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作家協會主管

去年十一月，媽媽出了一場不大不小的車禍，雖然很幸運地沒有傷到大腦，但腳踝和肋骨骨折，傷筋動骨，至少要三個月才能恢復。我從上海趕回去的時候，已經是車禍過后的第二天，媽媽暫時住在縣醫院的神經外科病房，因為醫生要觀察她腦部的淤血情況，經過評估才能轉入骨科病房治療骨折。

我媽的神志一直清醒，但車禍的撞擊還是讓她感到驚恐不安，尤其是，她覺得護工阿姨不能給她提供精神價值。阿姨甚至對她說，你現在舒服了，躺這里就有人送錢給你花。護工說的“送錢”的人其實是保險公司，她在骨科和神外干了許多年，對車禍治療和理賠流程十分清楚，聽醫生的診斷，大概就能判斷出能不能定傷殘、大約能賠多少。我媽覺得自己躺在床上渾身難受，她卻認為有人為我媽花錢是福氣。不能說誰對誰錯，只能說立場不同感受不同。

護工阿姨在縣醫院工作多年，對每個科室和部門輕車熟路。如果不是她，我不知道，做檢查需要花五十塊錢額外請兩個阿姨來將我媽搬到核磁共振儀上。我媽插了尿管，在這過程中她一直緊緊攥著自己的尿袋，生怕它被擠爆，這不僅關乎尊嚴，更關乎往后的排尿需求。也是護工阿姨告訴我，財務科在醫院住院大樓后面的一幢老舊建筑里，交通強制險賠付的一萬八，要去財務科領單子，再去門診收費處，才能劃到病人賬戶里去……

這些護工阿姨實際上承擔了一部分導診的功能，她們之間也存在一種互相幫助的默契。因為按照慣例，護工需要二十四小時待在病人身邊，但沒有人能夠完全撇下私人生活守在病人身邊，于是比較常見的是，阿姨臨時有事，便邀另一個阿姨幫忙“照看照看”。碰到搬運病人這樣能“掙外快”的機會，阿姨們之間也會相互通知。

此外，護工阿姨還有一項業務——給病人介紹律師。車禍后的病人往往會根據傷情不同在神經外科或者骨科住院治療，這兩層也是相當“熱鬧”的樓層，住院幾天下來，我收到了好幾張名片，都是號稱能幫忙爭取“最大利益”的人所散發。其實他們之中很多人只是拉客戶的代理人，接下案件后再分派給律師，一般按照最后賠償款的8%到10%進行收費。我媽的護工也給我們介紹了一個，她告訴我，這個“律師”比較靠譜，這里好幾個案子都是她負責的。在我媽離開縣醫院轉去上級醫院后，阿姨還幾次打電話給我詢問情況，也追問我們有沒有找律師。

神外病房的病人大多是因車禍入院，伴隨不同程度的顱腦損傷和骨折，因此需要靜臥，一切由護工或家人代勞。同是車禍，但每個人的情況皆不相同。比如被電動三輪車撞比較麻煩，因為三輪車基本上沒有保險，雙方難免因為責任劃分問題陷入“持久戰”。隔壁床的叔叔就在車禍后三個多月，還沒收到最終的事故責任認定書，這意味著治療的費用暫時全部由自己承擔。病房內病人的傷情也不盡相同，但多數成員都有不同程度的骨折，帶著頸圍等護具，行動被固定在護具中、輪椅里和病床上。

病房里的時間流動得很慢，好比輪椅的輪子，慢悠悠碾過走道，從一頭晃到另一頭。晃著晃著，太陽就從窗口沉了下去，一天也就結束了。

外面的時間卻是在車輪里呼嘯著前行的。我來到病房的當天下午，就有一個外賣員因為車禍被送到神經外科搶救，送他來的是他的同事們，都穿著黃色的外賣服，戴著頭盔。我看到他的時候，他已經躺在床上，頭上包著厚厚的紗布。

神外的搶救室就在我媽病房的對面，為了方便醫生和患者進出，搶救室大門一直敞開。醫生在給外賣員插管時，他的胳膊抽動了幾下，當時我不會想到，他的生命正在一點點消失，抽動只是神經反應。直到晚上八點左右，陸續來了好幾撥親戚，因為同在家鄉，親朋好友來得很迅速，且人數眾多，粗略數一數，一個小時左右來了不下三十人，連隔壁的鄰居也趕來見最后一面。醫生對鄰居說，送過來的時候就已經回天乏術了，等事情定了，你們記得通知家屬來拿醫療記錄。這在醫院應該是常有的事，因此值班護士們相當淡定，在護士站里干著活，絲毫沒有被哭聲影響。幾個護工在病房門口站著觀望，不時討論下“到底有沒有戴頭盔”之類的話題，有經驗的護工說，戴頭盔也不能保證絕對安全，病房里待久了，就知道送過來的車禍傷者中，外賣員往往是情況最嚴重的。

哭聲一陣一陣，等到殯儀館的車將逝者帶走，電梯門關上的瞬間，病房又恢復了安靜。醫院里，生與死往往就是這樣被一扇門、一張床單簡單地隔開了，顯得很隨意。而后的葬禮、骨灰盒、墓碑等則一點點將死亡的事實落到實處，生死之間被徹底隔開，死亡的嚴肅和殘酷才顯現出來。

