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1985年3月26日，中國現代文學館舉辦了盛大的開館典禮。40年，足以讓一粒種子長成參天大樹，讓一個理想化作璀璨星河。這場名為“此地江河浩蕩”的中國現代文學館建館40年回顧展，不僅是一次對歷史的深情回眸，更是一場跨越時空的文學對話。從巴金伏案疾書的身影，到孔羅蓀奔走呼號的筆跡；從萬壽寺老館中萌芽的初心，到芍藥居新館內涌動的數字浪潮……展覽以“見人、見事、見精神”為脈絡，將文學館的厚重積淀與創新活力娓娓道來。

——編 者

巴金在家中整理要捐贈給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圖書

1980年11月25日巴金致姜德明

茅盾故居建模

文學館建模

我希望：繼“周揚文庫”、“蕭三·葉華文庫”的開放，逐漸有更多的老作家——特別是已經逝世的“文庫”繼續開放。

我希望：經常聯系、走訪年紀已高的老作家，錄音錄像，使他們捐贈著作、手稿，以充實館藏。

我希望：為了擴大影響，由文學館負責人主持一些作家主題報告，使文學館的大門向群眾敞開。

我希望：力之能及，一步一步使文學館現代化，使作家們的著作、手稿，永久性地保存好。

另外，文學館應該向外國同類型性質的機構取得聯系，交流經驗，使工作日臻完善。

這封信是2025年春天在中國現代文學館辦公室的檔案室發現的，是臧克家先生在1990年4月10日早晨為慶祝文學館成立五周年所寫。在信中，他詳細描繪了自己夢想中的文學館，而在最后，他寫道：“我希望得太多，一時怕難以實現。但瞻望未來，腦中應該懷有一個遠大理想。”或許臧克家先生沒有想到，在三十五年后的今天，他的期望不僅完全實現了，而且現在的文學館遠遠要比他當時想象的更加美好。目前的中國現代文學館有作家文庫142座，出版社文庫12座，現有館藏品已達98.04萬件，其中文物20.35萬件，定為國家一、二、三級珍貴文物的有785件。此外，文學館還為成為人氣活躍的文學現場、讓人敬重的文學陣地、數字賦能文學的靚麗窗口做出多方面的努力。

在1985年1月5日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上，中國現代文學館宣告成立。3月26日，在北京市海淀區萬壽寺隆重舉行開館典禮。2000年5月23日，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在北京市朝陽區芍藥居落成開放。2024年5月18日，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今年是文學館建館40周年，辦主題展覽也是一系列慶祝活動之一，文學館承載的歷史蘊積和當代情懷十分厚重。辦展理念是什么，展覽應該基于什么樣的邏輯和框架，40年眾多的材料和故事應該表現什么，這些問題都需要細細地琢磨。

感恩之情是貫穿始終的，從巴金的幾封信談起

辦展覽就像寫文章，必不可少的是廣泛地搜集材料。在閱讀材料的過程中，文學館的形象也更加清晰起來，它不就是一個受了那么多人喜愛和幫助的孩子，漸漸成為一個對這個社會、對文學有用的大人么？如果沒有巴金的倡議和籌建委員會的工作，如果沒有在寒風凜冽的萬壽寺中工作的早期文學館人，如果沒有那么多作家及親屬的無私捐贈，如果沒有志愿講解員的無償工作，就不會有現在的文學館。那么，這個展覽的基調一定是溫馨的，一定是感恩的。

在文學館參觀過的朋友肯定了解，文學館是由巴金倡議建立的。作為文學館的工作人員，知道得更多，巴金不僅捐贈藏書、手稿、期刊，還拿出來15萬元稿費建設現代文學館。但籌建過程比想象的更為艱辛，為促成這件事，巴金幾乎是用盡了全部的心力，動用了全部的資源。就像是《人民日報》編輯、藏書家姜德明在《與巴金閑談》中所說：“這是近年巴金最關心的一件事，也許很少人知道他為此而付出了多少心力。”

在1981年巴金的文章《現代文學資料館》中，他說：“甚至在夢里我也幾次站在文學館的門前，看見人們有說有笑地進進出出。醒過來時，我還把夢境當作現實，一個人在床上微笑。”這是這位77歲的老人最為真誠的表達，他也自嘲：“可能有人笑我考慮文學館的事情著了魔。”

除了公開的表達，巴金還在私人的通信中再三表達對文學館的關切，《巴金書信集》中收集了1981年之后的巴金書信205封，其中有40封談到文學館，也就是說差不多每五封信中就有一封是談文學館的。此次展覽中的幾封信就可見他的心意。

