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22年10月，英國廣播公司宣告成立，最初名為British Broadcasting Company。1927年，為突出其公共機構屬性，更名為British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簡稱BBC，沿用至今。在BBC成立的同一年，喬伊斯的《尤利西斯》、艾略特的《荒原》和伍爾夫的《雅各的房間》出版，歐美現代主義文學進入盛期（high modernism）。廣播行業在英國的奠基恰逢現代主義的“奇跡之年”，這當然可以視為一種歷史的巧合，但巧合的背后，也折射出新技術、新媒介與新文藝、新思潮在歷史語境中不斷碰撞糾纏及相互影響的態勢。一方面，廣播在傳統的印刷媒體之外，為現代主義作家提供了實踐藝術觀念和表達文學意見的新平臺；作為受眾廣泛的新媒介，廣播不僅激發了現代主義作家的“無線電想象力”（wireless imagination），為其創作美學和形式革新提供了重要助力，還參與塑造了諸如布魯姆斯伯里集團這類文藝團體的公眾形象。另一方面，現代主義作家對新技術和媒體極為敏感，他們在生活中作為消費者收聽廣播，在作品中書寫廣播所帶來的現代生活經驗，甚至還創造出了專門適合廣播的新文體。多位現代主義理論家和作家，如本雅明、葉芝、龐德、艾略特、伍爾夫和斯坦因等人，還親身參與到廣播實踐之中，以節目制作人、撰稿人、播音員、評論嘉賓和文學顧問等多種身份介入到廣播的內容生產中，對當時廣播文化的生成產生了重大的影響。

近二三十年來，國際人文研究出現了“跨媒介轉向”（cross-media turn）的趨勢。歐美學者力圖超越文學的內部研究，將研究視野拓展到文學與其他藝術的相互關系方面（但漢松 97）。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國外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聲音（sound）和廣播（radio）在現代主義文學中的重要性，并做出了開拓性的研究（Beer; Cuddy-Keane; Kahn and Whitehead; Kerr; Whitehead; Williams）。同一時期，敏銳的中國學者也注意到現代聲音技術豐富和拓寬了文學創作的手段和疆界。王佐良和周玨良主編的《英國20世紀文學史》（1994）即列入專章“廣播和電視文學”，評論了迪倫·托馬斯、貝克特和品特的廣播劇（542）。然而，相比電影、電視等以視覺為中心的媒介，在傳統的現代主義文學研究中，訴諸聽覺的廣播卻成為長期“被遺忘的媒介”。例如，《劍橋現代主義指南》（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Modernism）1999年版設有專章論述“視覺藝術”和“現代主義與電影”，卻沒有與廣播相關的章節。該書2011年推出新版，增加了“現代主義中的音樂動機”（“Musical Motives in Modernism”）一章，卻仍舊忽略了廣播這一重要的現代媒介。直到最近十年以來，隨著播客和有聲書的興起與流播，聲音媒介才在我們的日常生活中迎來復興，也重新引發了人們對20世紀初的聲音新媒介“廣播”的關注。受到聲音和聽覺文化研究以及新現代主義研究的激勵，越來越多的學者將批評的視野聚焦于現代主義時期的廣播，并有意識地提出了“廣播現代主義”（radio modernism）這一新的理論概念，自覺地從跨媒介視角來探討廣播與現代主義文學的相互影響。需要指出的是，“廣播現代主義”仍是一個發展中的概念，歐美學界對此并未形成統一的稱謂，radio modernism或broadcasting modernism都可指稱這一概念。

本文旨在對21世紀以來英美現代主義學界以廣播為對象的研究著作進行綜合性述評，梳理廣播現代主義研究的興起脈絡，評析其中具有代表性的研究范式和視角，展示跨媒介視角如何激發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者發掘新的研究對象和方法。本文認為，對廣播的關注和研究有助于豐富我們對現代主義文學媒介特性的理解，平衡既有研究對于視覺媒介的過度依賴，為現代主義文學研究開拓新的空間。

打撈現代主義研究中“被遺忘的媒介”

