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彼特拉克《時間的凱旋》（局部）

維米爾作品《天文學家》

利弗·弗斯舒爾作品《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

文澤爾·哈布立克作品《星空：嘗試》

卡斯蒂略金字塔在特殊光照時刻形成羽蛇神的“光影蛇形”

今年2月，全球范圍內出現了包括月掩土星、金星伴月、月掩火星、“七星連珠”等天文現象，引發了大量關注與討論。古往今來，人們對天空總抱持著浪漫的想象與寄托，斗轉星移，周而復始，春秋代序，生生不息。古人們“仰觀于天，俯察于地”，通過對天象的觀測制定歷法、設定都城、建構文明。在世界藝術史中，天象是一個重要的母題，藝術作品中的星空不僅是人類探索外部世界的明證，也是觀照內在世界的記錄。

早期建筑：與天象休戚相關的藝術

建筑是一種注重選址、方位、材質和采光的在地藝術。在中國古代詞源學中，“建筑”的“建”字就是從天象觀測中發展而來的。一年之中，北斗七星斗柄旋轉，依次指向十二辰，稱為“十二月建”，農歷月份即由此而定。在各大文明的源頭，早期建筑的選址與建造都與天象休戚相關。

中國的古代建筑大多嚴格對應天象。早在新石器時代的良渚文化遺址中便有觀星臺和呼應日行規律的四方祭壇。以瑤山祭壇為例，方形祭壇的四角方向正好指向夏至和冬至日的日出與日落方向，從祭壇中心，可以無遮擋地觀測到完整的日行軌跡。古代的皇室建筑群對天象與方位的測算與遵從則更為嚴謹，頤和園中的十七孔橋，每當冬至日前后的傍晚時分，太陽落于最低點，陽光照射方向幾乎與湖面平行，日落余暉會依次穿透橋洞，將十七個橋孔的側壁照耀得通體透亮，伴隨著日落時空氣中的塵埃和水汽，形成“金光穿洞”的冬至奇景。

其他古代文明的建筑群中，基于對日出和日落的精準觀測進行相應設計的案例亦有不少。英國南部的斯通亨奇是新石器時期的藝術作品和歷史遺跡，建造年代可追溯至公元前3100年左右。雖然現在已經傾頹，但在其原始狀態，這個巨石陣最外圍有一圈壕溝，內部包含了幾層同心圓排列的石圈，最高的石圈原本由30塊直立巨石構成，巨石頂上置有相連的橫條石。人們對斯通亨奇的建造方式和用途有多種推測，有天文學家認為斯通亨奇是觀測天象的實體參照物，最外圈的石陣可等分為8份，八個等分點分別對應了正南、正北、晝夜平分點日出、晝夜平分點日落、夏至最北端月出、夏至最南端月出、冬至最北端月出和冬至最南端月出的方向，內圈的石洞則可用于預測日食。

在美洲，古瑪雅人不僅為后世留下了復雜的文字體系，其天文和歷法系統也十分成熟，這在古瑪雅建筑中有直觀的體現。古瑪雅的城市建筑包括宮殿、天文觀測臺、金字塔神廟等。在墨西哥尤卡坦半島瑪雅遺跡奇琴伊察的中心，有一座瑪雅文明鼎盛時期的金字塔建筑，即卡斯蒂略金字塔（也稱為庫庫爾坎金字塔）。它是祭祀羽蛇神的神廟，羽蛇神在古瑪雅文明中是太陽的化身。該金字塔底座為正方形，四個坡面上的階梯朝向正南、正北、正東和正西四個方向，四面的臺階各有91階，加上最頂部的一層共計365個臺階，正好是哈布歷（以365天為周期）中一年的天數。52塊有雕刻圖案的石板象征著瑪雅日歷中以52年為周期的輪回。每當春分與秋分日，日出或日落之時，金字塔拐角的輪廓在北面階梯上的投影如同蛇身，與階梯底部的羽蛇神頭像正好相連，形成完整的蛇形圖案，這一切顯然都經過了精心的計算和設計。古瑪雅人極為重視天文數據，金字塔的設計處處呼應天文和歷法的數字規律，體現出古瑪雅文明的宇宙觀念。

