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2年10月1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在北京西郊的萬壽寺西院掛牌

1985年3月26日，這對巴金（左二）來說是個難忘的日子，夢寐以求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終于正式開館了。由葉圣陶手書的長匾“中國現代文學館”掛在京城西郊萬壽寺古樸庭院的門口。巴金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籌建，是中國現代文學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一項文化工程。1981年12月17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向中國作家協會黨組提交的《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工作情況匯報》，不僅是一份重要的歷史文獻，更是中國文學界在改革開放初期對文化傳承與建設的集體宣言。這份文件詳細記錄了以巴金先生為代表的老一輩作家與籌委會工作者對現代文學館建設的深切關懷與具體規劃，展現了文學界同仁在文化強國建設事業中的高度共識與責任擔當。

巴金倡議：文學傳承的精神旗幟

1970年代末，中國正處于歷史轉折的關鍵時期，文化領域亟待復蘇與振興。1978年春天，巴金先生在與《人民日報》編輯姜德明的交談中，首次提出建立文學資料館的設想。他痛心于特殊歷史時期文學資料的大量損毀，深感這些資料是文學發展的珍貴見證，是國家和民族的精神財富。1980年12月，巴金先生寫下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他的話語情真意切：“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幫助它完成和發展。倘使我能夠在北京看到這樣一所資料館，這將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盡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現，這個工作比寫五本、十本《創作回憶錄》更有意義。”

巴金先生不僅在文字上呼吁，更以實際行動支持文學館的籌建。他捐款15萬元作為建館基金，并陸續捐贈自己的手稿、書信和8000多冊圖書資料。他的倡議如同一顆火種，點燃了眾多作家守護文學遺產的熱情。大家迅速響應，紛紛捐贈自己的珍貴資料。茅盾先生在逝世前表示愿意將他的全部著作的各種版本以及包括《夕陽》（即《子夜》）在內的手稿，都交給中國現代文學館保存。這些老作家們深知，中國現代文學是中國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記錄了時代的變遷，反映了人民的心聲，傳承著民族的精神。他們對現代文學價值的高度認同，成為現代文學館籌建的強大動力。

文學界響應：眾志成城的團結力量

巴金先生籌建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在文學界激起了強烈反響，不僅得到了葉圣陶、夏衍、冰心、丁玲、臧克家、曹禺等老一輩文學家的衷心支持，更引發了整個文學界的廣泛共鳴。冰心在《閑話我向中國現代文學館捐贈字畫的經過》中塑造了一個讓人親近的文學館形象，對作家來說這里仿佛就是一個“可以隨時笑嘻嘻地來了”的朋友：“這館是在我的好友巴金倡議下成立的，由中國作家協會負責籌建的……文學館的工作人員中，還有我好友老舍的兒子舒乙，一個電話，他就笑嘻嘻地來了。”

1981年4月2日，曹禺在《人民日報》發表《致巴金——響應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一文，他深情寫道：“建立一個中國現代文學館，實在是一項值得我們用心去做的事。它會增強我們的民族自豪感，讓我們更加地認識自己。”曹禺的呼吁，代表了當時文學界同仁的共同心聲。唐弢在《回憶是為了前瞻》中進一步強調：“只有真正尊重自己文化歷史的人，才會熱愛自己的民族，熱愛自己的祖國，懂得向前看。”這些擲地有聲的文字，不僅為現代文學館的籌建提供了理論支持，更激發了社會各界對文學事業的關注與參與。

1981年10月13日，中國作協主席團會議決定成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備委員會，這個機構的建立為現代文學館的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組織保障。孔羅蓀擔任主任委員，巴金、冰心、曹禺、嚴文井、唐弢、王瑤、馮牧、張僖等文學大家積極參與其中，他們或捐贈手稿，或撰寫文章，或奔走呼吁，為文學館的籌建傾注了滿腔熱忱。周而復在《一個迫切的倡議》中懇切地寫道：“中國現代文學館早就該辦了，茅盾同志在病床上聽到你的建議也十分贊成。”蕭乾在《光明日報》上發表《皆大歡喜——為作家協會現代文學館而作》后，寫信向巴金報告：“我在不遺余力地為現代文學館當鼓吹手。除了交出自己的東西，我還在動員冰心、文井、柳杞等老友，都來‘交資料’。”這種團結協作的精神，貫穿了文學館籌建的全過程。在資料征集方面，各地分會、有關單位以及廣大作家和文學愛好者紛紛伸出援手，許多作家主動寄來捐款和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的文學刊物，為充實文學館的館藏貢獻自己的力量。孫犁在《蕓齋瑣談》中談到了自己對現代文學館的信任：“可以問問北京的文學館，如果他們要，可能會保存得好些。”

我們看到的這份珍貴文獻是籌委會正式成立兩個月后起草的一份報告，清晰地介紹、梳理了前期籌備工作概要，將作家們的熱情和信任落實在一個個的具體任務中。報告明確“中國現代文學館具有國家檔案館的性質，它將逐步建設成為中國現代文學的資料中心和若干位中國現代文學大師的資料、研究中心。對促進中國現代文學研究、教育，幫助文學青年以及加強國際文學交流等方面發揮積極作用”。報告還規劃了現代文學館藏品的時限要求、藏品種類、工作范圍，并確定籌委會是在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團的領導下工作。1982年的工作計劃和文學館的編制、經費等問題都在逐步探討確定中。這一文件的出臺，標志著現代文學館建設工作進入了實質性階段。孔羅蓀在《一項重要的文學建設》中強調：“巴金同志深信文學館的建立一定會得到全國作家的支持，他認為這是作家自己應該做的事情，而且也一定會全力來支持它的建立。”臧克家在《建個文學館，好！》中更是直抒胸臆：“過去我常常想，首都有中國美術館，美術家們的作品，經常展出與群眾見面，作家們有個這樣的‘館’，該多好呵。”