雖然葉芝、龐德、伍爾夫、艾略特和奧威爾等現代主義作家都曾以各種方式廣泛參與廣播節目的制作和播出，留下了大量與廣播相關的著作與文章，但傳統上廣播屬于傳播學的研究領域，傳播學者通常將廣播放在傳媒史的視角下進行考察，他們普遍重視的是傳媒機構的創建歷程、組織架構、制度演變、技術革新和受眾反應等宏觀問題，并不特別在意現代主義作家的廣播實踐。因此，翻檢一些廣為流傳的傳媒史著作，如克里賽爾（Andrew Crisell）的《英國廣播史導論》（An Introductory History of British Broadcasting, 1997），我們幾乎找不到上述現代主義作家的名字。著名傳媒史家布里格斯（Asa Briggs）編撰的皇皇五卷本《英國廣播史》（The History of Broadcasting in the United Kingdom）雖然給予了奧威爾的戰時廣播一定的篇幅（57-60, 503-12），但對其他作家均著墨不多。而在文學研究界，以往研究者多將注意力集中在這些作家的小說和詩歌創作上，對其廣播寫作的討論大多簡略不詳，常常只是作為其他文本的創作背景出現在傳記之中。即使一些學者注意到了現代主義作家與廣播的重要關聯，其研究也停留在梳理基本的歷史事實層面。例如，1990年懷特海德（Kate Whitehead）發表文章《廣播布魯姆斯伯里》（“Broadcasting Bloomsbury”）, 介紹了伍爾夫、福斯特、貝爾（Clive Bell）、麥卡錫（Desmond MacCarthy）、福萊（Roger Fry）和斯特拉奇（Lytton Strachey）等人對待廣播的不同態度和參與情況，并指出該集團成員多出身文化精英，與權勢集團的關系和特立獨行的藝術家個性使他們成為BBC廣播的上佳人選（121）。布魯姆斯伯里集團成員為BBC制作了大量文藝類評論節目，為以后的廣播談話節目（chat shows）開啟了先聲。經由廣播，布魯姆斯伯里成員的文藝觀點得到極為廣泛的傳播，這些文藝評論節目也塑造了他們作為一群熱衷談論高雅文化、時常對生活提出異乎尋常的、有時是進步的觀點的公眾形象（124）。懷特海德的文章為后來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但作者并未圍繞廣播技術的新媒介特質展開深入的分析，也沒有探討廣播如何影響了現代主義美學的形成，更沒有提出專門的批評概念來概括這種現象。這是早期研究的普遍缺憾。兩年后，有學者在其編著的《無線電想象力：聲音、廣播和先鋒藝術》（Wireless Imagination: Sound, Radio, and The Avant-Garde, 1992）中，依然在感嘆有關錄制、廣播和文學聲音的研究文獻，無論在基本的歷史層面還是理論模型層面，都極為缺乏。他們期望這部文集作為“最初的發聲”（first utterances），能夠尋找到一套“自主的語言”（an autonomous language）來談論聲音的文化史 （Kahn and Whitehead xi-1）。

進入21世紀，這些最初的嘗試引發了更多的反響。首先，聲音和聽覺文化研究的興起，給文學研究者提供了探究現代主義文學的新思路。“聲音文化研究旨在針對社會文本和文學文本中的各種聲音做出文化政治闡釋，既觀照文本中各種聲音的生產過程，也涉及聽者對不同聲音的感知、領悟和體驗”（劉巖 124）。聲音文化研究具有跨學科的特點，涉及眾多不同學科：加拿大音樂學者謝弗（Raymond Murray Schafer）提出的“音景”（soundscape）概念，德國傳播學者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有關留聲機等現代聲音媒介的理論，英國文學研究學者康納（Steven Connor）提出的“現代聽覺自我”（the modern auditory I）概念，美國歷史學家杰伊（Martin Jay）對法國思想史中“視覺中心主義”的批判，均為后來者思考聲音、技術和文學文本的關系提供了重要的理論支撐（Schafer; Kittler; Connor; Jay）。受到這些新的理論、新的概念的啟發，英美文學研究者開始反思過去研究中對視覺元素的偏向，逐漸開始重視文學中的聲音，試圖探究聲音如何塑造新的現代聽覺經驗，現代主義作家如何再現無線電、留聲機和廣播等新的聽覺技術，這些新技術和經驗又如何促成了現代詩歌和小說理論以及意識流等寫作手法的形成。