說到金字塔，不得不提世界上最知名的金字塔群——位于尼羅河畔的古埃及金字塔。五千多年前，古埃及人的天文和數學已經達到了一定的水平，他們很早就根據尼羅河漲落規律進行星座觀察。古埃及人將尼羅河視為銀河在地面的倒影，并在尼羅河畔建造吉薩金字塔群，呼應銀河周邊的星座，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三座金字塔分別為胡夫金字塔、哈夫拉金字塔和孟考拉金字塔。20世紀80年代，有人發現這三座金字塔的相對位置與獵戶座的腰帶三星（參宿一、參宿二、參宿三）相似，提出了“獵戶座關聯論”，認為金字塔的選址參考了獵戶座的星象位置。21世紀初，人們發現除了排列位置上的呼應之外，這三座金字塔的高度正好對應了獵戶座腰帶三星的亮度，也就是說，最亮的那顆星所對應的金字塔高度最高。

無論石陣、祭壇還是神廟，它們的建造都反映了人類先民對天體觀察的高度熱情與精準計算，這是從基礎的生存需要出發的。因為在尚未發明電力的時代，正是太陽、星空和火帶來了光明，使先民們得以“看見”，這也成為人類活動的基礎與前提。

紙卷、泥板與石刻：古老的星圖

在漫長的人類文明史中，無論東方還是西方，人類對天空的想象與探索從未停止。從最初的肉眼觀察到星盤、日晷和渾天儀等觀測工具的發明和使用，古人為后人留下了大量關于天空的視覺圖像和文本記錄，星圖就是其中之一。它是人類對恒星觀測的一種形象記錄，也被稱為“星星的地圖”。它既是人們進行科學探索的歷史記錄，也是人們對遙遠星空的藝術表達。

世界上已知最古老的平面星圖是一幅來自敦煌藏經洞的中國紙卷。這卷“敦煌星圖”又稱為《敦煌星圖甲本》，是敦煌經卷的一部分，繪制年代可追溯至唐中宗時期（公元705—710年）。“敦煌星圖”客觀且精準地展示了北天極附近的星空，描繪出包含1339顆恒星、257個星座的排布，比意大利天文學家伽利略借助天文望遠鏡完成的星體觀測早了800多年。

長沙馬王堆的三號漢墓中發現了精美的天文學著作，后被天文史學者稱為《天文氣象雜占》，該文本圖文并舉，繪制了包括恒星、彗星等各類星象圖約250幅，其中包括31幅彗星圖像，是世界上保存最早的關于彗星描述的珍貴史料。也有學者認為早在殷商時代，我們的祖先就已經把帶著尾巴的彗星用象形文字刻在了龜甲上。

19世紀末，在尼尼微（亞述都城之一，位于今伊拉克境內）亞述巴尼拔國王的地下圖書館，人們發現了一塊盤形黏土泥板，泥板表面有極大損毀，據分析，現存的刻紋繪制的是公元前3300年美索不達米亞上空的星象，體現了古蘇美爾人對星象的觀察和理解。代表星空的泥板圓面被均等地劃為8等份，其上獵戶座和“V”字形的金牛座圖案清晰可見，旁邊的楔形文字則記載了相應的星座信息。這是兩河流域文明對星圖的較早刻畫。

在古埃及文明留下的關于天空的視覺藝術中，位于丹德拉哈索爾神廟頂部的黃道十二宮雕刻作品是較為特殊的作品。這是已知最早的黃道十二宮圖像。黃道是指地球上的人觀察太陽一年內在恒星間所走的視路徑，黃道兩側的區域就是黃道帶。黃道十二宮是沿黃道帶分布的十二個星座區域，起源于古巴比倫人對天空中星座的長期觀測和占星術應用，他們將黃道分成各30度天區的12等份，稱為十二宮。哈索爾神廟的這塊黃道十二宮浮雕出現于古埃及的托勒密時期，有學者斷定浮雕的年代為公元前52年。在浮雕中央圓盤中，核心位置畫有北方星座，四周圍繞著黃道十二宮的對應符號，符號外圍周邊手持物件的小型人像代表著行星，圓盤最外圍有序排列的是擬人化的36個黃道帶分區。由此可見，彼時的古埃及天文學早已趨于標準化與精細化。

