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xié)會主管

“姑妄言之姑聽之，豆棚瓜架雨如絲。料應厭作人間語，愛聽秋墳鬼唱詩。”

這是清代康熙時期的“文壇領袖”王士禎寫給《聊齋志異》的題詩。首句典出自蘇東坡，末句源自李賀，暗示蒲松齡懷大才而不遇。

蒲松齡與王士禎只見過一面，在乾隆二十六年（1761年），時王士禎53歲，蒲松齡47歲。二人地位懸殊，王士禎是少詹事（正四品）兼翰林院侍講，因父喪暫居家；蒲松齡則是無品級的鄉(xiāng)村教書先生，坐館的東家畢家是王士禎遠親，作為陪侍，得以會面。

蒲松齡善詩，“一代詩宗”王士禎看罷，略加批注，便不再關(guān)注，倒是對《聊齋志異》極感興趣，只看了數(shù)條，便大加贊賞。后王士禎兩次致函蒲松齡，討要原稿閱讀，并做了36條批語，將其中5篇文章略加修改，編入自己的史料筆記《池北偶談》中。

為什么王士禎如此推重《聊齋志異》？原因復雜，但至少包括一點：蒲松齡善寫狐妖，與前代創(chuàng)作皆不同，讓人眼前一亮，特別是盡掃宋明理學的潑污。清代倪鴻曾稱:“國朝小說家談狐說鬼之書，以淄川蒲留仙（松齡）《聊齋志異》為第一。”

《聊齋志異》的俗稱即《鬼狐傳》，近500篇作品中，寫狐的達82篇，占全書1/6，且多精品，篇幅亦長。引人好奇：為何蒲松齡喜歡寫狐妖？蒲松齡筆下的狐妖，究竟有什么特色？本文略作鉤沉，以紀念蒲松齡去世310周年。

古人敬狐又怕狐

狐妖之說，其源甚早。

《山海經(jīng)》多處記載了狐，如“又東三百里，曰青丘之山……有獸焉，其狀如狐而九尾，其音如嬰兒，能食人，食者不蠱”。

狐被視為祥瑞，漢緯書《潛潭巴》稱：“白狐至，國民利。”《史記·五帝本紀》也稱：黃帝“教熊、羆、貔、貅、貙、虎，以與炎帝戰(zhàn)于阪泉之野”。其中貔，《爾雅》釋為“白狐”。

一方面，古人認可狐的道德。《說文解字》稱：“狐有三德，其色中和，小前大后，死則首丘。”“其色中和”指狐貍毛色棕黃，在五色（青、赤、白、黑、黃）中較和諧；“小前大后”指頭小尾大，有尊卑之序；“死則首丘”指狐貍死時頭朝洞穴，不忘本。

另一方面，古人又怕狐。同樣是《說文解字》，稱：“狐，祅（同妖）獸也。鬼所乘之。”或與狐貍晝伏夜出、詭計多端的習性有關(guān)，狐身體小，常鉆入墓穴吃死尸，且叫聲恐怖。

《山海經(jīng)》中記三種類狐獸，皆兇兆。一是“朱獳（音如儒）”，“如狐而魚翼”，叫聲如“朱獳”，“見則其國有恐”；二是“獙獙（音如必）”，“狀如狐而有翼”，叫聲似鴻雁，“見則天下大旱”；三是“扡（音如野）狼”，“狀如狐而白尾長耳”，“見則國內(nèi)有兵”。

敬狐又怕狐，可能與漢代興起的“物老為精”觀有關(guān)，葛洪在《抱樸子》中說：“狐貍豺狼皆壽八百歲，滿五百歲則善變?yōu)槿诵巍！倍鴸|晉郭璞在《玄中記》中，又開了個“速成班”：“狐五十歲，能變代為婦人。百歲為美女，為神巫……能知千里外事，善蠱惑，使人迷惑失智。”

狐貍為何壞了名聲

從南北朝起，狐貍突然變成妖獸。

李炳海先生在《部落文化與先秦文學》的青丘射虎一節(jié)中說：“先秦文學中，狐形象是君主、權(quán)勢的象征，或是作為男性配偶出現(xiàn)，或者是眷戀舊居的形象。”據(jù)此學者夏侯軒指出，狐代表的是有力量的君主，而先秦掌握權(quán)力的基本上都是男性，故狐形象是以正面的形象出現(xiàn)的，是與歷史的走向一致的。秦漢以后，修煉成仙或成精的基本上都是雄狐。魏晉六朝時期志怪狐妖以博學、智計見長，出現(xiàn)較多的是雄狐。但此時，雌狐的影響力越來越大。到了唐宋時期，明顯出現(xiàn)了狐妖雌化的傾向，甚至進一步形成了最具代表性的狐妓形象。