21世紀傳播學界對廣播的研究也發生了新的變化。早在1992年，《廣播研究學刊》（Journal of Radio Studies）創刊，以此為標志，學界逐漸發生了從“廣播史”（radio history）到“廣播研究”（radio studies）的轉向。21世紀初，斯奎爾（Susan Merrill Squier）在其編著的《空中社群：廣播世紀，廣播文化》（Communities of the Air: Radio Century, Radio Culture）的序言中指出，傳統的“廣播史”雖然積累深厚，但受限于一種內部視角，將廣播的歷史主要視為廣播技術和制度的發展史；而“廣播研究”超越了這種內部視角，更強調批判的眼光和跨學科視角。“廣播研究的領域已經從基于其自身的技術和制度內部考察轉向對其社會語境的新關注，這種關注逐漸延伸到了廣播潛在的象征、政治和理論影響”（3）。這種對廣播作用的新認識拓寬了研究者的思路，觸發了傳播學者和文學研究者更多的合作。

當然，更直接的影響則來自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界內部的發展。在現代主義文學研究中，卡迪-基恩（Melba Cuddy-Keane）是從理論上總結聲音和聽覺重要性的開拓者。她在《弗吉尼亞·伍爾夫、聲音技術和新聽覺》（“Virginia Woolf, Sound Technologies, and the New Aurality”）和《現代主義音景與智性的聆聽：聽覺感知的敘事研究》（“Modernist Soundscapes and The Intelligent Ear: An Approach to Narrative Through Auditory Perception”）兩篇文章中指出，在21世紀對聲音的歷史進行考察日益重要，但學界缺乏一套合適的術語來討論“聲音”。為此她率先提出了彌散（diffusion）、聆察（auscultation）等概念，用于分析聲音在文學作品中的接受和呈現。卡迪-基恩對新技術、大眾媒介和現代主義文學生產互動的重視并非孤例，而是代表了世紀初一大批現代主義學者對于新的研究方法和研究領域的探索。2008年，《美國現代語言學協會會刊》（PMLA）登載了毛（Douglas Mao）和沃爾科維茨（Rebecca L. Walkowitz）合作撰寫的論文《新現代主義研究》（“The New Modernist Studies”），該文評述了21世紀以來英美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新動向，并將其總結為“時間、空間和垂直三個方向的擴張”（temporal, spatial, and vertical expansions）。其中所謂“垂直”擴張，指的是“反思高雅藝術與大眾文化的嚴格界限；對經典進行批評和重塑；以新的眼光和耳朵去觀看和聆聽邊緣社會群體的作品；學術研究不斷拓展到生產、傳播和接受等方面”（738）。文章進一步指出，20世紀初對現代主義文學跨國影響至關重要的因素之一，就是“新的信息傳播技術的進展：電報、廣播、電影和新的新聞形式不僅重塑了文化的受眾，而且促進了宣言、藝術品以及藝術家的跨國甚至跨洲的迅速傳播和流動”（742）。

受上述研究趨勢的推動，廣播受到越來越多研究者的青睞并不奇怪。首先，它是20世紀早期直至中葉影響最為廣泛的大眾媒介，曾經吸引了許多現代主義經典作家的參與，是反思高雅文化與大眾文化的復雜關系、在整個文化生產場中重新定位和考察經典文學作品的上佳平臺。其次，對廣播的研究促使學者關注到更多邊緣社會群體是如何參與并塑造了現代主義文學的，例如墨菲（Kate Murphy）的研究令BBC早期女性職員的貢獻浮出了歷史地表（1-7）；而探究文學作品和藝術觀念如何通過無線電跨越時空界限，更是為我們從跨文化視角深入理解“全球現代主義”提供了典型例證。

