用魯迅先生一句話，“因為他內心有理想的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