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4年，我17歲，在揚州做著我的文學夢。

這個夢于我，有點好高騖遠。沒有多少閱讀積累，沒有多少創作經驗，當然，也沒有任何文學導師在身邊。還是不甘心。于是，就瘋狂找書，找能夠“輔導”我的書。

學院圖書館里的書實在太陳舊了。我把目光盯住了揚州新華書店。揚州新華書店在揚州最老的一條路──國慶路上。

我去國慶路新華書店總是步行著去。買書的錢都是從自己牙縫里擠出來的。然后，和寫作一樣，我的閱讀同樣沒有“導師”。我還沒有學會閱讀的辨別，只知道熱愛，只要是詩與散文的新書我都要想方設法買下來。

在揚州國慶路新華書店，盲目的我買了一大堆價格不高同時也良莠不齊的書。幸運的是，在窘迫的盲目的購書中，我誤打誤撞選中了一本上海外語教育出版社出版的書《俄蘇名家散文選》。

這本薄薄的也即將成為我文學校音者的散文選的封面相當樸素，上面僅有兩株白樺，青春的白樺。封底上僅僅署“0.31”元。

打開這本書，我掉進炫目的宇宙里了。

這本僅有79頁的散文集一共收入八位作家十八篇燦爛的散文——當時我們讀多了類似楊朔的散文、類似劉白羽的散文——我一下子有點目眩。這是一片多么蔚藍的天空，藍得連我怯弱的影子都融掉了。

我過去的關于“起承轉合”的散文寫作方式一下子被沖垮了。我學習（或者叫模仿）著寫下了我的第一行詩《霧》，想想多稚嫩——“霧走了，留下了一顆顆水晶心。”多年以后我只記住了這一句，而再看看普里什文的《林中水滴》，我覺著了我的矯情，但我跨出了最關鍵的一步，我從我的身體中不由自主地跨了出去──由于這蔚藍的王國里一朵矢前菊的誘惑。

普里什文和萬事萬物平起平坐的目光像雨露一樣澆灌著我的文字。

我有了和過去不一樣的文學嗓音，這嗓音后來也在獲得魯迅文學獎的散文集《小先生》中。

其實還不止普里什文。還有柯羅連柯的《燈光》、屠格涅夫的《鴿子》、契訶夫的《河上》、蒲寧的《“希望號”》、高爾基的《早晨》、帕烏斯托夫斯基的《黃色的光》。

我一直沒有丟棄這本書。我經歷了多次搬書的經歷。從揚州到黃邳，又從黃邳到沙溝，在沙溝又經歷了幾次，再到我現在居住的長江邊的小城靖江，但這本薄薄的《俄蘇名家散文選》是跟著我時間最長的書。

是時候說出這本書的翻譯家了：張草紉。我的文學嗓音最值得感謝的人。或者說，他就是我文學嗓音的塑造者。

“當代翻譯家。上海市人。又名張超人。1949年在上海滬江大學肄業。后入上海俄文專科學校學習俄文。1951年畢業后留校邊編教材邊教課。1957年主持《漢俄詞典》編輯室業務工作并從事翻譯，后任編輯室副主任、副教授。”

這是僅可以查到的資料。沒有多少人知道張草紉，好在陸續買到了張草紉先生翻譯的書：《漿果處處》《老人》《俄羅斯抒情詩選》《人類幸福論》。我還是最喜歡薄薄的《俄蘇名家散文選》，當年印刷了30000冊的好書。

后來，有了孔夫子舊書網，我用了搜查功能。查閱的結果令我大吃一驚。張草紉先生不僅是出色的俄文翻譯家，他還是一個研究古代文學的大家，《納蘭詞箋注》《黃仲則選集》《二晏詞箋注》……

我趕緊下單買回。這是一個深不可測的校音者。我終于明白了我為什么喜歡張草紉的嗓音，我的嗓音為什么不可避免地模仿并學習了張草紉的嗓音，因為張草紉先生已在翻譯的同時把優秀的漢語化為乳汁哺育給我了。多么了不起！17歲的我“遇到”了這樣的大翻譯家。

我決定繼續尋找張草紉。

有人告訴我，張草紉先生后來去了上海外國語大學，應該是俄文教授。我很想當面向這位無意中給了我文學嗓音的翻譯家致敬。我拜托了上海同學。上海同學一番尋找之后，沒有任何下文。

1949年大學肄業，估計20歲左右。上世紀20年代生人。現在，快100歲了。

年輕的翻譯家陳震知道了我尋找張草紉的事。他給我講述了一個他為什么從事翻譯這個行業的動力。他的動力就是一個被改裝的成語：鑿壁運光。翻譯就是鑿壁。把有光的隔壁用翻譯之筆鑿開來，然后把光運給尋找光源的人們。張草紉先生就是一個鑿壁運光的人。

這世上許多翻譯家都是鑿壁運光的人。中國文學的光。外國文學的光。

聽了這段話之后，我再捧起《俄蘇名家散文選》時，就覺得捧住了一盞明亮的燈。燈光深處，端坐著那個給我校準了文學嗓音的張草紉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