最早以“廣播現代主義”命名的專著，是艾弗里（Todd Avery）于2006年出版的《廣播現代主義：文學、倫理和BBC，1922—1938》（Radio Modernism: Literature, Ethics, and the BBC, 1922-1938）。艾弗里指出，廣播的出現給英國社會和文化帶來了多方面的變化：“廣播改變了美學、社會和倫理價值的傳播、分享和競爭的物質條件”，“對現代主義文學和藝術的發展，以及相關概念的傳播都有所影響”（6）。2009年，科恩（Debra Rae Cohen）、科伊爾（Michael Coyle）和盧蒂（Jane Lewty）編纂的《廣播現代主義》（Broadcasting Modernism）一書出版，這是早期在該領域極有影響的論文集。該書收錄了十五位學者的論文，從媒介和隱喻、意識形態和美學倫理、傳播和翻譯等多角度切入討論，涉及馬里內蒂（Filippo Tommaso Marinetti）、艾略特、斯坦因、喬伊斯和貝克特等現代主義作家。2010年出版的《牛津現代主義手冊》（The Oxford Handbook of Modernisms） 收錄了科恩撰寫的一章“廣播中的現代主義”（“Modernism on Radio”），作者在梳理了現代主義與廣播的歷史互動后總結說：“在現代主義主體、美學和文本的形成中，廣播這一觀念本身就是一種構成性的壓力”（582），從理論上強調了廣播內在于現代主義的發展，而不僅僅是一些現代主義作家玩票的嘗試。此后，在學界頗有影響的布魯姆斯伯里出版社策劃的“現代主義的歷史化”（Historicizing Modernism）叢書連續推出了兩本有關廣播的著作：《現代主義時期的廣播》（Broadcasting in the Modernist Era, 2014）和《麥克風里的現代主義：二戰時期的廣播、宣傳和文學審美》（Modernism at the Microphone: Radio, Propaganda, and Literary Aesthetics During World War II, 2015）。2015年，英國現代主義研究協會（BAMS） 會刊《現代主義文化》（Modernist Cultures）第10卷刊發了“現代主義與廣播”（“Broadcast Traces/Tracing Broadcasting: Modernism and Radio”）專輯。2018年，《媒介史》（Media History）雜志第24卷也刊登了一期研究專輯“廣播現代主義：特征、文化和BBC”（“Radio Modernisms: Features, Cultures and the BBC”），同名論文集由勞特里奇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專輯作者包括前BBC節目制作人洛蒂（Aasiya Lodhi）、文學教授古迪（Alex Goody）和著名傳媒史家亨迪（David Hendy）等，充分體現了廣播現代主義研究的跨學科特征。2022年出版的《愛丁堡現代主義和技術指南》（The Edinburgh Companion to Modernism and Technology），在攝影、電影和音樂版塊之外，由布魯姆（Emily C. Bloom）撰寫了專章“廣播：失明，殘障和技術”（“Radio: Blindness, Disability and Technology”）。此外，近年來多家知名學術出版機構，如愛丁堡大學出版社、哈佛大學出版社、劍橋大學出版社等，均出版了與廣播現代主義相關的研究著作，亦說明這一領域成果漸豐，日益受到學界重視（Leighton; Livingstone; Snaith; Whittington）。

綜上所述，在過去的十余年中，廣播不再是現代主義研究中“被遺忘的媒介”，而是吸引了眾多學者關注、參與的新興課題。“廣播現代主義”作為專題研究出現在權威的學術手冊和學術刊物中，多家著名學術出版機構出版了具有開創性的相關研究專著，使其逐漸成為一個蓬勃發展的研究領域。

從文學出發的跨媒介研究

廣播現代主義的研究雖然涉及傳播學、科技史和文化史等多個學科，但其早期命名者和大部分最為活躍的研究者都來自英文系。這些學者以其敏銳的學術嗅覺，引入了聲音研究和跨媒介研究的相關理論，但其研究宗旨仍然以現代主義文學為中心展開，始終關注文學在現代社會中的道德功用和倫理角色，新媒介激發的文學形式和美學風格創新，以及戰爭時期文學與大眾社會、政治宣傳的復雜糾葛。他們的研究依然建基于扎實的文本細讀和對歷史語境的批判剖析，并沒有讓文學研究淪為時髦社科理論的“殖民地”。然而時過境遷，如今學者們對現代主義“文本”的理解早已不再局限于喬伊斯、伍爾夫、艾略特和龐德等經典作家的作品，而是擴展到了廣播錄音、廣播稿、廣播雜志、節目單和聽眾來信等等；對“文學”的關注也不再將“文本”視作封閉自足的對象，而是著意探究“文本”在特定社會歷史語境中如何被制造、傳播和接受。作為一個生成中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廣播現代主義的研究方法和視角可謂紛繁復雜。對此本文無法一一羅列，只能試圖以一些代表性研究為例，從文化、美學和政治三個視角歸納出幾種范式。需要說明的是，這些視角分類并不是相互獨立的，某項具體研究往往采用多重視角相互交叉的形式，可劃入不同的范式。