原因有二。

一是胡人進入中原后，時人常借“狐”罵“胡”。哥舒翰曾說“野狐向窟嗥，不祥”，致胡人安祿山當場翻臉。《洛陽伽藍記》中記了一個故事：“后魏有挽歌者孫巖，取妻三年，妻不脫衣而臥。巖私怪之，伺其睡，陰解其衣，有尾長三尺似狐尾。巖懼而出之，甫臨去，將刀截巖發(fā)而走。鄰人逐之，變?yōu)橐缓分坏谩Ｆ浜缶┮乇唤匕l(fā)者一百三十人。”狐貍給人剃發(fā)，也是在暗諷游牧民族習俗。

二是道教與佛教相互競爭，雙方都創(chuàng)作了一些狐貍故事，諷刺對方?jīng)]有鎮(zhèn)妖的本事，狐貍成了眾矢之的。比如《六度集經(jīng)》，稱狐化為人形，乞食以供養(yǎng)道人，后經(jīng)輪回，變成“阿難”。

在民間，鄉(xiāng)民們?nèi)孕叛龊偂?jù)《太平廣記》載：“唐初以來，百姓多事狐神，房祭祀以乞恩，食飲與人同之。事者非一主，當時有諺曰：‘無狐魅，不成村。’”

朱熹成了“反狐先鋒”

到了宋代，形勢急轉(zhuǎn)直下。學者任志彊在《中國古代狐精故事研究》一文中表示：“與唐人開闊的胸襟相比，宋人顯得敏感自閉，這種差異也顯現(xiàn)在對狐貍的觀念上。宋明文士普遍丑化狐貍，狐貍形象一落千丈。”

朱熹極端“厭狐”，注《詩經(jīng)》中“匪赤莫狐”時，寫道：“狐，獸名，似犬黃赤色，不祥之物，人所惡見者也，所見無非此物，國將危亂可知。”注“有狐綏綏”時，寫道：“狐者，妖媚之獸。”任志彊指出：“《詩經(jīng)》時代，狐貍并未出現(xiàn)妖化現(xiàn)象。宋之前的解經(jīng)者對狐貍的解釋，都從普通動物角度出發(fā)，并未將狐貍與人事吉兇相牽連。”

宋代理學勃興，主張理性接管日常生活，可民間巫術(shù)常借狐貍說事，文人普遍“厭狐”，詩人蘇舜卿稱狐貍是“皮為榻上籍，肉作盤中膾”。

據(jù)任志彊統(tǒng)計，宋明狐精故事創(chuàng)作量銳減。從現(xiàn)存文獻看，唐代有68個狐精故事，宋代僅21個，明代僅19個。洪邁的《夷堅志》是宋代志怪的代表，共420卷，故事多達千則，卻只有13個狐精故事。宋代的《太平廣記》有83個狐精故事，卻只是匯集前人創(chuàng)作。

數(shù)量少，質(zhì)量還低。魏晉時期，男狐故事有7篇，占總量的50%，唐代有27篇，也多于40%，可“宋朝之后，狐精幾乎全面女性化，化為女子的狐精往往吸人精血，喪人性命”，甚至寫成狐妓，暴露出宋代社會的困境。宋代重商，世風糜爛，即“宋人今時娼妓滿布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他偏州僻邑，往往有之，終日倚門賣笑，賣淫為活，生活至此，亦可憐矣”。

幸虧還有蒲松齡

《聊齋志異》中狐精的形象被徹底逆轉(zhuǎn)。

一是蒲松齡刻意遮蔽了狐精的獸性。學者張美洲、王軍濤指出，以《狐嫁女》為例，嫁女的狐翁，對偷窺者不僅不生氣，反而稱“不意有觸貴人，望勿深罪”，邀其做客，比人類還懂禮節(jié)，

二是平等看待人狐感情。比如《鴉頭》中，刻畫了一位忠貞于愛情的狐女，不惜離家出走、與母為敵。人怕狐精，因其是異類，可“吾生之前、死之后，安知其不為異類”，人與狐妖的區(qū)別只是輪回的階段不同，眾生之間本應平等。

三是呈現(xiàn)狐精的“多具人情，和易可親”一面。據(jù)學者林春虹鉤沉，《嫦娥》中寫到狐女顛當為成全宗子美與嫦娥的婚事，寧愿自己避開，且力勸修仙的嫦娥留在宗子美身邊；《阿繡》中狐女，因劉子固對阿繡的癡情，化身為阿繡的模樣與之親近，并幫劉子固得到了阿繡；《辛十四娘》中的馮生“少輕脫，縱酒”，他費盡心機，得到了狐女辛十四娘的愛，卻品性不改，惹來殺身之禍，辛十四娘救了馮生，最終還是離他而去……在這些故事中，狐精充滿人性光輝，敢愛敢恨，勇于自我犧牲。