雖然星圖的出現最早起源于各個古老文明的天象觀測，計算方法和繪制方法各有不同，但在同一片星空下，它是人類智慧的共同見證，也是兼具科學性和藝術性的綜合視覺藝術。

繪畫：科學帶來的激情

伴隨著從地心說到日心說的天文學革命、航海大發現和人文精神的覺醒，人類自身的主體性力量被強調，看似遙不可及的天空逐漸褪去了神性的光環和玄秘的象征，取而代之的是去神秘化的客觀記錄與自由的藝術創作。因此，在中世紀、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時期的藝術中，星空呈現出不同的視覺面貌。

第一次對彗星進行忠實描繪的作品來自意大利畫家喬托。據載，喬托在1301年見到了哈雷彗星，并于1305—1306年為斯克羅威尼禮拜堂南墻繪制濕壁畫《東方三博士來朝》時，對其進行了精準描繪。這顆巨大的彗星出現在畫作上方的藍色天空中，被喬托描述為伯利恒之星。和日食月食一樣，彗星的出現在整個中世紀都被人們認為是不祥之兆，往往與戰爭、瘟疫和死亡相關聯。雖生于中世紀晚期，但鑒于喬托對自然的精確表現，藝術史家也將其視為意大利文藝復興的第一位畫家。

手抄本是中世紀時期重要的視覺藝術載體。在大量手抄本案例中，來自林堡兄弟的《貝里公爵豪華時禱書》是不得不提的一部。它是國際哥特式泥金裝飾手抄本，大約完成于1412—1416年間，書中包含66幅大型細密畫及65幅小型細密畫，其中最引人關注的是12幅月令圖，畫作描繪了從一月到十二月人們的勞動場景。月令圖的上半部分是半圓形的蒼穹，對應當月的星座與古羅馬神話中的天神。以《十月》的上空為例，駕著馬車的太陽神阿波羅正將太陽托舉至天空，外圈的星空圖像中是天秤座和巨蟹座的星座符號，每個星座對應天空圓周的30度角，最外環的數字代表了刻度。作者另外繪制了一幅黃道十二宮星座與人體部位的對應圖，從位于頭部的白羊座到位于腳部的雙魚座，星象與人體彼此呼應。在當時，人們認為黃道星座主宰著身體各個部分的健康，這幅插圖也成為中世紀醫學占星學的重要圖像文本。

到了文藝復興時期，對天空的描繪和對星座的癡迷在藝術家群體中更為盛行。被稱為“人文主義之父”的彼特拉克是意大利詩人和人文主義學者，很少有人關注的是，他同時還是一位技法卓絕的畫家，在寓意體長詩《凱旋》中他就加入了自己的畫作。在一幅名為《時間的凱旋》的插圖中，太陽在滿天繁星中運行，橫跨天空的黃道帶上繪制著十二星座的對應圖符，這是一個并不符合實際情況的想象性描繪，表達了人類的輝煌與天空中眾星的狂歡。

德國畫家阿爾布雷希特·丟勒是文藝復興時期與達·芬奇齊名的科學家與藝術家，也是第一位繪制古典星圖的畫家。1515年，他在數學家約翰內斯·斯塔比烏斯和天文學家康拉德·海福格爾的幫助下，完成了歐洲第一部印刷星圖的繪制，在其中兩幅木刻版畫中，他全面展示了黃道帶以北及以南天球上的所有已知星座。雖然這兩幅星圖依然基于托勒密編錄的星座體系，但海福格爾更新了這些星體在1500年出現的位置，丟勒根據坐標系統作了準確制圖。這兩幅天體圖是在歐洲公布的最古老的版畫星圖，它們并非出于地球上的觀測視角，而是基于天球外部的俯瞰視角完成，因此在北天體圖中出現的星座形象都呈現為人體背部，南天體圖則出現較多的空白區域，表明當時人們對南天星空知識的相對匱乏。