第一，廣播的文化塑造。作為一種新技術和新媒介，廣播自誕生之初就開始塑造聽眾的文化身份，影響文化共同體的形成，并折射出不同階級和社會群體之間的文化差異。上述艾弗里的研究即以文化為導向，探討了英國廣播創立早期，BBC總監里斯（John Reith）與布魯姆斯伯里知識分子之間的倫理價值沖突。里斯可謂BBC早期歷史上最關鍵的人物，在BBC成立當年就被聘為總經理，在其轉型為公共機構后又擔任首任總監（1927—1938）。雖然里斯在就職時對廣播這一新興事物知之甚少，但他憑借自己的文化信念和愛國熱情提出了BBC廣播的文化使命，即所謂“里斯原則”（Reithian Principles）：信息、教育和娛樂（information, education and entertainment）。里斯生長于蘇格蘭的牧師家庭，曾在一戰中為國效力并負傷，對一戰給舊有文化秩序帶來的沖擊極為痛心。他在執掌BBC之后，竭力推動利用文化來提升公眾的道德水準和行為規范。艾弗里指出，在文化上，里斯是19世紀著名批評家阿諾德的信徒。里斯在其所著《英國廣播》（Broadcast over Britain）一書中寫道：“我們的責任是將人類的知識、努力和成就的各個領域中最好的東西傳入盡可能多的家庭，并避免那些有害或可能有害的東西。偶爾有人向我們指出，我們顯然是在向公眾提供我們認為他們需要的東西，而不是他們想要的東西，但很少有人知道他們想要什么，也很少有人知道他們需要什么”（qtd. in Avery 13）。這段話不但道出了里斯眼中BBC的社會責任，也充分體現了他的文化自負。

布魯姆斯伯里集團也熱衷于利用廣播來傳播文化，但他們的文化觀與里斯大相徑庭。這個文化圈中多人曾在劍橋求學，深受摩爾（G. E. Moore）哲學的影響，堅信對話具有不可減損的倫理價值，人類精神具有打破藩籬的能力（Avery 37）。盡管他們常被視為高眉文化的代表，但他們在文化傳播中實際上強調平等的對話，而不是自上而下的說教；他們對美有著至高的追求，也享受世俗的歡樂，其行為舉止多有違背傳統宗教之處；在文藝創作上，他們不屑于維多利亞時期的老派文化，大膽追求實驗和創新；在對待異國文化時，他們也秉持積極寬容的國際主義態度。

而自視為英國文化衛道士的里斯，則習慣居高臨下地向大眾灌輸他眼中的高雅文化。他的文化觀正統保守，摻雜著濃厚的民族主義和宗教熱情。艾弗里總結道：

布魯姆斯伯里廣播者與里斯治下的BBC的關系，或許可以視為一場有關公共至善（common good）的不同概念的競爭。對里斯和公共廣播服務而言，公共至善和福音派信仰、民族主義意識形態不可分割。與之相反，對布魯姆斯伯里眾人而言，公共至善與這樣一種政治相連：推崇親密關系和國際主義，并有意識地反抗民族主義、宗教和其他獨裁理念。（44）

里斯強調等級和正統，而布魯姆斯伯里知識分子則主張平等和創新，兩者之間的沖突是不可避免的。1931年，尼克爾森（Harold Nicholson）受邀作“文學中的新精神”（“The New Spirit in Literature”）系列廣播；他本擬在廣播中褒獎《尤利西斯》和《查泰萊夫人的情人》，卻在審核時遭到里斯的嚴詞拒絕，于是憤而終止合作（Avery 45）。在對英國廣播早期歷史的研究中，過去許多學者主要從里斯獨斷專行的個性方面來分析他與新一代作家之間的齟齬，而艾弗里的研究深入文化層面，揭示了維多利亞與現代主義兩種文化觀之間的沖突，讓我們更深入地理解了20世紀初英國文化的流變。

第二，廣播的美學影響。廣播的出現，并不只是給現代主義作家提供了一個傳播舊作品的新渠道，而是引發了他們重新思考文學與大眾的關系，嘗試利用新媒介的特點進行形式創新，形成新的美學風格，并挪用到其他文體之中。在其關于愛爾蘭作家如何參與BBC廣播的著作中，布魯姆（Emily C. Bloom）以葉芝、麥克尼斯（Louis MacNeice）、鮑恩（Elizabeth Bowen）和貝克特為例，指出這些作家為廣播而寫的原創作品與他們為雜志期刊和戲劇舞臺而寫的作品構成了互惠的關系，促使他們通過新媒介的透鏡來重新審視文學創作。他們利用廣播改寫、引用和重釋過往的文學傳統，從而形成了一種新的互文性作品，布魯姆將這一過程定義為“無線電美學”（radiogenic aesthetics）。這一術語源自早期廣播者，指的是專為適應無線電廣播而采取的創作策略和作品特征，包括內心獨白、第一人稱敘事、音景、音樂、不同口音的敘述者交替廣播和親密的稱呼等等。布魯姆特別提醒，作為美學風格，這一術語不局限于廣播作品，也適用于描述具有廣播改編潛質的詩歌、戲劇和小說的內在品質，因此它能夠讓我們追蹤無線電廣播和文學作品之間廣泛的內部關聯（3-5）。布魯姆以葉芝晚年的讀詩節目（1931—1937）和專為廣播而作的五首抒情詩為例，探討了詩人如何在新媒介中召喚和挪用舊傳統，重新思考詩人與讀者的關系，并生發出新的詩學觀念。

