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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繼續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三期12位作家：崔君、渡瀾、陳薩日娜、孫孟媛、劉康、周于旸、陳小手、路魆、夏立楠、莊凌、馬林霄蘿、丁甲，敬請關注。

孫孟媛，一九九六年生，新加坡國立大學文學碩士。魯迅文學院第四十六屆高研班學員。中短篇小說發表于《人民文學》《山東文學》《雨花》等刊，曾獲第六屆“泰山文藝獎”。

閃電：帶著力量和美感，劈開眼前的混沌

梁豪：孟媛你好。首先，我們或許得向遠在新加坡的螞蟻致意。是這些難纏、磨人的小家伙，給了當年在新留學的你相當的痛苦的同時，也贈以不無美妙的靈感，最終寫成《螞蟻爬行》。正是這篇小說，讓我們結緣，見字如面。現在，又有了此刻的對話。身為寫作者，我們在意文字在地域之間、人心之間的流動，更思考最終它們在我們心底留下了什么。小說到最后，螞蟻爬行之時，電閃雷鳴之際，你想留給讀者什么呢？

孫孟媛：《螞蟻爬行》這篇小說在《人民文學》發表之后，有了比我想象中更多的讀者。通過不同的途徑，我得到了一些很有價值、令我驚喜的反饋。關于小說結局，有趣的是，有的朋友感性地希望閃電過后女主人公覺醒，選擇離開男主人公，讓這一兩性關系分崩離析。很多朋友讀出了臨淵情感狀態中的一種理性選擇，一種于艱難中自洽的婚姻態度。不得不說，很開心小說能被讀者朋友代入真情實感去閱讀。小說的核心還是那個古老的問題：女性在婚姻、情感、社會關系中如何作出選擇？在婚姻中妥協、與生活和解就表示女性失去獨立的人格了嗎？我的答案：否。我在小說中想要表達的是，當人的精神從困惑中突圍時，可跨越生活形態的禁錮，依舊擁有自由的人格。女主人公從渴望愛情到接受愛情已逝，明白自己在這段關系中想要的究竟是什么之后，一切都變得豁然了。

小說最后，在電閃雷鳴之前，有一場無聲的細雨，它象征主人公內心的朦朧和潮濕。接著，閃電帶著力量出現了，劈開了眼前的混沌。閃電不一定是真實的，它可以真的出現過，也可以是想象。結尾有關閃電的對話，其實是他們擁有過但后來失去的一種交流狀態的再現。此處，我想留給讀者的是我捕捉到的轉瞬即逝、帶著光亮的溫情。借助這道閃電，我更想留給讀者的是，我在寫作中極力追求的那種有力度的美感。

梁豪：婚戀、性別、學歷、就業，在較短的篇幅里，你借由異國他鄉的一次試婚體驗，將以上直指當下青年要害的重大議題給“爬行”了一遍。這是你有意為之嗎？我想，至少不盡然，否則，它難以做到如此順暢和自然，如同議題不再是議題，而是活生生的生活。以自身的生命情感為指引，遵循自我對文學創作的探索，于是，不覺然間，小說攀爬出了那些宏大而棘手的概念本身的片面和局限，直抵生活深處某種更為立體、幽微的真相——是我在自說自話嗎？

孫孟媛：不是自說自話。這篇小說的創作過程，可以說是我創作道路上的一次摸索。在最初的構思階段，我設想的結局是女主人公拒絕妥協的生活，選擇同男主人公分手，從中體現女性的勇敢和成長。但是這樣寫的作品很多，優秀的前輩已經把這種題材寫得爐火純青了。可以說，我在構思時“取巧”了，試圖嘗試不同的主題。但我很肯定，這不是一場生硬的主題挪動，而是我在結合社會現象和情感經驗思考時，體察到的婚戀生活中的另一種真相。這篇小說既是女主人公與情感生活的一次博弈，也是我與以往寫作經驗的一次博弈。這個探索的過程令我激動。

目前，我不想追求先鋒的敘事和奇崛的形式，我寫作的出發點就是生活，寫出生活的深刻性，通過生活的細節和從中生發的真摯情感一步步表達、闡述，而不是故事和形式。雖然我現在做得還不夠好。

梁豪：老話講，“畫鬼魅易，畫犬馬難”。畫極易失察、極難辨清的“今日之犬馬”，難上加難。《螞蟻爬行》之所以給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正在于它以文學的范式觸探著最前沿的社會動向，同時，帶來了獨屬作者的感受與見地。作為編輯、讀者，我期待遇見更多這樣的作品。