因為我媽頸椎有滑脫，后續有一定風險，且頸椎手術比較復雜，本地醫院不能做，所以我們在醫生的建議下轉到上一級醫院手術。醫院在長江之濱，上世紀初由傳教士建立，原初的醫院在一座濱江山坡之上，如今醫院的主體部分早已搬至山下，山上僅剩下后勤部門和行政科室。如果不是需要拿醫療檔案，我不會上山。山并不高，也不陡，它更接近丘陵。我們這大多是平原，山不多，有也是丘陵，缺少真正的山城那種立體發展的可能。我們這兒的人是生活在平原和江畔的人，只有養雞養羊和過去發洪水的時候才會考慮當山民。

江邊的冬天沒有想象中蕭瑟，道旁樹木大多綠葉尚存，與山下的建筑不同的是，山上的建筑呈現出混雜的面貌。有些看起來至少是上世紀70年代所建的筒子樓，靠路邊的陽臺被打通，貼著“住宿”或者“理發”的標識，做的多半是住院的患者或家屬的生意，因此也沒有什么裝修或者需要講究的地方。

有些則是民國老醫院重修后的建筑，大約只能看出建筑原來的狀態，一磚一瓦卻早已不是當年的了。還有一些廢棄的鍋爐房，不知建于哪個年代。山上的建筑是年輪，一層層疊出這里的歷史。到了山的最高點，便能俯瞰到長江，長江幾千幾萬年來都是這樣流過，江上的撈沙船，同十年前我來這里時所見的沒有明顯的區別。

從這里，能看到不遠處的長江大橋。橋建起來之前的許多年里，我的長輩們年輕的時候去外面，只能搭輪渡。我的一個太太（曾祖母）就是這樣搭輪渡去上海給人家當帶奶媽媽（奶媽），在那里和一個同鄉生了個兒子，回家途中，男人在輪渡上吃雞蛋噎死了。太太因為做了這件“丑事”，無法回娘家，也不受原本的丈夫家待見，后來為了活下去，應該受了很多苦。我小的時候去奶奶家，她也總在，和男太太（她第一任丈夫）住在不同的房間，兩人不說話，隔了幾十年，恩怨都沒解開。我那時覺得她是個好兇的老太太，不愛笑，總是板著臉，于是促狹地用玩具寶劍刺她。我媽媽和她的同輩人年輕時去外面當保姆，也是搭輪渡出去的，好幾年也不回來。后來長江大橋建了起來，出去的人就更多了。

在這家醫院，我媽完成了踝部骨折手術和頸椎復位手術，一個多月后，能夠借助輪椅行動，兩個月后能站立行走一段時間。

她對我說，在醫院的每一天都很煎熬，尤其是需要戴三個月的頸圍，她總是想在睡覺時不戴，或者不按醫生要求翻身。她天性愛自由，出車禍前給人家做護工，有時同時在兩層樓照顧兩個病人，是被別人需要的人，不承想如今被禁錮在輪椅上。她做護工時覺得病人有點麻煩，一刻不能離，做病人時又覺得護工偷懶，總是去串病房聊天。她尤其不喜歡戴頸圍，我以為她是故意不想遵從醫囑，后來在病房遇到兩個同樣戴頸圍的叔叔，見到我媽就上來問，你是做的頸椎手術嗎？——頸圍像是一個標識，能夠迅速幫同病相憐的人找到同類。他們都稱，戴這個實在太痛苦了，但是又沒有別的辦法，頸椎病本身也很痛苦。一個叔叔說，他的手無時無刻不在發麻，針刺一般，什么事情都無法做。這種細小的折磨并不會因為手術而徹底根除，只能緩解，他頗為無奈，似乎找到同類本身也是緩解病痛的一種方法，因為其他人很難感受到那種漫長的折磨。

我媽也有頸椎病。我小的時候科技沒有這么發達，治療頸椎病的常見手段是物理按摩和“吊脖子”，按摩好理解，所謂“吊脖子”，就是牽引術，一根繩子穿過橫梁，一端綁上磚頭，另一端做一個托兒托住頸椎病人的下巴，隨著磚頭的加碼，病人的脖子被一點點抬起。有沒有用不知道，但我媽當時將繩子穿在自家大門上的橫梁上，在門口吊脖子，惹來人群圍觀，現在想來也是相當朋克。治療了一段時間后，似乎沒怎么好轉，但畢竟也沒有變差，于是一直沒再管它。

骨科病房依然很“熱鬧”，塞名片的人比縣醫院更多，有時一下午就能收到三四張，見我們沒有要請他們辯護的意思，才漸漸變少。骨科病房的老人多，多半是不小心摔倒造成的骨折。變老就是行動一點點受限。一個奶奶說她摔倒是因為站在板凳上夠東西，對年輕人來說很簡單的動作，導致她摔下來，腰椎壓縮性骨折，打了骨水泥。她對醫生說，以后再也不這樣了。隔壁床的奶奶患有阿爾茨海默病，做完手術后沒有喊疼，我媽便覺得手術也沒那么讓人害怕，但是當她自己做完腳踝手術后，第二天還是覺得疼得要命。失去對疼痛的感知能力，或許也意味著人在變老。

手術后不久，我媽就出院了。因為行動受限，她需要重新學習如何借助輪椅和拐杖前進，如何適應頸圍的存在。她覺得這是在提前體驗二十年后的老年生活，因為沒有人能夠抗拒衰老的進程。以前她會定期把額前的白發染黑，骨折后也顧不上了。復診的時候，媽媽特意戴上帽子，但其實連我也沒留意到白發的存在，或者說，我認為白發是不用驚訝的，但她還是相當在意。

我媽不是一個細心的人，也不是一個注重外表的人，一件外套能穿好些年，然而在白發這件事上還是很較真。她舍得花時間花錢去染發，想來也是因為不想就這么承認衰老。但骨折后，她多了幾分“豁達”的心態。她跟我說，白發就白發吧。也許要緊的是，她還能有重新學走路的機會。