在1932年的一次題為“關于女性的詩”（“Poems about Women”）的廣播開頭，葉芝回顧了自己過去的讀詩經驗。在美國的一個演講廳中，聽眾期望他朗誦愛情詩，但他的回應是：“我不會讀那種讓你們中的任何一個人有可能認為表達了我私人情感的詩，當然我也不會給你們讀我的愛情詩。”面對演講廳里對詩人私生活充滿好奇的聽眾，葉芝選擇保護自己的隱私，避免暴露內心情感。然而，當他在電臺的錄音棚里讀詩時，卻選擇了愛情詩，想象出一種不同的詩人—聽眾關系：“那時我想到我將不是對著一群人讀詩；你們會孤身一人或是三三兩兩地收聽；最重要的是，我自己將獨自一人，對著柱子上像名片一樣的東西說話；畢竟，這不會比將情詩出版成書更糟糕”（qtd. in Bloom 27）。廣播既是面向公眾的，但同時收聽者也可能是孤獨的個體或是親密的友朋。在布魯姆看來，正是廣播的這種新特點，使得葉芝超越了私人閱讀和大眾收聽的對立觀念，在大眾傳媒時代為文學構想出了親密的聽覺受眾（28）。葉芝一直對愛爾蘭口頭文學傳統具有濃厚興趣，早在1901年就曾與音樂家多爾梅奇（Arnold Dolmetsch）和演員法爾（Florence Farr）合作，表演了一系列融合詩歌、音樂和舞蹈的口語詩歌。隨著無線電廣播的興起，葉芝從中看到了復興吟游詩人傳統，乃至重新想象口頭傳播影響文學的機會（35）。在專為廣播創作的詩歌中，他大量使用了疊句和“啊”“噢”等感嘆詞。布魯姆認為，讀者如果在書中讀到這些修辭手段或許會覺得老套陳舊，但從廣播中傳出，卻具有豐富的情感和性的意味（48-49）。

廣播的美學影響體現在多方面。赫本（Allan Hepburn） 的研究指出，小說家鮑恩（Elizabeth Bowen）曾受邀為BBC工作，從中學到了融合噪聲、音樂和模糊對話等聲音技巧，并將其運用到了《小女孩》（The Little Girls）的創作中，成功地創造出了生動具體的現代聲景。這部小說不但適合閱讀，也適合聆聽（144）。新媒介還催生出了廣播劇 （radio drama）這一新文體，關于這方面的研究頗多，近年來影響較大的有奇格奈爾（Hugh Chignell）的《英國廣播劇 1945—1963》（British Radio Drama, 1945-63, 2019）和克魯克（Tim Crook）的《廣播劇現代主義》（Audio Drama Modernism, 2020）等。

第三，廣播的政治功用。廣播作為新媒介的一大特點，就是能夠即時將信息傳遞給廣大聽眾，其影響不局限于城市的精英階層，即使偏遠地區不識字的普通民眾也能通過廣播聆聽來自政治和文化中心的信息。自20世紀20年代開始，歐洲各國的廣播迅速發展，英德兩國尤其突出。1923年到1929年之間，英國注冊的廣播設備數量從大約8萬增長到9百多萬；到1930年代中期，BBC增強了廣播信號，覆蓋了98%的英國人口。盡管貧窮人家買不起收音機，但通過酒館、咖啡館、工作場所和親戚家、鄰居家的收音設備，幾乎所有的英國人都能多多少少接觸到廣播節目（Whittington 6）。1923年德國開始出現廣播節目，轉年就有了10萬廣播訂閱用戶，1932年增長到400萬；到1933年納粹掌權時，一半的德國家庭可收聽“無線電”，希特勒的演講能夠通過實時廣播抵達幾乎全體德國民眾（Kang 65）。如此高的覆蓋率，使得廣播的政治功用獲得了各方人士的重視，希望利用它來達成不同的政治目標。丁斯曼（Melissa Dinsman）指出，廣播敘事具有兩面性：一面是文化進步，另一面是戰時暴力災難（19）。