在1980年11月15日，巴金在給姜德明的信中寫道：“創辦一所‘現代文學資料館’，您感興趣嗎？”這是巴金第一次和姜德明談到文學館。

在當月的25日巴金又與姜德明通信：“信收到。我體力仍差，寫字還感到吃力，短文寫不了。還是您來寫吧。我記得去年吳學文在上海《文匯報》上發表過一篇文章，介紹日本的近代文學資料館，很好，可以參考。我們目前就需要創辦一個這樣的中國現代文學資料館。我認為由作協來辦最好，房子向政府要，資料由大家捐獻，經費也可以由作家和文學出版社捐贈，過一兩年便可以自足自給。我愿意為它的創辦出點力，而且相信肯出力的人一定不少。您覺得怎樣？”在這封信中，我們可以看到巴金對文學館的設想是十分具體的，參考哪個文學館，由哪個單位來辦，辦公地點在哪里，藏品和資金從哪里來，他都做了相應的思考。

其實早在1978年，《人民日報》的夏景凡和姜德明去看望巴金時，提到了已故的作家羅淑，對她生前寫的作品太少而感到惋惜。巴金答說自己手頭還保存著羅淑的幾封信，他那時就提到，應該有個單位來搜集這些東西，好讓人們來研究。可見，此時巴金已經萌發了建立這樣一個資料館的設想。在策展的過程中，我們認為1980年是巴金更為堅定地要推動文學館建立的一年，在這年春天，他作為團長帶領中國作家代表團到日本訪問。訪日期間，巴金應日方要求，1980年4月4日在東京朝日講堂發表了題為《文學生活五十年》的演講，在4月11日京都文化講演會發表了題為《我與文學》的講演。松山芭蕾舞團團長清水正夫先生提出，想把巴金的講稿留在日本文學館或博物館作為文物收藏，以促進日中友好和文化交流。巴金謙虛地說：“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給你們作紀念，但不值得當文物陳列在博物館里。如果它能喚起人們的美好記憶，使我們共同珍重友情，發展友情，我就會感到榮幸、高興。”

這次手稿的捐贈給巴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81年3月12日的《人民日報》上刊登了他的《〈創作回憶錄〉后記》和編者的話，文中寫道：“我聽說日本東京有一所‘近代文學館’，是作家們自己辦起來的。我多么羨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議中國作家協會負起責任來創辦一所中國現代文學館，讓作家們盡自己的力量援助它完成和發展。”

巴金親密的朋友孔羅蓀也為現代文學館的成立努力奔走，他也是巴金最早告訴這設想的友人之一。巴金1981年1月21日寫給孔羅蓀的信中說：“我在擱筆之前還想促成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建立。我向姜德明談過，他來信說你也贊成，不妨請你鼓吹一下。我除捐贈資料外，還可以捐點錢，我看作協來創辦最好，政府撥給一所房屋就行了。”同年10月，成立建館籌備委員會，孔羅蓀任主任委員。

在文學館檔案室查找材料時，還發現了兩封特別的信件。一封是寫在中國作家協會的稿紙上的巴金給孔羅蓀的信，字體娟秀靈動，和巴金的手寫體有些相似，可是細察后發現細微的不同，所以猜測不是巴金所寫，那為什么要抄錄巴金的信呢？通過搜集的相關材料得知，當時的工作條件十分有限，為了能讓大家都讀到巴金的信，有工作人員專門謄抄下來，甚至謄抄多稿給大家傳閱。在這封信中，巴金說道：“我關心的還是文學館的事。先把牌子掛起來，再催房子，如困難多，不妨找喬木同志幫忙。一有房子，我就準備把捐贈的書刊和資料送出去。刊物有解放前的《文藝復興》、《文學月刊》、《水星》、《譯文》合訂，解放后的《人民文學》、《文藝報》、《戲劇報》、《詩刊》等合訂，別人送我的書，一些作家的信札，我的短篇手稿（長篇的均已送給北京圖書館了）等等。我要在去世前把這些事一一辦好。這的確是件好事，也值得花費您晚年的寶貴時間、精力和心血。”在這封信中，巴金最后寫道：“剛剛接到孫、諸二讀者來信談文學館的事，覺得他們的建議不錯，先將原信附上，供你們參考。”

巴金提到的孫、諸二讀者是誰呢，他們又有什么建議呢？為了弄清楚這個問題，工作人員在檔案室中“翻箱倒柜”，終于找到了這封1981年12月1日北京師大一分校中文系教師孫逸忠、諸天寅寫給巴金的信。他們在報紙上看到巴金的倡議，于是寫了四頁長長的信，就館址問題、資金問題、館刊問題、捐贈問題、紀念郵票問題、籌備小組問題提出了想法。其中很多的建議都在文學館的建設中得到采納。

