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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23日，遼金元詩文論壇暨“元代的族群、文化、文學與圖像”學術研討會在武漢大學舉行。

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張建偉表示，元詩表現出一定的傳奇性，主要體現在對戰亂與多民族社會的書寫、詩人經歷的傳奇性、紀行詩的盛行、詩人關注現實與追求奇異等方面。他認為，這與元朝存續時間短、科舉長期中斷、北方民族政權、幅員廣闊等因素密切相關，與通俗文體小說戲曲的出現亦有一定聯系。

淮北師范大學文學院副教授涂小麗通過分析詩歌文本揭示元詩敘事策略的多樣化特征。她認為，隱含作者通過詩題、詩序、詩注等外部文本介入敘事，既拓展了詩歌的敘事層次，也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詩歌的自足性。敘述者與隱含作者在元詩中的復雜關系，展現了元詩敘事建構的多樣性，為理解中國古典詩歌的敘事性提供了新的視角。

山西大學文學院教授楊萬里提到，元好問創作的大量題畫文學，為我們呈現了金元易代之際文人士大夫觀看和詮釋圖畫的獨特方式、審美意趣及復雜心態。因畫中之景“喚起”過往記憶和隱藏情感，或觀照一己之遭遇，或重溫大定明昌之升平，或傾心于圖中的野情山態，皆會生出一種“忽見畫圖疑是夢”的感慨，這也是元好問以易代詩人之眼觀畫與承平文人及專業畫家之間的區別所在。他表示，從欣賞圖畫和關注畫家到詩人的自我言說，元好問繼承發展了杜甫、蘇軾等人觀看和題詠圖畫的傳統，進一步鞏固了文人士大夫的觀畫之道，為文人畫思潮的盛行提供了接受和詮釋的空間。

元雜劇原本是供戲班演出用的“腳本”，雖具閱讀功能，但元人尚未養成閱讀劇本的習慣，故元刊本錄曲而刪白，主要供觀戲、聽曲和習曲之用。中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教授黃仕忠表示，讀者閱讀劇本的素養至明中葉以后才逐漸養成，因書坊刊刻劇本而形成新的文本格式，成為一種可供閱讀的“新文體”，贏得更多文人曲家參與。他表示，雜劇文本的變遷與表演本身的演進有關。演唱漸趨精細、表演程式豐富完善、因便于對演而增加對白等因素，都會導致表演時間延長，為控制演出時長，只好刪減壓縮曲文。全面了解元雜劇文本的流播情況，需要把劇本與戲班演出之間的關系、劇本刊刻與讀者的“劇本閱讀素養”“養成過程”結合起來進行考察。

作為一種獨特的文學形式，元散曲在中國文學史上占有重要地位。新疆大學中國語言文學學院教授段海蓉表示，元代紀行散曲的文學地理學研究，是對元代散曲創作情景的一種跨越時空的詩性還原，有助于考察地理環境與文學創作間的關系、思考空間維度與作家心態意緒的交互作用、建構元曲空間詩學研究的新領域。挖掘紀行散曲隱含的地域文化內涵及傳統文化意蘊，探究和思考其文化產業開發的適用度和契合點，使元曲藝術在當代地域文化環境中煥發出新的生機，有助于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創造性轉化。

元初文學思想的走向在文學觀念、創作傾向、時代思潮等方面趨于統合，體現出中華文明突出的統一性特征。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文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陳博涵表示，元初南北士人面臨著頹弊的士風問題，他們從改革文弊開始，突出強調作家的道德品性，推動文學觀念向實用主義轉變、統合。在創作上，因大一統而帶來的地理邊界的消失，進一步激發了南北詩人有關統一主題的寫作及其對治平之世的追求。

南陽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張艷表示，文章尚實是元代文風主流，元代文人在承接前代“質實”觀念基礎上，結合時代特征，對“質實”的內涵進行創新性拓展與獨特性詮釋，在創作中結合具體文體談“質實”、踐行“質實”。元人對文章“質實”認識的深化對明清亦有一定影響。

面對元代新的地理空間整合所形成的疆域格局，元代南方文士表現出兩種不同的敘述視野。河南大學文學院教授楊亮闡釋說，他們一方面創作歌詠盛世想象的篇章；另一方面記錄并反思盛世觀照下的個體意識與命運遭際。他表示，這兩種看似背離的敘述方式，是元代文學在地域、族群、制度多重交織作用下所展現的特殊之處。關注元代文士的雙重話語敘述，不僅是關注文學表達的內在化和個體化，更是關注個體的命運遭際，以及個體與其生活的社會結構之間的關系。

“立足當下，從中華民族整體利益出發，從歷史變遷的角度回望元代文學和元代社會，需要有一個歷史的縱深思維，并在此基礎上創新元代文學的學術研究。”內蒙古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院長郝青云認為，元代文學經典著作研究要從元代文學本體出發，重新審視其思想性和藝術性，建構符合元代文學實際的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基于元代文學對中華文學傳承發展中的作用探索元代文學的學術價值，從而推動元代文學研究的創新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