到了啟蒙運動時期，崇尚理性與科學的風潮涌動，視覺圖像中的星空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面貌，人們對星空的描繪趨于標準化和科學化。作為天文制圖的高峰期，17世紀出現了《寰宇秩序》《赫維留星圖》等精美的星圖集與天文著作。這一切都與天文觀測工具的發明有著直接聯系。1609年，伽利略發明了第一臺天文望遠鏡，將人類目力范圍延展至云端之外，使曾經遙不可及的星空變得真實而具體。當年年末，伽利略根據觀察所得完成了一幅《月球素描》，以細膩的筆觸呈現了月球表面各種凹凸結構及明暗對比下的盈虧狀態，第一次讓人類看清了月球的真實面貌，這也是藝術史中的第一幅天體素描寫生。次年，伽利略出版了《星空使者》一書，書中收錄了他觀測到的月球圖像。

到了17世紀中葉，天文學家喬瓦尼·多梅尼科·卡西尼在長期觀察后發現木星上的風暴時，也同樣選擇以手繪的方式記錄了1665年、1672年和1677年通過望遠鏡看到的景象，后來有學者認為這些繪畫記錄的正是人們熟知的木星大紅斑，但此觀點仍具爭議。1666年，卡西尼被路易十四任命為新法國皇家科學院成員，次年擔任新成立的巴黎天文臺臺長。當時的巴黎地圖銷售商之子尼古拉斯·德·費爾刻制了一組巴黎天文臺的版畫。我們在其中一張畫作中看到當時天文學家們的觀測景象，大型天文望遠鏡架在天文臺外的平地上，天文學家們正在觀測月食的發生。

彼時的藝術家們對天體包括對地球本身都充滿了極大的研究興趣。以“荷蘭小畫派”的代表畫家維米爾為例，他在光學、制圖學、音樂、地理學和天文學等領域都有淵博的知識積累。繪制于1668年的油畫作品《天文學家》，從命名上就體現了他對當時先進科學技術的關注。也是在啟蒙運動時期，繪畫作品中出現彗星的場景不再伴隨著人類的驚懼、疾病與死亡。相較于托勒密時代所認為的不詳預兆，彗星在1705年得到了天文學上的正名，哈雷發表《天文學對彗星的簡介》，將其解釋為一顆具有周期回歸特性的天體。所以在另一位荷蘭畫家利弗·弗斯舒爾繪制的油畫《鹿特丹上空的1680大彗星》中，一顆從天而降的彗星出現于鹿特丹上空，城市中的人們并未驚慌失措，而是井然有序地駐足觀望，甚至拿起了手中的望遠鏡觀察。

如果說啟蒙運動時期是星空圖像的理性化與科學化時期，那么藝術創作進入現代世界后，則呈現出紛繁多樣的視覺形式，太空美術、星空藝術、宇宙電影等層出不窮。脫離于理性的標準和規制，藝術中的星空重新成為藝術家筆下帶有浪漫色彩和主觀意趣的圖像主題。

藝術史上最知名的星空當屬梵高的《星月夜》。比梵高小10歲的蒙克，同樣曾生活于巴黎并深受印象派影響。他的油畫作品《星空》是對梵高《羅納河上的星夜》的致敬，只是蒙克筆下的星空閃現著如同極光般的大面塊綠色，整體呈靜謐與深沉的基調。與蒙克同為表現主義畫派的文澤爾·哈布立克也繪制了星空主題作品，他的《星空：嘗試》使人仿佛置身星群，眾多星辰與天體在銀河中的旋轉律動體現出一種神秘的秩序感。

隨著人類第一次登月的成功，天上的星星成為可以抵達的彼岸，藝術家們不再甘于像伽利略或卡西尼那樣，只是將星體視為被觀看的客體或他者，而是將人的形象安置到星體之上，強調人類自身的“在場”。例如，波普藝術家安迪·沃霍爾的作品《月球行走》定格了阿姆斯特朗登月的經典歷史瞬間，以波普藝術的風格化處理，強調人類與星體的共在。某種意義上說，“登月”是一個人的小小一步，卻是人類的一個巨大飛躍，“登月圖像”也是漫長的世界藝術史上，人類星際巡游和天空想象的一個階段性標志。

從建筑藝術對天象的呼應，到視覺藝術對星空或理性、或感性的描繪，天文學與藝術形成了如同雙子星般的共生關系，我們頭上的這片星空逐漸褪去未知的面紗，圖像中的星空也不再只是一個被遙看的對象，而是成了可知、可探、可及的宇宙。

（作者：陸穎，系浙江師范大學藝術學院副教授）

（本版圖片均為資料圖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