左翼知識分子從新興的廣播中看到了革命啟蒙和文學教育的潛力，利用廣播推動文化進步，其中最為引人矚目的要屬現代主義理論家本雅明。在魏瑪時期的德國，政府希圖將廣播作為一種教育媒介，鼓勵廣播公司提供高質量的文化節目，而不只是娛樂節目。每晚9點到10點的黃金時間基本都留給“高雅節目”，播放歌劇、交響樂和文學教育節目。廣播行業成為文化生產領域最大的雇主，為大批作家、藝術家和批評家提供了大量參與廣播實踐的機會（Führer 722）。霍夫曼斯塔爾、阿多諾、托馬斯·曼、布萊希特等著名作家學者都曾參與魏瑪時期的廣播，而本雅明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據本雅明廣播文集編者羅森塔爾（Lecia Rosenthal）的統計，從1927年到1933年初，本雅明在柏林和法蘭克福廣播電臺寫作和播出了80多期節目，其中許多節目專為兒童聽眾制作（ix-x）。本雅明的廣播錄音未能留存；部分廣播稿因戰爭爆發而輾轉各地，遲至20世紀80年代才為文集編撰者見到。當文稿被收入德文版《本雅明全集》中時，又分散在各卷，因此未能引起學者的充分重視。在眾多的本雅明研究著作中，只有梅爾曼（Jeffrey Mehlman）寫過一本正文不足百頁的《為兒童創作的瓦爾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 for Children: An Essay on His Radio Years, 1993）。

但近年來，隨著其廣播文集英譯本Radio Benjamin（2014）及其中譯本《本雅明電臺》（2023）的出版，本雅明的廣播生涯成為20世紀初左翼文學家的新媒體實踐研究中的一個熱點。康在鎬（Jaeho Kang）在《本雅明論媒介》（Walter Benjamin and the Media: The Spectacle of Modernity）一書中著重考察了本雅明對廣播這種新媒介的理論思考。本雅明對納粹利用廣播來煽動仇恨、進行政治動員感到擔憂，認為廣播應當甩掉傳統啟蒙工具論視角的桎梏，從傳授知識的傳統形式轉變為培養聽眾的批判思維。因此，他特別重視廣播制作者和聽眾之間的交際互動，并在自己的節目中努力探索利用廣播的技術和形式特征來吸引聽眾，調動聽眾參與節目和獨立思考的積極性（70-73）。丁斯曼注意到了本雅明廣播劇中對德國傳統木偶劇的創新挪用。通過引入大眾喜聞樂見的傳統木偶劇角色卡斯帕，本雅明的廣播節目不僅給兒童以教益，對成人聽眾也有吸引力。他巧妙利用了前現代的木偶與前沿的廣播技術構成的張力：節目開始時卡斯帕對廣播所知甚少，但作為劇中角色他向聽眾傳播了社會、歷史甚至技術原則的重要性，這就意味著象征傳統的卡斯帕將不得不學習廣播作為普及教育和推動民主的得力工具（13-17）。

在戰爭期間，廣播的政治動員和宣傳功能得到了更大的發揮。早在1933年，納粹宣傳家戈培爾就將廣播和飛機視為同等重要的武器，宣稱“沒有廣播和飛機，我們不可能奪取權力或是照我們想的那樣去運用權力”（qtd. in Dinsman 13）。二戰爆發后，各國政府都加強了對廣播的建設和管理，廣播成為參戰各方進行文化戰的重要陣地。作為文化精英，更多的作家參與到廣播之中，創作了大量的廣播作品。美國詩人龐德旅居意大利期間，為墨索里尼政權作了數百次反猶太和反美廣播；戰后他因叛國罪被逮捕，被監禁在華盛頓圣伊麗莎白精神病院十二年之久。1941年到1943年，奧威爾曾擔任BBC節目制作人，負責面向印度的文化宣傳，抗擊法西斯。龐德和奧威爾的廣播稿早已經結集出版，受到廣泛研究。近年來更多作家的戰時廣播受到研究者的關注。丁斯曼探究了晚期現代主義者賽耶斯（Dorothy Sayers）、麥克尼斯、奧威爾和安納德（Mulk Raj Anand）等人二戰期間在BBC的廣播，認為廣播體現了眾多矛盾的聲音（voices of contradiction），與充滿眾多內在悖論的現代主義敘事驚人地相似；證明廣播既是促進文化的工具，又是煽動戰爭的武器；既是公共的，又有私密的；既能創造出國族共同體，又能構造國際合作網（19-20）。她質疑了麥克盧漢和基特勒的媒介決定論，指出現代通信技術，尤其是廣播，為全球個體的即時聯結提供了可能，從而產生了一個現代主義網絡（a modernist network）；但這種網絡不只是技術的關聯，也包括人的聯結。就像在現代主義文學中一樣，我們仍應相信人的能動性——人能夠將控制和目的施加于媒介之上（26）。