四是狐精們不僅有智慧，還善于反省自己。據(jù)學者林春虹鉤沉，《董生》中狐女惑董生患病，董生等人殘酷報復，狐慘然說：“余殺人多矣，今死已晚；然忍哉君乎？”《雨錢》中，狐妖仰慕秀才博學，與之結(jié)交，秀才卻讓狐翁為他偷錢，狐妖故意讓秀才空歡喜一場，并罵道：“我本與君文字交，不謀與君作賊。”在《紅玉》中，蒲松齡寫道：“非特人俠，狐亦俠也。”

紀曉嵐不懂蒲松齡

《聊齋志異》豐富而復雜，對于它的主題，歷來爭議頗多。

學者林春虹指出，蒲松齡寫了這么多狐精的故事，表達出他對人類社會的不滿——“自以為人在宇宙萬物中居于中心地位，因而鄙視或者排斥異物的存在，輕易占用他物滿足自己的需求，甚至扼殺他物”。

學者黃洽則認為，《聊齋志異》中寫狐精的作品多完成于蒲松齡在畢家當家庭教師期間，整整30年，獨臥空齋、郁悶無聊，“不得已而設想于杳冥荒怪之域，以為異類有情，或者尚堪晤對”，靠想象美麗、善良、真誠的狐仙，以諷濁世。

當時能看懂蒲松齡的人并不多。

寫出志怪小說集《閱微草堂筆記》的紀曉嵐便沒看懂，他說：“夫著書者必取熔經(jīng)義，而后宗旨正；必參酌史裁而后條理明；必博涉諸子百家而后變化盡……小說既述見聞，即屬敘事，不比劇場關(guān)目，隨意裝點。”意思是蒲松齡的狐精故事好看，但缺乏教育意義，且文法不對，“一書而兼二體”。

紀曉嵐認為文言小說分兩體，一種是傳記，必須忠于史實；一種是小說，應嚴格按照《神女傳》《夷堅志》等舊小說體例，讓讀者迅速看清來源。紀曉嵐認為《聊齋志異》汪洋恣肆，在文體上不純潔，只是“才子之筆”，不成體統(tǒng)。

紀曉嵐始終未將《聊齋志異》列入《四庫提要》名單，因“今燕昵之詞，媟（音如卸，意為輕慢）狎之態(tài)，細微曲折，摹繪如生”。

紀曉嵐的弟子盛時彥也附和說：“先生之書（指紀曉嵐的書），雖托之小說而義存勸戒，無一非典型之言，此天下之所知也。”

《聊齋志異》很傳統(tǒng)

今天讀者不易明白紀曉嵐的意見，看不出蒲松齡的功夫究竟下在哪里。學者劉瑞明在《蒲松齡對志怪狐貍精的揚棄》一文中，指出《聊齋志異》的傳統(tǒng)一面。

比如《汾州狐》中稱“狐不能過河”，出自《易經(jīng)》；《嫦娥》中，嫦娥欲奪狐精顛當所愛，偷走其香囊，致騷味無法掩蓋，出自《搜神后記》；在《聊齋志異》中，狐精共有胡、黃、辛、封、真、馬、翁、皮、吳、皇甫十個姓，姓胡出自《太平廣記》，狐能制皮草，故姓皮，毛色黃，故姓黃或皇甫；《辛十四娘》“日以紉織為事”，反用“狐不制衣”的舊說，因狐貍有皮，無需衣服，蒲松齡卻調(diào)皮地將狐精改成裁縫；《雨錢》對應了“狐善盜”，狐性喜偷雞，諧音成“偷技”，被視為盜竊高手……

《風俗通義》中記：狐老無毛，怕人發(fā)現(xiàn)，天未明便結(jié)髻，是用人的頭發(fā)做成假發(fā)；古代傳說狐叫聲似嬰兒；狐貍拜北斗；狐貍守印等，這些信息雖獵奇，但無助人物塑造，便被蒲松齡拋棄。

《聊齋志異》還給狐精設了籍貫。《嬌娜》中皇甫公子“祖居陜”，《狐諧》中的狐女“本陜中人”，《胡四相公》“陜中產(chǎn)”，看來狐精的祖籍都在陜中。

這些信息鏈接著巨大的知識庫，取舍、升級、美化……都有深意，寫作者需付出驚人勞動，難怪不認可《聊齋志異》的紀曉嵐也承認：“留仙（蒲松齡）之才，余誠莫逮其萬一。”蒲松齡則自嘆“獨是子夜熒熒，燈昏欲蕊；蕭齋瑟瑟，案冷疑冰”了。可惜下功夫最多的具體寫作部分，因文言文教育不足，讀者已難讀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