孫孟媛：謝謝你的喜歡。這涉及一個大問題：文學與時代的關系。關于這一問題，我的見解并不深厚。但有一點我很明確：寫作者應該不斷地動腦思考，用前沿的思想捕捉獨特的時代要素。這是難題，但也是文學工作者的責任。我大部分的寫作都是圍繞生活日常、男女情感展開的。這是我的舒適區，也像是個圈套。在這個圈套里，我現在能做到的就是將日常生活的觸角伸向某種共同的人類經驗，體悟時代、社會的“不變”與“變”。比如，這篇小說闡述的婚戀問題在文學作品中是古老的、恒久存在的，但是到了當下社會，尤其是青年群體中，問題指涉的社會現象發生了明顯變化，需要用一種新的視角來重新審視兩性關系。

好的題材實在太難得、太值得珍惜了。能夠遇到這樣一個題材，我感到非常幸運。

白楊：沒什么野心地立在路邊生長

梁豪：跟很多新人從自己和身邊寫起不同，你的處子作《12路電車》，包括稍晚的《流言》，上手就是“戰火里的青春”“一代人的怕與愛”。前者像老舍《四世同堂》與張愛玲《傾城之戀》的混合，按你創作談所提，還有緣自《青春之歌》的某種啟發；后者的字里行間則浮動著王安憶《長恨歌》、蘇童《妻妾成群》的形影。此外，它們還隱約透出白先勇《臺北人》的那份“暮靄沉沉楚天闊”。說你擁有較為開闊的視野或格局，想必是恰當的。當然，誠如王國維所講：“境界有大小，不以是而分優劣。”因此我更想說的是，這同時也意味著，當中的敘述者跟真實的孫孟媛是有較遠的距離的。這還挺耐人尋味。

孫孟媛：短篇《12路電車》和中篇《流言》是我最開始寫的兩篇小說，可以說是歷史題材小說，寫的都是民國時期的故事。我本科念的是中文系，你提到的大部分文學作品都是我在上學的時候讀的。實話實說，我是在模仿這些經典作品。中國現代文學中的經典作品很大程度地影響了我，是我創作道路上基石一樣的存在。正因為烙印太深了，一下筆就帶著那種味道了。《12路電車》確實受到了以《青春之歌》為代表的女性成長小說的啟蒙。我試圖追溯歷史，寫的是1934年到1949年發生在香港、上海兩地的故事，不只寫男女情感、女性成長，還有抗日戰爭背景下的家國情仇。寫《流言》的時候，我剛看完《長恨歌》，就很自然地想寫一篇有關老上海的小說，甚至忘記了靈感是怎么來的。這是一段很有趣的寫作經歷，兩篇小說寫完后，有段時間我一度認為自己只能寫歷史小說，還為此擔心過。但是我把閱讀的重點轉移到當下文學現場后，自然而然地開啟了新的寫作形態。所以，閱讀對我寫作的影響是巨大的。

其實，我并沒有在上海、香港兩地居住生活的經歷，小說中寫到的民國時期的市井風氣、城市景觀等，都是我從書里讀來的。那時，我插上了想象的翅膀，沒什么羈絆似的在歷史的天空中自由地翩躚。那是我的感性寫作階段，現在的我逐步走向理性姿態的寫作了。但我仍然珍惜那種青澀快樂的寫作感覺。說不定，有一天我會試著再寫一寫這種題材，對它說，嗨，老朋友。

梁豪：“快樂”，多么珍貴的字眼。很多人不去凝視過往，首先不是能力問題，而是興趣問題。假如鉆研歷史、發揮歷史能讓你感到開心，何樂不為？還有比快樂更好的寫作向導嗎？然后，這個問題我們不妨進一步思考。如果我們的創作者出于未曾親歷抑或他人捷足先登而直覺地認定“眼前有景道不得”，這才值得好好反思。在這件事上，或許有必要搬出T·S·艾略特在《傳統與個人才能》里的話：“傳統是一個具有更廣泛意義的東西。它不是可以繼承的，如果你想要它，你必須通過艱苦的勞動來獲得它。首先，它涉及一種歷史感，這種歷史感對于任何想在二十五歲以后繼續做詩人的人來說，幾乎是不可或缺的；這種歷史感不僅包括對過去的‘過去性’的感知，還包括對它的‘當下性’的感知。”每一代寫作者面對民族的歷史和文化的遺產時，都應有一種建立在認知和敬畏之上的再造意識。歷史是一代代人的回憶，回憶是一個個人的歷史。于是，剩下的問題就成了，我們能否真的在回望中有所發現，而非僅僅只是遞補進入某個歷史的唱詩班，為那重彈的老調獻上自己稚嫩的和聲。

