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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文學》“新浪潮”欄目自開設以來已有二十多年的歷史，現已成為雜志的品牌之一。此欄目的作者均系首次在《人民文學》發表作品。今年，中國作家網繼續與《人民文學》雜志共同推出“新浪潮”作家觀察專題，作家訪談和相關視頻在中國作家網網站和各新媒體平臺、《人民文學》雜志各媒體平臺推出。自即日起，我們將陸續推出第三期12位作家：崔君、渡瀾、陳薩日娜、孫孟媛、劉康、周于旸、陳小手、路魆、夏立楠、莊凌、馬林霄蘿、丁甲，敬請關注。

崔君，一九九二年生于山東，北京師范大學文學碩士。小說見于《人民文學》《收獲》《十月》等刊。出版有小說集《有山有谷》《冰淇淋廠冬天在干嗎》。曾獲“人民文學·紫金之星”獎、“《鐘山》之星”文學獎等。現居北京。

崔君給我的印象，如同一株根系深扎于泥土卻枝葉舒展的植物——既葆有對生活的敏銳觸覺，又具備將日常淬煉為文字的能力。崔君是一個很有潛力的90后作家，她善于在小說中融入自然元素，格外關注景物和環境描寫，她認為自然就像電影中的空鏡，為跟隨而來的色彩與節奏提供了一種過渡的狀態。這種風格使得她的小說具有一種別樣的美感，通過虛實相生的環境描寫，讀者很容易走進她創造的文學世界，在閱讀過程中能夠感受到一種超越文字本身的情感共鳴。

文學不是對現實的鏡像復制，而是以虛構為鑷子，夾取生活表皮之下那些未被言說的菌絲網絡。對于真實與虛構的辯證，崔君的見解展現出難得的清醒。當她在給父親的新書扉頁寫下“有真有假，你別全信”時，反而構筑起比所謂“絕對真實”更具穿透力的文學真實。

對女性形象的刻畫，她強調“平淡中的精彩”。《在小山的陰影中》這篇小說對三代女性命運的描寫，就是對這句話很好的詮釋。她對歷史中的女性故事，如《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有獨到的見解，亦激發她的創作靈感。年齡增長給了容易焦慮的她一些從容與自信，以及對千緒萬端的把握和想象的能力。當下，她正籌備著歷史題材的中短篇小說，并在創作首部長篇。

訪談：

于興子：你好崔君，最近生活中有什么趣事或難忘的事可以分享嗎？

崔君：近幾年學會了開車，駕駛給我很多樂趣。但我的駕照之路很艱難，“科二四次郎”，學得相當“扎實”。在市內習慣以后，喜歡開車送朋友。

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養了一只虎皮鸚鵡。當時，它剛從親鳥窩里被掏出來，有應激反應，我還擔心養不活來著。慢慢地，它開始探索家里的世界，啄書的封面和電腦鍵盤，植物葉子也被咬出一圈花邊，攤開掌心它就跳到人手上來。小嘴不停，喜歡把東西叼起來扔到地板上聽響兒。麥粒進到嘴里，三兩下嗑出一個空殼子，有時呼吸急促，滿嘴噴面粉。后來，我發現它吃芝麻粒也是要剝皮的。站在肩膀上，反復舔咬我脖子上的同一顆痣。它的舌頭對物體表面的點狀突起異常敏感，夏天時，我手腕上有個蚊子叮后留下的小痂，它沒等我反應過來，便摳下來吃了。

于興子：從學習駕駛的挑戰與樂趣，到與虎皮鸚鵡建立起的奇妙互動，這些生活片段都一定程度上展現了你與環境或自然之間的互動。聯系到你的作品《在小山的陰影中》，我讀后印象比較深刻的是你對環境描寫的細膩入微，各自的命運似乎都受到了“小山”這一自然元素的影響，而且與人物性格和命運緊密相連。你是如何構思這種自然與人物之間的復雜關系的？

崔君：謝謝這個好問題。在小說的空間描寫上，我確實花了挺多心思。

我喜歡周末去爬人少的小山，探河涉水逛野廟，自然予我修復的能力。沉迷自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對作者來說，一棵樹為小說人物撐起了一個實在的空間，讀者閱讀起來，也有了隱秘的牽引。自然風物本為中性，人把感情投射給它們，形成可貴的鏡像。讀別人的小說，我也格外關注景物和環境描寫，似乎是在這些地方，作家埋存的心緒更容易感知和拾取。自然具有時間性和反思性，就像電影中的空鏡，跟隨而來的色彩與節奏提供了一種過渡的狀態。