黨中央重視：高瞻遠矚的戰略布局

中國現代文學館的籌建自始至終都得到了黨中央的高度重視與大力支持。1981年3月12日，巴金關于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在《人民日報》發表；4月，國家檔案局圍繞巴金倡議編發《檔案工作情況》，在按語中強調指出：“文學作品的手稿和有關材料，是國家文學藝術事業檔案的重要組成部分，是廣大文學家、作家辛勤勞動的結晶，是我國文學以至文化發展歷史的真實記錄，是我國人民的一項寶貴財富，是發展我國文學和文化事業不可缺少的重要條件之一。這些檔案資料應該由專門的機構統一管理。”他們認為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是非常必要的，希望中國現代文學館早日建成，并愿意盡力協助；4月20日，中國作協主席團擴大會議一致決定向中央提出建館請示報告；5月，由作協黨組向中央提出書面報告；不到兩個月后的6月16日，中央宣傳部復文批準，同意由作協負責建立“中國現代文學館”，充分彰顯了黨中央對現代文學館建設的關切與重視。

1981年10月13日，胡耀邦同志親切接見巴金，在談話中對現代文學館的籌建工作表達了極大的關懷。他與巴金深入交流，認真傾聽關于文學館建設的想法與訴求，對文學館的未來發展給予了殷切期望。1982年1月13日孔羅蓀在給巴金的信中匯報：“現在是領導上十分重視，除了胡耀邦同志、習仲勛同志、喬木同志外，馮文彬同志也很重視。”

館舍選址是現代文學館籌建過程中的重要環節。1982年4月，在中央和北京市有關部門的協助下，北京市批準將萬壽寺西院移交給現代文學館作為臨時館址，為文學館的籌建解決了場地這一關鍵難題，推動籌建工作邁出實質性步伐。1982年10月1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在萬壽寺西院成立，胡喬木等同志出席成立會并為籌建處掛牌，對交接問題做出明確指示。

1983年春，財政部撥款150萬元用于修繕館舍和購置基本設備，這筆資金為文學館的基礎建設提供了堅實的物質保障，確保籌建工作能夠順利推進。

在籌建過程中，從規劃論證到選址建設，從資源協調到資金保障，黨中央始終高度重視、周密部署，為中國現代文學館這座國家級文化設施的順利落成與持續發展提供了堅實保障，充分體現了黨對文化建設的高瞻遠矚和長遠規劃。

第一代籌建者付出：默默耕耘的奉獻精神

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工作的推進，凝結著第一代建設者開闊的文化視野與篳路藍縷的奉獻精神。1981年12月17日籌備委員會制定的這份《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工作情況匯報》，字里行間浸透著緊迫感與使命感。文件中特別強調“搶救”文學資料的迫切性——彼時茅盾、葉圣陶等文壇耆宿已年逾八旬，丁玲、曹禺等作家手稿很多散落民間，就像巴金在《隨想錄》中寫的那樣：“有了文學館，可以給我國現代文學六十多年來的發展做一個總結，讓大家看看我們這些搞文學工作的人究竟干了些什么事情。”這種焦慮感和責任感，成為推動籌建工作的內在動力。

籌備委員會主任孔羅蓀曾在工作筆記中記錄：1982年12月他與李楓等成員赴日本考察文學館建設，隨身攜帶的皮箱里塞滿東京大學圖書館、日本近代文學館的資料。他們白天實地考察防火防潮設施，夜間伏案整理分析建館資金的來源。歸國后提交的《日本文學館考察匯報》中，特別標注了舉辦文學展覽與建設資料中心并提供復制出版服務的重要意義，這些建議后來成為文學館運行的核心準則。這些兢兢業業的建設者們心中的夢想不僅僅是要建一座存放資料的倉庫，而是要打造能傳世的文化基因庫。

資料征集是文學館籌建的核心工作，也是最為艱巨的任務之一，在那個交通和通訊并不發達的年代，資料散落各地，征集工作猶如大海撈針。但每一頁泛黃的稿紙，都是文學史的活化石，大家不辭辛勞地奔波于全國各地，也與眾多作家及其家屬建立了緊密聯系。

1983年黃裳受巴金囑托來到萬壽寺，展現在他眼前的是一幅困難重重的艱辛場面：“李楓同志后來也趕了來給以指導、說明。工作是艱難的。地處西郊，交通不便；生活設施幾乎全無。因為是古文物建筑，按規定在寺的周圍若干米之內不得建造取暖的鍋爐房，殿里更不能生火。北京的冬天，在這四面透風的大殿里辦公就先是一種嚴峻的考驗。”經費問題是文學館籌建過程中繞不開的難題。當時，國家經濟條件有限，文學館的籌建經費十分緊張。每一筆資金都需要精打細算，從購買辦公桌椅到修繕館舍，籌建者們都要反復權衡利弊。在館舍修繕過程中，萬壽寺西院作為臨時館址，其建筑結構復雜，修繕難度大。籌建者們為了節省經費，親自參與修繕方案的制定，與建筑工人一起討論如何在保證質量的前提下降低成本。他們四處尋找價格合理的建筑材料，與供應商討價還價。在這個過程中，他們充分發揮自己的智慧和創造力，用有限的資金完成了館舍的修繕工作，為文學館的順利開館提供了保障。

1985年1月5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宣告成立；3月26日，開館典禮在萬壽寺西院隆重舉行。這一刻，凝聚了無數人的心血和期望，也寄托著對未來中國文學發展的深切期許。這份籌委會文件真實記錄著文學事業發展的厚重歷史，字里行間浸透著前輩們披荊斬棘、不計得失的奉獻精神。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展覽部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