孫孟媛：浮生若夢，快樂多么珍貴啊，我會呵護好從文學中找到快樂的心境。在我差不多四年的寫作時間里，快樂的心境很明顯發生了變化。最初歷史題材寫作帶給我的快樂更多是一種“無知”的快樂，隨著與小說的接觸越來越深，現在的寫作帶來的是與痛苦交織的快樂。這種痛苦來源于不滿意、思考打磨、怎么變得更好等等。但比起單純的快樂，與痛苦交織的快樂更能讓我感到安心。就像知道無憂無慮的童年再也回不去了，成年人必須像螞蟻一樣找點甜的東西，背著往前爬。

“我們能否真的在回望中有所發現，而非僅僅只是遞補進入某個歷史的唱詩班，為那重彈的老調獻上自己稚嫩的和聲。”這真是直擊靈魂的一個問題。這句話在一定程度上點醒了我——小說創作的意義是什么？寫作者是要追問文學給了自己什么，還是應該把追問的重點放在自己回饋了文學什么？能夠深刻感知“過去性”和“當下性”的作家，一定在追問后者。

梁豪：從短篇小說《尋找白貓》開始，你轉向對身邊或自我際遇的打量，最明顯的征兆，是小說里“我”的現身。尤其是小說《芬芳》，我認為它撬開了埋伏在板結的世俗日常里那些柔情似水、驚心動魄的時刻。總體而言，在迄今不多的創作里，你慎重、細致、耐煩，同時又堪稱盛大地面對和打磨一個個具體人物的悲歡憂樂。將心比心，傾聽、還原、追問人物真實的心跳，而不僅僅為了擺布，這很可貴。技巧上的進一步打磨，憑經驗、靠總結，可以慢慢來。修辭立誠，路子走對了，比什么都重要；反過來，這又會助推你的故事和講述日益枝繁葉茂。

孫孟媛：真情實感地寫出人心的深度，是我看得很重的。希望以后能夠不急不躁，照著這個路子再多寫一寫。

短篇《芬芳》是我目前創作的唯一有人物原型的作品。小說源于我的一段北漂生活經歷。去新加坡讀研究生之前，我在北京租房實習。合租室友是一對北漂多年的母女，她們租了其中的一間臥室。母親五十多歲，在一家酒店當保潔員；女兒二十多歲，在一家店鋪當營業員。她們勤勞努力，認真對待生活，有著頑強的生命力。想到她們，我眼前總會浮現出寒冬街頭上的白楊樹，沒什么野心地立在路邊生長。現實是，那段時間我們相處時帶著厚實的隔膜，現在也已經不聯系了，但我衷心希望她們能過得好，人生熠熠生輝。

這段合租經歷對我來說是一種饋贈，讓我在塑造人物的時候有了牢固的支點。這篇小說的創作經歷也在告誡我，多體驗日常，多與人交流，觀察生活的現象，感受生活的縱深。對生活的感受越深，我們的創造力就越蓬勃。也是因為合租的經歷，我開始關注當代人的生存空間問題。狹小的生存空間里所孕育的人性是多樣化的，是可以碰撞迸發出火花的。《螞蟻爬行》中也寫了爭奪生存空間的情節。

梁豪：現在常講原子化的生活，但原子化的生活是有前提的，你得擁有一個相對獨立的私人空間。就現實的局面，在大城市，要想實現、貫徹“理想”的原子化生活，并不容易，往往你得容忍他人——通常是陌生人——介入你的場域，擠占你的時間。在合租的空間里，縱然房門緊閉，甚至明知隔壁的租戶不在，你在心理上也很難擺脫相互牽制的羈絆，因為門——大門、臥室門或不知道什么門——隨時有可能被敲響或推開；更令人不安的是，動靜興許來自房東或中介。當然，這里面也潛藏了哪怕是短暫的彼此扶持的可能——原子之間的融合，可以發光、產生能量。此外，相比物理空間，作為人之生存的另一重要參數的精神空間的單調和蒼白，或許同樣值得我們留心。“當代人的生存空間”，我們的確關注得還不夠，不夠仔細，也不夠透辟。