我最近寫了一篇以應縣木塔為原型的小說，一個農村婦女與佛像中遼代秘藏的命運回轉，這是我目前最滿意的一篇作品。收尾部分，我希望找到一樣東西，來映襯一種環境情緒：兩個主人公在深秋的山中寺院，篝燈夜坐，推測一個可能的秘密。苦想許久，終于找到，是一種叫蘿藦的植物。京郊的山上，草木間多有此物。《詩草木疏》里說，蘿藦古時叫芄蘭，幽州人謂之雀瓢。《古事記》和《日本書紀》中，有一個日本神話里的小小神仙，少彥名，身子短小，穿蛾皮衣裳，披鷦鷯羽毛，跳到人的手掌上玩，會釀酒、開藥方、挖溫泉，乘“天之羅摩船”，渡海而來。蘿藦果莢裂開，會有絨絮徐次舒展，帶起鱗片樣的褐色種子，風舉云飛，升入空中。松木爐邊，剩一只飄搖的蘿藦殼船，擁有秘術一般，似能將人瞬時縮小收納，而后浮起，渡過晦冥的迷徑與風雨。這也與小說中身形瘦小的小偷有了互文性，這似乎就是我想要的了。

于興子：《在小山的陰影中》這篇小說的標題富有象征意味，你更想通過這個標題傳達出怎樣的情感或意義？

崔君：小說中的主人公以做紙馬為生，在民間的觀念里，紙馬識向趕路，帶人泅渡生與死的邊界。幾個人物在人生中遭遇陰影，但命運的奇遇讓她們相識相助，又為陰影鋪上了一層溫熱，這些珍貴的溫熱支撐她們在陰影中行走。

于興子：小說中有一句話：“我們生活的意義到底在哪里呢？”這句話有一種直擊靈魂的感覺。你個人對這句話的理解是什么？能否分享一些與作品相關的個人經歷或感悟？

崔君：這篇小說最初的情節支點，是一件有關耳環的真實事件。我媽過生日，我送她一對耳環，金的，很小。這是我第一次買黃金送她，她很是珍視。晚上睡覺也不摘，干農活也戴著，有天在桃園被樹枝刮掉了一只。于是，她尋找丟失的黃金，在那片土里抓踩搓揚。晚上，和我爸騎電動車，過野墳到地里，拿手電筒來回照，祈禱金屬之光。還想到一個用笊籬篩土的辦法，盛餃子的笊籬被沙土磨掉了油污，最終也沒找到那枚耳環。這些辦法好笑又辛酸。我們給生活盼頭，生活給我們泥。由這個支點，漸漸出現了小說里的幾個人物。

許鞍華有部電影叫《天水圍的日與夜》，讓我印象深刻，里面也有個有關黃金的細節。女兒早亡的孤寡老人阿婆，在單身母親貴姐的陪伴下出遠門，看望外孫和早已另娶的女婿，為他們一家買了金項鏈和金戒指。女婿一人來赴宴，退回了禮物。在回程的車上，阿婆把女婿不要的黃金送給了貴姐。貴姐沒有拒絕，把禮物放進包里，挽住了阿婆的胳膊。世事的變遷和人生的蒼涼盡顯，更覺安樂易逝，彌足珍貴。

于興子：小說里，你巧妙地塑造了三代女性形象在困境中相互扶持，共同前行。她們雖然生活在不同的時代背景下，但都面臨著相似的困境和挑戰，如家庭責任、個人成長、情感糾葛等。這種跨時代的共鳴，反映了你對于女性命運怎樣的洞察和關注？

崔君：我更能感受平凡的、多情善感的女性，也更有信心寫好她們。我覺得一個作家要是能把平淡的東西寫得精彩是很牛的。曹禺在《〈日出〉跋》里，提了讀罷契訶夫《三姊妹》后的一段話：“在這出偉大的戲里沒有一點張牙舞爪的穿插……不見一段驚心動魄的場面，結構很平淡，劇情人物也沒有什么起伏生展，卻那樣抓牢了我的魂魄。我幾乎停住了氣息，一直昏迷在那悲哀的氛圍里。我想再拜一個偉大的老師，低首下氣地做一個低劣的學徒。”

在閱讀中，也會不自覺被女性的命運吸引。前一陣，看到一本書很有意思，叫《吳吳山三婦合評牡丹亭還魂記》，是一本《牡丹亭》的評本。講浙江錢塘有個文人吳吳山，他的未婚妻陳同將婚而歿，存留《牡丹亭》上卷評點。后娶妻談則繼之，仿照補評下卷，如出一人之手。談則去世十幾年后，續娶妻錢宜，間注抄錄檢校，賣金釧雕板刊刻行市。這段佳話，讓三婦評本從康熙三十三年行市，一直到同治庚午還在重刊，暢銷了將近兩百年。由此，我寫了一篇小說，推測這個故事可能的版本，在查閱資料的時候，也了解到了諸多那個時期女性的生存狀況。