惠廷頓（Ian Whittington）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是人類史上第一場“廣播戰爭”，交戰國在全球范圍內動用無線電廣播來進行國內和國際的宣傳說服和信息傳播（2）。出于捍衛共同家園的需要，許多英國作家放棄了早先對大眾媒介的偏見，匯聚到BBC，結成了廣泛的戰時文學聯盟，代表了戰時英國文化一個充滿活力的橫截面。當廣播在英國人的生活體驗中占據了中心位置時，越來越難以想象一位作家的公共存在與廣播完全無關。廣播為作家提供了前所未有的面向民眾的傳播渠道，他們的聲音不但深入英國家庭，也通過海外服務播送給世界各地的聽眾。文學曾經對政治和廣播心懷敵意，將其視為對手來定義自身；現在則開始通過政治和新媒介來定義自身。當作家們投身抵抗納粹的全面戰爭時，政治和美學的目標不可避免地要匯集一處。而為了滿足公眾對高級娛樂和精確信息的渴望，將宣傳意味降到最低，作家們發現他們不得不將文學創作和無線電美學融合起來加以運用（4-6）。

上述學者的研究將文學與廣播的互動放置在戰爭語境中進行考察，凸顯了現代主義文學如何緊密地嵌入了現代歷史進程之中，又如何受到現代媒介生態的影響，對我們深入理解現代文學的文化生產機制，以及文學與政治的關系，皆有所助益。

現代主義文學研究的新空間

過去十余年中，國外越來越多的現代主義文學研究者將學術興趣投向廣播。他們努力發掘一手檔案，梳理現代主義廣播的歷史，厘清批評和分析概念，探索新的研究路徑。通過眾多學者的努力，“廣播現代主義”研究已經成為新現代主義研究中不容忽視的一個分支。然而已有研究中仍然存在一些局限。

從時段上看，大量研究考察的是1922年BBC成立之后的廣播節目，對早期無線電廣播的關注不夠。一方面，這固然有BBC檔案保存相對完整、方便查找的原因；另一方面，也受限于學界將焦點投注于現代主義文學盛期的研究慣性。從地域上看，以英美現代主義作家廣播為對象的研究數量眾多，德國、法國和意大利作家的廣播也日漸受到關注，但其他國家和語種的現代主義廣播研究則較少見到。從方法上看，正如丁斯曼所指出的那樣，目前的研究大多圍繞單個作家廣播個案展開論述，分析也常局限于某個國家內部，缺乏對廣播促成的跨國網絡和國際主義傳統的關注（22）。另外，許多研究者將廣播視為一個相對封閉的對象進行考察，在分析中缺乏對現代社會整體媒介生態的思考。為此惠廷頓提出了“再媒介化”（remediation）的概念，號召學者不僅要關注現代主義文學怎樣從廣播中汲取創作靈感和新的表達形式，還要探究廣播與電影、電視等媒介的相互影響，以及文學如何反過來塑造了人們對新媒介的理解和感知（635）。科恩在最近的一篇文章《無線電想象力》（“Wireless Imaginations”）中對文學廣播研究的方法進行了反思，提醒研究者不能將廣播稿簡單等同于廣播事件本身，而要重視聲音的媒介特質和實際播出效果（335）。廣播是現代文化工業的一部分，因此研究者需要打破傳統文學研究中對“作者”（authorship）和“藝術自足”（artistic autonomy）的強調，重視廣播生產制作的過程，綜合考察廣播生產機制和美學規范的總體發展（343）。她認為要推進目前的研究，需要采用一種“包容的方法”（capacious methodology）和突破文字局限的批評術語，對廣播的行業特性、文化機制、播出和接收規則，以及源于收聽實踐的無線電隱喻都要足夠重視（344）。借用前述毛和沃爾科維茨對新現代主義研究趨勢的概括，我們可以說廣播現代主義在時間、空間和垂直三個維度上都還有很多可以拓展的余地。廣播現代主義研究方興未艾，期待更多學界同好關注廣播與文學的互動，從全球現代主義的視角出發，發出中國學者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