孫孟媛：時代變化太快了，我認為人適應時代的基礎就是適應生存空間。比較以往，當代人的生存空間發生了非常大的變化。比如，現在很多人選擇去海外生活，在飛機上睡一覺就到了，一年往返多次。比如，大城市里很多外賣員、網約車司機都是外地人，他們對城市的印象就是整日“跑路”，然后回到群租房休息。還有前段時間有新聞說，一些網約車司機為了節省房費，住在車里。再比如，拆遷安置、老舊小區改造等與居住有關的社會問題的出現。人的生存空間的復雜，往往指涉著精神空間的復雜，放在文學中有很多可以闡述的點，不過我還沒有找到更多的切口。

梁豪：我的感覺，你有一顆清澈的慈悲之心。小說里縱然烽火四起，戰地的，或人心的，卻總感覺并不真的狠得起來。那些烽火注定是要熄滅的，人終究是要圓滿的。是這樣嗎？

孫孟媛：我的愿望是世界和平。圓滿是人生最理想的狀態，可惜很難達到。目前，我的寫作觀是為小說中的人物在理想與現實、快樂與痛苦、自由與禁錮之間找到一種平衡。我本人可能潛意識里有著“中庸”思想，這反映在作品中了。比如，我不想在小說中暗自批判筆下的人物，我認為他們都有自身的邏輯，沒有真正的誰對誰錯。再比如，我關注女性主義寫作，支持女性主義，但還不想在作品里呈現激烈的女權思想。

流星：微光在星月間劃過，又回落我心

梁豪：從時間看，你小說里人物的命運多是起起落落地舒展開的，而非很多作家尤其在寫短篇時慣用的“截面”，隨之，背后時代的更迭也有著較為清晰的脈絡；從空間看，北京、上海、香港和新加坡，這些遠東的大城往往是你鋪展故事的主舞臺。是因為璀璨、包容的都市更能承載和掩護人物摔打自身的命運嗎？你的故鄉山東，或者具體到濱州，似乎尚不在你的創作視閾內。

孫孟媛：從寫作技巧上來說，我的確有出于擴展敘事空間的目的。城市越大越具有包容性，人被淹沒得越厲害，個體行為受到的指摘相對更少。像跨國試婚這種看似瘋狂的舉動，大城市對此的接受程度更高一些，人物命運能在更具彈性的敘事空間中展開。但我將小說的發生地設置在新加坡和北京，更主要的原因還是出自我學習、生活的經驗。

你的第二個問題觸及我的靈魂，它是我近期開始反思的重點問題。在我的作品中，故鄉還未出現。遲子建老師講過，故鄉是文學永恒的根。我好像還未找到我的根。想到此，總會生出一種飄浮之感。但有時候，我又覺得故鄉似乎不是自己離開的，而是被我藏了起來，藏在了內心最深處還挖不到的地方。十四五歲的時候，我開始在本省內離家鄉很遠的地方讀書，與家的距離、繁重的學業壓力導致我在很長一段時間處于失衡狀態。幾乎是從那時開始，故鄉在我的心里成為一種創傷，我渴望得到卻無法得到的縹緲之物。我也試圖回歸，可能某一天，它會先以創傷敘事的形式來到我的作品里。我知道，無論我走多遠，還是會回去。慢慢來吧。

梁豪：好像你最近迷上了門羅。從楊沫到艾麗絲·門羅，我開玩笑說你是在“養蠱”。或許，作家的確得在腦子里養那么一回蠱。在這個過程中，在跟林林總總的意志、思想、觀念和修辭的糾纏中，慢慢掙脫出自己的態度、志趣和調性來。有什么最新的心得可以分享嗎？

孫孟媛：“養蠱”這個詞真有意思。楊沫是我在學生時代養的一個“小蠱”，《青春之歌》是我寫女性成長小說的啟蒙。現在，她對我的影響已經淡化，所以我稱其為“小”。艾麗絲·門羅的作品我正在讀，還有很多沒讀過，是正在摸索的一個“大蠱”。我實在是太愛她以不動聲色的筆調抓住人物內心轉瞬即逝的微妙感受的寫法了。在這一方面寫得很好，我也非常喜歡的作家還有張惠雯。她們的風格很對我的胃口。

最近的心得感悟是，要培養好的審美。小說不只是創造生活，還要提供審美價值。我認為作家風格的不同，本質上是審美經驗的不同。好的小說總能提供一種藝術愉悅感，讓讀者腦海里像跳華爾茲一樣旋轉不停。