當然，籌辦文學館并不是一帆風順的，巴金在1982年3月16日給孔羅蓀的信中寫道：“文學館的事還要靠大家努力。想不到辦這件事也有困難。”在這封信中，巴金歷數了今年要收到的稿費，并寫道：“以后我要辦到：所有稿酬都送給文學館。”這已經是極為難得了，但巴金接下來的話足以讓看到這封信的人為之感動，他說：“但這種辦法絕不能宣傳、推廣，講出去也沒有好處（因我是個例外，是特殊的情況），請不要對外人講。錢匯來請籌委會作為捐款收下就是了。”信中有個細節，“絕不能宣傳”中的“絕”字，是巴金后面增添上的，可見巴金的真情實意。

策展中會對展品的選用有所取舍，抄錄的巴金信件、讀者給巴金的信是否有展示的必要呢？后來想到，文學館之所以能夠成長起來，除了有巴金、茅盾、葉圣陶、冰心、蕭乾、孔羅蓀、姜德明等有影響力的人物外，還有那么多的工作人員和社會上的熱心人士，這兩封信就是最好的體現。此外，巴金多次提日本的文學館，當時的工作人員搜集了大量關于日本近代文學館、武者小路實篤文學館、俄羅斯國家文學館的相關材料，在此次展覽中也有所表現。

文物活化利用新方式，新媒體的探索與應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讓收藏在博物館里的文物、陳列在廣闊大地上的遺產、書寫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來。”如何在加強文物保護利用和文化遺產保護傳承的基礎上，注重文物價值挖掘闡釋，講好中國故事，讓文物活起來，是每一個博物館都必須思考的問題。

此次展覽的展廳面積為347.8平方米，且大部分展墻外做了保護玻璃，怎樣在有限的空間內呈現出豐富的內容，又能讓文物展示令人眼前一亮，是這次策展需要重點考慮的問題。由此策展人員想到了展廳最后的一面白墻，白墻面積約為21平方米，且前面有較大的展示空間。什么樣的方式既能呈現文學館的歷史、展示重要的文學成就，又能讓文物活起來呢？這樣一想，似乎21平方米的空間又太為有限了。視頻呈現不受空間限制，是一個不錯的表現方式，但這個方式又太為普通，短視頻的時代，抓人眼球的東西的太多了，拍一個簡單的視頻很難讓觀眾駐足觀看。于是我們想到了利用雙投影產生L屏的展示效果，既能擴大展示空間，又能產生新鮮的視覺沖擊。

和先有內容再有展示媒介不同，策展人員想盡可能有效地利用L屏的特殊表達，于是根據視覺表現效果來撰寫文案。在研究了相關素材后，策展人員發現，相較于普通屏幕，L屏勝在塑造沉浸感和視覺奇觀。呈現方式有通過展現隧道、云彩、道路、水流等的運動讓觀眾產生移動的感覺；通過展示物體的跨屏幕運動，呈現視覺奇觀；通過呈現三維建模，展示裸眼3D的效果。那么，如何在有限的時間內將此次展覽的主旨和三種效果相結合，就成為撰寫腳本文案的重點。

文學館的成就離不開一代代文學館人的努力，于是我們抓取了1982年“中國現代文學館籌建處”成立、1985年開館典禮、1985年茅盾故居正式對外開放、1996年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奠基、2000年中國現代文學館新館開館、2024年被評為國家一級博物館這幾個重要的時間節點來展示文學館的發展歷程。此處相搭配的視覺呈現方式為時光隧道，觀眾站在屏幕面前，仿佛是在緩緩地向前走動，迎面而來的是介紹文學館重要事件的文字，而隧道兩邊則是文學館由黑白變為彩色的照片。

提到文學館，在空間上就不得不想到芍藥居這個新家，這是前輩們多次呼吁，付出艱辛的努力爭取到的，這里承載著40年征集的寶藏，也見證了太多文學史上的經典時刻。茅盾故居在1982年歸屬中國現代文學館，這里不僅見證了茅盾晚年的生活，也成為北京市愛國主義教育基地、北京市第一批不可移動革命文物。在視頻中，策展人員想到了用建模的形式讓文學館和茅盾故居在觀眾的眼前動起來，不僅可以看到建筑的線條，還能讓它在我們面前轉個圈，以達到裸眼3D的效果。