于興子：未來你是否會繼續寫女性主義題材的小說，或者嘗試新的文學題材？你希望在未來作品中實現哪些新的突破或嘗試？

崔君：我可能會關注多種題材，最近讀了一些歷史類的書和資料，準備寫幾個歷史題材的中短篇。手頭有個長篇寫一半了，這也是我第一個長篇，爭取盡快完成它。

于興子：之前你還在《人民文學》發表過一篇小說《熾風》，其中對人物關系的刻畫也很沉穩深刻。你筆下呈現的不同的場景和各類人物關系都像親身經歷過一樣，而且每篇小說呈現出來的情節都相對豐富、交織。這些都是你在生活中觀察到的，還是有別的靈感來源？

崔君：我會留意有意味的事情，可能暫時用不上，但也簡單記一記。比如，形容一人履新，不舍舊部，便說，一個姑娘即使自己找到滿意的婆家，出嫁時也要哭一哭的。它一下打動我了，我覺得這話一出口，這個人物便不會很快被忘記。還有，形容人找東西惰性不敏感，我們方言里講，碰得眼皮響也看不見。我鐘愛這些生活和世俗的細節，它們讓人物有呼吸，也讓人物關系更為緊實。

此外，我看重小說中的故事和情節，如果一個人物的點沒有撞到我自己，可能它還不太熟。可行的辦法就是，想一想，再想一想。自己這關沒過的話，打動別人是更難的了。有時候，閱讀會很有幫助，在新一天開始進入寫作之前，讀與小說氣質相符的作品，有助于尋找語感。我偏愛能激發人表達欲的文字，讀得很慢。

于興子：從《金剛》到《熾風》再到《在小山的陰影中》，你的大部分小說都是通過現實主義手法，展現小人物的命運和成長。這背后是否也反映了你在不同時期對于人性、社會的思考？

崔君：我已經三十多歲了，年紀的增長讓我看到了更多的人。不僅是正在與我相處的人，還有許多以前的人。比如，幼時經歷的事情，現在回想，可能會想象出另一種發生的方式，對人的處境和做出的選擇會有更深的理解。我以前輕視對經驗和經歷權威性的崇拜，現在我的想法有改變，這或許是有一定道理的。年紀給了容易焦慮的我一些從容、一些自信，以及對千緒萬端的把握和想象的能力。

于興子：的確，這種轉變不僅賦予了我們從容與自信，也增強了對紛繁世事的理解與想象能力。但文學創作畢竟不等同于生活記錄，你如何看待文學作品中“真實”與“虛構”之間的關系，寫作中你是如何處理這種關系的？

崔君：虛構是一種預測，也可以重新進入過去。作者的真實感知和體驗沒有那么重要，考據派的振振有詞讓人些許懷疑。小說作者享受虛構帶來的樂趣，真真假假的，你們猜去吧。好多真實事件故事模糊了，大家記住的反而是與此相關的虛構人物，以它們為原型的起承轉合，成為了被反復提及的“真實”記憶與情緒。“真實”本身也是被建構出來的，某種意義上看，所謂非虛構也是一張切片，一種主觀真實。我們明白葫蘆里不可能有人居住，但沒人不想跟著壺公去葫蘆里看雕梁畫棟，想象帶來撫慰和興奮。無論虛構還是非虛構，追求的都是藝術真實，通過象征隱喻、寫什么不寫什么、先寫什么再寫什么來強化事實，指向本質與真相。

有關寫作的內容，我發朋友圈都屏蔽家人，讓他們看見會感到難為情。一月份，新出版了一本小說集《有山有谷》，小說內文第一面便是“我爸出來半年多了，我還沒回過一次家”，“他還留著勞改犯的發型”……這幾天準備寄我爸一本，To簽就寫：有真有假，你別全信。

于興子：現在很多作家，不管是從年齡、性別還是創作風格方面，多多少少都會被貼上若干標簽。對于目前自己身上的標簽，比如青年作家、女性小說作家等，你怎么看？這會一定程度上局限你的創作嗎？

崔君：標簽是建立秩序和快速定義的便利貼，方便識別和討論，是概括。而小說不應該只是概括，讀了梗概和讀了小說完全是兩回事。概括永遠是難以令人滿意的。貼標簽是從外向內，是別人的權利，寫東西是從內向外的，是寫作者自己的事，作品完成，與作家的關系便不大了。朝著某種標簽、主義的寫作可能不是一個作家最好的作品，寫作或許應該警惕刻意的理性。張岱講，古今的好字好畫，多是無心得來的。

標簽也是一種簡化。我看重一個作者對復雜和變化的執掌才能。看到有多重解讀的作品、拒絕定義的作品，會覺得作者好厲害。甚至會邊讀邊想，作者此時肯定小人得志般飄飄然——你看，你們又要想一個新詞來套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