梁豪：在寫作的這個階段，對你而言的難題是什么？

孫孟媛：第一個難題是，人生閱歷單調，缺少充分的生活體驗。我很羨慕那些本職工作和文學有距離的寫作者，比如醫生、法官或者其他與民生服務有關的從業者，他們能夠接觸形形色色的人，得到一些素材。對我來說，獲得素材的途徑很狹小。第二個難題是，隨著閱讀量增大，認知提高，近期一直存在眼高手低的問題，很難對自己的作品滿意。

梁豪：這兩個問題也困擾過我，很難說現在就徹底擺脫了。但透過與人交流、自己琢磨，得了一些新的認識。第一點，須知，每種人生都是有所得而有所失的，難以處處盡意。看似樸素庸常的生活里，真就沒有誘發好故事的機緣嗎？我們缺的或許只是對某個人、某件事追究到底的意愿和毅力；換句話說，我們可能沒有如我們想象中的那么熱愛生活。好在，這是可以調動和激活的。另外，即便房間空空蕩蕩，即便生活枯燥乏味，作為某種征候的空與乏，不也挺值得盤一盤？何況我們理當擁有寫作者不可或缺的同理心和想象力，甚至，竟而把持著多少殿堂級作家見所未見的電腦和手機。至于第二點，我想這是一個寫作者自我生長、實現蛻變的必經之路。真正的寫作，終歸是有點難度的——如果不是很有難度。

孫孟媛：謝謝你給予的啟發。我的理解是小說創作和生活經歷的關系也是一種能量守恒，生活的獨特性能夠催發不同韻味的小說，可能枯燥乏味的生活能讓寫作者更有意識地發現生活的縫隙和隱秘之處。說到手機和電腦帶來的大量信息，我倒想到了一位前輩的經驗——當從網絡上看到一些感興趣的社會新聞時，最好不要只抱著“我了解了一件事”的心態，而應該盡力分析這種社會現象出現的原因，像大樹扎根一樣摸索觸及地面之下的泥土、水分和砂石。這也是小說寫作發現素材的路子。

梁豪：私下交流時，你說自己“沒有對文學瘋狂過”。這是否也即你所謂“中庸”在起作用？你出身山東大學科班，后去南洋留學，畢業回到山東，在文學雜志當編輯。你的這部分經歷跟我有一定相似性，因此，我蠻能理解你這話的意思。在這里，可以更充分地展開談談嗎？

孫孟媛：從出生到現在，我感覺自己的人生一直按部就班地進行著。上學的時候，我對創作很感興趣，第一篇小說《12路電車》的前一部分是大三的時候寫的，但沒有寫完。沒有寫完的原因是有必讀書目要讀，有作業要做，要考試了。現在想來，我把被定義的哪個階段要做哪件事看得太重了。但是在考研、找工作這樣的大事面前，我們誰又能逃脫現實因素對人的控制呢？當了編輯之后，似乎一切變得穩定了，在周圍創作氛圍的感染下，我才真正開始寫作。如果沒有選擇編輯這份職業，我可能就不會繼續寫作了。

把寫作比喻成一次征途的話，一開始我是那個在遠處瞭望，不敢抬腳出發的人。之后，走在阡陌縱橫的小路上，周圍是雜草、荊棘，還有比人高的玉米，我發覺身后有一股力量推動著我前行，直到把我推向大路。我站在大路的邊緣，發現身后的那股力量轉移到了前方，為了抓住它，我開始自覺地邁開雙腿，步伐細碎。這時，我發現大路的風景真的不同，它新鮮、清晰、開闊。如果能跑起來，眼前的風景會變得更加靈動。但現在，我想的是慢慢地行走，好好地感受一下這條大路。

我對文學不瘋狂，但神往。在我心里，文學并不像一團熊熊燃燒的烈火，持續發出噼里啪啦的爆裂聲，而是像流星一樣，帶著微弱的光亮在星星和月亮間劃過，又回落到我的心里。一瞬間，平淡的日子里突然生出一種隱秘的難以克制的情緒，讓我激動、興奮。這樣的時刻，真好。正是我對文學的不瘋狂心態，才讓我有了松弛的寫作狀態，保持單純的寫作目的。

梁豪：不必瘋狂，“恐怖情人”通常還挺可怕。但要愛，要廝守。或許是編輯的職業病，我總希望善感的人、會寫的人，你大可三天打魚五天曬網，但請別久久竟而真的停下創作的步履。就按照一定的節奏，不疾不徐地寫下對這個世界的肺腑之言吧。

孫孟媛：感謝你的期待。有人期待是創作不倦的動力。很難下決心說，這輩子一定會寫到老。但我想說，我會一步一個腳印地繼續寫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