我們希望提到中國的現當代文學就可以聯想到文學館，文學館是寶庫也是窗口，研究現代文學，跨不過去的是魯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六位大家，而展示六位作家的風采和成就，懷念六位作家的事跡和貢獻也是文學館的責任和擔當。于是我們選取了六位作家的老照片，采用AI的形式讓他們“活動”起來，重現他們的音容笑貌。作家之后，必是作品，選取什么作品，又能讓作品視覺化呈現，這又是一個問題。于是我們想到了藝術家葉武林為文學館制作的彩色玻璃鑲嵌壁畫，兩幅14×3.6米的玻璃壁畫中展示了魯迅的《祝福》、郭沫若的《女神》、茅盾的《白楊禮贊》、巴金的《家》、老舍的《茶館》和曹禺的《原野》，這六組畫各有一幅主畫、兩幅副畫和六幅背景畫，六組彼此相連，共用了50種不同顏色的材料玻璃，切成形狀各異的二萬四千余塊玻璃，逆光看去，五光十色，十分耀眼。于是我們設計一幅卷軸畫在L型墻面徐徐鋪開，與此同時，畫卷中的人物慢慢起身，次第向觀眾走來，有拄著拐杖的祥林嫂，有充滿浪漫主義精神的女神，有挺拔的白楊樹……

視頻的最后，則是聚焦于館藏，2024年12月，館藏珍品“朱自清衣箱”被認定為國家一級文物，這不僅是朱自清個人生活的見證，更是中國現代知識分子精神風貌的象征，具有重要的歷史和文化價值。在視頻中，我們不僅借助3D技術展示了衣箱風貌，更通過文物將朱自清的故事鋪陳開來，由物見人，由人見精神。

此次“讓文物活起來”只是文學館策展工作的新嘗試，或許并不成熟，但一定是打開更多創新展覽方式的開始。

見人、見事、見精神，此地江河浩蕩

文學館和其他博物館有什么不同呢？這是策展中工作人員一直思考的問題。后來我們想到，文學館不僅僅是寶庫和窗口，還是文學現場。和其他展示過去性的展品的博物館不同，文學館每年所承載的信息都在增加。一方面它儲存著大量的過去的寶貝，這些寶貝訴說著歷史。另一方面也要和時間對話，不管是查閱數字化的讀者，在展覽中駐足的觀眾，還是在文學館舉辦的各種論壇和紀念作家百年誕辰的會議，這些文學現場既是文學的當下，也重新闡釋著文學的歷史。

于是我們看到，文學館征集到那些正在發生的文學故事，無論是外賣詩人王計兵的《趕時間的人》、焊工詩人溫馨的《制作踏板》,還是青年作家葛亮的《飛發》、喬葉的《“泡村”地圖》……這些手稿都從不同的文學視角闡釋著正在發生的故事。當然，我們絕對不會忽略網絡文學的發展，蔣勝男的《江湖煙云》手稿也保存在文學館恒溫恒濕的庫房中……

于是我們看到，研究現當代文學的學者可以在網絡信息部查閱數字化的藏品，這些經受時間洗禮的珍藏在當下的研究者手中尋覓到新的解讀；我們看到，出色的研究成果發表在《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優秀的評論家成為文學館的客座研究員，同時，唐弢青年文學研究獎的大門也向著45周歲以下的青年學者敞開；我們看到，對于那些有志于文學創作的青年朋友們，文學館拿出了“《青春之歌》獎學金”來扶持他們……

于是我們看到，中國博物館協會文學博物館專業委員會在中國現代文學館正式成立，在每年的5·18國際博物館日，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帶領下，全國許多家文學類的博物館開展活動，與觀眾建立新的對話；我們看到，在中國現代文學館的倡議下全國文學館聯盟成立，增進館際協調聯動，提升文學博物館的公益服務水平，為我國文學事業的繁榮發展貢獻力量……

于是我們看到，在文學館中懷念和暢想同時存在，作家的百年紀念活動是追思，而論壇和工作坊則是對未來的設想；我們看到，青少年和老人同樣洋溢青春，志愿者不分年齡，揮灑汗水；我們看到文學代代傳承，永不褪色，獲得茅盾文學獎的作家們在茅盾故居寄語文學發展，茅盾先生若有知也必會感到欣慰；我們看到，時間被折疊起來，青少年和紅巖烈士對話，老年人看網文“出海”；我們看到，展覽中有歷史，有當下，還有未來，有密密麻麻的留言，有信仰與期待……

四十年風雨兼程，中國現代文學館從一粒種子長成參天大樹。當我們回望巴金伏案疾書的背影，凝視孔羅蓀奔走呼號的筆跡，觸摸“朱自清衣箱”斑駁的銅鎖，那些穿越時空的墨香與溫度，早已化作滋養文學精神的甘霖。今天的文學館不僅是典藏歷史的寶庫，也會成為激活傳統的試驗場——數字技術讓冰冷的玻璃壁畫翩然起舞，AI技術令遠去的作家與今天的讀者跨越時空對話，跨界融合讓文學基因在新生代血脈中汩汩流淌。這座生長著的文學圣殿，既收藏著巴金“愿化春泥”的赤誠，也承載著青年創作者“敢為人先”的銳氣，在傳統與現代的交響中，每一代人的心靈史詩都將找到屬于自己的位置，每一束文學火種都將點燃漫天的星光。

（作者系中國現代文學館展覽部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